劉洎

早年曾效力於蕭銑，擔任黃門侍郎，后率軍南攻嶺表，奪取五十餘座城池。武德四年（621年），蕭銑敗亡。劉此時尚在嶺南，便獻表歸唐，被授為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貞觀七年（633年），劉被拜為給事中，封清苑縣男。

貞觀十一年（637年），劉改任治書侍御史，並針對當時尚書省政務堆積的現象，進言道：“如今功臣國戚佔據要位，才能不能勝職，又憑藉功勛權勢相互傾軋，在職官員不能堅持公道，雖然也想奮發自強，卻怕受到流言蜚語的誹謗。因此本該郎中裁決的事情，卻要報請上級處理，各部尚書也模稜兩可，不能決斷。有的曲意順從皇帝意旨而不顧實際情況，有的為避嫌避諱而不伸張正義。有的認為案子了結便萬事大吉，而不深究結論是否正確；有的認為逢迎上級就是奉公，而不管他的作為是否得當。”他又以貞觀初年魏徵、戴胄擔任尚書左右丞時百官不敢懈怠為例，建議唐太宗精心選任尚書左右丞及兩司郎中，以此提高工作效率，被唐太宗任命為尚書右丞。

貞觀十三年（639年），劉改任黃門侍郎。

貞觀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向褚遂良索取《起居注》。褚遂良拒絕道：“《起居注》記錄君主言行，是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沒聽說過君主可以自己拿去看的！”唐太宗問道：“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要記下來嗎？”褚遂良答道：“臣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這時，劉插言道：“即使褚遂良沒有記錄，天下人也會記住。”唐太宗只得作罷。

貞觀十七年（643年），劉被拜為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又加上護軍。四月，太子李承乾被廢，劉與岑文本支持魏王李泰，而長孫無忌則支持晉王李治。唐太宗最終立李治為皇太子。五月，劉進言道：“太子應當勤學好問，親善師友。如今太子入侍宮闈，動輒十天半月，東宮輔臣很少能與太子應對答問。希望陛下能抑制對子孫的關愛，遵照規制，則是天下之幸。”唐太宗於是讓劉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等人輪流前往東宮，與太子談論政事。

貞觀十八年（644年），劉升任侍中。當時，唐太宗要求大臣指出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人都稱：“陛下沒有過失。”而劉則道：“近來有人上書不合陛下之意的，陛下都當面百般責備，上書者無不慚愧而退，這樣做恐怕不能廣開言路。”唐太宗道：“你說的很對，朕一定會改。”

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親征高句麗，命太子李治在定州監國。劉被任命為檢校民部尚書，兼任太子左庶子，與高士廉、馬周一同輔佐太子。唐太宗臨行前，囑咐道：“我如今帶兵遠征，讓你輔佐太子，國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劉答道：“陛下不必憂慮，大臣有罪，我當立即予以誅罰。”唐太宗認為他狂言妄語，告誡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你性情疏闊剛直，必會因此而遭禍，應當慎重行事。”

同年十二月（646年1月），唐太宗班師，返回定州，在途中患病，劉與中書令馬周前去探視。褚遂良傳問太宗起居時，劉哭著道：“聖體患有癰疽，令人憂懼。”褚遂良卻向唐太宗誣奏道：“劉曾說：‘朝廷大事不足憂慮，只要依循伊尹、霍光的故事，輔佐年幼的太子，誅殺有二心的大臣，便可以了。’”

不久，唐太宗病癒，並向劉詢問此事。劉據實回答，而馬周也為他作證，但褚遂良卻堅持自己的說法。唐太宗遂賜死劉，讓他自盡。劉臨死時，欲要留下奏言，憲司卻不肯給予紙筆。唐太宗得知后，將相關官吏盡皆下獄。

顯慶元年（656年），劉之子劉弘業上疏皇帝，為父親伸冤，稱其是被褚遂良誣陷。唐高宗詢問近臣意見，給事中樂彥瑋道：“如果洗雪劉的罪責，豈不是在說先帝濫用刑罰。”唐高宗遂將此議壓下，不再提及。文明元年（684年），武則天臨朝稱制，下詔恢復劉官爵，劉冤案這才得以平反。

劉著有文集十卷。

《全唐詩》收錄有其詩文一首：《安德山池宴集》。

《全唐文》收錄有其表文三篇：《論左右丞須得人表》、《論太子初立請尊賢講學表》、《諫詰難臣寮上言書》。

曾祖：劉之遴，出仕南梁，官至都官尚書。

兒子：劉廣宗，官至都官郎中。

兒子：劉弘業。

孫子：劉敦行，劉廣宗之子，官至屯田員外郎。

唐太宗曾在玄武門宴請三品以上官員，並提筆作飛白書，群臣都趁興爭搶。劉登上太宗的座位，等太宗寫完一幅字，立刻從背後伸手搶奪。群臣奏道：“劉擅登皇帝御床，理應處死。”唐太宗大笑：“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對此未加追究。

《舊唐書·卷七十四·列傳第二十四》

《新唐書·卷九十九·列傳第二十四》

《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九·唐紀五》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五·唐紀十一》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六·唐紀十二》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唐紀十三》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八·唐紀十四》

李世民：⑴ 自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雲亡，劉、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⑵ 劉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

吳兢：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

盧文紀：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萬代之長策，非一介之狂言。

劉昫：⑴劉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於提綱整帶，咨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矣！⑵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賓王徒步，為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

張昭：昔唐初劉、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權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

宋祁：劉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眾，為媢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曾鞏：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

劉的死因，史說紛紜，一直備受史學家的關注。

《舊唐書》、《新唐書》都認為劉之死，是因褚遂良向唐太宗進讒言。

司馬光則以道德人品立論，認為忠良正直的褚遂良不會行誣告之舉，褚遂良譖殺劉的說法全都是許敬宗的誣陷。宋人孫甫、蘇軾亦有同樣的觀點。

而近現代史學家則往往從政治大局出發來看待褚遂良是否譖殺劉的問題。呂思勉先生就指出褚遂良譖誣劉為事實，而唐太宗殺之自有別故。汪篯先生提出太宗之所以殺劉在於“劉與李治素不同心”，而褚遂良則投合了太宗顧忌心理。王元軍先生髮揮了汪篯先生的觀點，針對各家以為許敬宗借修《實錄》之機而誣衊褚遂良的說法，提出貞觀十九年的《實錄》並非許氏所修，而褚遂良譖殺劉應是事實，褚遂良之所以有這樣的舉動，原因還在於劉不利於李治的順利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