衚衕文化

作者：汪曾祺

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裡有大街，有衚衕。大街、衚衕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北京人的方 位意識極強。過去拉洋車的，逢轉彎處都高叫一聲“東去！”“西去！”以防碰著行人。老兩口睡覺，老太太嫌老頭子擠著她了，說“你往南邊去一點”。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別標明是斜街，如煙袋斜街、楊梅竹斜街。大街、衚衕，把北京切成一個又一個方塊。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

衚衕原是蒙古語，據說原意是水井，未知確否。衚衕的取名，有各種來源。有的是計數的，如東單三條、東四十條。有的原是皇家儲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庫衚衕、惜薪司衚衕（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這條衚衕里曾住過一個有名的人物，如無量大人衚衕、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衚衕。大雅寶衚衕原名大啞巴衚衕，大概衚衕里曾住過一個啞巴。王皮衚衕是因為有一個姓王的皮匠。王廣福衚衕原名王寡婦衚衕。有的是某種行業集中的地方。手帕衚衕大概是賣手帕的。羊肉衚衕當初想必是賣羊肉的，有的衚衕是像其形狀的。高義伯衚衕原名狗尾巴衚衕。小羊宜賓衚衕原名羊尾巴衚衕。大概是因為這兩條衚衕的樣子有點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衚衕則不知道何所取義，如大綠紗帽衚衕。

衚衕有的很寬闊，如東總布衚衕、鐵獅子衚衕。這些衚衕兩邊大都是“宅門”，到現在房屋都還挺整齊。有些衚衕很小，如耳朵眼衚衕。北京到底有多少衚衕？北京人說：有名的衚衕三千六，沒名的衚衕數不清，通常提起“衚衕”，多指的是小衚衕。

衚衕是貫通大街的網路。它距離鬧市很近，打個醬油，約二斤雞蛋什麼的，很方便，但又似很遠。這裡沒有車水馬龍，總是安安靜靜的。偶爾有剃頭挑子的“喚頭”（像一個大鑷子，用鐵棒從當中擦過，便發出噌的一聲）、磨剪子磨刀的“驚閨”（十幾個鐵片穿成一串，搖動作聲）、算命的盲人（現在早沒有了）吹的短笛的聲音。這些聲音不但不顯得喧鬧，倒顯得衚衕里更加安靜了。

衚衕和四合院是一體。衚衕兩邊是若干四合院連接起來的。衚衕、四合院，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衚衕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住在衚衕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遷，不大願意搬家。有在一個衚衕里一住住幾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幾輩子的。衚衕里的房屋大都很舊了，“地根兒”房子就不太好，舊房檁，斷磚牆。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裡小下。一到下大雨，總可以聽到房塌的聲音，那是衚衕里的房子。但是他們捨不得“挪窩兒”——“破家值萬貫”。

四合院是一個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獨門獨院”。北京人也很講究“處街坊”。“遠親不如近鄰”。“街坊里道”的，誰家有點事，婚喪嫁娶，都得“隨”一點“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不這樣就不合“禮數”。但是平常日子，過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殺”一盤；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過去山西人開的酒鋪，都沒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塊規成圓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兩“個”（大酒缸二兩一杯，叫做“一個”）；或是鳥友，不約而同，各晃著鳥籠，到天壇城根、玉淵潭去“會鳥”（會鳥是把鳥籠掛在一處，既可讓鳥互相學叫，也互相比賽），此外，“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於滿足，他們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有窩頭，就知足了。大腌蘿蔔，就不錯。小醬蘿蔔，那還有什麼說的。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蝦米皮熬白菜，嘿！我認識一個在國子監當過差，伺候過陸潤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說：“哪兒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麼神？我至今考查不出來。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卻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個人一輩子吃的大白菜摞起來大概有北海白塔那麼高。

北京人愛瞧熱鬧，但是不愛管閑事。他們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觀。北京是民主運動的策源地，“民國”以來，常有學生運動。北京人管學生運動叫做“鬧學生”。學生示威遊行，叫做“過學生”。與他們無關。

北京衚衕文化的精義是“忍”，安分守已、逆來順受。老舍《茶館》里的王利發說“我當了一輩子的順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態。

我的小說《八月驕陽》里寫到“文化大革命”，有這樣一段對話：

“還有個章法沒有？我可是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從來奉公守法。這會兒，全亂了。我這眼面前就跟‘下黃土’似的，簡直的，分不清東西南北了。”

“您多餘操這份兒心。糧店還賣不賣棒子麵？”

“賣！”

“還是的。有棒子麵就行。……”

我們樓里有個小夥子，為一點事，打了開電梯的小姑娘一個嘴巴。我們都很生氣，怎麼可以打一個女孩子呢！我跟兩個上了歲數的老北京（他們是“搬遷戶”，原來是住在衚衕里的）說，大家應該主持正義，讓小夥子當眾向小姑娘認錯，這二位同志說：“叫他認錯？門兒也沒有！忍著吧！——‘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睡不著眯著”這話實在太精彩了！睡不著，別煩躁，別起急，眯著，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衚衕在衰敗，沒落。除了少數“宅門”還在那裡挺著，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經很殘破，有的地基柱礎甚至已經下沉，只有多半截還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門外還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馬樁、上馬石，記錄著失去的榮華。有打不上水來的井眼、磨圓了稜角的石頭棋盤，供人憑弔。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

看看這些衚衕的照片，不禁使人產生懷舊情緒，甚至有些傷感。但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捲之下，衚衕和衚衕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的。也許像西安的蝦蟆陵，南京的烏衣巷，還會保留一兩個名目，使人悵望低徊。

再見吧，衚衕。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完）

作者一生對傳統文化都懷有深厚的感情，這可以從作者許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對於某種傳統文化的沒落，作者的感情態度，首先是豁達，不保守、不頑固，與時俱進，能夠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對於北京的衚衕、四合院，作者是相當留戀的，對於北京衚衕文化的許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並融合其中的。但他並沒有因為衚衕文化日趨沒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種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樣的時世交替。其次，作者對衚衕的沒落，是深懷嘆惋之情的，畢竟對多年生活的衚衕、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過衚衕文化許多的熏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價值觀，許多和衚衕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所以作者經過那麼多政治風波和人生挫折，還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其三，作者對衚衕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作者很清醒地認識到“衚衕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在現代信息化社會，國家、民族之間的交流日趨擴大，人為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封閉”意味著思想保守、意味著行動落後。而“易於滿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

汪曾祺作品的語言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本文語言平白、樸素，口語性強，富於表現力。比如開頭：“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裡有大街，有衚衕。大街、衚衕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這幾句話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沒有什麼文辭的修飾，即使打比方，也充滿生活氣息，“像一塊大豆腐”，沒有半點矯揉造作，但是說出來卻讓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東正西”，把事物的特點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簡字約，但是準確、生動；“城裡有大街，有衚衕”這樣的短句，表達乾脆利落，不拖泥帶水，和上下句子連貫起來，讓人覺得像北京藝人說書一樣，充滿韻味。這樣的語言特點在本文中到處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舉。汪曾祺作品的語言，還有很深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底蘊，如“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四字四句，語如連珠，既雅緻，又通暢，毫無生硬滯澀之感，將古典語言與現代語言巧妙地融合貫通，給人一種別緻的感受。

中國傳統文化順應人情，重視常識，講究中庸之道，體現了一種現世的精神，因而親親、仁民、愛物是儒家思想的懷抱。這種人文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產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東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須從另一個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義。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屢次談及自己與儒家思想的精神聯繫。他在《自報家門》中分析道：“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孔夫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並且是個詩人。他可以發脾氣，賭咒發誓。”“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可見，汪曾祺親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倫道德的踐履中，表現出對俗世生活的執著與肯定，這構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現世品格。我以為這一現世品格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生活的廣泛樂趣，一是對人的生老病死的通達態度。

汪曾祺對生活的熱愛，有兩個明顯的興趣點，即各地的風味吃食和風俗民情。先談他的第一興趣點。汪曾祺筆下的烹飪文化之精妙，讓人大開眼界，飽嘗“口”福。簡直可以與梁實秋的《雅舍》《談吃》相提並論。如《故鄉的食物》列舉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從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鴨蛋”到河裡的“虎頭鯊、昂嗤魚、硨螯、螺螄、蜆子”、野禽類的“野鴨、鵪鶉、斑鳩”和野菜類的“蔞蒿、枸杞、薺菜、馬齒莧”，無不一往情深，款款道來。

……

汪曾祺小時候讀漢樂府《十五從軍征》，很為詩中的“真情”而感動，但他始終沒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各地植物稱做“葵”的，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這些植物葉都不能吃。那麼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麼？汪曾祺直到後來讀到清朝吳其睿的《植物名實圖考》，才知道吳氏把“葵”列為蔬類的第一品。吳氏經過考證，激動地說：“葵”便是南方几省還有種植的“冬莧菜”。可見“葵”到清朝已經淪為無人知曉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詩經》中就有記載，後魏《齊民要術》，元代王禎的《農書》都把它列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測可能是後來全國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見，“蔬菜的命運，也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有其興盛和衰微，提起來也可叫人生一點感慨。”從平常的“吃食”中寄寓著人事的興衰慨嘆，這的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表現方式和精深之處。汪曾祺說：“草木蟲魚，多是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對於草木蟲魚有興趣，說明對人也有廣泛的興趣。”此言不差，也可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風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筆下樂意表現的另一個話題。汪曾祺認為：“風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汪曾祺從小就生活在風情名物所瀰漫的民間，後來在北京工作，他還曾編過幾種“民間文學”的刊物。因而，他對各地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對民間故事豐富的想像力和農民式的幽默詼諧，頗為著迷，並寫進自己的作品中。

……

在此，從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次來看，存在於廣大農村的“活著”的民間文化，其實是傳統文化的滲透、融合和轉化的生動形式。《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就孔子的立場，鬼神之靈的實際存在與否，根本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乃是祭祀本身的意義。因此，馮友蘭指出：“儒家對於祭祀之理論，亦全就主觀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觀之，亦只求情感之慰安。”以上所述，可以得知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感情雖抽象，但它通過風俗形式而得以豐富的再現。汪曾祺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寫風俗，有點懷舊，但那是故國神遊，給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汪曾祺另一個現世品格就是對生老病死的通脫曠達態度。在儒家先哲看來，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覺中感受到存在。孔子拒絕討論怪力亂神，他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講的即是死的自覺，更是生的自覺。正因為“生”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對死亡的可以無所為甚至不屑一顧。汪曾祺寫的《對口》《瘧疾》《牙疼》等“舊病雜憶”系列散文，都是表明他早年對待疾病的通脫態度。他在小時候，頸上長了一個“對口”，有“蓮子盅”大，醫生施行手術，他父親給他嘴裡“銜”一顆蜜棗，惹得醫生對他父親直誇：“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聲!”他每年都發一次瘧疾，“從小學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準季節。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時候，就快來了，等著吧。”這種病甚為厲害，但汪曾祺卻引杜牧詩云：“忍過事則喜”，倡導對瘧疾只有忍之一法。對患牙病，他也是抱著這樣通脫的態度。俗話說：“牙疼不是病，疼起來真要命”，可他泰然置之。他去看牙醫，恰巧不在，樂得“乘興而去，興盡而歸”，拿著這筆錢上牛肉館，美美吃它一頓，從他描述這些對待疾病的經驗看，他的確是一個苦樂隨緣、安時處順的人。他說：“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牙疼》）真是個沒治的樂天派。

《七十書懷》《自得其樂》《祈難老》《無事此靜坐》，這些文章都流露著汪曾祺隨緣自適、樂天知命的晚境心態。《祈難老》，汪曾祺從太原晉祠的“難老泉”說起，認為“難老”之名取得甚好。不說“不老”，而說“難老”。所謂難老，乃是希望老得緩慢一點，從容一點，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那樣的衰老。他指出：“老死是自然規律，誰也逃不脫的。唐憲宗時的宰相裴度云：‘雞豬魚蒜，逢著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這樣的態度很可取法。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說明人之所以能夠知得“天命”，乃是對世間人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汪曾祺對於人生能看得通脫和深入，這正是他知心所性，心境益臻於中正和平使然矣。

（選自《江淮論壇》1998年第5期。有刪節）

為文作序，歷來都有既成的章法。或以記敘為主，或以議論為主，或以說明為主。汪曾祺先生的《衚衕文化》，總體說來，是篇以說明為主的序言。但讀後你會感到，在平實的說明文字中，似乎飄忽著一縷情思，沉澱著某種哲理。

《衚衕文化》是作家為攝影藝術集《衚衕之沒》所寫的序言。但作家並未從攝影藝術的角度落筆。作家既不說明光與影的交匯和諧，也不論及構思、線條、色彩的運用。行文的思路是由影集表現的對象──衚衕入手，再由衚衕引出衚衕文化，最後直撲全文主旨：“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捲之下，衚衕和衚衕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的。”

衚衕，大概應該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築的主要形態。作家以敏銳而細緻的觀察，介紹著衚衕的諸多特性：建築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來的市井味兒，衚衕的小而多，離鬧市區的近又似乎遠，衚衕與四合院的連成一體……總之，與衚衕相關的方方面面、種種情景，都說明得繪聲繪色，饒有興味。這不但給人以知識，而且為闡釋由衚衕形成的衚衕文化作了鋪墊。

衚衕是物質的，死的。而衚衕文化則是精神的，活的。於是，作家的文思愈加敏捷飛動，文字也隨之活靈活現。北京衚衕文化的種種表象便躍然紙上。安土重遷，捨不得“挪窩兒”，這是因循守舊觀念在居住上的表現；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獨門獨院生存環境之使然；有窩頭，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這是自滿自足的心態……作家從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細微之處，找尋著衚衕文化的表象特徵。並由這表象掘進內里，對深藏於衚衕文化的實質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斷：“北京衚衕文化的精義是‘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作為一種傳統的心理定勢和道德規範，中國百姓信守此道的恐怕不在少數，而北京人尤為突出。因為北京這地方，是幾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封建正統思想自然更為濃重，以至於使北京城像塊大豆腐，四方四正，見稜見角。這種方正觀念，不但影響著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著北京人的思想，形成了封閉的衚衕文化。

毫無疑問，北京衚衕文化是一種傳統，傳統的東西自有其生存、發展的理由。然而，生活又告訴我們，並非所有傳統的東西都會一成不變地存在，都會永遠發展。魯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隨感錄·三十五》）

封閉保守的衚衕文化，顯然已不適應開放進取的現今的時代，它的消亡是歷史的必然。懷舊也好，傷感也好，無奈也好，都不能阻擋這一趨勢。惟有開放的意識，銳意進取的精神，才能使古老的中華民族立足於世界之林。還是魯迅說得好：

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隨感錄·六十一·不滿》）

汪曾祺先生祖籍江蘇高郵，但久居北京，也算是個老北京了。這篇序文便顯示出地道的京味兒。老北京人特有的慢條斯理，不火不慍的勁頭和情致，在行文中得到了恰切的表現。在語言運用上，則俗白相間，韻味十足。如“睡不著，別煩躁，別起急，眯著。北京人，真有你的!”這一句，情感內涵之豐富，表情達意之到位，真是妙不可言。

（選自《中學語文教學》2000年第7期）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作品有《受戒》《晚飯花集》《逝水》《晚翠文談》等。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願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 1963年，發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汪曾祺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7歲。

有關汪曾祺旅遊景區：汪曾祺紀念館、汪曾祺文學館、汪曾祺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