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南文化

宣南文化有廣義和狹義兩種。

廣義的宣南文化是指宣南的地域文化。宣南文化是形成、發展於清代至民國，位於北京宣武地區，在特定的歷史、區位條件下形成的，以士人文化、平民文化為主體的豐富多彩、獨具特色的小地域文化，它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狹義的宣南文化是指清代京師的漢族士人文化。居於宣南的眾多漢族士人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在中國文化和思想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宣南文化具有全國範圍的文化意義。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加筑北京外城時設“七坊”，其中正西坊、正南坊、宣南坊、宣北坊、白紙坊等即在今宣武區內。“宣南”一詞正由此而來，並逐漸成為明清時期人們對宣武門以南、前門以西這一帶地域的泛稱，被廣泛使用。

這裡是有著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老北京的源頭之一。這裡是與皇城文化鼎足而立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最集中的區域，琉璃廠、大柵欄、天橋，構成了北京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裡藏龍卧虎，星散於大街小巷之中的名人故居、會館，可以讓我們集中地憑弔近代以來影響中國歷史前進的人物群落。這塊寶地中的“寶地”就是“宣南”，泛指今宣武門外至廣安門內外一帶，這裡獨特的文化生態便被稱為“宣南文化”。

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宣南文化內涵豐富，涵蓋了以營城建都的悠久歷史為代表的京城源頭文化，以文人薈萃及其及重大文化成就為代表的士子文化，以京劇為代表的戲曲國粹文化，以廠甸廟會、天橋絕活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以大柵欄老字號經營為代表的傳統商業文化、以牛街穆斯林生活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民間諸神為代表的壇廟文化等等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態。

宣南，地域範圍不大，而與首都北京相連相依。作為北京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肇始之地，宣南千百年來孕育了博大豐富的文化遺產和獨特燦爛的文化景觀。宣南文化既依託於北京文化並成為北京文化的重要支柱，同時又具有有別於北京其它區域的相對獨立的特殊性。全國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宣南彙集、交流，融合傳播，使宣南文化具有其它地域無可替代的輻射性，並使之超越其狹小的地域範圍而獲得帶有全國性的巨大文化空間。小地域，大文化，是宣南文化獨具的鮮明地域文化特色，其影響及於全國。

走近宣南，了解宣南文化，可以觸摸到北京文化發展的絲絲脈絡。研究一個城市的歷史文化，離不開城市的起源，“宣南”正是有著三千年建城史的北京的源頭之一。1995年10月，北京市宣武區政府在廣安門外一側的濱河綠地建起了“薊城紀念柱”，紀念北京建城3040年。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親自撰寫的《北京建城記》鐫刻在柱前的石碑上。侯老認為，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薊，薊之中心在今宣武區。在《禮記》中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皇帝之後於薊”的記載。

近年來在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附近發現了一座古城的城牆遺址和大量古墓，被認為是古燕國的故址。大約在西周末年，燕國兼并了薊國，並且遷都到薊城，後來又稱燕京，即源於此。

古代中國分九州或十三州，北方為幽州，而幽州的治所即在薊城。春秋戰國時燕國的都城也在薊城，如今在宣武區的檔案館就陳列著在宣南發現的戰國陶井。“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初唐詩人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無疑是唐朝眾多歌詠幽州詩作中的代表作，它從側面說明了此地在唐朝時的文氣。歷史學家認為，於1153年建成的金中都城，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的南北軸線就在今天的廣安門以東，而廣安門內大街正是當年繁華的商業區。明中葉起，今天宣武門外騾馬市大街以南，東至潘家河沿，西至教子衚衕一帶統稱為“宣南坊”。清朝時宣武門以南地區習慣叫做“宣南”，歷史上的宣南地區大體上是指北京市宣武區的管轄範圍。“宣南”雖然是地理概念，而圍繞這一區域所形成的各種文化現象卻超越了時空的限制，演變為一個具有獨特意蘊的地域文化概念。20世紀90年代以來，“宣南文化”重新被提及，發展為嶄新的課題。

北京的歷史文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皇家文化、士人文化與平民文化，而廣義的“宣南文化”包容了這三個層次。以先農壇為代表的皇家祭祀文化、以琉璃廠為代表的京城士人文化、以湖廣會館為代表的會館文化、以大柵欄地區老字號店鋪為代表的傳統商業文化、以天橋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等，集通俗、儒雅、華麗於一身，濃縮了北京各個層次的文化。

明清是北京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當以皇城為中心的內城成為宮廷文化集中區時，處於外城的宣南日益成為士大夫文化與市井文化的展示地。曾居住於宣南的歷史文化名人有700多人，清初的王漁洋、吳梅村、朱彝尊、孫承澤等大家均流連於此，人傑地靈，極一代之盛。

自明永樂皇帝在北京建都，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自然也成為先進文化薈萃之地。當時全國各地的士人進京趕考，大多聚集在宣南一帶。這裡常年有成千上萬的士人活動，為他們提供住宿方便的會館因而蓬勃發展，後來又有了出於經營需要而修建的地區性的工商公館和行業會館。

清代是宣南會館的鼎盛時期，小小的區域竟林立了300多座會館，一條窄窄的衚衕往往坐落著十幾座會館。會館為士人的集結、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間，也為學術的交流、文化的復興準備了條件。近代以來影響中國歷史前進的人物莫不與宣南的會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民族英雄林則徐就曾住在蒲陽會館，安徽會館是由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李鴻章發起建成的，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維新志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分別住在宣南的南海會館、新會會館和瀏陽會館，抒寫了維新活動這一宣南最為悲壯的篇章。民國成立后，孫中山北上與袁世凱會談，曾五次蒞臨湖廣會館，改組同盟會，建立了國民黨。還有紹興會館，在這裡魯迅發表了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並第一次使用了魯迅這個筆名。這些已經荒蕪的會館曾經見證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風雲際會，是透視北京近代歷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大多數的會館已經湮沒無聞，僅存的也都牆坍棟折，宣武區正在花大力氣修復這些會館。

琉璃廠是北京古老的一條文化街。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總編纂紀昀等就以琉璃廠書肆為中心交換書籍，此間一時全國書商雲集。當時來京的文人，都以到琉璃廠買書為樂事。這樣的盛況持續到民國年間。榮寶齋的木版水印畫、戴月軒的湖筆、胡開文的徽墨都馳名四方。如今這裡依舊文氣十足，當年的文脈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消失。

清初的“滿漢分居”、“旗民分治”使北京城市的社會空間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南城成為商業與服務業的中心，同時也成為流動人口的集散地。宣南的大柵欄和天橋遂成為老北京最繁華的娛樂、商業場所，以戲曲文化、民俗文化為代表的平民文化也應運而生。“頭頂馬聚源，身穿瑞蚨祥，腳登內聯升”是民間廣為流傳的順口溜，這些百年老店如今依然在大柵欄中迎送著川流不息的客人。走近大柵欄就如同走進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市井文化博物館，可以自如地接觸到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樣雜耍。

北京城有多古老，宣南就有多古老。從唐代的寺院到近代的商業街，宣南現存的歷史遺跡，可以幫助後人清晰地尋找文化更替的脈絡。今天的法源寺便是唐代的憫忠寺，天寧寺塔則是遼代的建築，先農壇是明代的遺存，名人故居與會館多為清代以來的建築，這些觸目皆是的建築本身便是北京文化的真實記錄，最直接地記載著北京的變遷。

研究一個城市的歷史文化，離不開城市的起源。正如著名建築學家吳良鏞所言，在北京歷史文化這個長卷中，宣南史跡因歷史久遠、類型眾多、內涵豐富而具有特殊的價值。宣南薈萃了明清以來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資觀覽、可資紀念的歷史遺跡，真正稱得上是“京師文化之精華”。

著名清史專家戴逸認為，宣南雖沒有皇城內的宮殿樓閣，西郊的水木清幽園林秀色，但薈萃了明清以來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資觀覽、可資紀念的歷史遺跡，真正稱得上是“京師文化之精華”。宣南是一片文化沃土，可以開發成吸引世界目光的文化產業帶。宣南文化的開放性和創新性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鑒。

城市總是在更新中發展。在宣南，唐朝的勝跡只餘下一座簡易的石碑，金中都也只剩下一個魚藻池（即今天宣武區的青年湖），明清的建築正在大規模的房屋改造中日益減少，這塊曾經人才蔚起、俊采星馳的寶地還能重現往日的繁華嗎？這一份深厚的歷史遺產從我們的手裡如何傳遞給後人？正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研究生的黃宗漢，在古稀之年將“宣南文化研究”作為他的博士論文選題。他說求真、務實、創新是宣南文化的精髓，士人從各地帶來不同的文化，又將京城特有的文化帶回到各地，近代中國文化就這樣交流碰撞，發展創新。今天我們研究宣南文化，就是要吸收其開放性、創新性的特性。在黃宗漢的眼中宣南是一片文化沃土，可以開發成一處吸引世界目光的文化產業帶。如今湖廣會館已經作為文物保護單位修復開放，館內的古戲樓也開闢為北京戲曲博物館；安徽會館正在修復中，並將籌建為中國傳統音樂館。但這一切遠遠不夠，戊戌變法的遺址還湮沒在街巷中，大柵欄的歷史風貌必須妥善保護，一個集中展示宣南文化的博物館也還只是夢想…… 多年來宣武區委、區政府十分珍視宣南的文化資源，在開展學術研究的同時，先後投資數億元修繕保護這裡的文化遺存。從“薊城紀念柱”的樹立到閱微草堂的修繕，宣南文化已不再僅僅是《北京大百科全書》中的一個詞條。“昔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在秋日的餘暉中，我信步穿梭在宣南的大街小巷，尋覓著一處處充滿傳奇與掌故的人文景觀，感受著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也憧憬著宣南文化在新世紀里續寫出更精彩的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