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進化論
文化進化論
《文化進化論》是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專心研究了人類文化與企業文化，之後與張開合作撰寫了《文化與企業文化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在該書中我們粗略地探討了人類文化的發生和發展的規律；探討了企業文化形成和運行的規律；建立起了“文化進化論”即“文化選擇”的學說。下面，我們以報告的形式對該學說體系及其性質、意義進行簡要說明：
目前學術界對於人類文化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經驗和表象的層面。總結有關人類文化學的成就，大致有如下一些觀點：
1）文化是人類在其歷史實踐活動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3）文化知識、智慧、智謀……
4）中國歷史上的文治教化……
5）人們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機制；
6）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處理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規則。
總之，關於人類文化的定義約有200多個。由此，可以說：人類文化學的現狀是混亂的，不盡人意的。其中200多個定義，就足以說明人們對於文化的理解仍然處在一種盲目的、表面的、經驗的狀態。
1）人類由一般動物變成為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儘力讓自己生活的更好。可是，讓自己生活得更好，就必須學著做點什麼——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他們遇到的第一個麻煩是不懂得世界是什麼，世界是什麼樣的；不懂得世界是什麼、是什麼樣的，他們怎麼去做？因此，他們不得不先去認識世界。實踐證明，只有認識了世界人們才能夠改造世界。
這樣，人們在做事情之前，就必須先認識事物，或者是邊做邊認識、邊干邊學……總結人類的全部歷史，人們沒有一天不是在這樣做；沒有一個人不是在這樣做。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經驗的積累，人們在認識個別事物的基礎上漸漸向認識一般事物，即理性的層面上轉變。經過數千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總結，世界是什麼，世界是什麼樣的漸漸有了清晰的認識……到19世紀馬克思主義問世，最終將這個問題劃上了句號，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創立。
辯證唯物主義，基本的是物質、存在、現實世界先於精神、意識、思想，而精神、意識、思想是物質、存在、現實世界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可是，物質、存在、現實世界是怎樣存在的呢？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世界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並且，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而物質的運動方式是辯證的，即對立統一的、量到質變的，否定之否定的。總之，物質是在一種互相關聯、互相矛盾、互相對立之中運動著。
辯證唯物主義的確立，回答了世界是什麼，世界是什麼樣的問題，或者說，人類開始從總體的角度，從世界內部的相互關聯中把握了世界。
應該說，辯證唯物主義高度地概括了世界的性質以及它的存在，這就為人類重新認識事物，提供了認識論的路線和理性的支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教導人們：在認識現實事物時不要被現象，尤其是假象所迷惑，要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即具體的規定性。這就為迅速而科學地認識世界、認識事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來源於德國古典哲學。其中唯物論來源於德國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辯證法來源於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馬克思把費爾馬哈的唯物主義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結合起來，創立了唯物辯證法。在以後的實踐中，我們深深地體會到唯物辯證法是非常嚴謹而科學的，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世間萬物的規律性，它不僅僅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路明燈，也是全人類生產鬥爭、科學實驗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
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都普遍尊崇馬克思主義、尊崇唯物辯證法。各國的教科書一般都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的原則進行編纂和教授，同時，一些社會科研院、所也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做為基本內容，反覆品味著辯證唯物主義的精神。
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性質，我們認為：辯證唯物主義主要是對於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即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其運動規律的基本形式是對立統一規律、而量到質變、否定之否定是對立統一規律的兩個更具體的形式……為了防止出現漏洞，人們又提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即人的意識雖然是物質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但並非是完全被動的，是有其主觀能動性的。至於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現實世界是一種什麼關係；主觀能動性又是以什麼方式出現；以什麼方式進行；以什麼方式實現……在這些問題上，辯證唯物主義沉默了。
按著唯物主義的邏輯，人們研究問題往往都是從“物”出發、從“客觀”出發，更具體地講是從自然規律、客觀規律、歷史規律、社會規律、經濟規律、政治規律出發……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適應又相矛盾的規律、階級鬥爭的規律、商品生產的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等等。
雖然，西方哲學不承認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他們仍在大力推崇宗教和神學。不過，他們在研究問題的時候，也照樣悄悄地應用辯證法的邏輯，用以擺脫他們研究問題時的困境。
在社會發展的問題上，東、西方思想家的看法是不盡相同的。但是，關於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大家的看法卻是一致的，比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就是要證明：人類社會是建立和維繫在一系列的契約關係中，維繫和實現契約則成為了社會的必然規律。
值得特彆強調的是：人們在研究“人”的時候。也仍然按“唯物主義”的方法把“人”放之在社會發展的規律中進行規定，這就得出了先有規律再有人，或者說：人被規律所左右、所制約。尤其是“人的性質完全由其關係所決定，這就得出了階級、等級的結論，得出了人格化了的社會關係的結論。
按著以上邏輯，人類社會、人類歷史就成為一種自發的、自然的過程；“人”、“人類”在以上過程中完全處在一種從屬的、被動的地位中……尤其是要求人們在研究人類、人類社會、人類歷史時要深入研究人類社會和歷史的發展規律，從社會的、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來規定“人”的性質，來研究“人”的問題。
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唯物主義，即唯物、唯現實、唯規律的思想方法成了人們不可更改的思想路線。尤其是在那不正常的年代，若稍稍對唯物、唯現實的思想方法不恭，就有可能被扣上唯心主義，甚至修正主義的大帽子……從此，唯物主義被教條化，而馬克思主義的學風也被扭曲了。
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哲學也是要發展的。可是，唯物主義向哪兒發展？辯證法怎樣發展？豈不知，唯物辯證法就象金箍一樣，把人們的哲學思維緊緊地禁錮起來。究竟辯證唯物主義還要不要發展？人們百思不得其解。在現實中，人們只要按著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從實際出發，認真研究和發現規律，並嚴格按著規律行事也就足夠了。
令人遺憾的是，苦苦鑽研了一生的哲學大家們困惑了，在他們的意識中哲學的事情已經被馬克思做完了。他們這些學生、信徒只要記熟背爛那些教條，或者重翻古書堆，再用教條去解釋歷史……至此，哲學的問題就只剩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去解決現實問題。至於哲學還要不要發展，就成了人們連想都不敢想的問題了。
著名的“進化論”者達爾文在研究“物種的起源”、“人類的由來”時，發現了生物普遍以遺傳或變異的方式來改變和發展自己，並以此來爭取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延續，這就是“自然選擇”學說的最基本的邏輯。“自然選擇”學說，深刻而天才地闡釋了物種為了適應自然才去改變自己，可以說：“改變自己、適應自然”才是“自然選擇”最根本的原則。在這裡，達爾文的邏輯為我們劃定了“自然選擇”嚴格的界限，這就是物種是被動地去適應自然，它們沒有，也不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為了自己生存的更好而去主動地改變自然，讓自然去適應它們，讓自然對它們更有利……
達爾文又一個目的是力圖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進行詮釋。可是讓達爾文不能理解的是，當他把“自然選擇”的邏輯直接應用到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卻到處碰壁。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我們面前呈現的最大的難題是我們的高標準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性情是怎樣來的這一個問題”。因此，“自然選擇”的法則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完全喪失了它的真理性，這無不證明“自然選擇”的嚴格的界限，同時也證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另一套與“自然選擇”不同的法則。
達爾文的學說科學地解釋了生物在自然界中的演化規律。但是這絕不是達爾文的全部目的。達爾文的另一個，也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弄清人類、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可是達爾文失敗了，他失敗的原因在於人類社會有著與“自然選擇”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規律。這套規律達爾文沒有找到，他只是照搬“自然選擇”的邏輯來套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他不失敗才怪呢？！
在達爾文之後，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自然規律、客觀規律、社會規律、歷史規律……等等唯物、唯歷史、唯社會、唯現實的思想方法，幾乎把人和一般生物等同起來，而被動地去適應自然、去適應社會、去適應歷史。在他們的邏輯中，自然規律、社會規律、歷史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硬性的，是碰不得的。
總之，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的規律，達爾文“適者生存”的邏輯充斥著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人們不論研究什麼問題都要從客觀規律出發，從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出發，否則就是主觀唯心主義，就是大逆不道。在這種思想方法的影響下，人們幾乎處處都在尋找規律、研究規律、適應規律，並且在自然規律、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建立起了“適者生存”的鐵的法則。
在歷史上，只有那些適應歷史規律、適應歷史潮流的才可能存在、才可能發展、才可能壯大，否則就要滅亡，甚至碰得頭破血流……
在現實中，人們不論做什麼，也都要千方百計地去尋找、去發現他們要做的事情的規律性，然後再千方百計地去適應之。如果不是這樣，如果不是按著這種邏輯行事，那就是主觀唯心主義，就要犯原則性的錯誤。
認真總結和透視當前的人文學術狀況，其基本的特徵、基本的思想方法是唯物、唯現實、唯規律；並且物、現實、規律都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必須承認它、適應它、服從它，這才是正道、這才是原則。
在許多領域，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邏輯陰魂不散，統治和禁錮著人們的頭腦，並且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中瀰漫著。
有這樣一個疑問產生，自然規律、宇宙規律是大自然自生的，這當然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象太陽從東方升起，再落到西方去，或者說，當地球上還沒有人類的時候，天、地、萬物也照樣存在著……毫無疑問，這一切絕對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可是，另一類問題，如：人類社會、人類歷史、政治、經濟、道德、傳統……按著現實中人們的邏輯，社會規律、歷史規律、政治規律、經濟規律……都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們試問：物質是自然界創造的，是不依人的意志轉移的，而歷史呢？社會呢？政治呢？經濟呢？
沒有人、離開人，哪兒來的歷史？哪兒來的社會？哪兒來的政治、經濟、文化？這一切又是誰創造的？是自然？是上帝？是神？說歷史規律、社會規律、政治規律、經濟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那麼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規律是哪兒來的？
都會承認：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等等都是“人”創造的，也就是說，所謂的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規律都是人創造的，都是人類活動的形式。事實上，是人創造了這一切、創造了這些所謂規律，反過來又說“人”被這些規律所統治？！這不全部被顛倒了嗎？
我們說：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等等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定理是不準確的。
達爾文“進化論”，即“自然選擇”學說的建立，標誌著人類思想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的劃定。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徵：是人類關於人類形成之前有機物的形成與進化過程認識的完成。達爾文以其“進化論”的思想和“自然選擇”的法則為人類意識的形成提供了完備的理論支持，是“進化論”和“自然選擇”的法則把猿類這種一般動物推進到人類的邊緣，為人類的形成、人類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
然而，達爾文最終的目的並非只在於自然世界的研究，而在於人類起源及其人類進化規律的研究。在達爾文的成就中，他對於物種進化規律研究的成果是偉大的、天才的；可是等到對於（人類的由來和性選擇）人類進化規律進行研究時達爾文卻沒有絲毫的貢獻。他總是力圖把他的“進化論”思想和“自然選擇”的法則套進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仍然以研究物種進化的方法來研究人類進化的規律。因而達爾文不僅僅是錯了，而且也遭到了失敗。
馬克思、恩格斯在達爾文以及近代自然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完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研究。這就為從更深的和普遍的層面上把握物質運動的規律提供了哲學的依據。至此，馬克思並沒有停止，又開始了對於人類社會，即人類歷史發展的研究。他演繹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方法，圍繞著人類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起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並儘力探討了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形態和必然規律。
熟讀馬克思的著作，我們發現，馬克思研究問題的方法跟達爾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和達爾文相近的是，馬克思也是從人的客觀的角度來求證客觀世界的規律性，然後再確定人是如何去認識、把握和順應這些規律的。
不過，我們說，達爾文這樣研究問題是有其原因的，因為他所研究的對象是物種，是物種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說是自然內部的事情。可是研究人類社會仍然沿用達爾文的方法，仍然從客觀的角度，從研究客觀規律開始，去尋找、去發現、去把握人類進化和發展的規律，這就把人類同普通的有機物、物種等同起來。拋開人類的靈性、智慧而不顧，仍然把他們當作象老鼠、綿羊一樣的動物，去被動地接受和服從所謂的歷史的、社會的規律，這能不錯誤嗎？
在馬克思逝世之後，匈牙利的盧卡奇就提出了人的主體性的問題。接著，在以後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在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家和思想家的眼裡，所謂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規律多麼神聖、多麼不可動搖！但是，這些規律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尤其是在其中活動著的人們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學界的許多學者也都紛紛提出和探討了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發現：離開人類自身、離開人類自身的發展和進步去研究歷史、研究社會、研究一切人類學現象都不可能是徹底的，都難免會只抓到一些人類活動的現象，如歷史現象、社會現象、政治現象、經濟現象等等，把這些現象當作本質性的東西來規定，是註定要出問題的。
我們曾經談到，歷史是人創造的、社會是人創造的；進而政治、經濟等一切社會現象都是人類活動的反映。把人類活動的現象、形式、結果說成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說成是人類活動的主宰，這純屬是對客觀事實的一種顛倒。
可以說：達爾文的成就在於劃定了人類思想發展史上一個特定的階段，即人類形成之前物種進化的階段。可是當人類受“自然選擇”規律的支配，由一般動物成為人類之後，他們是如何存在，他們的進化規律怎樣，這無不成了繼達爾文學說之後的根本性的歷史文化要求。
我們在總結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時，發現：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上的成就是人類關於世界認識的完成，即“世界是什麼，世界是什麼樣的”。而人類是怎樣形成的，人類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其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文化的方式是什麼，這將是馬克思主義之後的又一歷史文化要求。
在關於“人”的研究，許多學者、許多思想家都曾經嘗試過了，但是事實說明，人們也都是從所謂客觀規律的角度，即拋開“人”去研究“人”，去研究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這不可能成功。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路，不要以為我們已經走得很遠、很遠，事實上我們不得不重新返回原地，返回到達爾文那裡去，從新開始我們的征程。
“文化進化論”所反映的內容與“進化論”—樣也是“進化”的問題。只不過二者所區別的是：“進化論”中的進化是一種自然的過程，就是說，生物界全部進化過程沒有“人”，也沒有任何“人”的意志的加入。而“文化進化論”所反映的也是“進化”的問題，但是，“文化進化”不僅有“人”的加入，有“意志”的加入，而且恰好是“人”的進化，是“人”的進化所採取的“文化”的方式。這樣，“文化進化論”與“進化論”就明顯地區別開了。
“自然選擇”與“文化選擇”的區別在於，“自然選擇”純屬是自然的過程，而“文化選擇”與其正好相反是人類有意識的、主動的、自覺的過程。“自然選擇”所反映的是有機體，物種被動的、本能的、無意識地適應、服從、附合自然的過程；而“文化選擇”所反映的是人類主動的、有意識的、自覺的創造的過程，讓自然界更加適宜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這裡所呈現的主要的是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讓自然為人類服務的過程。
人類產生了意識，是“進化論”和“自然選擇”的結果，這無疑也是達爾文的功績。雖然高級一些的動物在緩慢的進化過程中有的也產生了意識，但是這些動物所具有的意識與人類的意識之間的差別雖然不是本質上的，而是程度上的，但是唯獨人類意識提高的程度達到了超越其本能控制的程度，使意識與其本能產生了碰撞、產生了矛盾，以至於意識戰勝了本能成為了行為的主導……
人所共知，一般動物的行為是由其本能驅動的。一些高級些的動物，雖然也有意識，但是它們的意識仍然被本能控制著，其意識只起到了一些簡單的支持和輔助的作用。可是人類就不同了，當他們的意識突破他們的本能控制，最終成為其行為主導的時候，他們開始變化了，變成為由意識主導下的高級的、智能的動物種群——人類。
在這裡，三個環節成為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點。若反映到理論上，就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學問題。
一、意識與本能之間的矛盾；
二、意識從本能下解放出來；
三、從此意識成為了人類行為的主導，這一過程恰好是人類形成，即人類的起源，人類文化的起源。
至此，我們說：人類意識與其本能之間的矛盾，人類意識從其本能下解放出來，即智能驅動與本能驅動的關係無不成了人類與一般動物的最後分界。
人的意識從其本能下解放出來，以什麼方式存在，尤其 此時的“人”在其意識的導引下的行為方式將是繼人類起源之後事關人類存在與發展，即進化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是能否從原來傳統的人文科學中走出來實現重大理論突破的關鍵所在。
人的意識的解放，使人在自然界成為自由的人。他們一改被動的、盲目的、服從和適應自然的局面，開始了認識自然、改造自然、重新安排自然的新時代。他們活動的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從此漸漸將本能驅動的生命活動，改變成為意識導引下的文化活動。他們的文化過程是這樣開始的，當他們的意識成為主導之後，主動的、有意識的來維護其生命的存在和發展無不成了他們意識的主要的作用。
主動和有意識地為自己——“自私”就成了他們的價值取向。此時的人類實為典型的“自然人”。而“自私”是他們作為“自然人”的本質特徵，也是他們作為“人”的本性。在以後的發展中，“自私”無疑以其“文化本能”的形式潛存於人的價值觀念中，一切都以此為中心，開始了人類文化的進程。
人的意識的形式，藉助於人體其它感官的幫助，而對於周圍世界差別的認識。此時的認識是對於價值的發現、判別和決定取捨，這無疑是典型的價值觀念的產生的過程。在周圍事物差別的基礎上，有用、有利；無用、有害，成為了他們認識的對象。他們第一次在觀念中產生了什麼有用、有利；什麼無用、有害……他們開始有意識地趨利避害。自此，人類“有意識地選擇”開始了，並且成為了他們行為的主要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選擇是對價值的選擇，是對“有利”的選擇和追求……在這裡有利、利益即價值則成了他們行為的 驅動力。
他們從有利出發，他們選擇了吃熟食、製造工具、選擇了直立行走、用語言溝通；選擇了打獵、捕魚、種植、養殖；他們相繼選擇了群居、選擇了部落、家庭、民族、國家、城市、鄉村……最後不可避免地要選擇世界大同。
人類在“自然人”時期，他們只懂得為自己，即“自私”，當他們進入社會化以後，他們看到了別人的存在，發現了別人是他們存在的條件，如家庭成員、社會成員、交易夥伴、合作夥伴……因而他們漸漸學會了為別人，他們放棄了先為自己、一心為自己，轉而選擇了“以為別人的方式來實現為自己”。這是他們作為“社會人”的基本的價值取向。他們就是在這樣的價值觀的導引下走向了社會化、走向了群居、走到了今天……
人類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並沒有結束，他們繼續向著“文明人”的階段，即全心全意為別人、為社會的“文明人”前進。到那時，他們再也沒有必要考慮為自己，因為大家都在全心全意地為別人，每個人只要選擇全心全意地為別人也就足夠了。
社會化對他們是有利的。因而他們不僅選擇了社會化，而且推動著社會化向著更高水平不斷前進。人類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所遇到的關鍵問題是人類社會化的存在與發展的問題。人們經過不斷地創造，創造了人類社會化的三大條件。
人類社會化的第一個條件是 社會化的組織形式，即人們選擇了群居、選擇了社會化，也就是說，眾多的人聚集在一起，這就需要一定的組織形式。為此，人們發明和創造了“原始公社”、“部落”、“家庭”、“民族”、“國家”、“城市”、“鄉村”、“學校”、“企業”等等。實踐證明，沒有這些組織形式，社會化是不能存在和持久的。
第二是 權力體系的形成。這就是說眾多的人聚集到一起，上百、上千、上萬甚至更多，這就產生了指揮和管理的問題。原來人們在單獨生活的時候，是自己指揮和管理自己。他們既然選擇了社會化，則明智地將自己支配自己的能力讓渡給社會，由社會上的長者、能者、有實力者等掌控，他們則分別選擇了服從。這樣，社會組織的權力就形成了，以後逐漸發展成為部落長、家長、首領、王、君主等等。不過，決定權力存在的重要條件是民眾的服從，因為權力是民眾將自己對自己的支配能力讓渡並集中之後而形成的公眾權力。假如，此時的民眾不選擇服從，這個社會權力也就不復存在了。
隨著人類社會化規模的擴大，社會權力也在逐步發展，並漸漸向體系化轉變。在以後的歲月中，由最高統治者統領的官僚體制逐漸形成，即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多層次權力體系，並使原來的指揮和管理漸漸演變為政治統治。不僅如此，隨著官僚制度的獨立化、形式化，“權力異化”愈演愈烈，到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打天下、坐江山”已成為當時當權者們的信條，也就是說，他們早已把權力看作是私有的、自家的。
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了社會權力的回歸，如西方的民主競選制，雖然還不能體現完全的民主，但對比封建君主制，畢竟有了很大的進步。尤其是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已成為這種國家的政權建設原則，因而“權力異化”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遏制。
人類社會化的第三大條件是 意識形態的形成。一個社會組織，尤其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如國家、民族等等，其組織權力形成之後，該組織的事情並沒有做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少則上萬、十萬、百萬，多則千萬、萬萬，這麼多人組成一個社會群體，只靠組織約束、只靠權力的指揮和管理仍然是不夠的，人們想法不統一、意志不一致，這個社會組織仍舊散沙一片。為此，人們漸漸學會了用意志統一、價值統一；用說服、用教化的方式使民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為了這一目的，人們發明了宗教，在中國則是儒學。
以上是人類社會化的三個必要條件。可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原因是社會的利益結構，就本質而論，社會是人們利益追求、利益聯繫、利益實現的方式。這樣，人類社會化過程中形形色色的組織形式都以其利益的方式聯結著。同時，在各利益主體利益的結構中，他們共同以其利益的範圍、利益的分配方式形成共同的“文化場”。他們在“文化場”中進行博弈、角逐，都儘力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博弈中他們維持著相對的平衡……
“文化場”和其中各利益主體的“利益的相對平衡”是人類文化社會化的基本規律。
人類社會的形成是人們共同文化的結果，是他們從對自己有利出發通過文化融合和文化衝突的方式實現的。當他們在社會化的過程和以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中他們各自的文化性是人類文化社會化，以及人與人社會關係形成的根本條件。他們文化的原始性在於“追求有利、永不滿足、不斷選擇”，這也是人類文化的三大規律，是人類社會學意義上的存在方式。
人們的文化性具體表現為“人性”。“人性”在現實生活中、在不同的場合分別以善、仁、愛、義、禮、智、信、忠、孝、慈；分別以人心、人情、人道、人格的形式存在。由於人們有了“人性”，他們才能夠互相關愛、互相包容、互相協作、互相幫助；才能夠使他們走向社會化、並向人類的更高文明邁進。
從人類文化形成的過程來看，人類是在不斷克服自身的本能、不斷克服自身的動物野蠻性的過程中前進的。從現實來看，雖然人類文明的程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人們的身上動物野蠻性還非常頑固地潛存著，還會不時地對於社會、對於其它人，甚至對於他們自己造成傷害。尤其是那些缺乏教養和自我改造、自我控制不好的人，其動物野蠻性就會以不同的方式，如：盜竊、搶劫、詐騙、殺人、放火等形式來危害社會和危害他人，其具體地表現為“反文化”。
因此，我們說，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矛盾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矛盾。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時期，這一矛盾又會以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形式存在，以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形式存在。不過，文明是人類發展和進步的體現，是人類文化的結果，而野蠻卻是人類歷史上一切惡、魔、丑、假等現象的總根源，是人類歷史上一切剝削、壓迫、欺凌、奴役、殺戮、侵略等等現象的總禍根，也是人的獸性的反祖和再現。尤其由於人類智能化以後，被智能和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動物野蠻性，比起普通野獸來，不知要殘忍和血腥多少倍。
為此，人類文化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對野蠻的克服，就是文明的實現。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人類在長期的實踐中漸漸學會了用法律的形式、用強制的手段制裁和控制犯罪，保護公民的生活與共同的利益。
為彌補法律的不足，人類又學會了以道德的形式對法律不能涉及的領域，對那些有害社會或他人生活的行為、觀念進行約束，這就是伴隨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道德體系建設。不過，道德與法律不同，道德不採取強制的手段，而是以輿論、名譽、信用譴責、批評等手段，以保證社會秩序井然、和諧、公眾利益平衡、人人安居樂業。
人類文化的本質是進步性的，是提高、提升；是拓展、發展；是創造、創新；是改變、改革、革命……我們從人類文化前與其文化后的比較中就會發現：文化后的人類是進步了、提高了、文明了……因此，這就決定了人類文化的進步的性質。
從具體的層面上來觀察，人類文化實際上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這樣，人類文化也就形成了自己的階段性。人類文化的第一階段是認識世界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改造世界的階段。不過，我們看到：認識世界不是人們的目的，而是人們的手段，是人們為了改造世界的手段。歸根到底，人類文化就是以認識世界的方法最後實現其改造世界的目的。
文化的過程，人們最初是從對於“有利”的要求，即對一種利益的要求，我們稱之為文化要求。不過，文化要求是不確定的，它只能算作一種利益的傾向。當它繼續進行肯定，最後轉變成當事人的目的的時候，他的這一利益要求就已經定形和固定下來。而當人的目的要求實現的時候，他首先要選擇能夠實現的方向，相繼目的和方向統一成為目標。目標是人的目的的量化或具體化，最後為了實現目標，人們學會或創造了一些方法或手段。
文化是一個過程，是人類文明化的過程，也是人類由一般動物向人、向自然人、向社會人、向文明人轉變的過程。從具體的層面來觀察，文化又是人們對於一種有利的追求和實現……總之，人類文化是一個不斷向著更高程度、向著進步、向著文明的前進……這個過程只所以能夠啟動、能夠向前推動，而且能夠實現，實際上它需要有一種力，這種力就是 文化力。
文化力是人類文化的本質內容，人類就是靠文化力才實現了向人、向自然人、向社會人、向文明人的轉變。研究發現，文化力是由三個方面的內容組成的：
其一是有一定智能水平的人，即文化主體；
其二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這在現代又具體地表現為科學技術；
其三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手段。我們說，人類就是憑藉著自己的智能，憑藉著在實踐中創造和總結出來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即科學技術；憑藉著長期實驗、開發、創造出來的工具、機械、設備、儀器等手段才逐漸實現人類文明的提升。
文化是人的文化，不是物的文化。不論物怎樣變化，如：化合、分解；如：萬里長城、兵馬俑、故宮、金字塔、埃菲爾鐵塔……都不是文化，也都不能算作文化，而只能算作文化的體現、象徵、載體……也就是說，人們的文化在萬里長城、兵馬俑、故宮等歷史文物上面體現著，沒有這些文物憑什麼說人們有建造長城、故宮、兵馬俑等等的能力？文化究竟是什麼？是人們體現在這些歷史文物上面的進步和能力。比如說：從前人們不會造計算機，現在會造了。而計算機的出現恰好說明人們進步了，說明人們在計算機方面文化了，或者說人們有了關於計算機方面的文化，即設計、製造、使用和繼續研發的能力和技術。因此，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主體。
人的文化進步不是等來的，而是在實踐中實現的。這就是說，人們在歷史實踐的過程中才實現了自身的進步和提高，或者說實現了文化。所謂人類的歷史實踐活動，實際上就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因此，人類的文化，是由其主體人在對其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改造的過程中來實現的。這樣，在主體的對面就必須有文化對象的存在。而文化的三大對象分別是：人的自身本能；自然界和人類社會。
人類的科學技術是人類文化力具體層面上的表現。人的文化力若反映到最普遍、最一般的層面上即哲學的層面上則具體地表現為人的文化辯證法。
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是關於宇宙間普遍規律的科學；而 文化辯證法是關於人類文化規律的科學，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規律的科學。從邏輯上來講，它應當是唯物辯證法的發展和繼續。總之，唯物辯證法所反映的是世界是什麼，世界是什麼樣的；而文化辯證法所反映的人是什麼，人怎樣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文化辯證法是在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唯物辯證法雖然被稱之為“法”，但它實質上卻不是“方法”，它只是關於宇宙間普遍規律的認識，因而它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方法是人的，只有人才有方法，方法是人類文化的形式，因而方法不是客觀的、也不是主觀的，而是主客觀的統一。
人們在文化的過程中，要達到一定的目的，要實現一個目標，他們就要尋找和創造一些方法或手段來實現預期的目的和目標。他們在尋找和創造方法的過程中，一般都是對要改造的事物進行認識，把握它的特徵，然後再根據對於該事物的認識對該事物進行改造、改變，或者與其它別的事物相結合、改變形態、改變性質、改變用途等等。然後依其對要改造的事物進行改造。
在這一系列過程中，怎樣認識這個事物，怎樣提高認識的效率；怎樣改造這個事物，怎樣把這一事物與其它別的事物進行結合、變化……依其對別的事物進行改造，或者是讓別的事物來改變，改造這一事物……總之，要做到這一切，就必須對各相關的事物、各相關事物能夠互相結合、互相聯繫的條件進行深入的研究，並且在對這些事物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創造，如：渡河、航天、化合、分解、混合、攪拌、勞動、生產……依期達到預定的目的或目標。
方法有兩大類：一類是認識世界的方法；一類是改造世界的方法。就本質而論，方法不是客觀事物，而是人的智慧的形式。是人通過自己的智慧，藉助一些創意和設計出來的認識事物、改造事物過程的形式。因此，方法高度地體現著人的智慧、智謀、體現著人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智能、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知識和經驗的積累，是對有效的方法使用的結果。不過，經驗也是知識，是沒有變成文字或寫成書本的知識，也可以說是實踐層面上的知識。要增長才幹、豐富智慧是沒有捷徑可走的，只有多實踐、多學習、多思考，這裡最主要的是要把握人的智慧增長的規律和加快提高人的智能水平的方法。
文化辯證法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文化辯證法的本質是主動的、積極的，是在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在“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重新利用規律、整合規律、創造事物、改造世界。而文化辯證法的最基本的形式是“有意識的選擇”。它的展開的形式：創造、改造、創新；拓展、發展；提高、提升；改變現狀、推動前進……在現實中，利益分析、利益評價、利益調整的方法，融合和衝突的方法。
“文化進化論”是對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在達爾文物種進化規律學說的基礎上，對人類、人類社會、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探討。“文化進化論”的最顯著的學術特徵是“文化選擇”，是人類一改物種被動接受和適應自然，即“自然選擇”的局面，進而主動的、有意識的、自覺的通過對自然的認識，來進一步改造自然，重新安排自然。同時，實現向人、向自然人、向社會人、向文明人的轉變。
（一）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人類文化進化論”；“文化進化論”闡釋了人類進化所採用的絕不是達爾文及其“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們的邏輯，而是一套新的，以前的學術界仍未涉足過的，由人類總結和創造出來的 文化進化的方式。這個方式的基本形式是“文化選擇”。其內在的動力是價值驅動，是人們對於價值的識別、判斷和選擇。
在此基礎上，人類選擇了社會化。社會化之後，選擇主要是由社會、由社會的掌權者來主導、來決策，因而出現了 權力異化和 文化走偏的現象。但是這絕對改變不了人類社會、人類歷史是人類逐漸選擇，即文化選擇的結果。
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人們把人類社會、人類歷史理解成“自然的歷史過程”的觀點；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習慣性的從社會規律、歷史規律等等一些規律的角度出發來研究社會，研究歷史、研究人類進化的方法。開始從人的進化，即文化的角度、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研究人類社會、人類歷史，使人類對於自身和自身社會的理解開始從現象的層面深入到了理性的層面。
（二）“文化進化論”的建立，使我們第一次找到了人類的起源，找到了人類、人類社會、人類歷史形成、運行和發展的最基本的規律。這就促使人類的思想，即將產生一次重大的轉變，即由過去盲目的、被動的、不自覺的文化狀態開始轉向自覺的、有意識的、主動的文化時代。
（三）“文化進化論”的建立，開始結束了人類社會科學混亂的局面。從此，可以在“人類文化進化論”的旗幟下重新審視、改造、重建、各類人文學科，如：歷史、哲學、倫理學、道德學、心理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
（四）“文化進化論”與“文化選擇學說”的建立，開啟了人類數千年歷史上各人文學科的疑問之門，為“人”、“人性”、“道德”、“權力”、“社會”、“意識形態”、“宗教”、“神學”、“傳統、習慣”、“政治”、“經濟”等各種疑問的破解提供了萬能的鑰匙。
（五）文化辯證法的確立，結束了哲學領域的窘境，把唯物辯證法由客觀規律的層面推進到了人的活動規律，即文化規律的層面，開闢了新的哲學領域。建立了如“文化選擇”等等許多新的範疇；並建立起了人類如何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開啟了人類智慧的大門，為人類智慧的開發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六）“文化進化論”與“文化選擇學說”的創立，為“人”的研究，為“人學”的建立開闢了新的道路，一個新的“人學”學科，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人學”學科很快就會誕生。從此，關於人生、價值追求、事業、財富、價值觀等一系列人生理論有望被突破，這將會對全人類的文化進步、文明的提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七）“文化進化論”、“文化選擇的學說”的研究，其思想的推廣是前無古人的，這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事業，而且重要的是民族的、國家的，即華夏民族的、中國的事業。時下中華民族要復興、要強盛，這首先要有一個科學的指導思想，而“文化進化論”、“文化選擇學說”是歷史贈予我們的禮物，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強大思想武器，如：西方國家靠“為自己”、“靠個人奮鬥”的價值觀實現了二十世紀的發展和富強，但是他們的價值觀是腐朽的、過時的、是不能持續發展的。
“以實現別人的利益，來實現我們自己的利益”應該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價值取向，是后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