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磊石

1926年10月26日，黎磊石出生於湖南省瀏陽縣。

1937年，黎氏兄弟的父親因心臟病辭世。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斷絕，母親只好帶著正在讀小學的老二黎介壽、老三黎磊石去長沙投奔他們當中學教員的伯父。可伯父有6個孩子，盡全力只能解決母子三人的吃飯問題。好在黎氏兩兄弟學習十分刻苦，最終考上了優秀學生可以免費的長郡中學。上個世紀40年代初期，讀完高中的黎介壽、黎磊石不忍心再拖累伯父與母親，按照自己的志趣，分別考取了不收學費還管飯的機械化學校和東方語言學校。然而，兩所學校均在千里之外的重慶，上百元路費從何而來？無奈，兄弟倆只好寫信向從上海醫學院畢業后在江西中正醫學院當助教的哥哥黎鰲求助。黎介壽、黎磊石接到哥哥的來信，便一起到了江西。黎鰲多方奔走，讓他們當上了一家醫院的檢驗練習生。白天，他們在醫院裡干一些洗瓶子之類的雜活，掙錢糊口；晚上，黎鰲則在昏黃的油燈下，指導他們複習功課。一年之後，介壽、磊石終於不負哥哥的苦心，雙

雙以優異的成績叩開了中正醫學院的大門。

1943年7月，考入國立中正醫學院醫療系。

1949年6月，畢業后參加工作。

1963年4月，擔任南京大學醫學院副院長（至1986年4月）。

1964年4月，擔任解放軍腎病研究所所長（至1986年4月）。

1981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6年4月，作為客座教授，前往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皇家醫院（至1986年5月）。

1986年5月，擔任南京大學醫學院臨床學院副院長（至2010年3月）。

1993年，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4年，首批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任醫藥衛生部常委。

1994年首批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任醫藥衛生部常委，並於1998年入選為中國工程院主席團成員

1998年，入選為中國工程院主席團成員。

2003年，因對國際腎臟病學的發展做出傑出貢獻，被授予國際腎臟病學會終身榮譽會員的稱號。

2003年，被授予國際腎臟病學會終身榮譽會員的稱號。

2009年，獲得中央軍委授予一等功。

2010年3月16日，黎磊石去世，享年84歲。

黎磊石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五項，均為第一作者，三等獎一項，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三項和二等獎九項（均為第一作者）。

• 學術論著

黎磊石發表論文600多篇，主編專著20部，為推動我國腎臟病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編著有《腎臟病學》；主編有《腎臟病實驗診斷技術》、《現代腎臟病學》等；撰有《大黃延緩慢性腎功能不全進展的實驗和臨床研究》等論文600多篇。創辦並主編《腎臟病與透析腎移植雜誌》，按影響因子統計在醫學類核心期刊中名列前20名。

創新成就

運用現代醫學研究手段，發掘祖國醫學遺產，在國際上首創應用草藥雷公藤治療慢性腎炎獲得成功，闡明了雷公藤的獨特免疫抑制作用，在國內外推廣應用。

1980年首次發現雷公藤治療腎炎的作用，闡明機理，其後的研究證實雷公藤具有獨特的免疫抑制的作用，迅速在國內得到推廣，現已被國家列入治療腎炎的重要藥物，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重視。在研究中還發現，雷公藤具有消除各種疾病（包括糖尿病及腎移植病例）蛋白尿的作用，價格低廉，深受歡迎。有關成果曾在1991年獲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第一作者）。1995年以後，對雷公藤的提取物雷公藤甲素（單體）進行了系統研究，證明其作用特點與激素、環孢黴素等完全不相同，是一類新型免疫抑製藥物。在腎移植急性排異反應的治療中有良好的效應。

首創應用大黃延緩慢性腎衰取得成功，闡明了大黃抑制殘餘腎高代謝狀態的作用，在慢性腎衰及糖尿病的治療中取得突破性進展。

發掘出中藥大黃有防治慢性腎臟病發展為尿毒症的作用，從細胞及分子生物學水平闡明其機理，首次論證通過抑制細胞代謝，減輕殘餘腎高代謝狀態能延緩慢性腎功能衰竭的進展。臨床效果明顯，具有重大的臨床及理論意義，受到國際腎臟病學界的高度重視，國際腎臟病學會特邀於1994年10月2日在印度新德里作“腎臟病論壇”（NephrologyForum）專題報告，全文發表於1996年元月號KidneyInternational雜誌，這是我國學者第一次被邀請在這具有權威性國際論壇作學術報告。成果獲1993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第一作者）。

其後又進一步證實大黃酸（大黃蒽醌中提取）能抑制糖尿病腎病病情的發展，抑製糖尿病腎病的細胞肥大，在糖尿病腎病動物模型及臨床試驗中取得良好的療效，為糖尿病腎病的治療開闢了一條途徑，獲得了國家專利。

探索我國IgA腎病的發病機理，首創分型診斷治療，大大提高了IgA腎病的療效。

IgA腎病是我國最常見的慢性腎炎（佔1/3），黎磊石在國際上首次從動物實驗及 免疫病理中研究論證了腸道感染誘發的粘膜免疫異常可以引起IgA腎病；而IgG、IgM的繼發沉積是加重本病的重要因素。並對IgG、IgM沉積導致腎小球損傷的機理進行了系統的基礎研究。根據數千例IgA腎病的臨床試驗及免疫病理資料提出了IgA腎病臨床分型治療方案，通過長期的隨訪觀察證實了其應用價值，大大提高了IgA腎病的治療效果。此項成果獲1992年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第一作者）及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被推選為國際IgA腎病研究組成員。近年來又倡導應用雙倍劑量雷公藤聯合ACEI及大黃素治療IgA腎病獲得良好效果。

在重症狼瘡性腎炎治療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發現霉酚酸酯治療狼瘡性腎炎的作用，提出了“多靶點治療”方法，大大提高了治療效果，在國內外推廣。

黎磊石於1980年開始從事狼瘡性腎炎的臨床治療研究，深入探索國內外各種抗狼瘡性腎炎治療方法的利與弊。於1997年在國內外首次使用新型免疫抑製劑霉酚酸酯（MMF）治療對現有各種免疫抑製劑無效的重型病例，不僅挽救了一些重危病例，而且開闢了一項新療法。首次奠定了MMF治療狼瘡性腎炎的理論基礎，課題組的系列臨床觀察，證明MMF療法較傳統的療效為優而副作用明顯減少，此一新療法迅速在國內外推廣。其後於2005年又在國際上首次提出針對導致不同組織損傷的多種免疫反應途徑施用具有不同免疫抑製劑效應的多種藥物聯合應用思維--多靶點療法（Multi-targettherapy），治療難治性狼瘡性腎炎，較傳統療法療效提高2倍以上，解決了目前國際上的一大難題。被美國腎臟病學會評價為“推動當代腎臟病學發展的一項傑出貢獻”。

革新引進現代腎臟病實驗診斷方法，發展腎活檢免疫病理技術，促進了我國腎臟病診斷水平的提高，為我國腎臟病進入國際學術領域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結合我國臨床實際，推廣並改進國際上先進的腎臟病實驗診斷技術，創造了尿C3檢查、應用溶菌酶測定診斷腎小球、小管疾病，提高了診斷水平。積極倡導腎活檢病理診斷，創造了一秒鐘快速操作及斜位穿刺診斷技術，安全可靠，成功率高，先後穿刺3萬餘例，無一發生意外，數量和質量均在國內外領先。帶動了國內腎活檢免疫病理診斷的發展，促進了我國腎臟病診斷從臨床癥狀跨越到病理組織診斷，與國際接軌。被國際上稱為“腎活檢之王”，成果獲國家級科技進步二等獎。

黎磊石先後培養博士生、碩士研究生及博士后逾百名，大部分已成為腎臟病專業的尖端人才，遍布國內外，為中國腎臟病學界輸送了大批骨幹，為培養後進作出了突出貢獻。原國家主席江澤民曾接見黎磊石等醫學泰斗。

他所領導的全軍腎臟病研究所也被授予集體一等功。

的確，我們研究室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科室，發展今天這個全國最大、實力最強的腎臟病研究所，用2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40年的道路，西方1960年組建這個專業，我們1980年才開始，到今天，我們與世界腎臟病發展的腳步相合拍。秘決在哪裡？90年代初期，部隊衛生系統一些老的首長，總後衛生部部長張立平等，到南京來看了，說我們有個研究所現象，主要的是我們有研究所的精神，包括：

一是有個使命感，就是原來沒有腎臟病專業，後來301也是我們建立起來的，剛開始腎臟病是一個空白，但病人又很多，很痛苦，往往又很年輕。我們作為醫務人員，越接觸多，思想感情震撼越大，這是激勵我們前進的動力。我們腎臟科年門診量十萬多，條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還是有很多病人得不到應有的治療，得不到應有的健康，病人的要求和我們為病人提供的服務相差很大。剛開始，我們腎臟科只有幾張床，後來越來越多，我們透析原來只有一台機器，現在有80多台，我們移植原來是沒有的，現在也是重點移植單位。所有這些，都是不停地往前走，為什麼？我們沒有停下來的可能，我們永遠有壓力，病人的眼光、病人的痛苦，始終在我們心裡拂不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要為傷病員服務。

第二，我們的發展得很快，無論是國內還是在國外，我們是借了改革的東風，我們研究所創立的時候，正好是1979年，改革的思想帶領我們走出去，請進來，與我們中國的實踐相結合，這個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們當時的家底是1萬塊錢，現在幾個億沒有問題，還有那些無形的資產，像人才，一個院士值多少錢？一萬塊20多年後可以變成上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絕對不可能。因為有了改革開放，從物質上來講，我們可以引進西方的好的技術，另一方面，改革開放還給我們提供了解放思想，給我們敢於做前人沒有能的事。現在研究所有好多個世界第一，這個在過去就不可能出現，現在出現了。比如說，我們研究所在國內第一個成立了移植中心。1993年剛搞的時候，我們沒有專家，沒有技術，什麼也沒有，總後來檢查工作，王局長帶著專家檢查，說我們總院腎臟病科做腎移植，那是狗拿耗子？沒有小平同志的思想，我們也不敢做，現在成功了，全國都在向我們學習。腎臟病研究所發展到今天，上級提供給我們的投入很少。機器從哪裡來，人家不要的東西，我們拿過來修修補補，派上了大用場，這些東西，一批從美國來，一批從澳大利亞來，我們學習的過程中，向人家要來的。一批我們出了運費，一批我們連運費都沒出。這些機器到我們這裡后，我們就馬上應用到病人身上，就獲取了經濟收益。我們沒有要上級拔錢，而且我們給上面創造價值。

第三，與我們這支隊伍有很大的關係。我們這支隊伍是優秀。好在哪裡？一個是梯隊搭配合理，所有的人才都是從這個航母中打造出來的。留洋的人才不多，幾乎全都是從這個雞窩裡走出來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在全軍、全國都找不到像我們這樣乾的，我們每周兩三個晚上組織學習和學術活動，只要通知一下，大家都來。前段時間，我們專門給護士和技術員上課，連續一個多月，每周四天，大家都來。這些是其它有些單位學不來的。現在的年輕人，晚上還來，簡直不可思議，但在我們這裡已成了習慣。院里要求過雙休日，我們就行不通，全體人員都是星期六要上班，都是自覺的。所以說這支隊伍是好。好到什麼程度？舉個例子：1986年，總後要調我去北京，叫我去301醫院，于永波說，老黎，調你走啊，我說我不去。我說我願意去為他們開創腎臟病，我希望這個專業能夠很好地為部隊、為人民服務，但我捨不得這支隊伍。所以達成一個協議，兼301醫院的腎科主任，就這樣，我一個禮拜飛兩次，把301醫院的腎科組建起來了，從1986年到92年，我一直兼著這個職。89后“64”前，301想把我留在醫院當副院長，我沒有答應。92年，我把301的房子退出來，回到了南京。很多人不理解，北京條件比南京好，要什麼有什麼，為什麼你要回來？關鍵是我捨不得這支隊伍。這支隊伍是打不垮拖不爛的。10年後，事實充分說明，我們的發展比北京的要快、要好。

人才培養是我的夙願，沒有人才，就沒有發展。但也不是一帆風順。像劉志紅這樣我花了很大氣力的，我培養了4個，就是劉志紅最後成才的。前面三個，兩男一女。第一個，是我的碩士研究生，85年開始培養，那時我一心想多培養人才，改革開放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為了他，我想在他讀研究生的時候，就送他到澳大利亞深造，我自己飛過去，幫他聯繫好導師，走之前，我和二醫大打好招呼，學校說我們過去都沒有這樣做過。我找校長、政委做工作，我說他真走了不回來我負責。畢業后，他走了，不回來了，這一個失敗了。

第二個，張麗紅，是一個軍級幹部的子女，當時，她們這類高幹子女不能出國，我找到總政，用非組織手段批了。她出去了，到澳大利亞3年後，我去看她，我問她有什麼收穫，她說，黎老師，當然有啊，原來跟著你人活著就是要享受工作，到這裡才知道還要享受生活。我一聽就來氣了，你享受生活放在第一位，我們國家還有多少人在貧困線上掙扎，你享受生活，他們享受什麼？你享受工作，他們才能享受生活。我說，你如果只想享受生活，你就別回到我們南京總醫院來，在我們研究所，我不說你不要享受生活，但享受工作肯定是第一位的，享受生活是第二位的。這個位置不能倒。你的擔子那麼重，怎麼能光享受生活呢，所以，這一個又是失敗的。

第三個，他不是享受生活，他就是說，美國條件就是比中國好，我在美國能更好地發展，我不想回國，我說行。但我說，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在哪個國家做科學，都是為了病人，但科學家是有國籍的，祖國就不要了。

劉志紅好就好在這一點，她的的確確是一名愛國的，是把享受工作放在首位的。她要留在美國，也有可能成就比現在大，當然她現在也很不錯了，當院士了。但你為祖國做出的一分貢獻，可以抵得上在國外做三分貢獻。我們越是窮越是落後，就越是需要科學。所以培養人呢，別盡看到我光彩的一面，也要看到我窩襄的一面。培養一個人，他走了，你的心裡肯定很難受。培養人才，是兩個人的事情，是社會的事情，你說你花了那麼勁培養他，他走了，想法不同，認識不同，他和你走了兩條路，你也沒辦法。我覺得我還是幸運的，培養4個，成功了1個，還是幸運的。

培養人才，要從小事做起，從基礎性的工作做起。剛成立研究所，沒有醫學院的大學本科生，82年才有，像唐政、劉志紅，沒有辦法，只有搞短學制培訓，那時候有個笑話，說我們醫院有個“橋北大學”，醫院有座橋，我們辦的訓練班就在橋的北邊。剛開始成立時，腎臟科是一個新興學科，引進不到人才，到哪裡去找呀？我們只有原地培養，現在我們還留了兩個。現在季大璽、陳惠萍，教授、博士后導師、國家特貼獲得者，他們都是“橋北大學”的，我們都是就地取材、因人施教。後來，本科生來了，培養了一批人才。現在我們這個梯隊是好的。因人施教，只要你認真去做，都能培養好。現在有些人，動不動就講要引進人才，我講，這個引進的人才，他沒有根啊！國外的東西，好是好，但我們不能盲目迷信。我們研究所有個治學理念，9個字，頭一條就是不崇洋，為什麼，一個是人才培養是要以我為主，自力更生，同時引進國外先進的東西。我規定研究生只許看洋文書，目的是要把這個手段學到手，學好外語這個工具，洋為我用。

第二個是嚴字當頭。從三個失敗的例子來看，我覺得還是嚴得不夠，放長線、放風箏，還是要收一收。培養劉志紅，我接受了教訓，我規定她到美國后，不許跟中國人住在一起，一是時間很短，你要把西方的文化學回來，假如說你住一起的還是中國人，那不就等於把北京搬到了華盛頓。二是跟中國人一起，星期六、星期天，你就想跟他們一起去買一點便宜的魚、肉回來燉一燉、燒一燒，哪裡還有心事去工作。後來，她是住在公寓里的，很貴，一個房租一千多美金，但是很安全，很值，你在那裡住兩年、三年，要得到10年、20年的成就，就要把一切時間節約下來。我和她的老師商量過，她可帶家屬、帶小孩，錢他們研究所出，但她沒有帶，三年裡，家屬、小孩都沒有去過。古人講，嚴師出高徒，你心腸不能軟。她回來后，上午到南京，晚上就到了實驗室。有時，我嚴得不盡人情，誰讓你生在中國，你還是中國處於優勢地位的人群，是精英，你肩上有沒有責任啊？你有責任，不吃苦怎麼行？做一個中國人，是很累的，你做出一點成績，有多少人的眼睛盯著你呀？你的那點成績，能為多少人服務呀？我說，你們不要小看自己的進步。我們腎臟科每年11萬的門診量，你們哪怕每個人改進了1%，意味著要多為1100個人帶來好處，星期六，人家都去看電影去了，你把這個時間拿出來學習，那要創造多大價值，為多少人服務呀？

我就講最近一次，今年，在美國聖地亞哥有一個會，叫做國際血液凈化學術會議。這個會議是國際性的，今年是第11次，每年開一次，在我們研究中，血液凈化不是專行，只是個副業。但我們這個方面做得還是不錯的，但也沒有著意去宣傳它，發表文章也不多。但我們做的工作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都有一點名氣，很多人到過我們醫院都講我們這項工作做得好，去年他們發了個電子郵件，邀請我去參加會議，我從來沒有去過，他出錢，我就答應了。他們要我在會場作一個小的報告，20分鐘，先給他們寫個摘要，4、5天後，電子郵件又來了，他們說原來聽說你們這方面做得好，現在看了摘要，我們更信服了。我們希望你們的經驗再多傳播一點，你們是不是再做一個報告，再 做20分鐘，我想沒有什麼，反正我是有工作有成績，讓我再寫一個就再寫一個吧，寫了以後不到兩天，又郵了過來，說你們這個材料我們理事會所有成員都讀了，說很好，我們希望你們是不是乾脆做個大會報告，40分鐘，除了這兩個小會報告之外，在全體大會上作一個專題報告，好像我在升級一樣一步步升級，我想，看來你們還識貨還認識我們這個是有身價的，於是我又回了封信，我說我們第一宣傳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落款應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我們也沒有吹牛，我們的的確確是有東西的，我們不是胡說，做學術報告，要拿數據和材料，貨真價實的，我說行，再寫一份，準備的時間長點。結果不但又回了一封郵件，而且專門來了一個人到上海，說，我們看到你的報告感覺到非常振奮，這樣，我們請你擔任大會的執行主席，主持一個大會。我同意了。他說我們想在你的報告把這個名字再改一改，你也可以把這個內容再改一改，什麼題目呢？說“血液凈化學術在發展中國家的未來”，下面小標題“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驗”，這個題目對我還是有點吸引力。三月份我去了，結果把我們的報告放在閉幕回上“全體會議報告”。而且我去之前就證實要邀請我擔任會議的組織委員會成員，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國際組織，沒想到就這麼幾個月就給我發展過來了，當然首先也是人家很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標題是非常吸引人的，這個事情我很坦率地講是比較高興的，雖然這幾個月來來會回折騰這麼幾次，也就是把你幾時年來的工作在簡短的時間裡集中地反映出來了，我們的的確確是用20年的時間，走完了別人40年的路程，與他們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做完學術報告會後很多人來給我照相，這個事情也部分地反映出來西方對我們的看法，國際學術委員會成立10年，前9年都沒有邀請我們去，的的確確是我們名聲在外了，我們有學術論文在外面發表，你傑出人家認為你果然還是貨真價實的不是冒牌的，這件事也是對我們研究所20年來耕耘的評價。

其實嚴格講我不是一個當好醫生的料子，我脾氣比較躁，性格急，從小在家裡誰也沒想到我會當個好醫生，中國人講“儒醫”，應該是溫文爾雅，我恰巧不是，而且我的性情也比較倔，所以我一直認為我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醫生，只是陰差陽錯學了醫。我也想過，我曾經不是被評為“全國百佳名醫”嗎？我都覺得拿這個稱號和不合適，我覺得技術上是好的，但我是不是有這個風度，我曾經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要辯證地看待。研究所要成為“名醫的搖籃”一個必要的條件是對弱勢人群的同情，對弱者的同情，這是醫生很重要的一個品格和條件，患者是有病，那怕他曾經是一個強者，他生了病，被病痛折磨，他卧床不起，他就是一個弱者。

能不能同情弱者，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你說“痛病人之所痛、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你就要同情他。我說實話，我現在承認我看病有一點優勢在我認為是同情他們。在家裡我就不受寵，老覺得自己不如別人，但是因為我父親是個“窮秀才”，家裡的書很多，我當時就喜歡“七俠五義”，打抱不平，包括英國、法國的書我都看，喜歡《孤星血淚》、《買火柴的小女孩》、《老人與海》、《灰姑娘》等，雖然我自己並不強，但是好強、好鬥，就是這個道理。

當醫生一般講，年輕醫生能夠同情病人，老了以後，他又司空見慣了，但我不是這樣，直到現在，昨天，我還在為一個病人看病流淚，你說是天性，但還是後天培養的。我很能體會病人想怎麼，可能你覺得自己的一個舉動很隨便，但病人就不是這樣想，打個比方，我們醫生其實也沒有任何的處方，比如說，一個病人慢性血栓、尿血栓，一個年輕醫生說，這個五年可能變成尿毒症，這個隊醫生來說是一個科學，但病人可不這樣想，五年就變成尿毒症，就意味著這個病人的生命就結束了，他講這話時好像在推心置腹的告訴你，他們感覺不到我就能感覺到，我當時沒法給他們發火，但是事後我會找他們，他們認為自己沒講錯話，但是，我說你就相當於判他死刑，緩期五年徒刑，我就感覺到病人這樣想。他沒有從靈魂上和精神上想病人之所想，所以說同情弱者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我脾氣很不好，但是跟我工作在一起的人，包括我的學生，像劉志紅這樣的，沒有不挨罵的，所以這是我的一大缺點，也是我受爭議的一個地方，所以文革時人家對我那樣無情也跟我自己有關係，但不管他們怎麼說我是同情弱者，你跟他的關係就是這樣的關係。就好像你跟一個三歲五歲的娃娃，你就要哄著他。所以到他們面前，你永遠是這樣的角色。這不是假裝的，好像演員下了台了成了一種台詞，這是內心的一種感覺。正因為這樣，我對我的下級要求是比較嚴的。

我對我們的醫德醫風是比較滿意的，至少我們沒有哪個人說是收“紅包”的、拿回扣，是沒有的，我們公開講是站得住腳的。最近，一個新加坡病人送了我們醫生一塊金磚，很漂亮，但是他馬上就交出來了，沒法退，因為病人飛走了，我們還有個醫生也把六萬塊錢原封不動地交出來，因為這個是無法退退不了的，所以我們在這一點上是好的。但是我也實話實說，在現在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我覺得是兩面，一面是應該盡量的保證我們的工作人員他不會受外面的誘惑，但也不能吃不飽穿不暖，所以在物質方面還是要給一定的保證。在研究所，我非常注意員工的物質待遇問題，我會盡一切可能讓他們無後顧之憂，決不會因為自己的小孩交不起學校的費用而發愁，所以在物質獎金方面我負責的研究所還是花功夫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要想在我這裡發財，不要現在我這拿紅包、拿回扣，那不義之財這是不允許的，我覺得我們說的人還是比較自覺的。但醫德醫風不僅僅是拿紅包的問題，作為醫生你拿紅包就損害自己的人格了，等於自己給自己臉上抹一道黑，不管別人看不看的見。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養成，真正的對病人關心，所以我們有一個為病人服務的理念，這其實就是我們前幾年在39病區工作中的成績。這個東西好像很抽象，也好像不大容易被人接受，因為我們39病區剛開始的時候，我提出來我們要成為一個特殊的病區，原來有個政委說叫特區病區，我說反正我們要非常好的服務，讓病人感覺到滿意，讓病人感覺到在這裡修養對你的工作也放心，對你的工作信賴，包括你給我打針發葯都不會感覺到痛苦，對這個環境感到溫馨。現在我們39病區是最吃香的、最熱門的，有的病人就指名要住39病區，不是說都是大款，很多都是普普通通的市民，他就覺得值，住進來放心，住這裡就得到一種保證。所以我覺得醫德醫風不是錢的標準，我們要讓病人感覺到溫馨，現在社會上很多醫療糾紛，病人對醫院的意見很大，什麼“白狼”，但我們39病區的病人走的時候都是高高興興，而且有的又會回來。我們39病區的醫療費並不比別人貴，同樣是結帳，這邊是六千塊，在那邊還是六千，甚至七千，因為這邊的醫生他會精打細算，有的檢查不該做的就不做，用藥跟你考慮得很周到，所以我感覺我們社會在抓醫德醫風沒抓到點子上，沒有從根本上考慮問題。昨天我在門診遇到一個病人，她住過院，沒有完全把病治好，我給她做個心電圖，是心肌炎，我問她你休息不休息，休息就會好得快，她就講我沒有錢，我想了很久，我心想把她送到急診室去，她丈夫說我們還是回家吧，我說我安排你住院肯定會為你解決的，我心裡也很難過，我跟博士在一起談，我說我給你付費。他怎麼跟我講，他說：“不行，我也不是完全沒有錢，還有三千塊錢。”我說我借你錢，他說：“只要我能借得到，我就要為她看，他說我看出來了，你很同情我們，但是你們救濟得了嗎？一天你們能看多少我們這樣的，我還能借到錢，還有更多的人借不到錢，我希望你們認認真真地把我的病看好我就感激不盡了。”所以，我們沒有理由不做到這一點，醫德醫風根本的就是醫生對病人的關心。

關於對醫護人員的嚴格、苛刻，有一次是病例的事，當今社會追求奢望、浮華、享受生活，舉一兩個例子。我還是那句話，我心裡怎麼想的我就這麼做，所以和我在一起久的同志能理解，事後他們也能理解我，那是2001年，我剛開過刀沒多久，那時不怎麼管病房，結果我們有一個病房，當時一個病人，手術做完以後，就發生出血，我們是有一個醫生在那監護著，但這個醫生年紀比較輕，病人出血后止不住，他就給電話給經治手術的醫生，結果醫生告訴他，不要緊，給他輸血就行了，後來他又打電話給另外一個主任，他說你給病人查查病理，把這個情況給另外一個醫生彙報一下，結果值班醫生又打電話給另外一個醫生，這是一個30多歲的醫生。結果到了凌晨三四點，才驚動了另外的備班醫生，他過來搶救，這個時候搶救，到了七點多鐘病人死了。但這個事情，這個病人你說能不能搶救過來，也不一定，但是很明顯，這三個人沒有盡到職責，手術醫生沒來，主任醫生不舒服，另一個醫生也沒來，中間就去掉了兩三個小時，這事情發生以後，我是非常火的。我們就把這件事從頭到尾調查了一遍，包括季大璽、劉志紅等把病人家屬、護士、醫生像刑事調查錄口供一樣過了一遍。病人雖然是比較通情達理的，因為他們不知道，認為一直是有醫生在護理的，打電話的事他們不知道，後來搶救的場面很大，覺得醫生儘力了。但我們自己不這麼認為，我們就下決心，最後把三個都“罷”掉，那個主任是正高級主任，他是我培養的，而且他是這事之前一年評的正高，還是我代表研究所出面給他講話，這是年來對移植還是有貢獻的，這十年來，一直都是他帶頭，會有今天，他是出力的，但是這件事我是一點都不客氣的，我說你靠邊站，國家給你這麼高的待遇，你是正高，但是我認為你不能再干這個崗位，我說你不能讓別人服你，你發燒，哪怕你到39度你也應該來；還有一個醫生是當時做手術最好的，他也有點驕傲，我讓他下來，送他到武漢同濟醫院學習去；還有一個調到門診。這個會議我們開了一個星期多，我當時跟盧政委講，我要“動手術”了，你應該知道我的心情，我現在有點像“諸葛亮揮淚斬馬謖”，要是不搞，還是要出事的。政委說我們支持你，我們並沒有動用行政上的降級什麼的，都沒有。從2002年到現在都很好，去年還出了個中國“十大新聞獎”。出去學習的我把他送到全國最好的醫院，把唯一的一個名額給他。主任我跟他拿道理講清楚。這些同志現在工作都很好，這件事對他們震動很大，誰也不敢在電話里指手畫腳，人命關天誰也不敢這樣做。

不過這件事我的思想鬥爭是很激烈，因為他三個是主角，一年做幾百例腎移植，三個一起都把他撤掉，人家覺得你很膽大，我當時就想，我寧願第二年少做幾例腎移植也不能給別人帶來傷害，在醫德醫風上不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我就要殺一儆百，這件事我只在科里，沒在院里講，事後他們說這件事只有你們研究所這樣做，一下罷三個，我說病人不告狀不等於病人受到了應有的待遇，我有一個思想家醜不外揚，包括我自己，給病人看錯病了，我也檢討自己，因為在科學面前有些事你可以彌補，這個事情沒做好明天好好乾加倍彌補過來，但病人生命只有一次，寧可多做一千條病人看似沒有效果的檢查，也不能放過一件這樣的事情，這一點我們不是說做得很好，但我們是這樣嚴要求的。這三個目前都很好，沒有消極不滿，消極怠工的。

我們研究所人的精神是永不自滿、永不言敗、永攀高峰，我講一個插曲，我們有個研究生，碩士讀完讀博士，跟了我五年，這個人相當勤懇，後來我們去年年底我們決定留她，她今年七月份畢業，我們幹部引進的條條框框很多，最後我找了幹部部的部長，副部長，最後同意留了，我們幹部處幹部科也很高興。七月底的一件事情，她做最後一個課題，做一種染色，這個技術也不是很難，結果她四個月沒做出來，但是我們迫切要解決這個問題，後來劉志紅跟她談話，說你要努力，怎麼四個月過不了關，她說“我已經儘力了”，沒辦法做出來，劉志紅跟我講了之後我說不行，這個方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雜誌上人家介紹的，人家能做出來我們就有可能，假如看一個病人，病人希望你能把他救活，你說“我已經儘力了”，該死該活我管不了，我說這個不能說，比如說東西賣不到可以說，我們生死交關的事情怎麼能說這個話，只要有百分之一萬分之一的機會我們也要把他救活，結果畢業前我又找她談話，我又講了這個事情，她說院長你不能怪我，我已經儘力了，我火了，既然她是這種求學的態度，我們研究所也不能留她。

2000年以前，我一直身體很好。2000年，我74歲，到北京開會，突然感到脖子很疼，在會場就坐不住了。散會後，當天下午會沒開，就離開北京回到了南京。跟放射科打了個電話，安排好拍片子，拍出片子一切都正常，自己覺得不可思議。然後請骨科查了一下，也說沒事。回家吃了點止痛藥，晚上睡到半夜感到手發麻。第二天去做CT，結果出來果然三個頸椎都破壞，是腫瘤轉移的侵蝕性破壞，當時就沒回家，被他們用輪椅推到了高幹病房。我簡直感到就像是晴天霹靂。周一，醫院組織會診，基本決定是腫瘤轉移，一定要做手術，不然脖子一動就會斷掉，要上鋼板和釘子，做骨移植，問我同不同意，我想有病了只好治了，但是有個要求，要麼手術做不好死掉，活著下來了，你們要讓我的脖子能動。後來到二醫大作會診，脖子上用石膏固定住。當前我說，手術完了以後，能活八個禮拜就行了，我還很多事沒有處理完，八個禮拜就可以完成了。在推向手術室的長廊中，真有點像向遺體告別的樣子，兩面站滿了人，有總後的，總院的，二醫大的，當時，我就跟陳銳華說了一句話，真有點像“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味道。手術后，感覺還可以。

在這個過程中，我過了生死關和工作關，生死關，你當時會考慮得很多，活下來了，還能做些什麼，死了，又會帶來什麼樣的結局，我當時不是怕死，只是想活了還有沒有什麼意義，死了帶來什麼後果，自己也在權衡輕重，活要活得有價值，死也要死得其所。2000年8月做的手術，半年以後，生死關基本上解決了。

接下來就是考慮怎麼樣去工作。想到的是退還是干，還能做些什麼，考慮得確實很複雜。到後來，我也想通了，沒有什麼顧慮了，可以用灑脫兩個字來形容。覺得自己也許下個月、明年就走了，但我什麼都安排好了，我準備好了，但是上面不讓我走，我就不能走。我想，如果組織上認為我沒有用，我退下來，寫寫書，如果認為我還有用，我就繼續干，要死得其所。我就像一支蠟燭，不希望自己還能燃得很久，但我要力求放出最大的光亮，照亮別人，奉獻自己。

現在，我採取保守治療，好像覺得沒有生病這回事一樣。今年，我已經出了四趟國了，有時，坐飛機10幾個小時，年輕人都吃不消，我覺得還可以。

1996年曾獲解放軍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

1999年被評為中國百名優秀醫生

2000年被香港內科醫學院授予榮譽院士

2002年曾獲“何梁何利”基金獎

2003年被授予國際腎臟病學會終身榮譽會員的稱號

2004年榮獲美洲華人腎臟病學會授予國際學術傑出貢獻獎

先後立二等功五次，三等功八次。

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和“全國百佳醫生”稱號，被香港內科學院授予榮譽院士。

在中國醫學界，提起“黎氏三兄弟”的名字，恐怕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們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個中國工程院院士——黎鰲、黎介壽、黎磊石三個同胞兄弟。黎氏三院士的老家在湖南省瀏陽縣（瀏陽市），距省會長沙市僅二百餘里。

黎鰲生於1917年，比二弟長七歲，比三弟長九歲，都是中國工程院醫藥與衛生學部院士。老大黎鰲於1995年當選，1998年被國務院授予“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稱號。

老二黎介壽於1996年當選。

老三黎磊石於1994年當選。

1982年，黎磊石赴澳大利亞參加第二屆亞太地區腎臟病學術會議。由於當時中國腎臟病研究水平較低，他作為會議代表卻沒有登台發言的資格。這件事刺痛了他的心：中國人一定要在世界腎臟病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當時，中國醫院科研條件十分簡陋。沒有熒光顯微鏡，他就將熒光燈和普通顯微鏡組裝在一起，替代昂貴的熒光顯微鏡做實驗；沒有分子生物學檢測設備，他就找來水浴鍋，人工操作，獲取分子生物學數據。試驗，失敗，再試驗，再失敗……在簡陋的實驗室里，黎磊石和助手們憑著鍥而不捨的精神，取得了一個個試驗數據，推出一項項醫療科研成果。

在80年代的中國，急性胰腺炎死亡率高達60%以上。黎磊石在研究中發現，這種病主要是血液里會快速產生毒素。他從連續性血液凈化入手，採用體外循環治療技術，連續不斷地清除患者機體內的有害物質，獲得了成功。隨後，他又將這一技術用於嚴重感染、創傷及中毒病例的救治，並在國際上首次將血漿免疫吸附用於脂蛋白腎病的治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接著，他又將這項技術成功運用於狼瘡性腎炎治療等領域。

黎磊石在腎臟病治療領域，用20年走完了發達國家40年發展道路，填補6項腎臟病研究領域國際空白，使中國腎臟病研究和治療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黎磊石院士對中國現代腎臟病學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首創IgA腎病分型診斷治療，大大提高了IgA腎病的療效；革新引進現代腎臟病實驗診斷方法，發展腎活檢免疫病理技術，在國際首創應用雷公藤治療慢性腎炎，用大黃延緩慢性腎功能衰竭已在國內外廣泛應用，首先將霉酚酸酯應用到重症狼瘡性腎炎的治療當中，使狼瘡性腎炎的救治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現代腎臟病研究在中國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年前幾乎是一片空白，曾被列為10大死亡病因之一。一直從事著熱帶病和血吸蟲病研究的黎磊石，毅然走進這個全新領域。黎磊石決定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探索腎臟病治療的新路。一次，他在查房時發現，一位用雷公藤治療風濕性關節炎的病人，治療前併發的嚴重蛋白尿突然消失了。這個偶然的發現，激發了他的靈感，他翻開一本本醫學書籍，查閱了《本草綱目》等資料，卻均無記載。雷公藤屬毒性中草藥，易引發急性中毒，嚴重的可導致死亡。

為證實雷公藤對腎炎的療效和臨床安全性，黎磊石決定自己先試一試。黎磊石用雷公藤煎湯，大膽試服，劑量由少到多。他注重科學，更注重科學思維所派生出來的理性感覺。結果表明，雷公藤根部毒性適中，能利尿、消腫，對蛋白尿具有治療作用。接著，他將雷公藤成功推廣到臨床治療，使慢性腎炎有效治療率達84%。這一成果在國際上引起轟動。此後，他又將一批中草藥應用於臨床治療，開闢了中西醫結合治療腎臟病新路。

隨著醫學技術不斷發展，腎移植手術給腎衰竭病人帶來生的希望。為讓腎病患者得到更系統的內外科綜合治療，黎磊石決定做腎移植手術。內科醫生從事外科手術，這無疑是向傳統醫學挑戰。果然，他的想法一出，有人就提出質疑。面對別人的反對，黎磊石據理力爭：腎臟移植是腎臟病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果僅僅停留在傳統的治療方式上，就無法突破。為了掌握這門技術，黎磊石收集世界上有關腎臟移植的資料，派人到中國當時腎移植技術最好的醫院學習，又登門向身為外科專家的哥哥黎介壽請教。在他的主持下，第一例腎移植手術獲得成功，為內科腎臟病綜合治療創造了條件。

黎磊石，不斷超越自我，不僅開創內科醫生做腎臟移植手術的先例，還大膽進入由病理醫生從事的腎活檢領域。2000年，黎磊石不幸患了惡性腫瘤。當時的黎磊石已經70多歲。他的哥哥黎介壽為弟弟制定了治療方案，黎磊石坦然面對病魔。手術后不久，黎磊石就重回工作崗位。

黎磊石從事臨床、醫療、科研教學40餘年，涉及內科各領域，50－60年代以熱帶(寄生及傳染病)為主；60一70年代任職大內科，以心血管病為主；70年代以後專攻腎臟病。內科臨床經驗豐富，而且善於將臨床鑽研與基礎研究相結合，是國內醫學界負有盛名的“臨床”、“實驗”專家。近15年來，在原發性腎炎(腎小球疾病)、繼發性腎炎，特別是紅斑狼瘡性腎損害等方面研究，從組織功能，免疫功能，逐步深入到細胞、分子水平，創造一系列新技術，新療法。尤其擅長於應用現代醫學研究手段發掘醫學遺產，總結出一系列獨特的治療方法，使中國腎臟病的診斷治療工作迅速達到國際水平，在許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在腎臟病領域作出卓越的貢獻，1977年首創用中藥雷公藤治療慢性腎小球疾病，首創蛋白尿免疫化學分析方法，促進了中國腎臟疾病的診斷水平的提高，對中國IgA腎病免疫病理特點及發病機理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IgA腎病臨床分型及治療方案，其中扁挑體切除術治療肉眼血尿型IgA腎病成功率達90%以上，創用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狼瘡性腎炎，使重型病例的5年存活率提高到90%以上，達國際先進水平；通過臨床實驗研究，發現大黃具有延緩慢性腎衰進展的作用，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重視，並推廣應用於臨床，療效顯著；首次證實了中藥冬蟲夏草防治藥物性腎毒性作用，為急性腎小管壞死的治療開闢了新途徑；首創一秒種腎活檢快速穿刺法，推動了中國腎小球疾病免疫病理的研究工作。

1990－1997年任國際腎臟病學會理事

1993年03月至1998年03月政協全國全國政協委員

曾長期擔任中華內科學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實用內科雜誌》總顧問、解放軍醫學雜誌顧問，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中華內科雜誌和中華腎臟病等雜誌副主編。

黎磊石是中華腎臟病學會及亞太地區腎臟病學會創始人之一，開啟了中國腎臟病走向世界的大門。他首創IgA腎病分型治療，革新腎活檢免疫病理技術，創造了斜角進針法，成功率達99.7%：他發明了雷公藤治療腎炎，大黃素治療尿毒症，在腎臟病領域所進行的傳統醫學現代化工作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在國際上首創霉盼酸醋及普樂可復治療狼瘡性腎炎：倡導持續性血液凈化技術救治危重病例，成功地創造了免疫吸附療法治療脂蛋白腎病。

黎磊石是我國現代腎臟病學的開拓者，是中華腎臟病學會及亞太地區腎臟病學會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解放軍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委，曾任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副院長，對我國現代腎臟病學的發展貢獻卓越。探索IgA腎病的發病機理，革新發展腎活檢免疫病理技術，創造了斜角進針快速腎活檢技術，成功率達99.7%。他發明了雷公藤治療腎炎，大黃治療尿毒症。在國際上首先應用霉酚酸酯及普樂可復治療狼瘡性腎炎，倡導持續性血液凈化技術救治危重病例，成功地創造了免疫吸附療法治療脂蛋白腎病。在診斷治療上的貢獻遍及腎臟病的各個領域，特別是運用現代醫學研究手段，為傳統醫藥的現代化作出了貢獻，在國際上贏得了聲譽。

黎教授從醫60年，熱愛病人，醫技高超，醫德高尚。培養無數頂尖學生，被稱為一代醫學宗師。

黎磊石是中國腎臟病學界的第一位院士，創辦了《腎臟病與透析腎移植雜誌》。發表論文700多篇。黎磊石先後50餘次應邀赴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印度、新加坡等國講學，廣泛介紹我國腎臟病學術成果。香港內科學院授予榮譽院士，2003年國際腎臟病學會授予終身榮譽會員。曾多次組織並擔任國際腎臟病學術組織會議的主席。50-60年代從事熱帶病防治研究，成績顯著。

在國際上首創兔肝血吸蟲卵皮試抗原，解決了當時全國血防普查工作的需要。在國內首先證實海群生及銻劑能殺死絲蟲成蟲，發現用呋喃丙胺治療中華分支睾吸蟲及中藥“黎蘆”治療血吸蟲的療效，為寄生蟲的防治作出貢獻。

2010年3月16日7時58分，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著名腎臟病學家、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副院長黎磊石教授，因患腫瘤長期醫治無效與世長辭，享年84歲。

黎磊石逝世后，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劉延東、李源潮、蔣樹聲、桑國衛、梁光烈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各界人士紛紛發來唁電、唁函或敬獻花圈和花籃。

黎磊石遺體告別儀式2010年3月21日在南京市殯儀館舉行。在送行儀式上，黎磊石院士安卧於鮮花和翠柏叢中，身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靈堂正後方牆上掛著寫有“沉痛悼念黎磊石院士”的挽幛，挽幛下方正中位置是黎老的遺像。當日13時，根據黎磊石院士生前遺願，他的骨灰被安撒長江，與他魂牽夢繞的事業與追求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