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
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
作者：馮契（1915—1995）
著作分類：哲學/宗教 > 哲學 > 哲學理論
《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的續篇，論述了中國近代哲學（1840-1949年）的發展歷程。這實際上是整個中國哲學史上繼先秦和秦漢至明清之際以後的第三個大圓圈。全書緒論外，分為四章。內容包括：中國近代哲學的前驅；哲學革命的進化論階段；新舊思潮之激戰和哲學革命開始進入唯物辨證法階段；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專業哲學家的貢獻等。
馮契
馮契（1915—1995），原名馮寶麟，1915年出生於浙江省諸暨。著名哲學史家、哲學家、美學家、教育家、教授。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95年逝世，享年80歲。曾任上海哲學學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辯證邏輯學會會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名譽主任。曾任教於雲南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並在《哲學評論》、《時與文》、《展望》等雜誌發表學術論文與雜文。50年代初，開始在華東師範大學任教，並先後兼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等，主編《哲學大詞典》、《中國近代哲學史》；個人的哲學著作是10卷本的《馮契文集》。
《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
《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
《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
《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
分五個部分介紹每個歷史階段中國近代哲學特徵：
1，中國近代哲學的變革準備。
2，近代進化論哲學觀。
3，“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唯物史觀的傳播。
4，中西方哲學的進一步合流。
5，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將中國近代哲學史的研究現狀與發展線索相互結合，並涉及研究中國近代哲學的方法論。
中國近代哲學革命在“古今中西”之爭的制約下，主要圍繞著歷史觀、認識論、邏輯和方法論問題以及人的自由和理想問題等四個方面展開，既受到西方近現代哲學的影響，又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理氣（道器）”之辯、“心物（知行）”之辯、“名實”之辯、“天人”之辯在近代的發展。
西方哲學傳到中國來的眾多流派中，影響最大的是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前者的輸入標誌著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開始，即形成了進化論階段；後者的被接受標誌著中國近代哲學革命進入了唯物辯證法階段。除此之外，還有兩種在中國影響較大的西方哲學思潮：實證主義思潮和非理性主義思潮。
宋明時期的“理氣（道器）”之辯，首先是關於天道觀的問題，其次是歷史觀的問題。這個論爭到近代，演變成首先是歷史觀的問題，然後才是天道觀或一般發展觀的問題。從龔自珍，魏源至鄭觀應等，都沿用“道器”範疇來表達他們的變易史觀；由此發展到用進化論來解釋歷史的演變；再進一步發展到唯物史觀以及一般的辯證發展觀。中國近代哲學的認識論，仍以“心物（知行）”之辯為中心。魏源提出了有近代氣息的知行學說，章太炎和孫中山在這一爭論中對知行關係的論述都包含有辯證的見解。在這個過程中，歷史觀和認識論的論爭在“心物”之辯上逐漸結合起來，成了中國近代哲學發展的主線，最後由馬克思主義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作了總結。“名實”之辯演變到近代主要是邏輯學和方法論上的討論；“天人”之辯在近代主要是討論人的自由和理想問題；這兩方面的論爭，中國近代哲學未能作出系統的總結。歷史留下了進一步發展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任務。
自40年代開始，在半個多世紀的思想跋涉中，馮契既歷經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潛於中國的智慧長河，而對人類認識史的這種沉思與反省，又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及時代問題的關注。從早年的 《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說三篇》，馮契以始於智慧又終於智慧的長期沉思，為中國當代哲學留下了一個創造性的體系。
以智慧的探索為中心，馮契的哲學思考涉及中國哲學史、認識論、價值論、倫理學、美學、邏輯學等各個領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一卷本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馮契對中國古代哲學的考察，側重於揭示中國古代哲學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及科學的比較方法，馮契梳理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演進的歷史脈絡及其中的邏輯環節，並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歷史特點作了深入的分析。馮契對認識論作了廣義的理解，認為它包括如下四個問題：第一，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第二，理論思維能否達到科學真理？或者說，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何以可能？第三，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首先是世界統一原理、宇宙發展法則）？第四，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者說，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養？在馮契看來，中國傳統哲學在關注前二個問題的同時，又對后兩個問題作了更多的考察：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原則的問題，發端於先秦的名實之辯；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的問題，發端於先秦的名實之辯，二者貫穿於整個中國哲學史，正是在對這兩個問題的考察上，顯示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
就名實之辯而言，馮契認為，相對於西方哲學，中國哲學較早地發展了辯證邏輯；每當中國達到總結階段時，就有哲學家或邏輯學家對辯證思維的形式進行考察，提出辯證邏輯的原理，在先秦哲學的總結階段，《荀子》、《易傳》、《內經》初步形成辯證邏輯的系統，到宋明，從沈括、張載到王夫之、黃宗羲，辯證邏輯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馮契進而指出，與辯證邏輯的早期發展相應，中國較早地發展了辯證法的自然觀，這種自然觀以氣一元論為基礎，將道理解為陰陽的對立統一。辯證邏輯與辯證的自然觀對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馮契的這一看法不同於所謂中國人“重人生輕自然、長於倫理而忽視邏輯”的流行之論，它在相當程度上深化了對中國傳統認識論和自然觀的理解。
哲學史與哲學的統一，是體現於馮契哲學研究過程的一個基本原則。對以往哲學的考察，總是處處滲入他的哲學見解，而他的哲學思考，又伴隨著對以往哲學智慧的總結。這種總結，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智慧說三篇》中。《智慧說三篇》由三部相互聯繫的著作構成，即《認識世界和認識自我》、《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馮契對認識論作了廣義的理解，認為它不應限於知識論（theoryofknowledge），而且應研究智慧的學說，要討論元學（形而上學）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等問題。
按馮契的理解，廣義的認識過程包括二個飛躍，即從無知到知的飛躍和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由無知到知的過程發端於實踐中獲得的感覺，這種感覺能夠給予客觀實在。馮契認為知識經驗領域無非是以得自經驗者還治經驗，得自經驗者即是概念，用概念來摹寫和規範經驗，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由此形成了知識經驗。
經驗知識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馮契看來，認識並不限於經驗領域，它同時指向性與天道，後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說認識論的前二個問題主要關聯著經驗知識，那麼，智慧則更多地涉及認識論的后二個問題，即關於性與天道的認識；而關於道的真理性認識又內在地關聯著人的發展，後者便展開為自由的人格。馮契肯定，邏輯思維能夠把握具體真理：人能夠在有限中認識無限，在相對中揭示絕對，而這一過程即表現為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
如何實現從名言之域的知識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馮先生從理性直覺、辯證綜合、德性自證諸方面作了考察。他區分了總名與達名，達名表示的是最高的類，總名所表示的是元學的理念，亦即大寫的Idea，總名可以看作是達名的辯證綜合，如時空範疇便是達名，當我們說在有限中揭示無限，在瞬間把握永恆時，便是以時空範疇作辯證的綜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與辯證綜合相聯繫的是德性的自證。理性直覺與辯證綜合的主體是我，我不僅有意識，而且能自證其德性，亦即對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驗證，在言行一致的活動中自證其德性的真誠與堅定。可以看出，從無知到知，又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既是知識論的問題，又是元學或本體論的問題；以廣義的認識論為基礎，馮先生對知識論與本體論作了溝通，並由此展示了統一本體與現象、名言之域與超名言之域的獨特思路。
1，《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陳旭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 郭湛波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費正清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