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家璧

江蘇松江人。1932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英文系。歷任良友圖書出版公司經理兼總編輯，老舍資助創辦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經理兼總編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顧問，上海市政協常委，編審。1926年開始發表作品。 1932年在光華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后，進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任編輯、主任。其間，結識魯迅、鄭伯奇等左翼作家，陸續主編《一角叢書》、《良友文學叢書》等。

1937年，他在上海《大美晚報》社擔任《大美畫報》的主編，並復刊《良友畫報》。

1943年在桂林重建"良友"，續出《良友文學叢書》，后將公司遷往重慶。1947年與老舍合作在上海創辦晨光出版公司，任經理兼總編輯，出版包括《四世同堂》、 《圍城》等名著在內的《晨光文學叢書》和《晨光世界文學叢書》。

1954年，調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攝影畫冊編輯室主任，編輯出版了《蘇聯畫庫》40種， 《新中國畫庫》60種，很受讀者歡迎。

1960年，調任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分工負責外文編輯室併當選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

直到1972年退休。退休后，他還積極地參加上海市政協組織的編輯組，用集體筆名伍協力翻譯了E.斯諾的《漫長的革命》、 《艾奇遜回憶錄》、《赫魯雪夫回憶錄》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撰寫了《編輯生涯憶魯迅》等百多萬字的回憶錄。歷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二屆副主席，中國作協上海分會顧問，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市編輯學會顧問等職。曾獲第二屆韜奮出版獎。

1997年3月12日在上海逝世。

著有論文集《新傳統》、 《編輯憶舊》、 《歐美小說之動向》、《月亮下去了》等，回憶錄《編輯生涯憶魯迅》、《書比人長壽》，譯著《漫長的革命》、《赫魯雪夫回憶錄》，主編《一角叢書》、《良友文學》叢書、《良友文庫》、《中篇創作新集》、《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晨光文學》叢書、《美國文學》叢書、《老舍全集》等。

《編輯憶舊》獲全國首屆編輯出版理論優秀圖書。 《新傳統》 ，良友文學叢書第30種，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8月一版。

《編輯生涯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9月一版。

《編輯憶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8月一版。

《回顧與展望》，列編輯叢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一版。

《書比人長壽》，列讀者良友文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88年1月一版。

《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6月一版。

譯文部分（不含合譯之作）

《室內旅行記》，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4年11月一版。

《今日歐美小說之動向》，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月一版。

《美狄亞》，收《世界文庫》第一冊，生活書店1935年5月一版。

《月亮下去了》，晨光文學叢書第10種，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6月。

《編輯憶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8月一版。

《新傳統》，良友文學叢書第30種，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8月一版

趙家璧與良友畫報

1932年秋，趙家璧從光華大學畢業，正式成為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職工，擔任文藝部主任負責文藝類書籍的編輯工作。那時《良友畫報》已出版發行六年多，並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當時，畫報的主編是馬國亮，編輯室設在四川北路851號，公司二樓中間的大房間里。畫報編輯室外面是一個大洋台，洋台的北端用木板隔成一個小間，這就是趙家璧一個人的文藝部，南端放一隻寫字檯，鄭伯奇就在那裡編《電影畫報》。雖然他們各自負責的工作不同，但趙家璧、鄭伯奇及畫報編輯部的馬國亮、丁聰、萬籟鳴，都是非常投機的朋友，直至晚年也常相往來。馬國亮與趙家璧是1929年同時進入良友工作的一對同齡青年。馬國亮能畫能寫，善寫小品文，他寫的文章編成冊子交給趙家璧編輯出版；《良友畫報》的選畫、編輯也常得到趙家璧的參謀，兩人情同手足。那時《良友畫報》每期都刊登一些小說或散文，這些作家便是大家共同的朋友。1934年，老舍第一次從山東到上海良友公司時，就請他坐在大洋台中間那張有黃色布套的大沙法上，大家圍在四周快樂交談，那天畫報的攝影記者曾拍下一個鏡頭。過了四五十年，我還聽到他們兩人在一起回憶這段往事。

1937年8月13日，日軍對上海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良友公司遭日軍炮火猛烈襲擊，損毀嚴重。經理余漢生認為恢復良友已不可能，遂向法院宣告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破產，解散上海職工，而把《良友畫報》遷至香港繼續出版。以趙家璧為首的上海職工不甘心公司就此倒閉，用職工會的名義，向法院受盤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的全部資產，招募新股東，收回香港《良友畫報》出版權，公司改稱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於1938年12月31日開創立業，地址在四川路33號企業大樓五樓，佔地只有100多平方米。此時，趙家璧也入了股，是公司的副經理兼總編輯，從此趙家璧對《良友畫報》更多了一份責任與義務。

趙家璧重視文化歷史的繼承與傳播，已主編了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他覺得出版十多年的《良友畫報》真實地記錄了那個時期的歷史與文化，而且，是用生動的畫片，形象化地記錄了那個時代，所以必須把它保存起來。但《良友畫報》開創初期，伍聯德先生自認為是冒險出版，初版本只印了2000冊，出版后大受歡迎，添印兩次，共計七千冊，也銷售一空。因此早期的版該公司已無存。"八·一三"事變，日軍炮火把良友公司的書庫幾乎全毀，畫報也在其中。在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成立后，趙家璧想方設法費盡心機，總算收集齊一套完整的《良友畫報》，他精心地把它裝訂成十五大卷，放在公司玻璃櫃中展出。裝幀美麗的《良友圖畫雜誌》既是公司業績的展示，也是很有影響力的廣告。每當看到畫報，總讓趙家璧想起畫報的創始人、提攜他步入出版界的恩人--伍聯德先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上海租界。12月26日，日寇查封良友復興圖書公司，這一套十五卷的《良友圖畫雜誌》合訂本，被隨同日軍查抄的日本同文學院學生髮現，下令捆紮起來，準備次日派車一併運去。這十五冊畫報是公司重要紀念品，此後恐怕再難收齊。趙家璧眼看自己的心血遭此厄運，心急如焚，束手無策。當時有一個年輕的同事自告奮勇，夜半乘日寇不防，翻牆入室，冒險偷出，使這十五冊畫報，免陷敵手，幸得保全。

1942年4月24日，不願屈從日寇的"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正式宣布停業，趙家璧和時任主編的大學同學張沅恆準備離開上海去桂林復業，出發前他先爬到房頂上，將畫報存放天花板與房頂間的空隙處；想想下雨漏水會浸蝕它的，就又搬到壁櫥中；但誰都知道壁櫥是存放財物之處，所以怎麼也不能放心。最後得到一位蘇州友人幫助，將畫報隱藏到了蘇州鄉下的農舍中。1945年日寇投降，趙家璧回滬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蘇州鄉下，把畫報領回。那天他是帶著我和弟弟一起去的。雖然畫報沒有遭到意外，但無意間已把第十卷丟失了。此後，畫報一直保存在他自己的視線之內。

1954年，中國迎來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趙家璧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將晨光出版公司併入上海新美術出 版社。在跨出這一步前，他決定為這套《良友畫報》找一個能留存後世的安身之處。他考慮良久后，向《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詢問應捐獻給哪個單位，如何辦理捐獻手續。4月3日北京圖書館給他來信，信中說“接到人民日報社的信，通知我們關於您想要將收藏多年的全套《良友畫報》捐獻給國家的事，並要我們與您直接聯繫，我們接到信后十分高興，因為我們館正缺這麼一套完整的畫刊，現在找這麼一套卻不大容易了。您既願把這一心愛之物捐獻與我館。我們代表廣大讀者群眾向您表示感謝。

至於移交手續，是否請晨光出版公司代為裝箱寄運給我們。運費可由我館全部負擔，上海龍門聯合書局常有書刊寄運給我們，包裝等都還好，必要時可以電話和該店聯繫。

4月10日趙家璧就把這套《良友畫報》寄送北京圖書館，並寫下一份此書的經歷，和良友圖書公司被日軍查封、啟封的珍貴照片一併寄去。

"文化大革命"中，趙家璧所有藏書都被抄走，進入七十年代后，風暴減弱，他那懷舊的思緒就抬頭了，他想念自己主編的《一角叢書》 《良友文學叢書》《良友文庫》《萬有畫庫》和《良友畫報》等書籍。當時上海圖書館館長是顧廷龍先生，顧老體諒他的懷舊之情，把他介紹給圖書館現代文學館的蕭斌如同志。當蕭斌如引他走進上海圖書館藏書樓，看到整齊地排列著他三四十年代主編的這些書籍時，他彷彿遇見了久別的親人，含著淚水，撫摸著已泛黃的舊書，激動地說："這是我一輩子的心血呀！可惜這些書在文革時，全被抄去了！

1977年5月，北京魯迅研究室葉淑穗等同志到上海訪問趙家璧，臨行時趙家璧懇請他們回京后與北京圖書館聯繫，為他捐贈的《良友畫報》拍兩張照片，使他在思念時，能對著照片，讓思念隨聯想蹁躚。8月12日，他們終於寄來了照片及底片。趙家璧有一本精美的照片冊，裡面貼著魯迅給他的46封信的照片，這兩張照片他也收在這本相冊中，可見《良友畫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1979年他到北京參加全國第四屆文代會後，曾專程去北京圖書館，探望作為特藏品的《良友畫報》，就像去探望一位久別的親人。

1980年前後，上海圖書公司聘請趙家璧和顧廷龍、周谷城、羅竹風等十二位老人為顧問，此後，公司經理畢青和副經理郭小丹常到趙家訪談，1982年至1986年間，公司屬下的上海書店印影出版全套《申報》，為印影的事，郭小丹先生常有事與趙家璧商討。據郭小丹先生回憶，大約是1983年5月間，趙家璧對他說：“你們實在還有一套書可印。”郭問：“什麼書？”趙家璧答：“《良友畫報》”，還說：“一幅歷史照片的價值，決不是幾千文字所能代替的。因為它更真實、更具體、更形象化、具有更大的說服力，足以引起無窮的聯想。《良友畫報》歷史悠久，編輯態度較認真，所採用的畫片，涉及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體育、服裝、婦女、兒童等，可以說包羅萬象，應有盡有。三萬餘幅圖片，可以說是一部形象化的歷史圖卷。我常想上海書店如把全套舊版本《良友畫報》加以重印，化一為萬，那才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趙家璧還建議他們去問問馬國亮。隨後，畢青和郭小丹按趙家璧提供的地址到南昌路馬國亮家，馬國亮也說這套畫報值得重印發行，還告訴他們，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王冀博士說過："《良友畫報》是一套很有歷史價值的畫報，今天看來，仍舊是很好的參考資料。"他也建議把當年的《良友畫報》全部重印。但80年代初，當時上海書店的領導還有些顧慮，因為《良友畫報》中有大量蔣介石和國民黨黨政要員的照片，怕上級不批准。趙家璧鼓動他們打報告試試，又說："內部發行也可么！"不久，市委宣傳部批准重印全份舊《良友畫報》。上海書店交給郭小丹負責此事，並請趙家璧寫一篇重印全份《良友畫報》引言，放在首頁。

重印《良友畫報》需要一份完整、清晰的母本，而此時畫報因出版期久遠，在國內已瀕臨絕跡，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都沒有保存完整的全套原版本，幸好上海圖書公司所屬的上海舊書店，專收舊書刊，自1956年成立以來，經三十多年的收集，總算配齊兩套，雖然有的版面已有破損，但在製版、印刷部門的努力下，終於在1985年，《良友畫報》創刊六十周年前夕，開始發行，預訂。原計劃印1000套，實印900套，售價每套2600元，平均每冊100元。對當時的讀者來說是貴了些。但問顧者也很多，銷售興旺。

畫報出版后，上海書店向趙家璧和馬國亮各贈送一套。當二十六本包裝精美的畫冊送到家裡時，趙家璧看著桌上地下堆滿的畫報喜形於色地說道："今後，我什麼時候想看畫報，就能看到了。"畫報實在是多，書櫃中放不下，房間又小，只能在樓梯口搭了一間閣樓，專門存放。

《良友畫報》在國內成功發行后，郭小丹通過自己的好朋友，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陳萬雄先生向台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連生建議“台灣是否也印一些”。開始幾次沒有談成功，領導對郭小丹說："你不要花這個心思了，弄不成功的。"1990年，陳萬雄請郭小丹到香港去（郭小丹此時已退休），次日張連生也到港。陳萬雄請他們一起早茶，席間張問："郭老，你一再建議台灣影印發行《良友畫報》是什麼道理？"郭老說："《良友畫報》1926年出版，蔣介石1927年上台，《良友》每期都有國民黨政要的照片，現在這些人都已不在了，他們的子女和百姓都會想了解這段歷史。《良友畫報》極好地記錄了這段歷史。我估計台灣可能不會有全套《良友畫報》，你們自己影印也難。如由上海印製，你們來發行，功德無量。張回去考慮后決定印500套，親自到上海簽訂合同，上海方面簽字的是上海圖書公司經理俞子林，共付美金21萬多，畫報印出后，通過香港商務印書館轉送至台灣，不久，畫報全部售完。台灣發行的《良友畫報》的序言是請馬國亮先生寫的。

現在重印的《良友畫報》已成為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大圖書館、研究機構、大學、出版社的重要參考資料。聽說最近又有出版機構在策劃重印《良友畫報》。確實，要想了解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概況、世界要事，要尋找那個時代的人物、文化，乃至想了解那時的服飾、用品，那麼，《良友畫報》確是一種極好的參考。我想這也是趙家璧收藏、捐獻並建議重印的初衷吧。

與陸小曼編徐志摩全集

欣然受託，艱難組稿

徐志摩遇難后，陸小曼一直想給志摩出個全集。趙家璧因為要出版《秋》一書向陸小曼徵求照片時，陸小曼就曾向他透露了編《志摩全集》的打算。後來陸小曼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病好后，她又對趙家璧說了這個想法。趙家璧是徐志摩的學生，他非常贊同這一建議。當趙家璧去徵求茅盾先生的意見時，茅盾也鼓勵他盡最大努力搜集志摩的信札、日記，為中國出版界編出第一部現代作家全集來。於是，陸小曼和趙家璧分別找尋徐志摩的著作、日記等，並向圖書館和收藏家借閱文學期刊，收集散見各處而未編入文集的零星文章，並寫信向有關朋友徵求徐志摩的書信。經過多方尋找、索討，到1935年10月，稿子大致編好，一共有十卷。陸小曼發出的徵求信，反應很一般，因為當時徐志摩的朋友們都把他的死怪到陸小曼的頭上，認為是小曼害了他，所以她編全集，那些朋友不肯予以支持。當時徵得的書信，僅有致劉海粟十九通，致蔣慰堂九通，致郭有守九通，致郭子雄八通。陸小曼很失望，但她不願再去求人。她對趙家璧說："即使應當交出信函的許多朋友都不來（她指的是胡適和住在北方的徐志摩其他朋友），我自己收藏的部分為數也不少，湊成一卷沒有問題，雖然其中有些信，我實在不願公開發表。另外有一部分志摩從國外寄回來的英文信，如能譯成中文，也可湊出二三十封。"這批英文信，據趙家璧回憶，後來小曼交給他保存，”文化大革命“期間就不知下落了。十卷大致收集好后，議定由趙家璧所在的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當時，陸小曼曾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一封信，裡面提到了這個時期的工作和想像著快要印行《志摩全集》時的喜悅心情。信中寫道：

“志摩日記及書函正在抄寫中，只因信件太多，一時亂得無從理起，現在我才將散文、詩集等編好，再有幾天就要動手編書信了，那時定會抄就奉上的，好在也沒有多少日子了，雖是新產生的，可是其味或美得多，洵美也曾問我要志摩的東西，我也沒有送去呢

《志摩全集》大約三月中能出版了，到時一定送一份給先生看，只是我頭一次編書，有不對的地方還望你們大家指教才好。”

從信中看，可能那時陳從周已經有了想搞《徐志摩年譜》的意思了，所以向小曼要志摩的書信。而那時，陸小曼對出版《全集》充滿了希望。

胡適插手 節外生枝

1935年10月，胡適到上海。趙家璧做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樓宴請他，並請陸小曼作陪。席間，陸小曼就向胡適談了她和趙家璧已把《徐志摩全集》初稿編就的情況，要求他把志摩給他的信以及給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滬，也談到留在別人手中的幾本日記的事，最後還要求胡適為這套全集寫一篇序。胡適聽了以後，沒有什麼反應，似乎毫無興趣。

到宴席后的第四天，胡適跟陸小曼講，他認為《志摩全集》放在"良友"出不合適，他建議改交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館長王雲五也表示同意，並願立即預支版稅兩千元。這對經濟困難的陸小曼來說，具有強大的誘惑力。陸小曼馬上找到趙家璧對他做了解釋，趙家璧也無可奈何，"良友"是小出版社，鬥不過商務，他也拗不過胡適，更兼陸小曼已決定由"商務"出了，他不好再說什麼。於是陸小曼跟商務印書館簽了合同，稿子隨即寄了出去。正要校對的時候，"八·一三"戰爭在上海開始了，而陸小曼又生病好幾個月，等病好了再去問，得知商務印書館預備遷走，一切都處於紛亂狀態，根本談不到出書的事了。他們只是口頭答應，等安定了再出書。誰料一年年過去了，小曼卻從此與商務失去了聯繫。

陸小曼受到沉重打擊。她後來寫道：“我懷著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家裡，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運，我的心情也從此浸入了憂愁中。除了與病魔為伴，就是整天在煙雲中過著暗灰色的生活。”

八年抗戰結束后，陸小曼跑到回遷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去問稿子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熟人，才知道他們當時是匆匆忙忙撤退的，先是到了香港，再轉到重慶。在抗戰時期，忙著出版抗戰刊物，根本沒有想到去出志摩的書。現在雖然遷回，但幾經輾轉，連館內的人也不知道稿子究竟在哪兒了。據說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慶。

1946年的一天，趙家璧去看望陸小曼。當時他已在主持晨光圖書公司。陸小曼一見到他，就流下了眼淚。她近乎懺悔地對趙家璧說：“那年，胡適逼我把《全集》交給商務印書館，一方面是利用我急於要錢的心理來破壞我們的合作；但他真正的目的還在於，不願讓新月派詩人的全集，由你這樣一個青年來當編輯。特別是胡適對良友公司出的文藝書中，左翼作家如魯迅、茅盾等佔主要地位，心中最不高興，因此他千方百計逼我把這套書拿出來。我當時也預料到，進了'商務'這個大書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現在事實不正是這樣嗎？今天后悔也來不及了！”

趙家璧對陸小曼勸慰了幾句，又問她是否還有其他的日記或遺稿之類，可和《愛眉小扎》等重新合編一冊？陸小曼說：“今年正好是志摩誕生五十周年，讓我再去找些未發表的日記編一本新書吧！但是志摩最好的日記，還有幾本，都不在我這裡，而是在北平的兩個人手裡，我也沒有辦法去要。”

後來，陸小曼就找出了徐志摩寫於1918年的《西湖記》，寫於1926年至1927年的《眉軒瑣語》，連同志摩親筆題名的《一本沒有顏色的書》，再加上原來已出的《愛眉小扎》和《小曼日記》，共五個部分，總題為《志摩日記》，於1947年3月由晨光圖書出版公司出版。小曼在序中再次表達了自己的心愿：“我決心要把志摩的書印出來，讓更多的人記住他，認識他。這本日記的出版是我工作的開始……我預備慢慢的拿志摩的東西出齊了，然後再寫一本我們兩人的傳記，只要我能完成上述的志願，那我一切都滿足了。”

胡適對陸小曼一向有好感，陸小曼也感覺得到。徐志摩死後，胡適便以保護人自居。他向陸小曼提出，要她與同居的翁瑞午斷交，以後一切由他負全責。陸小曼委婉地拒絕了。胡適很不高興。四十年代，胡適還從南京來過一封信，再勸小曼聽從他，由他來安排新的生活。這次，陸小曼沒有給胡適回復，胡適非常生氣，以後就不再和陸小曼來往了。

失而復得 喜獲新生

後來，陸小曼找到了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志摩的老朋友朱經農，讓他幫助查找志摩稿子的下落。朱經農不久回了一封信，說志摩的稿子並沒有丟失，還在香港，他一定設法在短時間內找回來。這個肯定的回答給了陸小曼一點希望，這時已是抗戰勝利后的第三年了。

但是，從此以後，卻又沒有了任何音信。

1954年的春天，陸小曼突然接到北京商務印書館來的一封信，說志摩全集的稿子找到了，因為不合時代，暫時不能出版，稿子可以退還，預付版稅，不再追還。不久，陸小曼收到了北京商務印務館寄來的書稿清樣和全部紙型。陸小曼看到在書稿的末尾由商務編審寫了個後記，後面簽署的日期為“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也就是1948年7月。這應當是陸小曼請朱經農查找后，由編審重新整理髮排的。由於當時正是解放戰爭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大戰役發動前夕，所以最後未能印刷出版。

陸小曼看到稿子清樣，欣喜若狂。回想在抗戰勝利后的四年內，她奔來奔去，費了多少精力，也沒有得到最後答覆；而現在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只要稿子還在，慢慢地就一定會有機會出版的！

新中國成立，年近半百的陸小曼獲得了重生。1956年她被安排為上海文史館館員，這雖然是個虛職，但每月至少有幾十塊錢可拿，使她有了生活保障，也給了她鼓舞和信心。她後來還成了農工民主黨徐匯區支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我一定做一個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種人，我決心做人，我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這是陸小曼在《哭摩》一文中對徐志摩亡靈的表白。她終於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種女性--看書、編書、畫畫、寫文章。她除了不遺餘力地編輯出版徐志摩的作品外，還拿起筆寫了一些散文、小說、故事等，翻譯了一些外國文學作品，還成了上海畫院專業畫師。目前存世的陸小曼畫作估計在百幅以上，分別收藏在上海中國畫院、上海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海寧市博物館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1959年，她被全國美協評為"三八"紅旗手。與志摩在世的時候相比，她已經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了。

一天，友人韓湘眉由美國來華探親，順便來看望陸小曼。韓湘眉告訴她，在國外的朋友都很記掛她，以為她生活無著，想給她一點幫助。陸小曼聽了很受感動，但是她謝絕了朋友們資助她的錢。她說："確實，解放前，我過得很苦，但是解放改變了我的一切，像我這樣消極悲觀的人，也開始了新的生命。"

度盡劫運 海外面世

1964年春，陸小曼開始用正楷筆錄《矛盾論》全書，準備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周年的節日獻禮。可是從夏天起，她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差，這件事最終未能完成。在臨終前幾天，陸小曼囑咐堂侄女陸宗麟，把梁啟超為徐志摩寫的一幅長聯以及她自己的那幅山水畫長卷交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而《徐志摩全集》的紙樣，後來則給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

關於《徐志摩全集》紙樣，以後還有一個故事。陳從周在《含淚中的微笑--記陸小曼山水畫卷》中說："可惜的是那《全集》的紙版，我歸還了徐家，已在抄家中丟失了其中一冊。雖然事前我已與何其芳同志聯繫好，要寄北京文學研究所保存，但徐家在時間上拖了一拖，遂遭劫運。"

1999年，筆者去上海訪問了徐志摩的堂侄徐炎，他對此事做了解釋。他說，事情是這樣的：1965年，陸小曼在華東醫院過世后，陳從周和我一起去陸小曼家裡，當我去時看到家徒四壁，東西不知給誰拿走了。只有一個箱子，是陸小曼臨死時托陸宗麟交給陳從周保存的。看了一下，裡面是《徐志摩全集》的紙樣，一共十包。因為上海只有我一家是徐志摩的直系親人，陳從周就把紙樣交給我媽保存。1968年，《全集》紙樣被紅衛兵抄家時抄走了。1981年找回來一看還是十包。仔細翻閱，原來其中一包是政治學習材料。據說，陸小曼在擔任上海文史館館員后，曾組織過政治學習，因此有此資料。後來聽說當時紅衛兵抄去《全集》后，打開一看，湊巧看到這一包政治學習資料，他們就不敢動了，原樣封起來，在上面寫："此是學習材料，要保管好。"這樣，另外九包真正的紙樣才得以保存下來。這樣看來，陸小曼當時過世時給我們的十包中，其中的一包本來就是政治學習材料。1981年拿回《全集》紙樣后，我母親就把它交給了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1983年，這套《全集》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

與徐志摩的師生情

慧眼識好馬 師生文字緣

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趙家璧是聖約翰大學附中的學生。6月3日，全校學生準備懸掛半旗，向死難同胞致哀，美籍校長卜芳濟當眾撕毀中國國旗，激起全校師生的義憤。師生們一同宣誓永不進外國教會學校。一月後，由國人自建的光華大學正式成立。秋季，趙家璧進入光華大學附中高中一年級就讀。當時同學們愛國熱情高漲，社會活動積極，學生會自行編輯出版中、英雙文字的《晨曦》季刊，向社會發行。趙家璧被推為中文部編輯主任，以後又當選為總編輯。他經常在此刊物上，寫些介紹英美作家的文章。也翻譯過但丁、王爾德、莫泊桑等的作品。這些文章引起了當時在光華大學任教的徐志摩的興趣。一天，他讓費疏洪先生把父親叫到教員休息室去。那時，趙家璧還是一個不到18歲的中學生，他猜不出一位知名的大學教授找他有什麼事，心裡忐忑不安。可是，當他進入教員休息室，徐志摩立即微笑著迎了上來。這位年輕教授非凡的風度、高雅的談吐一下就把趙家璧迷住了，受到教授如此的青睞，又讓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不停地向徐志摩發問。想從他那裡得到一些進入文學殿堂的秘訣。免得自己再去苦苦摸索。徐志摩看出趙家璧的意圖，便認真地對他說：“文學不比數學，需要循序漸進。文學的園地等於一個蜘蛛網，你如有愛好文學的素養，你一天拉到了一根絲，只要耐心地往上抽，你就會有一天，把整個蜘蛛網拉成一條線。我自己念書，從沒有一定的步驟。找到一本好書，這本書就會告訴你別的許多好書。”老師的這番話，奠定了趙家璧走文學道路的基礎，銘記在心，終生受用。

次年，趙家璧進入光華大學英國文學系。二年級時，徐志摩又到光華大學任教。出於對徐志摩的崇拜，凡他講授的課，趙家璧必定都去聽。在散文課上，徐志摩獨創一格的散文，在文字運用方面摻入詩的聲韻和格調，使學生們得到心靈上的啟示；在小說課上，徐志摩講故事的伶俐口才。又讓學生們傾倒。他還把教室搬到寬闊的校園，倚在梧桐樹榦上，用純正的英語念哈特遜（Hudson）的《綠色大樓》(Green mansion）和《男人與鳥》（Bird and man）。他—會兒凝望著藍天，一會兒背幾句詩，一會兒又感慨地解說，在這樣美好的境地，聽著啾啾的鳥鳴，傍著潺潺的溪流，又讀著自己崇拜者的文章，使同學們更感受到了宇宙萬物的可愛和文學的魅力。徐志摩還帶著同學們去參觀美術展覽會，聆聽交響樂演奏會。他對同學們說：“要真正地鑒賞文學，你就得對於繪畫、音樂有相當心靈上的訓練。這是一條大道的兩個旁支。前者是空間的藝術，後者是時間的藝術，同樣是觸著心靈而發的。”受恩師的啟迪，父親對音樂與美術也投入了許多的關注，特別是美術方面的學習，對他日後編輯出版《蘇聯版畫集》、 《新中國畫庫》、《萬有畫庫》等大有裨益。

外灘的外文書店也是徐教授常帶同學們去的地方。那些裝幀美麗、附有版畫、插圖的外文書，成了趙家璧日後編輯出版《良友文學叢書》的參照，而那些成套的叢書，則給了趙家璧謀划《新文學大系》以極大的啟示。徐志摩對這個門生有些偏愛，他希望趙家璧大學畢業後到牛津或劍橋深造，成為外國文學方面的專家，但趙家璧卻早早地談起了戀愛，而且在大學二年級的春節結婚了。徐志摩送給他一部羊皮面的哈代短篇小說集作為結婚禮物，表達自己對學生的祝賀和期望，也沒忘了在課堂上調侃幾句，以致趙家璧好幾次不好意思地從課堂里溜了出去。還有一件事，趙家璧也是違背徐志摩意願的，那就是在大學一年級他就過早地參加工作，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中國學生》月刊，進而還做起文學編輯，編輯什麼《一角叢書》。雖然如此，徐志摩仍很支持趙家璧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擔負起宣傳群眾、鼓動群眾的工作，他不但自己常供給趙家璧稿件，還介紹陳夢家、何家槐把稿件交給趙家璧出版。

1930年底，光華大學發生學潮，國民黨當局公開干預，徐志摩出於義憤，斷然離校。次年2月即赴北京大學執教。離滬時，趙家璧依依不捨地去他家送別。至6月份，風潮已過，同學們對恩師萬分思念，趙家璧給徐志摩去了一封信，懇請他回光華大學執教。6月30日徐志摩給趙家璧回了一封信，在信的末段開列了一大批研究古希臘文學的書目，還寫道：“你能如此黽勉從學，我是說不盡的喜歡，你愛研究古希，尤其是好門徑……我等著你的成績，你向前努力吧！”

悲愴失恩師 以書作祭禮

徐志摩沒有回光華，為了生活，他在北京、上海之間奔波。他在北京時，趙家璧曾將自己主編、剛面世的《一角叢書》寄了一疊去，請恩師指正。11月中旬，志摩回到上海。趙家璧得知后，又拿了一本新出的《一角叢書》，想送到福煦路恩師家中，請他當面指點。那兩天不知什麼事，他特別忙沒去成。19日晚上，他下班后買了一份英文晚報，在車上讀著，無意間發現徐志摩慘死的消息。他不相信這是真的，他真希望這是新聞記者造的謠言，於是匆匆跑到新月社。當他看見一群老朋友個個滿面愁容，桌上放著胡適的電報時，愴然淚下：“恩師真的離我而去了！”

徐志摩逝世后，趙家璧首先想到的是，把恩師生前交給他的遺作《秋》送到讀者手中，作為對恩師的奠祭。他自己又寫了一篇充滿感情的散文《寫給飛去了的志摩》與《秋》合為一冊，作為《一角叢書》第13種，於11月27日出版。此書出版距詩人逝世只有8天，受到熱愛詩人的讀者的喜歡，一印再印。

由於《秋》首頁需要一張徐志摩的照片，趙家璧去訪問陸小曼。當陸小曼知道趙家璧要出版志摩的《秋》時，極表欣慰，並提出她還藏有其他遺稿、日記、書信等，問趙家璧能否幫她做些整理工作。趙家璧在大學圖書館和西書店看到那些精美的歐美作家全集時，就萌發過出版中國作家全集的遐想。現在徐志摩成了第一個離世的中國現代文學家，為恩師出版一套全集，既可寄託自己的哀思，也是對現代文學的一大貢獻。他們兩人不謀而合，編《志摩全集》的意向，不用簽字就這樣達成了。陸小曼在回憶錄中寫道：“在他遇難后，我病倒在床上有一年多。在這個時間，昏昏沉沉，什麼也沒有想到。病好以後趙家璧來同我商量全集出版的事，我當然是十分高興的。”

但全集編輯工作真正排上日程已是1935年了。那年5月趙家璧到北京訪友組稿，遇到許多徐志摩的摯友，如鄭振鐸、冰心、胡適、周作人、沈從文和陳夢家等。除胡適外，其他人都熱情支持出版《志摩全集》，鄭振鐸更建議他去徵求茅盾的意見。茅盾說：“徐志摩的詩，在當時的新詩作者中還沒有人能與他比。日記和書信是研究一位作家的重要資料。”他鼓勵父親早日動手。

回滬后，趙家璧向經理陳述了自己的意向，徵得同意后，就與陸小曼商談編輯全集的步驟，開始收集散落在各地刊物上的詩歌、散文、小說。他們兩人還合擬了一封情辭懇切的信，向志摩生前好友徵求借印作者書簡。可是，北方的幾位掌握大量書信的朋友都默不作聲，這使趙家璧感到非常不解。陸小曼卻拿出了在她手中的全部日記和書信。她對趙家璧說：“我原來不準備全部交給你去發表，現在北方的老朋友們都不來支持我們這個全集的計劃，萬不得已，只能由我一個人去出醜了。將來付印前，你幫我做些清潔工作吧。”翌年3月，趙家璧把徐志摩的部分日記和書信用《愛眉小札》為書名，列入《良友文學叢書》出版，走出了全集出版的第一步。

歷經五十年 全集喜問世

1936年10月，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胡適來到上海。趙家璧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樓宴請他，約陸小曼作陪。席間，趙家璧談起《志摩全集》的編輯已初步完成，陸小曼當場請胡適寫篇序，並再次請胡適向林徽音、凌叔華等北方朋友征借書簡和日記。但胡適卻顧左右而言他。幾天以後，陸小曼在電話中告訴趙家璧：胡適已為《志摩全集》另做安排，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不日將來取稿件。趙家璧萬萬沒有想到。文壇的兩位大人物會用這種方式來作弄一個青年編輯。他只得把已編排好的文稿全部交給了陸小曼，心想：也許胡適不願意由經常出版魯迅等左翼作家書籍的良友圖書公司來出版他們新月派詩人的全集；也許胡適手頭有許多書簡和日記，又收集了許多詩歌、小說、散文，想編一部更完美的全集。反正我已完成了初步工作，只要全集快快出版，讓有志於研究徐志摩的人能從中有所獲益，我也就對得起恩師在天之靈。

可是，次年8月13目上海被日軍佔領，商務印書館先遷香港，再移重慶，全集的出版變得遙遙無期了。趙家璧的心裡非常後悔：當時如果與胡適爭一爭，良友版的《志摩全集》肯定早已面世了。

與蔡元培的交往情

1927年這一年趙家璧一邊在光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讀書，一邊已在良友圖書公司編輯《中國學生》雜誌，這期間他編了一本《全國大學圖鑑》，這是一本十六開本，銅版紙精裝畫冊，專門介紹國內各大學概況。編就后，他有了請教育界的前輩，最有名望的，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為該書題個書名的設想。據趙家璧回憶，那一年的8月號《良友畫報》上初次刊登了郁達夫的短篇小說《祈願》，他大約是通過畫報主編梁得所找到郁達夫轉託他代為懇請蔡元培的。蔡元培先生沒有因求者的名低位賤而拒絕，欣然命筆，他的題字刊登在畫鑒的扉頁，為畫鑒增輝添色，讓年輕的編輯對前輩感激萬分。

1932年趙家璧得到左聯成員韓起編譯的一部《蘇聯大觀》。此書有二十萬字，附大量精美插畫，全面介紹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輝煌成就，為提高影響力，他邀請胡愈之為此書寫了序。胡愈之那時剛從歐洲返滬，在途經莫斯科時參觀遊覽了七天，寫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記》，衝破國民黨不準宣傳蘇聯的禁令，第一次如實地介紹蘇聯，在上海乃至全國引起強烈反響。趙家璧既已請到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為《蘇聯大觀》寫序、推薦，這已足可引起讀者對《蘇聯大觀》的關注和興趣，可是他還不滿足，他還要再進一步提高《蘇聯大觀》的品位，他又想起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這次他沒有請前輩代邀，而是自己大膽地直接給蔡先生寫信，請他題寫書名。蔡先生又一次為他寄來了墨寶。

1936年秋，蘇聯版畫展首次在上海舉行，趙家璧通過中蘇友協從蘇聯駐滬領事館無條件取得全部展品的出版權。這本精美《蘇聯版畫集》由魯迅先生親自選編，並抱病寫了序文。畫冊付印前，趙家璧又想請蔡先生在書前寫幾句前言，徵得魯迅同意后，他直接到中央研究院，當面向蔡元培先生提出要求，先生欣然接受，很快就把前言寫好了。他的前言是這樣說的：木刻畫在雕刻與圖畫之間，托始於書籍之插圖與封面，中外所同。惟歐洲木刻於附麗書籍外，漸成獨立藝術，同有發抒個性寄託理想之作用，且推廣為銅刻、石刻，以及粉畫、墨畫之類，而以板畫之名包舉之，如蘇聯展覽會是矣。魯迅先生於茲會展品中，精選百餘幀，由良友公司印行，並以見板畫進步的一斑，意至善也。 1934年，趙家璧創意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文學史上已有定評的文藝作品，請文藝各領域的專家整理編選，編輯出版一套統一規格、裝幀美觀，為後人研究新文學發展提供珍貴史料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在十卷本大系的十位編選者確定后，趙家璧又去中央研究院找蔡元培先生，他向先生介紹了《大系》的規劃和編選者名單后，先生說：“這樣一部有系統的大結集，早應有人做了，現在良友公司來編輯出版，很好。”隨後，他對趙家璧談起：自己是如何進北大的；為了聘請進步年輕的教授受到外界怎麼樣的責難；胡適和林琴南又怎樣在北大發生筆戰的。最後他答應先為《大系》寫一段短短的總序節要，再抽空寫一篇長序。

蔡元培的總序節要很快就寄到了，趙家璧將其手跡與十位編選者的編選感想，及葉聖陶、林語堂、冰心等名人為大系說的幾句話，一起編了一本《大系樣本》，向社會上廣為發送、宣傳廣告、徵求訂戶。同年夏天，蔡先生從青島寄來了長達7000字的《新文學大系總序》。1936年2月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出齊，當趙家璧捧著散發著油墨香的新書，放到蔡先生書桌上時，他一邊撫摸著燙金的書面，一邊用沉重的語氣向趙家璧提出了一個願望，他說：“五四”時期如果沒有大量優秀的西洋文學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新文學的創作事業不可能獲得目前的成就，當時從事翻譯工作的人，他們所留下的種子是同樣值得後人珍視的。他建議可續編一套翻譯作品的結集，也編十卷，可以成為《新文學大系》的姐妹篇。

在蔡元培先生的啟示下，趙家璧向許多朋友和翻譯家們請教后，決定在外國文學作品中，把編選範圍局限於短篇小說，出版一套《世界短篇小說大系》也分十卷，約請了郭沫若、黎烈文、曹靖華、郁達夫、巴金、傅東華、耿濟之、戴望舒、鄭伯奇、趙家璧等十人分別擔任各卷編選。約稿完成，準備發售預約時，趙家璧又去中央研究院拜會蔡先生，仍想請蔡元培先生為《世界短篇小說大系》寫總序。這次去時，先生大病治癒不到一個月，每天只到院辦公一小時，醫生囑咐絕對不能接待客人。他卻破例特別答應接見趙家璧，秘書只得關照趙家璧“會見只能以五分鐘為限”。正說時，先生推門而入，只見他面容略顯蒼白，精神還極矍鑠，聽趙家璧說明來意后，先生的欣喜讓趙家璧喜出望外，他對大系提了許多可貴的意見，立即同意，如前次一樣先為預約樣本寫幾句話，將來出書時再寫一篇長序。三天後，就收到他寫在二十行宣紙上的前言。文中說：

短篇小說的譯集，始於三十年前的周樹人（魯迅）、作人昆仲，但好久沒有繼起的。最近十年始有“世界短篇傑作選”………等出版，但各從所好，不相為謀。

良友圖書公司新編一部“世界短篇小說大系”，取已譯的本，重加審核，選取合格的譯品，並補以新譯的代表作，又加以各國短篇小說發展歷史，名家傳記與最近的十年的譯本索引，不但對以往的短篇小說界作一普遍的介紹，並且對將來的短篇小說定有良好的影響。

可惜，在“大系”的文稿收到一半，預約廣告也已刊出時，發生了“八·一三”事變，日軍的炮火把良友公司的房屋完全炸毀，這個即將實現的編輯計劃也胎死腹中了。以後，良友圖書公司雖幾度復興，但因為日本入侵后，全國的困難局面，這套叢書一直沒能出版。

1940年3月5日，突然從香港傳來蔡元培先生逝世的噩耗，趙家璧拿出先生的遺像、遺墨，沉痛地思念著先生的教誨，寫下了《憶蔡元培先生》一文，刊登在《良友畫報》上，文中說蔡先生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無可估計的；沒有五四運動，也許不會有今日的抗戰，沒有蔡元培先生，五四運動也許要遲來十年。…

趙家璧對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出版《世界短篇小說大系》的遺願，一直記在心中，譯稿資料也一直保存在身邊，他苦苦地等待著實現先生遺願的時機。解放后的1957年，趙家璧把這個未完成的編輯計劃，寫成了《編輯憶舊》為題的短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約三四天後，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來電錶示，願意接辦這部大書。當趙家璧正在慶幸先生的遺願將得以實現時，反右鬥爭突然開始，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負責同志靠邊檢查，出書的夢想又告吹了。粉碎“四人幫”后的1979年，雖然趙家璧保存的資料，經過“文革”已蕩然無存，但他抱著一絲的希望又在《讀書》雜誌上寫了一篇《想起蔡元培先生的一個遺願》，重提《世界短篇小說大系》，他心裡盼望能引起出版界對這套書的興趣，有哪一個出版社能出來承接三十年前的這套叢書。不久，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周曄，果然來與他談論此事，這真讓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周曄調離了譯文出版社，隨後又過早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大系”的出版又成了泡影。1988年當人們紀念蔡元培先生誕生一百二十周年時，趙家璧又在紀念文章《蔡元培先生二三事》中提到《世界短篇小說大系》，他寫道：如果我們能按蔡先生的遺願，擴大範圍，延長下限，出它二三十卷，那時蔡先生的短序，略加說明仍可署於卷首，這將是對蔡先生最好的紀念。

蔡元培先生為振興中華，奮鬥不止的精神；他開拓創新，提攜後輩的熱情，讓趙家璧深深感載，終身不忘。八十年代中期，趙家璧得知先生的曾侄孫——蔡建國先生在整理先生遺物時，發現先生遺留在各處尚未公布的大量照片，於是，他提議建國先生編輯一本圖文並茂的《蔡元培先生畫傳》作為對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紀念。當時，國內出版業不景氣，對這種要求高、投資多的紀念冊興趣不大。趙家璧自告奮勇，跑到自己的老單位——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當說客，說服領導接受此書，並讓他最信任的老部下潘世聰先生擔當此書的責任編輯，他在“晨光出版公司”培養的王振祥先生負責裝幀設計，最後他還親自審閱稿件。那時蔡建國曾寫信請趙家璧寫序，後來，不知是他覺得自己的資望太淺，還是別的什麼原因，終究沒見刊出。蔡建國還很榮幸地請到胡耀邦同志為《畫傳》題寫書名。（見圖）此畫冊出版后，曾榮獲上海市1989年優秀圖書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