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覺慧

方覺慧，早年在黃州府中學就讀，后赴日本留學，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歸國后，即秘密組織革命團體。辛亥革命成功后，追隨孫中山，加入國民黨，任廣東大本營宣傳處新聞主任任都督署參議兼《中華民國公報》編輯、《震旦報》經理兼總編輯。1913年遊歷內外蒙古。次年任中華革命黨駐漢特派員，組織中華革命黨分部。

1917年隨孫中山赴粵從軍。1921年任廣州政府北伐軍大本營宣傳處新聞主任。廣東軍閥陳炯明叛變后，赴閩收編張清雨部隊。1922年任廣州政府北伐軍大本營特派宣傳委員。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黨代表；翌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訓練部副主任。1927年任夏斗寅二十七軍政治部主任。1929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南京市特別黨部常委、立法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軍委會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副處長。後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農礦廳長，一度代理民政廳長。1930年出席日內瓦國際勞工大會。1949年赴台灣。

入中國同盟會獻身革命

1900年子樵先生十四歲，田又新老先生的兒子田桐（號梓琴），在日本是孫中山先生的助手，中國同盟會創始人之一，因為受他的引導，子樵先生十九歲就秘密地參加了中國同盟會。

1906年，在武漢與當時革命青年相互組織革命團體，集一時俊彥如季雨霖、張難先、熊十力、熊秉坤、蔡濟民、曹亞伯、藍天尉、梁耀漢等相互往來商談革命。次年宛思演約集子樵先生、詹大悲、李翊東、何亞新等設立明德學會，每於星期假日在洪山寶塔，開會計劃革命策略。1907年與詹大悲、宛思演、何亞新等考入黃州文普通學堂，與武昌新兵營的熊十力，黃岡綠營的梅寶璣等組織證人學會，徵求會員發展革命。當時該校有位王教授口齒不清，講義常有錯誤，因而發起罷課鼓動學潮。罷課數月吳監督自武昌來校鎮壓，查明鬧事學生詹大悲、方士楷、何亞新三人決定掛牌開除，公布時只詹何二人，而先生卻予以留校查看的處分。當時不知何故，事後吳監督召見告以原因，在年前春間某日正上課中，狂風忽起，屋瓦飛塌，師生大亂逃跑，跌倒及被瓦片擊中而受傷的人很多。風停之後，監學畢惠康老師受傷返回教室，見先生一人獨坐書桌前並完成了作業，大為驚奇的問道“人人逃命，你怎麼穩坐不動”，子樵先生回答說：“我靠大柱之旁，房屋倒塌，或可藉此保全性命，如要外跑，不到操場不能脫險。相較之下，此處更為安全故以未跑。”畢監學深為驚奇的說：“如此鎮定，臨危不亂，我當拜你為師才對！”這次學潮特將此事呈報吳監督，建議不要開除方的學籍，於是吳監督一再訓勉用心讀書並將方士楷改成方學惠，至民國元年再改學惠為覺慧。

1909年詹大悲與何亞新離開黃州文普通學堂后即赴武漢參加革命活動，宛思演與先生仍留校發展學生組織。

辛亥首義時期

當時振武學社會員多為士兵過份招搖，為慎重起見將學界青年合併組織革命團體，大家推選黃侃（字季剛）審定草章，改為文學社。於辛亥正月初一成立，除先生與黃、詹、宛均參加外，社長為蔣翊武，首義前一日遇害的三烈士劉堯澄、楊洪勝、彭楚藩及後來中共元老董必武也都是會員。同年七月間黃季剛自北京來漢，正值黃花崗起義失敗，在《大江報》寫一篇社論：“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翌日刊出，滿清當局認為大逆不道，將詹、何逮捕而封閉《大江報》。辛亥首義后10月11日漢口光復，詹、何方得出獄，於是組織漢口軍政府，詹大悲擔任都督，何海鳴為參謀長，吳昆與溫楚珩為秘書，子樵先生與宛思演為顧問。11月2日漢口失陷，詹大悲由李文輔救出，登外輪赴九江，子樵先生渡江武昌，任湖北公報編輯，是時蔣翊武、張廷輔籌款辦民心報，以高海瀾為社長，子樵先生擔任總編輯，可惜因不同意黎元洪的很多措施，不久即被迫停刊。中華民國初期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元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南京，黎元洪被選為副總統，中國同盟會改組成為國民黨，當時武漢中國同盟會黨人推張樾、子樵先生籌辦日報，在漢口英租界怡園後街，定名《震旦民報》，張任總經理與總編輯，子樵先生任副總經理與副總編輯，經費由兵站總部籌出，時任兵站長為邢伯謙，何亞新為副站長，國民黨湖北支部長為劉公，總幹事為胡秉柯，子樵先生負責機要，一切密電本均由管轄。次年二月國會選舉，宛思演與子樵先生赴黃州辦理國會議員選舉，震旦民報交由吳月波代行，三月間宋教仁先生自北京抵漢口轉黃州，為國民黨候選人助選，田桐、吳昆、石瑛、詹大悲、宛思演，與子樵先生在江岸組織群眾歡迎，並召集各縣代表演說。3月17日子樵先生接獲北京黨部密電，得知袁世凱已派人前往上海刺殺宋教仁先生，次日又來急電敦囑防範，田、石及先生再三勸宋先生暫留黃州，改期赴滬，宋答以“人總有一死，生死應得其時”。眾人未再挽留，並歡送上船經南京改乘火車前往上海。3月20日，宋教仁先生果然不幸在上海車站遇刺，兩日後逝世，孫中山先生聞噩訊急於25日自日本返滬，籌備討袁計劃。

策籌反袁活動

同年4月田梓琴先生電《震旦民報》，促子樵先生赴北京接替田先生在京津地區所負的工作，籌劃反袁，《震旦民報》則由宛思演先生繼續負責。先生4月26日抵達北京后，田先生即將當時國民黨北京總部的國光新聞社造冊交予子樵先生，並登報聲明，又將他在京津的各種關係及聯絡管道，有公開的也有秘密的全部介紹給子樵先生，交待完成後，梓琴先生就離開北京，趕往上海去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全國討袁策劃事宜。

當時北京的京畿總稽查長王天縱（字旭九），與子樵先生關係非常友善，憤恨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先生的不義行為，願與子樵先生合作共謀殺袁，指定他的心腹稽查長藍劍豪負責聯絡與開銷。當時袁世凱之拱衛軍，多為幫會中人，同情革命黨，子樵先生與其下級軍官以袁不同的名義將炸彈藏於花盆之中，存放袁世凱府中，待孫中山先生反袁策劃成熟，一次炸死袁世凱。

6月23日，田梓琴先生電召子樵先生赴上海會報京津地區布置狀況，7月2日梓琴先生帶領子樵先生面見總理孫中山先生，報告京津軍隊與政治活動情形。總理親口指示，待革命軍佔領武漢后，北方即由王天縱發動討袁，至於其銜頭名稱令其自訂，事後再由總理任命公布。數日後黃克強先生在愚園召集各方面負責人會議，子樵先生代表京津地區參與會議並報告了京津地區的形勢，7月9日先生經南京武漢乘火車返回北京，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宣布獨立，發表檄文聲討袁世凱，20日藍稽查長奉王天縱之命，預警次日清晨之前警總將來突襲搜查，囑盼有所準備，並在日本人開設的山本醫院預訂一房。當晚先生立即召集全體在社人員緊急會議，命所有非正式員工立刻疏散，並銷毀所有密件，若有武器亦須帶離報社。當時上海總部派來的查光佛先生亦在坐請他立刻返回上海，散會後趕赴山本醫院，藍稽查長已在等候，安排住院檢查身體。次日大批軍警果至，搜查不出任何證據，卻將印刷機器搗毀，先生與藍劍豪商議，聘請國會議員兼律師石潤金提出訴訟，結果由袁政府賠償三千元。8月3日王天縱約子樵先生相見告以時局緊張，囑應早日離京並問何日可以成行，先生答以天雨衣服未乾，決定後日下午四時乘車赴天津。王氏離開后，子樵先生即與通日文的友人往日本領事館探聽消息，卻發現孫中山反袁軍佔有的南京已被袁軍攻陷，當晚召集同志命各自分別走避，先生也於當晚改乘京奉路北上經營口搭船去上海。

8月11日抵上海，田梓琴與查光佛兩先生大為驚喜，原以為子樵先生已經遇難，因為上海各報均載王天縱破獲國民黨地下組織，尤以9日申報報導極詳。藍劍豪因系袁氏屬下官員立即槍斃，拱衛軍官兵數十人亦同時遇難，袁世凱以王天縱破案有功重賞並賜名王建忠。民國七年，孫中山派子樵先生赴鄂西聯絡各方軍隊，時蔡濟民光復利川，柏文蔚光復建始，乃電催方先生赴恩施。剛抵夔府，王天縱為豫軍總司令退駐奉節，特專程拜會子樵先生，故友相逢而王又加入革命陣營，方王之交因革命始以革命終亦稱奇緣。

子樵先生抵滬后，深痛袁氏竊國又與詹大悲至南京商同何海鳴重振討袁軍，與張勳、馮國璋血戰十餘日，終於失敗。與第一師師長王獻章逃往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攻讀經濟學，次年中華革命黨成立，田梓琴先生偕子樵先生在東京見中山先生，詳談長江一帶如何布置革命計劃。總理即派田梓琴先生回鄂負黨軍總責，並提議子樵先生先往布置，總理談及經費川資時，子樵先生以經費可以自籌，於是放棄學業，潛返蘄春，將家中田產作抵押借銀四佰兩。

正值粵漢鐵路投標承包橋樑涵洞工程，乃與好友、日本留學學土木工程的鄭治平先生（號韻珊，鄭逸俠先生之父）商量合組公司，由其擔任總工程師，在漢口召股三十萬元，藉以掩護反袁工作。此時東京革命黨密派朱干青，岑偉生來鄂呈報革命工作，子樵先生對外只辦理工程事宜，若有個別機關遭破獲，可藉工人身份以掩護同志安全，全鄂黨軍由梓琴先生總理黨軍事務，秘書長趙鵬飛，軍事為蔡濟民，子樵先生為秘書兼機要，分區部署。可惜負責江漢區的江元吉自認聯絡南湖炮兵團已屆成熟，遂親率炮兵發難，由於步兵援軍未到，激戰數小時終為民主的奮鬥犧牲，當時未著名通緝的同志都隱避於各段工程地區提供衣食與旅費。

工程完成後，乃全力協助田梓琴先生策劃反袁工作。

摘自《蘄春文化研究》

對史學有研究，曾有志於改纂《明史》，搜羅史籍頗多，所收明代史籍史料如《四朝成仁錄》等盈數架，基本史籍達300餘種。抗戰期間，其藏書達萬餘冊，分別寄存於上海、南京兩地，南京失陷后，又遷往重慶，1945年又運回武漢，解放前夕再運往廣西等地，藏書陸續散佚。四川省圖書館曾在1942年向其商購寫本《蜀中廣記》等書。著有《兩漢學案》，編著有《明太祖武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