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鄂公

胡鄂（—），，號南湖。湖北省江陵。赴北京，江漢堂。

考保隸農業堂。組建共，干。武昌起義后，任鄂軍水陸總指揮等職。不久被派赴天津、北京，加入京津同盟會，任軍事部部員。在天津組建北方革命協會，自任會長。1921年4月加入共和黨，在天津創辦《大中華日報》，反對袁世凱。1913年4月被選為國會議員，5月與張伯烈等組織新共和黨。1917年11月任廣東潮循道尹。1921年4月回湖北任政務廳長，旋赴北京，與熊德山等聯絡湖北青年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行《今日》雜誌。1922年8月恢復國會議員職。12月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1924年7月13日聯合參眾兩院議員和進步團體發起成立反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並創刊《反帝國主義運動》旬刊，進行反帝與要求廢約運動。1927年11月曾任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抗日戰爭后，在上海任《時事新報》發行人兼總經理。解放後去台灣。1951年去世。

胡鄂（—），榮銘，，號南湖，南五洲胡祠堂（屬江陵）貧苦農庭。，靠戚撫養，讀私塾，塾周濟。早曾參兄胡榮珪領導澧洲、華容、公安的洪門起義，失敗后回鄉務農。1906年入郝穴預備中學堂學習，時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興起，他與同學熊德山、寧郭開、錢鐵如等20餘人結為輔仁社，任社長，宣傳革命。1909年考入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校；發起成立保定學生斷髮會；並組織共和會，在京、津、晉、桂、粵、鄂發展會員。辛亥武昌首義爆發后返鄂，任都督府高等偵探科長、鄂軍水陸總指揮，不久任大別山要塞監督。1911年11月中旬，奉黎元洪之命，以鄂軍政府全權代表身份赴京、津。月底，胡在津成立津軍司令部。12月2日，成立鄂軍代表辦事處，胡兼任總指揮，又成立北方革命協會，被推為會長。曾策劃行刺袁世凱，末遂。清帝退位后，任荊州荊旗善後局督辦。1913年去北京，任國會議員，兼任荊州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國會解散后，任四川將軍署秘書、四川宣慰使等。1915年，蔡鍔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他勸說四川陳宦宣布四川獨立。后曾任廣東潮循道尹、北洋政府內務次長。王占元治鄂期間，任湖北政務廳廳長；曾助王反對治鄂人治鄂運動，阻撓夏壽康任湖北省長。后赴北京，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行《今日》雜誌，被稱為“今日派”首領，旋加入共產黨。1924年參與發起成立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盟，任主席委員，發行《反帝運動旬刊》，掀起了反帝運動的高潮，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發動的一系列反帝鬥爭活動。

1927年3月，軍閥張作霖大肄搜捕共產黨人。胡先將李大釗保護在宣武門內自己家中，后又轉移到蘇聯公使館。4月6日，李被捕。胡一方面向黨中央彙報情況，一方面籌集經費進行營救。同時，還打算組織鐵路工人劫獄。后因李不同意，未實行。不久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9年，中共順直省委在天津遭破壞，盧福坦、王奇約等人被捕。胡旋即赴津，利用上層關係進行營救，使被捕同志以從輕處理，只被“驅逐出境”。1930年2月，胡在上海與魯迅、田漢等組織“自由大同盟”，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反對蔣介石的黑暗統治。同時，還負責黨中央的聯絡工作。這時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總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患病，從中央蘇區秘密轉移到上海治療，由胡負責安排住院和照料生活。

1931年初，黨中央派胡返回北方開展政治情報工作。1933年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上海與黨中央聯繫，時胡任黨中央情報部長，指定由胡接待。該代表在上海被捕，出賣了胡，胡被捕。胡與國民黨湖北省主席張群為舊相識，自獄中寫信向張求援，獲釋后，黨指定受潘漢年領導。1937年，胡受孔祥熙聘請，擔任其私人政治經濟顧問，利用此身份，進行革命活動。

1943年，胡因與潘不協調，在桂林脫黨。抗戰勝利后，胡在孔資助的《時事新報》任總經理兼發行人。胡於上海解放前夕去台灣，1951年10月8日因心臟病在台北逝世，終年69歲。

其遺著有《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胡鄂公節略》、《武昌首義三十三日記》、《原林》、《原農》、《五十五家記文書髓》、《古文辭粹》等。

胡鄂公，原名胡榮銘，字新三，號南湖，1884年出生於江陵縣郝穴鎮南五洲胡家台，其地與公安縣東大垸鄰近。1903年，胡在公安讀書時，即與同學組織“日新社”，並參加過由其胞兄胡榮桂領導的湘鄂邊界“洪門起義”，有很強的反清革命意識。1906年胡鄂公進入鶴汛預備中學堂時，已年滿22周歲，國學及古文基礎已相當深厚，且有豐富的社會閱歷，後來也就當之無愧的成了同學中的領袖人物。入學不久，胡鄂公即組織包括上述人在內的20多名同學結為“輔仁社”，自任社長，發表了不少關於革命的議論和文章，使郝穴地區沉悶閉塞的風氣為之一變。1907年，胡感到在鄉間無法發展，於是與寧敦武、錢納水等到武昌投奔新軍，但投軍計劃遇到了阻撓。是年3月，熊得山、錢納水東渡日本求學，熊得山先入宏文書院，后入明治大學學習，錢納水入早稻田大學學習。胡在度過了一段短暫的軍人生活之後又回到郝穴。當得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的消息后，胡又打算東渡參預其事，但由於無法籌措路費而放棄。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在同鄉的資助下，胡鄂公、邱壽林、李堯衢北上北京，先進入北京江漢學堂就讀，一月後停學。第二年(1909年)再入江漢，這時江漢已改名湖北旅京中學堂，胡入該校林科學習。暑假時，胡與李堯衢、王榮久、林伯衡等一同轉往保定，胡考入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學習農科，李堯衢等入其他學校學習。在直隸高等農業學堂期間，胡曾代編由清政府主辦的《農務官報》。

1909年暑假時，熊得山、錢鐵如從日本回國。熊得山在日本期間，結識了焦達峰、劉公、孫武等革命志士，加入了“共進會”，后又參加“同盟會”。得知熊錢二人回國的消息后，胡鄂公即去信邀請他們來保定，成立了同盟會保定支部。接著，即在學生中發起“斷髮會”。他聯合保定各校師生於當年9月15日同時剪掉象徵清朝統治的辮子，這一行動很快影響到北京、天津，各校學生紛紛響應，其聲勢之大，震動清廷。此後，胡鄂公即開始了共和會的籌組工作。

1910年為清宣統二年，這年的4月3日，北京、天津、保定、通縣等地代表齊集保定，成立“共和會”，胡鄂公任幹事長，熊得山任幹事。接著北京、天津、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地建立共和會分會。李大釗及眾多革命青年加入共和會，共和會成為當時中國北方地區最大的革命組織。嗣後，胡又在南昌建立江西分會。由於遭到清朝當局的通緝，胡鄂公在同學的幫助下轉入江西農業高等學堂林科學習。1910年底，胡鄂公返回郝穴，與原鶴汛兩等學堂的老師譚虛谷、謝石雲等聯繫，於辛亥年(1911年)正月15日(2月13日)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譚、謝及熊烈臣等50餘人參加。7月，又在武漢成立共和會武昌支部。然後北上，領導共和會的組織發展工作。

公元1911年，為清朝宣統三年，按干支紀年為辛亥年。是年農曆八月十九日，正是陰曆10月10日。就在這一天，武昌新軍爆發了起義，此事件成為結束中國數千年封建王朝統治的一重大歷史事件，歷史上將此次起義稱為武昌首義。就在10月10日當天，胡鄂公從河南南下武漢，於次日參加起義隊伍，在此後的35天里，胡鄂公參預了革命軍重要的軍政指揮事務，為革命貢獻了自己的心血與才智。

武昌起義是10月10日晚7時爆發的。在此之前，關於湖北可能爆發革命的各種流言談論已傳遍各地。當胡鄂公於10月10日上午9時從駐馬店登上南下的火車時，已從北上乘客的談話中聽到這方面的消息。下午4時，火車抵達漢口大智門車站，由於按原來的約定應來車站迎接他的吳若龍未出現，他只好先到大智門車站附近的鐵路第一賓館暫時住下來。為了弄清緣故，他即往後花樓共和會所設秘密交通處詢問情況。到達后花樓時，他發現那裡大門已為警察封閉，從住在隔壁的一開雜貨店老頭口中得知，10月9日，設在俄租界的革命總機關炸彈爆炸，引起警方搜查，將革命黨的各種冊籍全部搜去了。回到賓館后，他又從當地居民口中聽到昨日(10月9日)武昌軍警在小朝街85號張廷輔家、黃土坡楊宏勝雜貨輔等處捕去革命者70餘人，其中彭楚藩、劉堯澄、馬宏勝3人於當日(10月10日)凌晨殺害。10日晚，他於賓館聽到槍炮聲，這正是武昌新軍工程營第八營的發難，此時武昌起義已拉開序幕了。

第二天(10月11日)，胡鄂公得知，由於新軍起事，湖廣總督瑞 和清軍第八鎮統制張彪等已棄城逃走，武昌已為革命軍佔領。於是決定立即設法離開漢口，渡江前往武昌尋找革命軍。途中，他躲過了清軍及姦細的盤查，並被匪徒劫走了行李，終於設法找到渡船，渡過長江，到達武昌。

武昌起義后，由於群龍無首，大家決定推舉清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出任鄂軍軍政府都督。由於革命倉促起事，革命軍的改編一時難以完成，各種組織及法規均不完備。當時，革命軍的辦事處設在黃鶴樓警鐘樓左首懷白樓茶館內，他於是前往懷白樓，希望能見到都督黎元洪，但由於都督府設在閱馬場，當時又處於非常時期，他無法立即見到都督，只能在茶館坐等。並從圍坐飲茶的革命軍傷員口中，知道了武昌起義的詳細經過。直至下午6時，才由革命軍辦事處負責人派高炳章帶人護送胡鄂公到閱馬場都督府，受到吳兆麟、張振武、李作棟等迎接。當時吳兆麟為參謀部副部長，張振武為軍務部副部長。本來參謀部長是楊開甲，軍務部長是孫武，但楊對革命無信心，想逃避責任，不肯到職，孫武又在醫院治療，所以部務由吳張二人主持。胡在與吳、張等人交談后，見到了黎元洪，並與之一道進餐。在都督府內，胡又見到了共和會同志劉鐵仙，從劉鐵仙口中，得知郝穴預備中學同學寧敦武參加了10月10日工程營的發難，現正與法政學堂學生一道武裝守衛官錢局。另外參加武昌起義的共和會人士還有吳若龍、聶松樵等。

當時革命軍佔領武昌，清軍守漢口、漢陽一帶，雙方戰鬥仍在進行。革命軍剛從清軍改編過來，組織不健全。為此，吳兆麟、張振武與胡鄂公商議，指出現都督府分科雖多，但各自為政，不能統一事權，因此向都督建議在府內設秘書處、高軍偵探科、軍法科、軍需科、庶務科四科，請胡鄂公起草各處科條例。當晚11時開會，一致推舉胡鄂公任高等偵探科科長，胡接受了任命。胡將該科分為4課，下轄步兵一隊、騎兵兩棚，配有楚威、平江、小飛燕等輪船三艘。

次日(10月12日)，胡鄂公即開始履行高軍偵探科科長的職務，他帶領第一課、第三課課長、步探長、高等偵探員及8名衛兵，乘坐楚威輪到漢江巡視，並偵察停泊在長江的清軍楚豫、楚有等6艘軍艦的動靜。其後，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清軍長江水師及其他各軍紛紛歸順革命，革命軍兵額大增，都督府內事務也更為繁雜，胡鄂公除任高軍偵探科長外，還要協助處理府內各項事務，對於當時複雜的形勢，胡鄂公充分顯示了其卓越的辦事才能。10月15日，他見到了在革命軍中的共和會同志吳若龍、陳濤，於是胡鄂公讓吳若龍擔任高軍偵探科副科長，專門處理科內事務，而使自己有較多的時間來處理對外工作。

當時，革命軍的指揮系統不完善，以致不少事情坐失時機，影響了革命的發展。10月17日晚9時，全體人員在都督府開會。會議由都督黎元洪演講說明開會宗旨，胡鄂公報告當時敵我雙方情形。討論后，黎元洪提出，應公舉一人，擔任鄂軍水陸總指揮，指揮武漢地區的陸軍水師，計劃於農歷八月二十八日(10月19日)拂曉，向清軍水陸進攻。黎講完話后，到會者一致推舉胡鄂公為鄂軍水陸總指揮。散會後，胡即到都督辦公室，商討二十八日的作戰準備工作。當胡鄂公草擬完作戰的各種計劃、命令文稿后，時間已是次日凌晨了。10月18日上午7時，胡鄂公接到了都督命令和委任狀。這是中華民國的第一張委任狀，編號為“委字第一號”。委任狀文字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為委任事，委任胡鄂公為鄂軍水陸總指揮，有指揮鄂軍水陸師之全權。此狀。”末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另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胡鄂公得到擔任鄂軍水陸總指揮的委任狀后，即具文呈請都督黎元洪，提名指派李國鏞為副指揮，陳濤為參謀長，吳若龍、聶松樵為左右參贊，鄭世和、林朝海、黃寶泉、段玉書為海陸顧問。10時，召集以上諸人開會，正式成立鄂軍水陸總指揮部。下午1時，對各部隊發出命令，對革命軍、清軍雙方的兵力部署情況及八月二十八日拂曉的作戰作了詳細的布置安排。下午4時，帶領李國鏞及指揮部有關人員乘平江輪游荊弋江面，對清軍水軍兵力進行實地偵察。當時，長江上清軍軍艦有楚豫、楚有、楚安、江靖、江泰6艦，均對其方位距離作了仔細測量。下午7時返回都督府。晚10時，胡鄂公偕李國鏞、陳濤等到達紅關氈呢廠，召開軍事會議，下達準備進攻的命令。八月二十八日(10月19日)凌晨1時，胡鄂公、副指揮李國鏞、參謀長陳濤等視察前線陣地。4時，忽然接到都督黎元洪的一道命令，大意是由於當時中國軍艦很少，且製造又十分艱難。經過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艦船損失慘重，當時僅存的數量噸位都極其微小，因此要求革命軍對清軍軍艦實施攻擊時，決不能攻擊其要害部位，以致使其沉沒毀壞。由於黎是革命軍最高領導人，對於這樣的命令，胡鄂公只能按命令行事。

此次作戰，清軍大敗。清水軍方面，楚豫在受攻擊后匆匆逃往田家鎮，清朝湖廣總督瑞 即乘坐在這艘軍艦上。其餘有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5艦，掛起白旗以示投降，胡鄂公即與李國鏞等率水師炮船，由紅關出發前往接收上述降艦，而正當此時，黎元洪又派專人趕來向胡傳達命令，說該艦等既已懸掛白旗投降“應徐為接洽，俾易就範，不可迫之太過，致生他變”。由於這一命令，終使戰機喪失，在革命軍猶疑之際，清軍5艦趁機駛入租界前的江流中去了。雖然如此，但這次作戰，仍取得了戰敗清軍兵艦，驅走瑞 ，逐走漢口清軍的大勝利。三鎮市民紛紛燃放鞭炮，懸掛戰勝旗，全市狂歡。但就在此時，黎元洪又採納了孫武的建議，任命被革命軍拘押的清軍將領張景良為漢口前敵指揮，同時命令胡鄂公將關押的張景良立即釋放。胡遵從命令，當即放了張景良。

對於上述情形，胡鄂公深感痛苦和惋惜。他考慮到，以後革命軍鄂軍水陸總指揮部和漢口前敵指揮部機構重疊，將使指揮不能統一。由於張景良本是清軍將領，對革命並無誠意。而黎元洪也是清軍將領，而對革命缺乏積極進取的精神，以上種種將使其作戰計劃無法實現。在考慮了各種情況之後，於10月23日向都督黎元洪提出辭去鄂軍水陸總指揮職務。在胡的堅持下，黎元洪接受了胡鄂公的辭職請求。同時他提出，都督府內各科太亂，彼此許可權不清，打算設總科長一人(此職務相當於後來的秘書長)，處理府內對內對外一切事務，要求胡擔任總科長一職，考慮再三后，胡接受了新的任命，同時仍兼任高等偵探科長的職務。此後，胡鄂公負責都督府內外各項事務。由於武昌起義成功，各地紛紛響應，上海、安徽、湖南、浙江、貴州、江蘇、陝西、廣西、江西、廣東等省紛紛舉起反清的旗幟，成立革命的政權組織。10月28日，黃興、宋教仁、居正等到達武漢，黃興就任革命軍戰時總司令，胡鄂公協助其工作，並與宋教仁、居正等商談建國及草擬《鄂州約法》等重大問題。同時，他仍負責都督府內外事務，領導高等偵探科，在反奸工作中作出了顯著成績。

此外，胡鄂公在武昌期間還於10月23日接待了來自荊州的共和會同志王振新。此前，在荊州的共和會曾發起在沙市刺殺荊州將軍鳳山和湖廣總督端方的計劃，但兩次都未成功。此次武昌起義，給荊州同志極大的振奮，因此他們打算在荊州發難，驅逐清軍。當時，荊州駐有新軍千餘人，配有新式槍炮，共和會同志只有舊式戈矛，沒有新式武器，所以計劃尚未實施就宣告失敗了。此次來武漢，就是希望武昌方面派兵支援。而當時正是清廷派兵攻打革命軍，武昌大敵當前，不可能派兵前往。而正當此時，清軍駐宜昌四十一標第一營，由排長唐犧支率領全營發難，驅走營長戴濤山，宣布宜昌獨立，並組成宜昌軍分府。胡鄂公於是決定促唐出兵，佔領沙市后再攻荊州。他將上述想法進信中，並寫好介紹信交給王振新前往宜昌見唐犧支。這是胡鄂公在辛亥革命時期與荊州的一段瓜葛。

11月11日，為南昌獨立作出重大貢獻的江西共和會成員鄺摩漢、王振漢抵武昌，胡鄂公偕同二人拜謁了都督黎元洪，詳談了南昌獨立之經過。11月13日，胡鄂公結束了武昌的使命，乘輪繞道上海前往天津，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北方革命。

在胡鄂公南下武昌參加革命軍起義活動的日子裡，中國北方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二：一是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凱，另一事是傾向革命的山西巡撫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身亡。這樣一來，與南方各省革命高潮迭起相對照，北方前景一時顯得更加黯淡。為改變局面，北方革命者希望有所作為。11月9日，京津保同盟會同志派冷公劍來武昌，請都督黎元洪派胡鄂公為鄂軍代表，到北方主持革命。由於冷公劍是乘火車南下的，當時軍車多，交通受阻，在路上耽擱了半月之久，北京同志久未得到冷公劍消息，又於11日，派同盟會代表楊時傑乘京漢鐵路火車經漢口抵武昌，重申請求派胡鄂公到北方主持革命的事。11月12日，黎元洪約請楊時傑、冷公劍、鄺摩漢、王振漢在都督府午餐，胡鄂公、吳若龍作陪。席間，表示同意京津保同志的請求，派胡鄂公為鄂軍政府全權代表，北上主持革命，同時撥款萬元，作為辦公用費。

11月14日，胡鄂公與吳若龍、吳定安、冷公劍一道，登上了去上海的輪船。11月24日，胡鄂公一行抵天津。11月30日，在天津成立津軍司令部。12月2日，成立鄂軍代表處，胡鄂公任總指揮。接著，他又組織北方的革命組織鐵血團、光復團、急進會、女子暗殺團、北方革命總團、共和革命黨、北方共和團等組成統一的北方革命協會，胡任會長。派孫諫聲到灤州，策動清軍二十鎮第十九標起義。結果受騙被圍，袁世凱以大軍鎮壓，起義逐告失敗，不少人壯烈犧牲。此時，孫中山在南京就任大總統的消息傳來，胡即南下南京，受孫中山指示后再返天津。民國元年(1912年)元月9日，胡鄂公派錢納水、蔡德辰等人潛入北京，以錢納水為北京總司令，約定北京、通州、南苑、齊化門、阜成門一帶毅軍20個營隊同時暴動，因接濟未到，加上叛徒余臨江告密，暴動失敗。19日，胡又組織張先培、黃元萌在北京東華門刺殺袁世凱，因炸彈投擲不準讓袁僥倖逃生，楊禹昌被捕犧牲。27日，京、津、通、保聯絡員及各軍代表在天津開會，組織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推舉胡鄂公為總司令，熊得山任秘書長，計劃於29日夜12時在天津發起大規模暴動。因誤發信號，致使部分起義人員提前行動，其餘人員未能及時響應，導致起義失敗，熊得山被捕。(至南北和議后始獲釋)其後，胡又召開北方各革命團體代表會議，討論天津再舉計劃。但因不久“南北議和”告成，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袁世凱任大總統。於是他宣告北方革命暫告結束，並親自處理善後事宜，著手編寫《辛亥革命北方實錄》和《烈士傳》二書。同時在天津發刊《大中華日報》，熊得山任編輯，以揭露袁世凱的種種陰謀。

胡鄂公等拒絕接受袁世凱政府的任何官職和策勛榮典。對袁世凱不履行南下就職的諾言，除由熊得山在《大中華日報》上著文揭露外，胡鄂公、熊得山、錢鐵如、李堯衢等聯名通電南京參議院及北京汪精衛等，請其堅決擁護孫中山先生辭去總統職務時所附之三條件。他為拒絕袁世凱的策勛電告黎元洪，電文稱：“袁氏假借革命威力以挾清廷，挾清軍以挫抑革命，我方同志被殺戮者不知凡幾，且與諸同志約：在袁氏當國期內，不受其任何官職榮典勳章等物。”黎在複電中稱他“勇逾賁育、志比聶荊、色角風雲、聲摧山嶽、共和告成、所賴實多。”

在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國的革命鬥爭中，特別是在武昌起義和後來的北方革命中，胡鄂公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在那天地翻覆的日子裡，以胡鄂公為首的一群江陵青年，順應歷史的大朝，以極大膽略和勇氣，演出了一幕生動的活劇，為中華民族走向共和之路貢獻了力量，這是作為一個江陵人應引以為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