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棉紡織史

中國的南部、東南部和西北部邊疆是世界上植棉和棉紡織技術發展較早的地區。從宋代到明代，棉紡織品已逐漸成為人們衣著的主要原料，棉紡織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僅次於農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棉紡織生產的主要形態是紡織結合、耕織結合的家庭副業形式，但也存在以棉紡織為專業的小商品生產和工場手工業形式。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逐步解體，並開始大工業化生產。

植棉和棉紡織技術的起源和傳布

歷史文獻和出土的棉紡織品實物證明，中國邊疆地區各族人民對棉花的種植和利用遠較中原為早。在古代，由於交通不便，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商品生產不夠發達，邊疆地區早已發展起來的植棉和棉紡織技術向中原的傳布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直到漢代，中原地區的棉紡織品還比較稀奇珍貴。到了宋代，邊疆地區與內地的交往頻繁，大量棉紡織品輸入中原，棉花和棉布在內地廣為流行，植棉和棉紡織技術逐漸傳入。1979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岩墓的船棺中發現了距今3200多年的一塊青灰色棉布（圖1）。1966年在浙江蘭溪宋墓中出土一條完整的拉絨棉毯（圖2）。這兩件出土文物，為研究中國東南地區的植棉和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

根據植物區繫結合史料分析，一般認為棉花是從南北兩路向中原傳布的。南路最早出現棉花的地區是海南和瀾滄江流域，之後傳到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區。北路始於西北地區，即古籍所謂“西域”。宋元之際，棉花從南北兩路傳布到長江和黃河流域廣大地區。到13世紀，北路棉花已傳到陝西渭水流域。元代初年設立木棉提舉司，大規模地向人民徵收棉布實物，每年多達10萬匹。雖然不久就撤銷了這一機構，但後來又把棉布作為夏稅（布、絹、絲、綿）之首，可見棉布已成為主要紡織衣料之一。棉花在中國堪稱紡織原料中的後起之秀。唐宋以來，人們越來越看出棉花作為絮襯和紡織原料的優越性。《農書》對此作了較全面的評價，說棉花是“比之桑蠶，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薴，免績緝之功，得禦寒之益，可謂不麻而布，不繭而絮”，“又兼代氈毯之用，以補衣褐之費”。元以後的歷代統治者都極力徵收棉花棉布，出版植棉技術書籍，勸民植棉。到了明代，棉花已超過絲、麻、毛、成為主要的紡織原料，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說：“棉布寸土皆有”，“織機十室必有”，由此可知當時植棉和棉紡織業已遍布全國。

鴉片戰爭前，中國的棉花和棉布不僅自給，而且還輸出到歐洲、美洲、日本和東南亞地區。美國商人到中國來販運貨物，以土布為主，不僅銷到美國，還轉銷到中、南美洲乃至西歐。英國也曾經大量銷用中國土布。19世紀初30年間，從廣州運出的土布平均每年在100萬匹以上，最多的一年（1819年）曾經達到330多萬匹，直到30年代初才跌落下去，到1831年，中國對美國由出超轉變為入超。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向中國大量傾銷機制棉紗棉布，破壞了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但同時也為在中國出現大機器生產的現代棉紡織工業準備了客觀條件。經過12年的籌辦，於1889年開工生產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是中國第一家棉紡織工廠，從此開創了中國棉紡織工業發展的歷史。

棉紡織行業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歷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橫跨農業和工業兩大生產領域，涉及棉花生產、軋花、紡紗、織布、印染、成衣和終端消費等多個環節，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

近幾年來，我國棉紡織行業高速發展。截止2011年，我國環錠紡、轉杯紡和織機的數量分別達到1.2億、232萬頭和126萬台，紡紗生產能力更是達到了全球總產量的50%。全國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54786.5億元，同比增長26.8%。進一步鞏固了我國的棉紡織大國地位。雖然棉紡織行業高速發展，但是其頭頂的“三座大山”正越來越重，高速發展的棉紡織行業亟待減負。

從國內供給看，我國的棉花種植主要分佈在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以及新疆產區，其中新疆產區產量約佔全國總產量的45%，黃河流域產區的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25%，長江流域約佔10%。

棉花的種植區域過於集中，給棉紡織行業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由於棉花的產量與質量受天氣因素影響較大，因此棉花種植過於集中，相當於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如果某年氣候條件不利，影響了棉花的產量和質量，那麼會全國棉紡織行業都會受到極大影響。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2010年前後，由於受極端天氣影響，新疆產區棉花產量受到較大影響，全國棉紡織行業頓時一片哀嚎。

雖然我國現有三大棉花產區，然而僅有新疆產區的棉花種植形成一定規模，其他產區的種植分散，缺乏統一規劃，受上年價格因素影響較大，種植面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棉農的意願，不利於棉紡織行業的整體穩定。

在進口方面，我國棉花進口採用配額制度。根據WTO協定，我國每年配額進口89.4萬噸棉花，實施1%的優惠關稅；配額以外的進口棉花，徵收5%—40%的滑准稅。滑准稅的徵收，相當於為進口棉價設置了底限，其目的在於減少進口棉對國內棉花市場的衝擊，確保棉農收益。然而，由於中國棉產量與紡織業需求之間有近300萬噸的缺口，這就意味著無論棉價高低，都有逾200萬噸棉花剛性需求通過繳納高昂的滑准稅進口。

配額制、滑准稅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企業利用市場手段進行資源配置，造成了中國棉紡織行業成本偏高。澳洲棉花18000元/噸，印度棉花16000多元/噸，但是礙於配額制度，企業不能自主進口，而中國新棉要21400元才能買到同等質量的棉花。

分析認為，要解決棉花產量供不應求的現狀，首先應該加大內部供給，從棉花種植入手，增加國內棉花產量。我國幅員遼闊，將雞蛋放在多個籃子里，能夠有效的降低風險。尤其是長江、黃河流域兩大產區，需要儘快將棉花種植規模化、規範化，相關部門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保障棉花種植面積。

棉花初加工 古代軋棉技術的發展，概括說來經歷了三個階段：①用手剝去棉籽。②用鐵筋或鐵杖趕搓棉花去除棉籽，稱為趕搓法。宋代許多著作中提到福建、廣東一帶是用鐵筋或鐵杖碾去棉籽的。元代《農桑輯要》中記載了北方軋棉的方法：“用鐵杖一條長二尺，粗如指、兩端漸細，如趕餅杖樣；用梨木板長三尺、闊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遂用鐵杖旋轉趕出籽粒，即為凈棉。”這種趕搓法所用工具簡單，生產效率雖低，但適應一家一戶之用，所以一直沿用到清代。③攪車或軋車。王禎《農書》首次繪出了木棉攪車（圖3,a），攪車是在輾軸即鐵杖或鐵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軋棉機械。攪車的出現，是棉花初加工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它大大地提高了軋棉的生產效率。《農書》中所繪的是 4框落地式無足攪車，利用了曲柄，槓桿等機構，但這種攪車需要3人同時操作，方能連續軋棉，工作費力。明代出現了4足攪車，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繪出了這種攪車，由一人手足並用地操作，更適合於小農經濟一家一戶的獨立生產。之後又出現了一人操作的3足攪車（圖3,b），其結構更為合理，操作方便，省力，其形制見於明代《天工開物》。

軋去棉籽的棉花，古代稱為凈棉，現代稱為皮棉或原棉。凈棉在用於手工紡紗或作絮棉之前，需經過彈松，稱為彈棉。彈棉過程中也能去除一些雜質。彈棉的實質是利用振蕩原理進行開棉和清棉（見開松）。彈弓和彈椎是彈棉的工具。最初的彈弓是小弓，不用彈椎。這種小弓是線弦竹弧的小竹弓，彈力輕微，用手指撥彈。14世紀初，出現了4尺長的大弓，是竹弧繩弦，其構造見於《農書》（圖4,a）這種大弓弓身長，需用彈椎擊弦，彈椎一般用質地堅硬而沉重的檀木製成，兩頭隆起如啞鈴狀，彈棉時兩頭輪流擊弦。用彈椎擊弦代替以手撥弦，加大了衝量，增強了彈弓對原棉的振蕩作用，提高了開松效率，是彈棉技術上的一大進步。到了明代彈弓又有改進。《農政全書》繪出了“以木為弓，蠟絲為弦”的木弓（圖4,b）。這種彈弓弓背寬，弓首伸展，當弓弦振蕩時，接觸棉花的空間增大，彈棉效率更高。但此時的彈法，仍是左手持弓，右手用彈椎擊弦，很費力氣。《天工開物》中介紹了懸弓彈花法，用一根竹竿把彈弓懸掛起來，以減輕彈花者左手持弓的負擔，仍用右手擊弦（圖4,c）。到了清代，彈花者把小竹桿繫於背上，使彈弓跟隨彈花者移動（圖4,d），操作較方便，但增加了彈花者的負擔。古代利用彈弓開松原棉並清除其中的一部分雜質，較近代開清機械上採用的角釘、刺輥、打手等劇烈的開清棉方法有優越之處，現代探索中的振蕩開棉技術，正是這一古老技術的新發展。

紡專是中國古代用來紡紗、拈線的最原始工具。一撮用手工除籽和扯松的棉花用一個紡專便可隨地而紡，極為簡便。紡專後來稱為紡墜，它由拈桿（或錠桿）和紡輪組成。紡專紡紗拈線雖然產量低、質量差、費力多，但比徒手搓拈技術已大為進步。元王禎《農書》中記載的拈棉軸就是這種工具，至今還有個別地方在使用它。這種紡紗技術的流傳已有數千年的歷史。

紡車古謂“車”或“緯車”，它是中國手工機器紡紗的開始，秦漢前中原地區已開始用紡車並拈絲麻。紡車在各地稱謂不一，除方言有別外，主要是因使用目的各異所致。如有的用以並拈合線，有的用於絡緯，有的則加拈絲絮成綿線。以紡車為名而用於紡棉的記載，以《農書》的木棉紡車（圖5）為最早。

元時紡棉除沿習使用手搖單錠紡車外，已開始改用腳踏3錠紡車紡棉紗。腳踏紡車始創於東漢前，供並拈絲麻之用。腳踏紡車輪徑影響錠速，並拈合線時輪徑盡可增大，而紡棉時錠速受纖維充分牽伸條件的限制，故輪徑必須適應紡棉紗工藝的要求。黃道婆改革腳踏紡車使適於紡棉，就是從改小輪徑著手的。元時單人紡3根紗，必須先卷制棉條。用棉條紡紗是紡紗工藝發展中的又一大貢獻，它使紡紗前的棉纖維排列較為整齊，有利於成紗條幹的勻細。用無節細竹或高粱桿等作筳，把彈松的棉絮平鋪桌面上，用手將棉絮卷於筳上，製成8～9寸長的中空棉條。明時又改用擦板制條，《天工開物》稱之為擦條。

為便於棉紗的后加工，宋元時有木棉撥車（圖6,a），木棉？床（圖6,b）、木棉線架（圖6,c）等生產工具。撥車是將各個管紗繞於？上，便於接長成絞紗，?由 4根細竹組成。由於竹有彈性，絞紗易於脫卸。床作用同於撥車，但可同時絡6絞紗，效率比撥車大8倍。線架拈線不僅速度快，而且各根紗線的張力與拈度相近，有利於提高質量。現今後紡工序的絡紗、並筒、拈線、搖紗等工藝，都是這些古老工具的延續。

明清以來，單人紡車仍以“三錠為常”，只有技藝高超的松江府紡婦“進為四錠”，而當時歐洲紡紗工人最多只能紡兩根紗。清末，在拈麻用“大紡車”（見中國麻紡織史）的基礎上，創製出多錠紡紗車。3人同操一台40錠雙面紡紗車，日產紗10餘斤，成為中國手工機器紡紗技術的最高峰。多錠紡紗車的紡紗方法（圖7）是模擬手工紡紗，先將一引紗頭端粘貼棉卷邊，引紗尾部通過加拈鉤而繞於紗盤上，繩輪帶動杯裝棉卷旋轉，引紗則向上拉，依靠引紗本身的張力和拈度，引紗頭端在摩擦力作用下，把棉卷纖維徐徐引出，並加上拈回而成紗。（見彩圖）

棉布在中國古代稱白疊布、白緤布或帛疊布，原產於中國的西域、滇南和海南等邊遠地區，秦漢時才逐漸內傳到中原。宋代以後，中原地區方開始植棉，並參照絲麻紡織發展棉紡織技術。棉布分本色棉布和色織布（包括提花布）兩大類，在各種型式的織機上織造。平紋組織的本色棉布，是中國棉織物的最初形式。如福建武夷山3200年前洞穴岩墓的船棺內出土的那塊久經風化而變成青灰色的棉布就屬平紋組織，經緯紗直徑都在0.5毫米左右，經緯密度均為14根/厘米，拈向為S拈，拈度為經紗67拈/10厘米，緯紗53拈/10厘米。這種棉布估計為原始腰機所織。在江西貴溪墓曾發掘到2000餘年前的這種原始腰機零件。秦漢以後帶機架的腰機、斜織機等在中原已普及，通過貿易逐漸傳到邊疆，促進了當地的棉織技術發展。如1959年在新疆民豐東漢墓出土的藍白印花棉布、白布褲、手帕等棉織品殘片，都是平紋組織，經密為18根/厘米，緯密為12根/厘米。1964年吐魯番晉墓出土的布俑、連衣褲均為棉布縫製。可見，東漢前西域已將染色、印花技術應用於加工棉布。棉布幅闊的增大也是棉織技術發展的標誌。

1966年浙江蘭溪宋墓出土的一條本色棉毯，證明當時的織機和織造技術已有較大的發展。這條棉毯長2.51米，闊1.15米，由純棉紗織成。經紗為19.8公支，緯紗為21.3公支，絨緯粗於2.7公支，條幹均勻，雙面拉毛，細密厚實。

色織布古稱斑布，是繼平紋組織本色棉布后的發展。利用各種色紗經緯相間，織成不同形式的條子或格子棉布。黑白條紋相間的稱“烏?”；黑白格子紋的稱“文辱”；黑白格子紋中間再添織五彩色紗的稱“城域”。1958年新疆於闐的屋於來克的南北朝遺址中出土一塊商人裝物用的搭連布，用本色和藍色棉紗織成方格紋，經密為25根/厘米，緯密為12根/厘米。而當時海南島黎族的棉布是“間以五彩”的。說明中國少數民族當時生產的色紗與本色紗相間織成條紋或格子紋的色織布極為普遍。為了增添色彩，還採用絲與棉紗交織的辦法來生產提花織物。如1960年吐魯番阿斯塔那 6世紀古墓中出土的幾何紋錦，用本色棉紗和藍色絲線交織幾何紋提花布。可見，宋以前少數民族生產的棉布品棉繁多，有印花布、條子布、格子布，而且已採用提花技術。宋元之際，中國棉紡織業的中心分佈於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松江一帶的“烏泥涇被”傳遍大江南北各地。山東鄒縣元代墓出土的2件本色棉？袍，為至正十年（1350）之物，至今尚堅牢。棉布幅闊34厘米，是線經雙紗緯的重平組織，經緯紗直徑為0.2毫米左右，經線為SZ拈向，緯紗為S拈向，經紗55拈/10厘米，合股65拈/10厘米，緯紗22拈/10厘米，經密18根/厘米，緯密28根/厘米。山西大同金代墓出土的棉布襪，是大定二十四年（1184）之物，其紗線和組織與山東上述出土的棉布施料相似。可見，宋元時期的棉布仍以本色平紋為主，幅闊1市尺左右，質量相當於今天的白細布。

明代是中國手工棉紡織業最興盛的時期。當時棉布已十分普及，中國衣著原料舍絲麻而取給於棉。歷年出土的明代棉織物十分豐富，其品種、規格則與元代相仿。可見長期以來棉布生產仍是沿習在腳踏斜織機上以雙手投梭織成，故布幅均約尺余，未有改變。明代棉布產量較多，除自足之外尚可出口。清代後期“松江大布”，“南京紫花布”等名噪一時，成為棉布中的精品。

鴉片戰爭以後洋布銷入中國，雖曾受到中國手工棉織業的頑強抵制，但在外國人控制的低關稅保護下，逐步由通商口岸深入內地，由城市深入農村，從而使中國手工棉織業完全趨於破滅邊緣。但是土布厚實，適合中國農村的消費傳統，手工棉織業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還存在一定的市場。

1889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創建，有紗錠35000枚，布機530台，是中國設立機制棉紡織廠之始。此後，中國自辦的棉紡織廠在沿海各地相繼出現，到1911年已有紗錠83萬枚，布機2000餘台，初步形成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各種低支棉紗，供國內市場織布之用。由於機器織布的生產效率比手工織布提高不多，利潤不大。棉布在手工織機上織造較為有利，故新興的棉紡織工廠紡錠發展快，布機增加較少。到1936年，全國華商棉紡織工廠的紗錠已擴展達290萬枚，布機3萬台。以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戰爭等原因，中國棉紡織工業幾經挫折，奄奄一息，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走上蓬勃發展的道路。到1980年，棉紡織規模已達到1780萬錠，布機50餘萬台，成為一個對國民經濟有重大關係的行業，而且細紗千錠時產量已達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