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
中德合作
中德合作在20世紀早期和中期的中國歷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911至1941年間，中華民國和德國之間的合作對20世紀中前期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中德合作使兩國結成聯盟，親密的合作關係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這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之前尤甚。中華民國的創立雖然使中國從衰敗清王朝重新站起來，但國家一直在軍閥割據與列強環繞的環境下艱難地生存著。1928年，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雖在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蕩之中的中國，不過於同時期，日本對外擴張，主張對中國發動戰爭的鷹派勢力卻在該國政壇抬頭。有鑒於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方面則需要原材料的穩定供應。這種關係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末期間，將中德兩國緊緊地維繫在一起。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1月30日納粹當政開始到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而結束，只持續了不到4年時間；而且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改革也到19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最早的中德貿易線是從亞洲東部的陸路經俄國亞洲北部地區西伯利亞輾轉到達德國，為了避免俄國政府沉重的通行稅，德國早在清王朝（1644～1911）就嘗試通過海路開拓東方貿易路線。1752年8月，埃姆登的王家普魯士亞洲貿易公司（KPAC）商船“普魯士國王”號在德國船長格來史克的指揮下抵達廣州，成為中德貿易史上第一艘到達中國的德國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讓諸如普魯士等眾多歐洲國家和中國建立了正常的貿易關係。
中國同歐洲國家的貿易一直受控於英國。而普魯士王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則熱切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以平衡英國的影響。俾斯麥力排眾議，為德中的航線設置了獎金。給予獎金的議案於1885年最終通過。同年，俾斯麥派出第一支德國銀行業和工業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投資機會，這最終促成了1890年德華銀行的建立。通過這些努力，德國於1896年繼英國之後成為第二大對華貿易國。
在這段時期，與英法不同，德國並沒有積極的表現出其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國政府也將德國視作來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發展的夥伴。1880年代晚期，克虜伯公司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築旅順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禦工事。北洋水師向德國訂購了近代化主力艦——定遠級鐵甲艦，以及經遠號、來遠號裝甲巡洋艦。此外，德國軍事教官幫助張之洞建立了“自強軍”，並協助袁世凱培訓了“新建陸軍”。
德國對中國的援助不僅限于軍事方面，也擴大到工業和技術交流領域。來自西門子公司、克虜伯公司的工程師幫助中國建立了近代的發電廠和鋼鐵工廠，例如漢陽鐵廠。西門子公司的工程師在頤和園中安裝了中國的第一批電燈，北京的第一家自來水廠使用的則是德國AEG電機和水泵。
里希特霍芬是在中德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關鍵人物。
里希特霍芬是近代德國著名的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和中國地學研究專家，他很早就對中國予以了關注，1859年以科學特派員身份參加了普魯士東亞外交使團，到達過香港、廣州和上海，並在台灣海峽的颶風季中完成了對台灣的勘測，獲得了關於中國的第一手資料。
作為一位科學家，里希特霍芬為近代地質學和地理學做出了卓越貢獻，也有力促進了近代中國地質學、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
需要注意的是，德意志帝國政府之所以選擇膠州灣和山東省作為侵略目標，主要是根據里希特霍芬的論述確定的。
甲午戰爭失敗后，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後，德國首相俾斯麥對中國所採取相對仁慈的政策在德皇威廉二世時期有翻天幅地的轉變，德國對中國變得更具帝國野心。例如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后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德國協同法國、俄國，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此外，在1897年11月發生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后，威廉二世電令遠東艦隊，稱“華人終於給我們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艦隊立即駛往膠州灣，佔領該處現有村鎮，並採取嚴厲報復手段”。1898年3月，德國逼迫清朝與其簽訂《膠澳租借條約》，德國取得山東膠州灣的99年租借權，以及山東半島的開礦權和鐵路鋪設權。德國後期援助中國僅僅是為了維護其在遠東和太平洋的利益，同時讓中國牽制日本和英國。
威廉二世曾在當年6月表示：必須大舉進攻北京，將它夷為平地（Peiking muss regelrecht angegriffen und dem Erdboden gleichgemacht werden）。此後不久，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威廉二世旋即下令進行軍事報復，中德關係跌落至最低點。事實上，義和團運動最先起于山東省，而山東省正是德國的勢力範圍。在義和團戰爭中，威廉二世要求德國軍隊像當年的匈奴軍隊一樣無情消滅中國人，這段比喻令德國軍隊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被稱為“匈奴兵”。
中國向與之交戰的11國（參加聯軍的八國以及未出兵的西班牙、比利時、荷蘭）賠款白銀4.5億兩，其中德國獲得9007萬兩，占賠款總額的五分之一。此外清朝還派醇親王載灃前往德國，就克林德公使被殺一事向德國謝罪，並在克林德被殺的東單路口樹立牌坊以示紀念。
中德關係在辛丑條約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執掌清朝政權的慈禧太后試圖依賴德國的先進工業和技術，實現1898年被她親手中斷的維新運動。在這段時期里，德國對中國法律的影響也很大。在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改革者仿照日本的先例，參照德國民法典，制訂了清朝的第一部民法。
一戰前夕
儘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中德關係再度變得疏遠。其中一個原因是德國在政治上被孤立，最明顯的例子是1902年英日同盟的成立和1907年英、法、俄三國協約的簽訂。正因如此，德國打算在1907年籌備德、中、美三國同盟，但這項建議始終無法成事。[1912年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德國給予民國臨時政府600萬馬克的貸款，並表示可以向中國歸還山東的鐵路權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德國在遠東並不能採取主動並進行有意義的行動，因為它深陷入歐洲戰場。德國曾經試圖將膠州灣歸還中國，以避免落入日本手上，但是日本威脅中國不得接受這一返還。
一戰的爆發與結果
中華民國南方的廣州政府首腦孫中山力主中國保持中立，反對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而北方段祺瑞政府雖在英國授意下欲對德宣戰，但遭到日本阻撓。直到1917年，日本在得到英國、美國、法國的保證，允許日本在戰後繼續保留前德國在華殖民地和利權的情況下，才同意中國在8月14日對德國宣戰。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戰爭，並成為協約國的一員，開始攻擊德國在中國的租界，佔領了青島和膠州灣。此後北洋軍閥政府軍隊扣押了停泊在中國各港口內的德國和奧匈帝國商船，並收復了德國在漢口和天津的租界。
總的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德關係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特別是貿易方面：1913年當時在中國有近300個德國商號，但到了1919年，卻只剩下2個。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19-1939），德國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採取一系列措施開拓中國市場。這些措施使中德關係不斷改善，也促進了德國在華利益的增長，並對德國對華外交的決策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20、30年代，德國國內各派勢力在遠東政策上出現了分歧，來華德國軍事顧問問題是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圍繞這一問題，國防軍和外交部間發生了許多爭執，但它們的分歧並非實質性的。在納粹上台前，傳統的德國統治精英一直寄希望將中國培養為自己在遠東的戰略盟友，而即使納粹上台後為了加快德國的軍事工業建設，大力吸引原材料和外匯也積極採取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做法。
一戰的戰敗是德國處於殘破不堪岌岌可危的境地，但由於失去了在中國所有的殖民地並且不再有機會對海外用兵，反而使中德之間能處在一個比較平等均勢的地位上進行交流。雖然德國已經戰敗，且凡爾塞條約的限制使德國不能正常進行外貿出口。但德國國內的各種工業能力和技術水平仍然居於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過擴大生產來拯救衰敗的經濟。所以德國積極尋求海外的合作夥伴，最初是蘇聯和南美的阿根廷、智利（這也是為什麼南美兩國有相當德國移民和受德國文化影響）。而對於迫切想進行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而言，這樣的德國絕對是物美價廉的貿易夥伴。
德國喪失所有海外殖民地意味著喪失了廉價和穩定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市場，破落的國內經濟和與其他列強相比極端不平等的貿易地位，使得德國也急需像中國這樣既能提供大量希缺農礦原材料又有廣大國內市場，迫切渴望先進技術並願意且有能力支付國際通貨或者進行易貨貿易的貿易夥伴。
所以從1920年代起，雙方几乎是一拍即合，從工業、農業、軍事等各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國民黨政府也在這一背景下與德國方面開始接觸。其中一重要外交官朱家驊（Chu Chia-hua）值得一提，他是早年德國留學生，幾乎參與了所有從1926-1944年間所有中德之間的外交接觸。
最初德國方面是通過在華的各類資本公司和國民黨進行接觸的。在1924年秋，孫中山聘請西門子洋行在廣東的負責人古斯塔夫·阿曼為其私人顧問，並由阿曼出面聘請了以哈羅滕堡為首的十多名德國軍官為其服務。（我們知道1938年在南京拯救大量難民的拉貝當時所任職務也是西門子洋行在南京的負責人併兼任納粹黨部在南京的臨時負責人。）
孫中山1925年去世后，蔣介石於1926年上半年便著手開始調整全面親蘇的戰略決策。鑒於德國歷史上的統一進程對於其武力統一全國，而且德國沒有在華的任何政治利益和干預興趣，所以考慮用德國軍事專家替換蘇聯顧問。
在1926年，朱家驊以私人名義邀請麥克思·鮑爾（Max Bauer）來華考察商業投資的可能性。麥克思·鮑爾是炮兵專家，曾任一戰時德國總參謀部長魯登道夫的助手，因為參與反對魏瑪政府的兵變被放逐，曾在奧地利、西班牙、蘇聯等國擔任軍事顧問。1927年，蔣介石正式邀請其赴廣州擔任私人顧問。1928年鮑爾回德國與工商業界接觸，為中國尋求進行經濟重建的項目並為蔣招募常任軍事顧問團。此為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開始，但當時更多的是私人關係而非兩國間的正式外交合作。
由於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進行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的限制，且對於鮑爾私人身份和其兵變經歷的考慮，還因蔣尚未完成對中國的統一併且與原有的北洋軍閥政府間長期的合作關係，最初德國工商界對於與國民黨政府進行交往疑慮重重。
此後鮑爾返回中國，病逝於上海（死因兩個說法：一為天花而死，另一說法是因為他替蔣在統一戰爭中出謀劃策，遭到桂系毒殺。）
他為軍事顧問團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確立了運作模式，並將國民黨政府正式介紹給德國上層，也為中德以後10年的合作制定了基本規劃。
在鮑爾之後擔任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的分別是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 Kriebel）（其人也是軍人出身但不同於其前和其後的顧問團長，他是個老牌納粹：希特勒和羅姆的親密夥伴，曾經一起參加過"慕尼黑啤酒館暴動"。由於其人軍事素養有限且為人過於耿直，不是很受歡迎）、喬治·魏采爾（Georg Wetzell）（也是德國參謀部官員。他為建立德式整編軍隊和蔣介石統一中國出力不小，但由不善於搞好人際關係且不注重顧問團的另一主要任務經濟合作而只顧著不停地給中國軍隊下定單並不考慮付款問題，而且也不積極參與德國的原材料採購計劃，所以評價一般。）
由於日本的步步緊逼，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這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1930-1932年，中國是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當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當時東北出口的大豆，德國工業對於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以鎢為例，德國是中國鎢砂的主要進口國之一，從魏瑪時期起德國就已通過民間貿易的方式從中國進口鎢砂，在20世紀20年代便已是中國鎢最大的買主。至30年代，鎢砂礦成為中德貿易中至關重要的戰略物資，當時出口德國的鎢砂，主要是通過易貨形式進行的。20世紀20至30年代德國進口中國鎢砂數量呈持續上升趨勢，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德國從中國進口的鎢砂礦數量增長了四倍多，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其他商品，鎢砂價格指數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長了3．4倍，這是其他商品所無法相比的。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當時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仍然緩慢發展中。但1932年，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已經與民國政府共同出資設立EUROAISA，歐亞航空公司。
1933-1935年間擔任顧問團長的人是一個在二戰世界軍事史上大書特書的人物：前德國國防軍司令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約翰內斯·弗里德里希·列奧佩德·馮·西克特（常被稱為漢斯·馮·西克特），他是一戰後再造國防軍的德軍之父：基於凡爾賽條約關於軍備的限制，他以近乎苛刻的標準挑選和訓練了十萬精英國防軍。在華三年其間（1933-1935），他不僅僅是總顧問和顧問團長，他的英文頭銜是委員長代理人，也就是說能代表蔣介石本人發號施令。
他為當時的中國軍隊確定了減員精兵的政策，且對蔣介石的建軍思想影響深刻，主要體現在這幾點：1、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2、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3、軍隊之作戰潛能在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他的口號也為國民黨軍隊中的少壯派所摹仿。
他積極參與長江防線的戰略規劃，為國民黨軍官團輪訓制定具體教程並親自參與講解。他也積極為德國政府服務，中介參與中德的各類貿易和經濟合作，數次前往華南江西，廣東地區考察重要戰略資源鎢、鑷、錫等礦產的生產，並主導中國向德國所下的軍事採購計劃。德國賣給中國的武器裝備雖然價高但質地優良，在抗戰初期的戰役尤其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德國合步樓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Industrielle Produckte，是一家具有軍方背景的私營企業）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后，馮·塞克特將軍由於過度疲勞在蔣介石的不舍中於1935年3月回德修養，他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馮·塞克特將軍於1936年病故於德國。
新的軍事顧問法肯豪森為人正直，又有塞克特的關照，也很蔣的器重。他可以說是對中國抗日戰爭初期貢獻最大的外國人。他親自參與了整體長江防線的建設，並為中國抗日戰爭作出戰略規劃和建議，明確提出了持久戰和加速整軍的規劃。在中德貿易間盡量使雙方互惠互利，公平合理，各持所需。”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以致於克虜伯公司駐華代表氣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他積極為中國政府籌備軍工體系，使中國軍隊在1937-1938年間基本做到子彈自給，同時安排相應的德系軍工企業向雲貴地區撤退。他還根據戰鬥實際情況，為中國軍需預先安排採購，此決策對於中國抗戰初期的作用尤位突出。（因為1938年初開始德國政府同意已下定單的軍需照舊發往中國，而此後不再接受新的中國定單），此後在武漢會戰中，這批德國軍械發揮了巨大作用。
而此時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南昌、浙江和貴州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的原材料和鐵路線保持暢通的運輸，而這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
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這個計劃由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設一個工業中心地帶，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正如1934年簽訂的易貨貿易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沙的國際價格翻倍而抵消。
1936年4月8日，合步樓公司合伙人將其股份轉讓給德國國防部，從而由軍方背景的私營公司變為國營公司。當天中國代表顧振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簽訂了合步樓條約的補充協定——《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1億帝國馬克的無限期周轉貸款，此外，中國方面承諾以每年20%的比例將1億馬克信貸從德國採購設備和技術資料。蔣介石、孔祥熙為此與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賀電，標誌著中德關係進入了“蜜月時期”。
抗戰爆發后，法肯豪森親赴上海、徐州等地前線。在他的身體力行下，各德械師顧問也一直堅持與本部同進退共戰鬥。因此報界曾將這稱為一場德式作戰，使得日本軍方對盟友極端不滿。中國進行過德式整編的軍隊幾乎全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在三個月的時間內重創日軍，己方犧牲達20-30萬之巨。由於中國軍隊的優異表現，倫敦海外通訊社（上海）說道：“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
1938年，德國納粹政府決定放棄在中日間的中立政策，所以在日方的一再抗議之下，所有在華德國軍事顧問被召回。法肯豪森據理力爭，為中國政府遊說，並表示願意以個人身份繼續留下。在希特勒以開除軍籍國籍、沒收財產的威脅下，他黯然率團於6月離開中國。離開時向蔣介石保證所有德軍顧問不會將所了解的中國國防機密泄露給日方。而且當時仍然有數名德方非軍籍顧問以個人身份留下。
朱家驊，後為中國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長，曾為最初的中德接觸貢獻良多。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失去了在中國的租界和勢力範圍。但是這也為德國卸去了改善中德關係中的一個包袱。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於1921年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係得以恢復。
《凡爾賽條約》嚴重限制了德國的工業產出。它的陸軍數量被鎖定於10萬人，軍用製品也大幅地減少。但是，條約沒有減低德國在軍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業企業仍保留機械和科技去製造軍用硬體。因此，為突破條約的規限，這些工業巨頭和外國商界組成聯盟，例如與蘇聯和阿根廷，合法地製造和銷售武器。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政府倒台，國家陷入內戰，不同軍閥之間互相競爭去奪取最高權力。因此，很多德國武器生產者開始著眼於和中國重新建立商業聯繫去打入中國龐大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市場。
馬克斯·鮑爾和蔣介石，1929年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後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國發生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國民黨重組並與共產黨合作），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因此不會有正面衝突。與此同時，蔣介石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介石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並被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並促成了一些為中國的“重建”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介石招募一些長期顧問。不管怎麼說，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後來再次回到中國，但七個月後罹患天花而去世，葬於上海。鮑爾在中國的短時間工作為以後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他同時建議裁減軍隊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銳的軍隊，並支持中國敞開市場以刺激德國的生產和出口。
1930年在1933年，中國是德國在亞洲東部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滿洲的大豆出口，德國工業對於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雖然此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於各個利益集團的衝突而陷於困頓，但是德國的工業界、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中國工業的發展中獲得利益。
奉天事變
直到奉天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並不順利。奉天事變讓滿洲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並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德國魏瑪共和國吸取當年三國干涉還遼導致德日關係惡化的教訓，以及凡爾賽和約中關於禁止德國參加解決國際問題的條款，中日衝突採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場是，中日爭端應該在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的框架內解決。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的指責。
滿洲國成立后，日本駐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訪德國外交部，尋求建立在滿洲的合作關係。由於德國對滿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採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與滿洲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工業品和大豆貿易的德滿協定，違反了國際聯盟有關“國聯成員國不得承認滿洲政權”的規定，從而惡化了中德關係。
1933年
1933年1月30日，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近東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納粹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並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例如鎢砂和銻——這些都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漢斯·馮·塞克特
1933年6月，馮·塞克特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摒棄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鬥力在於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於優秀的軍官團。
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首先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德國精英團隊的架構成立“教導大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於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
1934年8月23日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合步樓公司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又稱“合步樓條約”，中國開始用鎢砂、錳砂等戰略性原料和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尤其是軍需品。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它解決了因內戰和巨大預算赤字導致的無法向國際貸款的困境，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對德國而言，條約簽署后，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幾乎滿足了德國的全部需求，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採購其他任何產品。
義大利顧問司特凡尼（Stefani）對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一職嚮往已久，他也曾參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並締結了一份類似於合步樓條約的中意貿易協定。但是由於在義大利國內的影響範圍有限，司特凡尼最終沒能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后，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並於19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於1936年12月27日去世。
派往德國學習機械的中國留學生，1934年1936年，中國只有約10，000英里的鐵路網，遠遠少於孫中山先生認為在現代化的中國所應該擁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數鐵路網都位於東北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已落入日軍手上。中國鐵路現代化步伐緩慢的原因是列強之間在華在利益衝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銀行家在華利益的新四強公會。公會的目標在於平衡外國在華投資，四國中任何一國在對華提供信用擔保以興建鐵路前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國家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緣故，對華投資變得猶豫不決。
儘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南昌、浙江和貴州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原材料和鐵路線正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再者，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浙贛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上海和南京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粵漢鐵路網，為東部沿海和華中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三年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17座工廠，包括鋼鐵、燃料（煤礦和油礦）、機械、電氣、化工等重工業廠礦和發電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另外，德國向中國的出口物資將由德國國防部提供給中國的1億馬克信貸實行現金交易。
三年計劃也為國民政府培養了一批受過高級教育的技術官員，以負責這些國家計劃。三年計劃訂下了許多目標，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工程都因1937年抗戰的全面爆發而停頓，最終廢止。
人員的訓練和組織
在中國的德國軍事顧問， 1936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為蔣介石的總顧問后，負責絕大部分軍事訓練計劃。馮·塞克特的原本計劃是將整個軍隊大幅縮減為60個師，全部為基於德國條例進行良好訓練和良好裝備的師。但實際執行起來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哪些派別的哪些師會被裁減等等。
總體而言，由黃埔軍校（1927年結束）訓練出來的軍官團僅僅比軍閥的軍官好一點，不過這些軍官由於對蔣介石的完全忠誠而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最後由8萬人所編組成的8個師，最終接受了德國標準的訓練，被視作是蔣介石軍隊中的精華。這些部隊也許部分的增強了七七事變后蔣介石進行全面抗戰的決心，但事實證明中國還未準備好與日本在同一個水平上交鋒。蔣介石不顧他的幕僚和法爾肯豪森本人的反對，將這些德械精銳師投入到淞滬戰役中。在這場戰役中，這些經過多年訓練的精銳師損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馮·法肯豪森建議蔣介石與日本人打一場消耗戰，他通過計算認為日本無望取得一場長期戰爭，他建議蔣介石應該守住黃河一線，但不應在戰爭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擊，同時應該放棄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東，但撤退應該是緩慢的，日本將會為他們的每一步付出代價。法爾肯豪森同時建議在礦山、海岸和江河地區等處建設一些防禦設施。其他的建議還有在敵後組織一些游擊隊活動（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對此相當熟練）。這些行動有助於削弱日本的軍事優勢。
中國陸軍一個德國訓練師裝備的Sdkfz 222裝甲車馮·法肯豪森同時認為中國軍隊將難以在抗戰中期待裝甲部隊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國工業才剛剛開始現代化，這要花上一段時間讓中國軍隊的裝備水平達到德國國防軍的風格。因此他強調培養部隊基於輕武器的機動化，多多運用滲透戰術，類似於德國在一戰末期創製的突擊群戰術。
軍事硬體援助
德國的軍事援助並不僅限於人員的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軍事硬體。基於馮·西克特的看法，中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規劃了諸如對長江沿岸已有兵工廠的擴建升級和設立新的兵工廠和其他裝備生產工廠。例如漢陽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進行了現代化改造，生產德國卡爾比勒98k毛瑟槍的中國版——中正式步槍，以及馬克沁機槍、幾種82毫米迫擊炮等，中正式和漢陽八八式步槍在整個戰爭中都是中國軍隊的主要步兵武器。。計劃中還有建設芥子氣生產的工廠及一個新設的工廠生產防毒面具，但最終計劃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已經能夠生產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個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在南京完工，生產例如狙擊步槍瞄準鏡等設備。其他的新建或升級的軍工廠的產品包括MG～34機槍，各種口徑的山炮，甚至還有生產在中國服役的輕型坦克備件的廠家。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
1935年至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了31.5萬頂M35鋼盔，大量的M88、M98型步槍，和C96型毛瑟自動手槍。其他從德國進口的軍事裝備包括少量飛機，例如容克運輸機；萊茵金屬公司和克虜伯公司的榴彈炮、反坦克炮、山炮和防空炮：例如要賽炮22門（口徑未知），124門37毫米反坦克炮，88毫米炮20門，105毫米炮4門，20毫米防空炮120門，；裝甲車輛：14輛一號坦克、12輛裝甲車；此外還有大量的軍用通訊器材、探照燈和發電機。中國海軍在抗戰爆發前向德國訂購了5艘潛艇、1艘潛艇供應艦、1艘佈雷艇、11艘魚雷艇和1艘魚雷艇供應艦，以及大批魚雷。
不過，在中德軍事合作上，中方對德國的一些做法頗有微詞，主要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德國提供的武器中方無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貨的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為此詢問中德易貨貿易的德方代表克蘭，克蘭表示，第一個問題系國民政府兵工署長俞大維的一面之詞，至於第二個問題，克蘭也無法判斷，因為合步樓條約簽訂之初根本沒有提到價格問題。不過，他也承認，交給中國的德國產品，其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出15%左右。馮·法肯豪森則對宋美齡表示，這兩個問題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發錯了貨，至於價格偏高，則是因為中方在驗貨時出了問題。
總體來說，在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后的初期階段，這些軍事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得到了檢驗。儘管日本最終佔領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於中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得到加強，因此這場戰役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並給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除此以外，中國軍隊能在不斷推進的日軍面前進行有效抵抗的事實鼓舞了中國的民心和士氣。除此之外，中國軍隊的有效抵抗也給向內地的四川等省份拆運工廠和機械設備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全部德式裝備的中國士兵——頭盔，防毒面具和毛瑟手槍在1930年代後期的德國政界中，老牌政治人物如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牛賴特多採取親華態度，而新進納粹黨高官如里賓特洛甫，則採取親日態度。在德國政府內部親華與親日兩大陣營的交鋒中，親日派的地位逐漸上升。1936年11月25日，德國與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該協定還附有一份補充議定書和一份秘密協定，規定兩國結成共同反對蘇聯的軍事同盟。日本從此取代中國，成為德國在遠東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德日簽署防共協定后，蔣介石對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擔憂，並擔心日本據此干涉中國的“剿共”戰爭，於是在1936年12月1日令駐德大使程天放拜訪德國國防部和外交部，向其轉達國民政府對德日協定的疑慮。德方官員對程天放表示，德國政府非常了解中國的處境，以及蔣介石的堅定反共立場，因此在與日本締約當初就已屢次聲明，德國對中國毫無惡意，在將來也絕對不會讓日本把《反共產國際協定》當作壓迫中國的工具。
1937年6月9日，參加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后歸國的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順道訪問了柏林，同沙赫特、戈林、勃洛姆堡、馬肯森（外交部副部長）舉行了會晤，商討中德易貨貿易問題和德日同盟問題。6月13日，希特勒會見孔祥熙，表示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將使兩國互惠雙贏，德國在遠東既沒有政治目的，也沒有領土意圖，唯一的想法就是做生意。希特勒還希望中國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發生問題。6月18日，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拜訪馬肯森，詢問孔祥熙此行有沒有提到軍火輸送問題，馬肯森表示否定。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
這場戰爭極大地損害了1927～1937年間一直處於密切合作中的中德兩國關係。希特勒的亞洲政策是毀掉中德合作關係的主要原因。由於日本軍事實力的優勢，希特勒選擇日本作為其對抗蘇聯的戰友。儘管中國政府官員和德國投資者在不斷的遊說納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雖然同意合步樓公司將中國已訂購的貨物運往中國，但禁止任何人從中國進口貨物。另外，中蘇兩國於1937年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希特勒的戰略完全相背。
中日戰爭爆發初期，德國外交部希望採取完全中立的立場，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遠中國。雖然武者小路公共要求德國採取對華軍火禁運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德國商船離開漢堡前往上海，向中國運去大批軍用物資，另有3艘商船準備起航。為穩住日本政府，德國外交部在7月25日謊稱已對中國實施軍火禁運，德國駐日武官奧特同時指責日本在華北的行動嚴重影響了德中經濟關係。
中國方面，在1937年7月21日至1937年7月28日的一周內，蔣介石先後會見了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美國大使詹森、德國大使陶德曼、義大利大使柯萊、蘇聯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國大使那齊雅等人，要求各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方態度強硬，宣布不歡迎任何第三國的調停。1937年7月26日，陶德曼對蔣介石表示，雖然德國願意調停，但日本已聲明不願第三國干涉，因此調停不會收到成效。蔣介石指出，中日戰爭的繼續發展必將導致中國在中蘇關係上發生轉變，以此來要挾德國出面調停。
這一談話傳回柏林后，德國政府不得不慎重考慮蘇聯插手的問題。1937年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遜，要求他設法通過外交途徑阻止日本把中日衝突升級為戰爭。由於害怕蘇聯恢復對華影響，德國的對日態度逐漸變得生硬。德國外交部要求狄克遜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圖利用反共產國際協定來為其進犯中國找一個體面的借口是不合適的。德國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進犯違背反共產國際協定精神，妨礙中國穩定，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蔓延，並最終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同時表示拒絕終止對華軍火輸出，拒絕召回在華軍事顧問。
淞滬會戰中的國民黨軍隊，其頭盔與槍枝皆為德軍制式。1937年8月13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日本本企圖速戰速決，在擊敗中國軍隊后強迫對方訂立城下之盟。但是日軍在淞滬戰役中直接面對中國最精銳的部隊，即德械師和德訓師，因此在戰事中失利，遲遲不能攻佔南京。
淞滬會戰的爆發使德國認識到中日戰爭不可能只是華北的局部衝突，而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因此在對日立場上有所改變，在新聞報導中對日本採取偏袒態度。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尤其使德國震驚，衝擊了德國外交部中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的傳統派勢力。
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賓特洛甫要求德國國防部終止向中國供應軍火，並要求外交部採取鮮明的親日立場。這一要求引起了國防部和外交部的強烈不滿。德國一旦調整其東亞政策，就將在中國失去許多重要的經濟利益，而日本方面卻不能保證德國在華貿易的優勢。在這樣的考慮下，戈林又改變了立場，指示德國供應商可以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但需由丹麥貨船運送，並通過新加坡的一家英國公司中轉。
1937年9月以後，中日戰爭的形勢已經明朗化，這場戰爭不可能是一場短期的衝突，而必將成為一場長期的、耗費巨大的戰爭。經過多次反覆，德國在中日戰爭的立場問題上逐漸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一方面，納粹黨中的親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實力消耗在中國戰場上；另一方面，德國軍政界和工業界的保守派勢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佔領中國、壟斷中國市場和戰略原料。因此德國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雙方通過談判儘快停戰。此時日本也出台了《處理支那事變綱要》，表示願意促使中國重新考慮中日關係問題，結束事變，恢復邦交。在這種情況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展開了調停工作。
1937年11月2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致電陶德曼，轉達了日本外務省提出的七項和平條件：一、內蒙古自治；二、在華北建立一個沿滿洲國國境線的非軍事區；三、擴大上海的非武裝地帶，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隊；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六、降低對日關稅；七、尊重外國權益。1937年11月4日，陶德曼將日方條件轉達給蔣介石。蔣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他就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條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華北臨時政府”。由於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戰果，日本國內主戰派勢力抬頭，1937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與大本營召開聯絡會議，修改了原來的條件，提出了四項更苛刻的和平條件，包括“日滿華合作”（即承認滿洲國）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雖然德國希望充當調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讓日本軍部的主戰勢力變得強大，日本政府已徹底喪失對軍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間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國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7年12月28日，國民政府召開非正式會議，討論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條件，最後一致認為中國無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條款。當日，蔣介石通知陶德曼，中國拒絕接受日本的條件。
1938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達成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一致意見，並在1月17日下午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即第一次近衛聲明，徹底終結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陶德曼調停以失敗告終。
調停失敗后，德國決定改變對華政策。1938年初，德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組，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牛賴特均被撤換，親日的里賓特洛甫上台。此後德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解決德日關係中的幾大障礙——承認滿洲國問題、在華軍事顧問問題和軍火出口問題。1938年2月21日，德國承認滿洲國為獨立的國家。同年3月3日，德國決定在中日戰爭結束前不再接收中國軍事學員，並遣散現有的中國在德軍事學員。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返回德國。
在日本的堅持下，德國政府於1938年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戰爭物資發往中國。中國向德國訂購的2艘IIB型潛艇、8艘大型魚雷快艇和“戚繼光”號魚雷艇供應艦也遭扣押。滯留在德國的中國軍事訂貨總額達2.82億帝國馬克。德國國防部認為，這對德國的軍火工業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1938年6月24日，里賓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國。他在6月25日向蔣介石辭行，於26日從漢口乘飛機前往香港，從那裡返回德國。此後德國在中國只保持了代辦級的外交官員（中國則仍保留駐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德宣戰。
此外，里賓特洛甫還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絕回國者，則被視為公然叛國，將遭受取消國籍及沒收財產之處分。在這種最後通牒下，國民政府只得同意無條件放回德國軍事顧問。馮·法肯豪森將軍在啟程回國之際，曾向蔣介石允諾絕不會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國期間的工作內容。7月5日，德國軍事顧問乘坐中國政府安排的專車離開漢口，經香港回國。
偽南京政府首腦汪精衛於1941年會見德國外交官1938年1月至9月，中德關係隨著德國採取一系列棄華聯日的政策之後，已經跌入低谷。9月12日，德國與滿洲國簽訂了《德滿貿易協定》，將在華經濟重心從國民政府控制區轉到了滿洲。
德國在遠東由親華政策轉向親日政策的調整，嚴重損害了德國的商業利益。德國從與日本和滿洲國的貿易往來中獲得的利益遠低於德中貿易。兩國人民在長期貿易往來中所結下的深厚友誼更是不可磨滅。德國人民為漢口的紅十字會慷慨解囊，在這裡，德國僑民的捐款比任何一個國家、甚至中國政府自己都多。在華軍事顧問們也希望能繼續完成他們在中國的使命。
實際上，雖然納粹黨在中國的機構聲明日本是中國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後防線，但是德國和日本的友誼並未能給德國帶來多少好處。日本希望壟斷中國北部地區和滿洲的資源，因此外國人在這些地區只能經營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獲得這個地區的資源。雖然德日政府從1938年中就開始為解決這些經濟利益問題而展開對話，但隨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1936年簽訂的德日反共產主義協約實際上變成了一紙空文，並且阻斷了德日通過對話解決經濟問題的可能。
中德之間的聯繫一直持續到1941年。但是1940年由於德國未能實施“海獅計劃”讓希特勒的計劃偏離了軌道。 1940年底，德國與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軸心協議。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認汪精衛的南京傀儡政權，自此，德國與重慶政府繼續對話的最後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及對美國宣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亦正式加入盟國陣營，並且對德宣戰，從而為中德兩國長久的合作關係劃上終結。
在德軍中服役的蔣緯國對孫中山而言，或許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20世紀1930年代中德合作時期更符合他“國際性協作”發展現代化中國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德國失去了它在中國的所有殖民地，以致德國並不關心中國的政治，而卻需要中國的原材料。那個時代中外關係大都是其他國家對中國懷有某種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德合作則是基於平等基礎上的經濟合作、互惠互利條件下。中國迫切地需要發展現代工業，以便抵禦日本隨時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也讓一部分中國人看到了統一中國洗刷近代恥辱的希望。
總的來說，雖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並不算很長的一段時間，並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戰中損失殆盡，但是這段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持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