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普斯三部曲

“斯諾普斯三部曲”包含了《村子》《小鎮》《大宅》三部小說，主要講述了北方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代表人物弗萊姆·斯諾普斯（Flem Snopes）如何利用一系列狡詐、欺騙的手段逐漸從政治、經濟、倫理道德等方面征服了代表南方文化的村子，即老法國人灣（Frenchman's bend）。弗萊姆於1902年來到傑弗生鎮附近的老法國人灣謀生。他先是在代表南方領袖人物的經營的雜貨鋪里做夥計並逐漸接管了店裡的帳目。接下來他又通過放高利貸、開鐵匠鋪等投機行為成了村裡的富戶，同時還威逼威爾·凡納已懷孕的女兒尤拉（Eula）結婚，從而成為村子里的權威人物。小說在結尾處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弗萊姆怎樣把捕來的一群野馬假冒馴馬賣給當地居民，又把一塊荒地偽裝成有寶之地，高價賣給村子中的村民，然後離開村子進軍傑弗生。後面則描寫他在傑弗生鎮通過各種狡詐手段逐步成為銀行家，通過其妻子尤拉和斯潘的不正當關係趕走了斯潘併當上了市長，後來在其親友的報復下和逐步走向沒落的過程。

在美國新南方向現代南方過渡的轉型期變革首先在斯諾普斯三部曲的文本表層的各種物質細節書寫中留下了印記，而各種物質細節不但表現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南方農業文明和工商業文明的相遇和衝撞時的物質文化，也折射了作家對於南方社會變革接受和排斥兼具的矛盾態度。斯諾普斯三部曲文本中出現了很多和南方歷史轉型期相關的物品書寫，既有再現美國南方工業化進程中遭到破壞的環境的書寫、地理景觀物品書寫，還有現代工業文明影響下的技術物品書寫。這些在文本中反覆出現的不同層面的物品成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南方歷史文化的物質表達，呈現了南方城市化進程中社會轉型期的變遷圖景和文化結構。

親歷時代變革的福克納在斯諾普斯三部曲中通過對南方文化的想象性再現從不同層面回應了20世紀上半葉新南方向現代南方過渡時的重大變革，傳達了他對轉型期南方社會文化的矛盾態度和對南方居民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注。斯諾普斯三部曲中和物品相關的“微觀細節”書寫如同慢慢打開的一幅南方轉型期變革的畫卷，福克納似乎無意於提供任何確定的答案，他只專註於表現衝突過程本身。

弗萊姆·斯諾普斯

弗萊姆是斯諾普斯工商者的“帶頭人”，他利用自己的“老謀深算”與社區民眾進行周旋，伺機攫取金錢。在“老法國人灣”，弗萊姆通過販賣野馬和土地投機等手段大肆騙取民眾的錢財，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到了傑弗生鎮后，弗萊姆在開飯店、做電廠督辦以及擔任銀行副總和總裁的過程中，也明裡暗裡損害社區的利益，大發不義之財。

在《村子》圍繞著弗萊姆給“老法國人灣”帶來的經濟轉變展開，他的現代經營模式和無限商品化的傾向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村子里的人們。此種變化見微知著地折射出了新南方的社會變革。弗萊姆·斯諾普斯一家初到“老法國人灣”時僅僅是為了當一個穀物分成的窮佃戶。但是家中的長子弗萊姆早就意識到種田沒有什麼出息，儘管他還沒有找到別的出路。恰在此時，沃納的兒子喬迪企圖拿亞伯縱火的傳言來敲詐他們，這一貪婪的計劃被弗萊姆識破並利用，他為自己謀得了一個在沃納家商店當店員的機會。弗萊姆捨棄田耕而經商的做法，是新南方工業化和商業化的一個縮影。當弗萊姆來到商店后，幾個關鍵的事件更是說明了他給商店帶來的變化。首先他開創性地拒絕賒欠，而堅持要求現金付賬。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實際上表明了南方經濟模式從農業到商業的迅速轉變。因為傳統南方農業中“南方農民最典型的交易模式就是賒購，年終結賬”。拋開賒購的贏利性，這種經營模式內部還蘊含著在固定的商家與客戶之間長時間形成的一種人情和信賴。在弗萊姆的改革中，這些都一併被捨棄，金錢成為唯一的溝通方式。這種經營模式的改變更深層次上顯示了南方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商人和現代商業經濟下的商人的不同經營理念：沃納經營商店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控制佃農的生活和農業活動，增加土地，進而盈利；但是弗萊姆經營商店就是為了貨幣的積累。其次，當弗萊姆堅持沃納從自己家的商店裡拿煙草也要付賬的時候，說明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經濟來臨了。這進一步說明，傳統貿易中的人的因素被全部剔除，只剩下了純粹的金錢理性。這種非人性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解釋為什麼村子里的居民會更偏愛犯錯的喬迪，而反感極端精確的弗萊姆。當非人的類似於機械的準確替代了人會犯的過錯時，村子里的人反而偏愛喬迪的錯誤，是因為他們在其中體察到了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和聯繫。

福克納在《小鎮》中將弗萊姆·斯諾普斯描寫成卑劣自私，損人利己的惡棍。《小鎮》主要考察弗萊姆如何進一步地將自己的“床榻之權”出售牟利，將父女和家族忠誠變成金錢財富這一“赤裸裸的貪婪和慾望”。《小鎮》中貫穿始終的是尤拉的故事，她是作為丈夫的弗萊姆對“丈夫之權”的最大利益化。在這部小說里，弗萊姆的處世準則是：做有利可圖的事，利用能被利用的人。《小鎮》中尤拉有了一個固定的情人，就是顯赫的德·斯潘先生。他的同名的先祖在《去吧，摩西》中已經出現過。在《小鎮》中，他是當地的行政長官，傑弗生鎮銀行的行長。最初，小鎮居民對身為丈夫的弗萊姆對妻子私通一事漠然置之並不能理解，但是很快就發現，弗萊姆是在拿妻子的肉體和婚外情與德·斯潘做交易，他成了電廠的主管，繼而取代斯潘成為銀行行長，並且最終將斯潘趕出了小鎮，自己住進了斯潘家族的大宅。在此，弗萊姆“將人與人之間最私密的關係變成了自己往上爬的墊腳石”。除此之外，弗萊姆利用養女的無知和好感，騙取了本該屬於她的財產。在確保到手的財產之後，弗萊姆竟覺得是到了揭髮妻子姦情的最佳時刻。他利用岳父之手和小鎮上大眾的憤怒，將斯潘驅逐，而後又將妻子逼死。在揭露弗萊姆毫無廉恥地把夫妻關係和妻子的肉體商品化過程中，福克納抒發了他對為了牟利而踐踏人性的行為的憎惡和批判。此外，弗萊姆對自己的族人也毫不手軟，任何他覺得不足以輔助他發達的族人都會被他放逐或者消滅。顯然，在福克納心目中，弗萊姆·斯諾普斯道德敗壞，用盡了各種卑鄙手段。就像福克納所說：“……人們總是不喜歡斯諾普斯，反對斯諾普斯這類人……”。弗萊姆卑鄙、自私的形象使得福克納對其深惡痛絕，甚至必欲將其剷除而後快，聲稱：“我的意識里有強烈的想要消滅斯諾普斯的願望……”。

在“斯諾普斯”三部曲的終結篇《大宅》中，“明克、琳達以及各種各樣的罪行的受害者回到了傑弗生鎮，展開了一次大破壞，為（弗萊姆）反自然的罪行復仇”。《大宅》中的弗萊姆對於體面的迫切需要，時刻夢想著擁有一棟“大宅”，實際上“大宅”象徵著善於偽裝的弗萊姆本人。它是新貴們想將其所得合法化的一種反映，而這也成了這個赤裸裸的金錢主義者的最大的弱點，並最終導致了弗萊姆自身的毀滅。弗萊姆，這個邪惡家族的頭人，群狼中的領頭者，最終卻倒在了自己族人明克·斯諾普斯的槍口下。這是福克納對於那些暴發戶們的最終命運的預言。明克儘管犯下不可饒恕的殺人罪，而且是兩次，但是福克納仍將他刻畫的光彩熠熠，根本的原因是他身上保留著對家族觀念的堅定信念，以及為了目標可以在監獄里默默忍耐幾十年的耐心。這些正是福克納推崇的真正體現了人類崇高性的美好品質。

在三部曲中，弗萊姆很多時候被描寫為一個沉默的形象，各種和他相關的物品書寫是挖掘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入口。小說中多處通過借代手法用弗萊姆使用的物品來指代弗萊姆，包括弗萊姆佩戴的領結等；弗萊姆第一次在文本中的出現被置於門窗的背景之中，和早年塑造愛米莉人物形象時用的手法如出一轍；此外，這一人物形象在福克納筆下一方面寡言少語，但另一方面卻有著很多重複的動作，比如吐唾沫、嘴巴不停地在咀嚼、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等。各種佔有的物品，包括穿戴的服飾、住房等書寫，和弗萊姆的心理身份密切相關。弗萊姆只有在佔有這些物品時，才能獲得提升自我的感覺，才能“理解自己是誰，讓別人知道自己是誰”。

尤拉

小說中另一個讓人扼腕嘆息的主人公是善良純潔的尤拉。如果說，福克納通過塑造弗萊姆展現了西方社會對物質佔有的貪婪慾望，那麼通過對尤拉的塑造，福克納則成功地展示了人類原始的性慾的衝動。尤拉是老法國人灣孕育出的一個超凡脫俗的女性，是南方凈土上的聖女化身，她代表著自然本身，象徵著生命的繁衍。但是尤拉雖然神聖不可侵犯，她的性感卻足以引誘人類最原始的慾望，她“既腐敗墮落又純潔無暇，既是童貞處女又是武士和成熟男人之母”，幾乎使所有老法國人灣的男人們都為之著迷並試圖阻止他們心中的女神在物質世界里的墮落。然而人性最原始的衝動和慾望終究抵擋不了現代工商主義強烈的物質衝撞，尤拉最終還是屈從命運，嫁給了弗萊姆。在現代工業機器轟鳴的社會裡，尤拉的結婚馬車迷失了方向，越駛越遠，最終成為弗萊姆進軍傑弗生鎮的一個有利的跳板。馬車時代的結束，“彷彿已經成了……塵世的回返、歡樂激情、所有本能衝動放縱的結束”。福克納塑造的尤拉這個角色實際上代表了南方最原始的文明，雖然貌似高貴，但是在現代工業的衝擊下，骨子裡已經透露出腐朽的跡象，無可葯救。

儘管福克納在不同場合對筆下的尤拉做了一些解釋，然而西方評論界對於尤拉安靜被動的身份特徵仍然眾說紛紜。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尤拉身份特徵和自殺動機時，西方評論界主要關注文本中針對尤拉的一些細節描寫，如尤拉的外表“行為對話等，很多尤拉使用的日常物品卻沒有受到足夠關注，這些被忽視的細節，如果藉助當代西方近年來興起的物質文化批評視角來考察的話，都可能隱藏著關於尤拉身份特徵的重要秘密，將物質文化和文學研究結合起來的大多數學者都達成了這樣的共識。

有學者認為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筆下的娜娜、凱特·肖邦筆下的埃德拉、安德森筆下的凱特·斯威夫特是尤拉的原型，但毫無疑問，福克納筆下的尤拉形象別具魅力，從尤拉物化身份的早期塑形和成年後物化身份的施魅，到尤拉商品化女性身份的悲劇結局，尤拉物化身份的不同層面的多維展示體現了福克納對於南方變革中女性身份特徵的獨特把握，而尤拉的悲劇結局既是尤拉物化身份的最好註解，也是福克納本人對於美國南方男權體系中無法擺脫物化身份的女性獻上的一曲輓歌。

拉特利夫

福克納對自耕農理想的執著也體現在三部曲中。三部曲通過塑造拉特利夫這位自耕農措模，繼承並弘揚了獨立自主、勤勞檢朴和社區意識等傳統美德，呼應了拉尼爾、哈里斯、格拉斯哥、“納什維爾重農派”等南方作家筆下的自耕農形象。拉特利夫是南方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中的小生意人，他體現了自耕農的價值觀念，認同自耕農的生活方式。他自食其力，依靠經年累月的辛勤勞作過上了溫飽的生活；他生活簡樸，常常穿著自己縫製的一件褪了色的藍襯衫。拉特利夫經營小生意的重要目的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切實需要，他從不為多賺錢而不擇手段。雖然每年只能售出三台縫紉機，但他也知足常樂。考慮到農村顧客的經濟狀況，拉特利夫還堅持採取賠賬、易貨交易這些帶有人情味的古老經營方式。因此，拉特利夫雖然不以種田為業，但他體現出的自立、勤檢、自足、助人等美德同樣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自耕農階層的一員。

琳達

在美國南方，種族主義由白人男權體制主導形成和極力維護，是一種長期居於統治地位、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就連一些黑人都內化了種族主義，自認為低人一等。琳達卻迎難而上，力圖改變傑弗生鎮的種族壓迫現狀。為了達到這一崇高目的，她決心首先從改善傑弗生鎮的黑人教育入手，消除黑人的迷信和無知，打破教育領域的種族隔離。於是她深入鎮里的黑人學校旁聽課程，並誠懇地向教師提出教學方面的建議。她還向學校的黑人校長獻計獻策，主張在該校搞周競賽，並讓每周選拔出來的優秀學生到自己籌建中的學院培訓一周。她甚至建議這所黑人學校聘請白人教師來校任教。這些舉措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種族主義正甚囂塵上的傑弗生鎮實屬驚世駭俗，自然也遭到該鎮白人鎮民的極力反對，甚至黑人學校的管理者也奉勸琳達少管閑事，對她的計劃橫加阻撓。在這種情況下，琳達未能如願推行她的教改方案，但她依然不言放棄，每到周日都堅持在教堂里給一個班的黑人小孩講故事。琳達的不懈努力也贏得了鎮里乃至全縣不少黑人的由衷讚許，可以說她是南方黑人民權運動的一位播種者。二戰全面爆發后，她又到一家為蘇聯生產船隻的兵工廠從事繁重而危險的鉚工工作，時間長達四年之久，為人類的正義事業竭盡了全力。

主題

20世紀上半葉美國新南方向現代南方轉型期的歷史變革和社會變遷不但使社會價值觀念處於急劇動蕩和變革重組的多元化狀態，也形成了南方社會以消費變革為主導的文化語境。福克納在斯諾普斯三部曲中以隱晦的方式將傳統文明和現代工商業文明的相遇和衝撞編織進豐富的物品細節中，想象並構塑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新南方向現代南方轉型過渡期政治經濟語境、特定地域空間、南方居民身份建構之間的互動關係。形形色色的物品書寫在福克納的筆下凝結成為20世紀上半葉南方社會轉型期新舊對立的現代經驗的隱喻，定格為特定歷史時期美國文化精神的具象縮影和符號。

斯諾普斯世界是戰勝的北方資本主義者扶持下新的南方世界，這個世界的人和事，在福克納後期的小說斯諾普斯三部曲中有具體的描寫，它包括了《村子》、《小鎮》、《大宅》。斯諾普斯與傳統的康普生世家、沙多里斯世家、薩德本世家等代表舊南方社會的階級是完全不同的，斯諾普斯在南北戰爭中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們只是力求從戰爭中得到利益的另一派。斯諾普斯也就是實利主義的意思。“斯諾普斯是戰爭中游擊隊的子孫，在南北戰爭中，游擊隊不屬於任何一方。”像弗萊姆·斯諾普斯這樣的窮白人，代表著人性的墮落，他有著罪惡的發跡史，他既不是《聖殿》里金魚眼、坦普爾式的罪惡暴徒，也不是無產階級。他沿著社會的階梯一步步罪惡地向上爬，他是南北戰爭后戰敗的南方社會中崛起的暴發戶，他勤奮努力卻心狠手辣，通過行騙的伎倆，使自己從社會的邊緣爬到了社會的頂層，從一個窮光蛋逐步當上了銀行家，後來還爬到了參眾兩院議員的位置。

從種種和弗萊姆相關的物品書寫來看，福克納筆下的弗萊姆是一個時刻追逐物質利益、極其渴望成功的人物形象。“物質主義”是理解弗萊姆的關鍵詞。掙錢是弗萊姆“終極和恆定不變的參照點”，是最終的目標。這一終極目標的實現使得弗萊姆的人生變得非常專一，甚至到了冷漠的地步。可以說，弗萊姆的發跡史基本上就是財富積聚史，正如小說中加文的話：“對弗萊姆而言，錢對他的誘惑就像女人的性對大部分男人的誘惑一樣”。從最早在老法國人灣騎的騾子，到通過婚姻交易擁有老法國人灣舊庄園的土地，再到在黃銅事件中通過欺騙手段獲得在傑弗生鎮的第一桶金，最後登上銀行行長的寶座，並成為斯潘大宅的主人，這些標誌著他一步步走向財富的巔峰，也喻示著他的美國夢成功實現。在文本中，他獲得權力和成功的標誌也和很多重要物品相聯繫，“水站”、“墓碑”、“大宅中的旋轉椅子”在文本中不斷被敘述者強調是弗萊姆邁向成功的三個紀念碑。

如果將弗萊姆置於南方歷史轉型期的歷史語境中來看的話，他只不過是物慾橫流的社會中追求物質成功的芸芸眾生中的一分子。當時美國盛行的物質主義才是弗萊姆悲劇的真正源頭。鼓吹白手起家的物質主義帶來的一個負面影響就是社會道德風氣的急轉直下，很多人為了發財不擇手段，互相傾軋，弱肉強食。在拚命掙錢、追逐美國夢的過程中，不少人失去靈魂，價值觀發生轉變，在追逐物質利益的過程自身也異化為物質客體，呈現為物化的身份特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福克納和這一時期的很多作家一樣，通過塑造具有物化特徵的人物來捕捉美國夢在社會中的陰霾，其筆下的弗萊姆可以被視為一個在現代社會中為了追逐物質利益而丟失靈魂的現代人的隱喻，他的悲劇和阿瑟·米勒筆下的洛曼、奧尼爾筆下的詹姆斯·蒂龍、德萊塞筆下的克萊德等人物一樣，都是美國夢破滅的重要範本。

另外，福克納後期重要作品斯諾普斯三部曲中充斥著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物質細節，是新南方向現代南方轉型過渡時期詳細的書寫記錄，體現了以消費變革為主導、物質產品日漸豐裕為表徵的南方社會轉型期變革。如果將這些物品和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相聯繫的話，它們不但再現了美國南方社會從新南方向現代南方過渡時期的物質文化，也成為歷史的一種物質表達；如果將這些物品和特定地域空間相聯繫的話，它們不但呈現了城市商業文明、大眾消費影響下的南方小鎮的歷史性變化，甚至參與或推動了空間的深層裂變；如果將這些物品和人物塑造相聯繫的話，人物購買、佔有、使用的物品隱含著物質產品對人們生活空間、心理空間的影響和侵人，隱含了人被物化的事實。對於物品書寫的不同維度的考察無疑可以豐富對福克納轉型期變革主題的理解，幫助從不同側面深入探討三部曲中物品書寫的文化意蘊和審美內涵。

南方歷史轉型期變革，尤其是消費主導的變革在福克納小鎮書寫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福克納構建的“福克納式小鎮”繼承了美國文學的小鎮書寫傳統，也獨具特色地書寫了以消費為主導的文化變革對美國南方小鎮的深刻影響。在斯諾普斯三部曲中，無論是老法國人灣的中心集鎮，還是傑弗生鎮，都顯示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隨著美國工業化的發展而快速崛起，而且，城鎮居民的生活也隨著北方工商業文明的人侵呈現出以消費為主導的社會變革。

對於美國南方社會大變革中的“窮白人”階級變遷的研究，一方面有助於改變原有的福克納研究冷熱不均的情況，填補空白；另一方面，福克納對於轟轟烈烈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步話語的冷靜反思和審視，充分體現了其深邃的人文精神。對於這些作品的研究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福克納的成就和人文精神。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現實主義文學的成就更多的是在於其社會關照性。福克納的批判性姿態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偉大的具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的現實參與性。

手法

敘事

《村子》的敘事與前期代表作有很大的不同，看似鬆散的結構下蘊藏著縝密的設計。通過多聚焦多層次的敘事方式，福克納把看似毫無相關的故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刻畫了村子中兩股對立的勢力。聚焦者和敘事者在聚焦和敘事的同時不斷完善中心人物的形象，同時也揭露了他們的性格特徵。福克納通過這樣的方式描繪了色彩斑斕的鄉村生活景象。揭示了作者本人對新經濟勢力入侵的矛盾心理也表達了他對現代人走出精神荒原的思考和探索。

而到了《小鎮》，福克納回歸了三個敘事者的模式，然而與同樣是三個敘述者的《喧嘩與騷動》不同，這部小說不是採用內心獨白，而是讓三個敘事者進行對談來評說弗萊姆·斯諾普斯，他們的觀點相互矛盾又相互補充，使文章更加具有立體感。

福克納對南方騎士文化耳熟能詳，他的三部曲從這種文化中信手拈來了一些材料，主要體現在專有辭彙、騎士人物形象、“大宅”意象等方面。福克納把這些材料編織進三部曲，增強了文本的文化底蘊，服務於人物的刻畫，也弘揚了“騎士精神”。三部曲首先直接吸收了一些屬於南方騎士文化中的專有辭彙。例如，伯倫、坦克雷德和“獅心理查德”這三位指揮過十字軍東征的騎士英雄的名字出現在《小鎮》中；朗斯洛特、特里斯坦以及伊索爾德和桂納維爾這些亞瑟王浪漫傳奇中的著名騎士和淑女的名字，在三部曲中也多次被提及；此外，騎士、遊俠騎士、騎士精神、騎士稱號、榮譽、比武大會等南方騎士文化辭彙也流入三部曲中，有的還頻繁出現。

邊疆幽默

三部曲與南方邊疆幽默作品的創作時間相隔雖有一個世紀之遙，但二者依然產生明顯的呼應，邊疆幽默作品中鮮活的惡作劇人物形象仍然傳承到三部曲中，為作品提供了思想和藝術上的滋養，極大地豐富了它的表現力。通過這種呼應，三部曲也弘揚了社區意識這一可貴的南方傳統美德，鞭撻了貪得無厭的“斯諾普斯主義”，為處於轉型期的南方社會的價值觀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三部曲與南方邊疆幽默作品在惡作劇者人物方面的互文呼應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作品豐富的文化底蘊，表明它正是由於紮根於南方深厚的邊疆幽默文化等文化傳統中，充分吸收了各種養分，才得以枝繁葉茂、碩果累累的。

威廉·福克納的創作的斯諾普斯三部曲描繪了美國南方社會物慾橫流，社會道德風氣直轉急下的場景並總結了社會中的種種問題。雖然斯諾普斯三部曲的某些篇章帶有些許悲觀色彩，但是從整體上看，斯諾普斯三部曲始終洋溢著積極向上的精神。福克納用反襯的手法批判了斯諾普斯主義，讚揚了人“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等”的精神。對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的主題具有很好的強調作用。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國小說 家。出生於沒落地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加拿大空軍中服役，戰後曾在大學肄業一年，1925年後專門從事創作。他被西方文學界視作“現代的經典作家”。共寫了19部長篇小說和70多篇短篇小說。其中絕大多數故事發生在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被稱為“約克納帕塔法世系”。這部世系主要寫該縣及傑弗生鎮不同社會階層的若干家庭幾代人的故事。時間從獨立戰爭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場人物有600多人，其中主要人物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交替出現，實為一部多卷體的美國南方社會變遷的歷史。其最著名的作品有描寫傑弗生鎮望族康普生家庭的沒落及成員的精神狀態和生活遭遇的《喧嘩與騷動》（又譯《聲音與瘋狂》1929）；寫安斯·本德侖偕兒子運送妻子靈柩回傑弗生安葬途中經歷種種磨難的《我彌留之際》（1930）；寫孤兒裘·克里斯默斯在宗教和種族偏見的播弄、虐待下悲慘死去的《八月之光》（1932）；寫一個有罪孽的莊園主薩德本及其子女和莊園的毀滅性結局的《押沙龍，押沙龍！》（1936）；寫新興資產階級弗萊姆·斯諾普斯的冷酷無情及其必然結局的《斯諾普斯三部曲》（《村子》1940，《小鎮》1957，《大宅》1959）等。福克納194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