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姆斯伯里團體
布魯姆斯伯里團體
布魯姆斯伯里團體（the bloomsbury group）,是 一個英國二十世紀初號稱“無限靈感，無限激情，無限才華”知識分子的小團體。其實沒有很多成員，最初成立時有點像Cambridge同學會，一幫玩的好的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但因為他們中有畫家藝術家作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且在今天聽來都是鼎鼎大名，最近很多傳記家都在研究，搞出好多花邊新聞來。
有印度之行（A Passageto India)和看得到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的作者E.M. Forster, 寫Mrs. Dalloway和 To the Lighthouse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和她美麗的畫家姐姐Vanessa Bell, 英國歷史學家和傳記家裡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J.Maynard Keynes...據說詩人T.S. Elliot也是坐上賓客。
Bloomsbury文化，類似於中國的五四文化，上世紀初葉，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內的眾多才子文人，聚集在了鄰近大英博物館附近的地區，每周在自家的花園裡會談，這個小團體以其自成體系的審美，在當時的英國獨樹一幟，因此被人稱作“Bloomsbury Group”。而在這個小集團里，女人們常見的穿著，便是一條連衣裙，搭配上一件針織開衫。BLOOMSBURY以其貴族的品性，高尚的生活藝術品位，時髦的美之感覺及知性的氣氛使BLOOMSBURY成為一種時尚品牌，高級女裝設計師們秉承這一風格，融入時裝精緻考究的傳統，將時尚設計與精良材質相結合，打造出經典優雅時尚。
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
弗吉尼亞·伍爾夫，著名“意識流作家”，與她相關的話題有很多：她的同性戀傾向，她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潰。當 然，還少不了那個“無限的才華，無限的傲慢，無限的激情”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那個圈子，是英國一個鬆散的、經常聚會的知識分子群體，畫家與美學家特別多，也有作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任何熟稔西方藝術、經濟或文學的人，都能在那裡找到幾個讓他們心跳加速的名字：羅傑·弗萊、鄧肯·格蘭特、克萊爾·貝 爾、倫納德·伍爾夫、梅納德·凱恩斯、G.L.狄更斯、E.M.福斯特。而這個團體的核心，正是伍爾夫和她的姐姐、畫 家范奈莎·貝爾。
當年，布魯姆斯伯里的影響，已遠遠超出英國。20世紀的中國，以徐志摩、陳源、凌叔華等為代表的“新月社”，就是以它為模板建立：詩人、作家、科學家、政治家等，常以沙龍形式聚會，出雜誌，辦書店。有意思的是，兩個團體，雖遠 隔重洋，卻互相滲透，產生了聯繫。美國作家、學者帕特里夏·勞倫斯，新近出版的《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便再現 了當年這兩個中西方文化圈的“世界性邂逅”。
最初的紐帶
帕特里夏·勞倫斯不是第一個把“新月派”和“布魯姆斯伯里”放在一起討論的人。8年前，作家虹影的小說《K》 ，影射的也是那段中西交流的往事。書中提到了徐志摩、梁啟超、胡適、林徽因、陸小曼等中國文人，但是她更看中那些緣起 緣滅和愛欲情仇。她大膽的情色描寫，讓整部小說看起來好像中國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時間，甚至為此惹上了官司。
作為研究比較文學的專家，勞倫斯的態度謹慎很多。為寫此書，10年中，她不斷往返於英國、中國和美國的大小圖 書館、檔案館。並前往中國採訪當年的親歷者葉君健、蕭乾、文潔若等人。書中所有細節，都援引了當事人的信件。以流言始，以文化終。“在布魯姆斯伯里，流言也有著閃光的價值”。
在研究中，勞倫斯發現，把“布魯姆斯伯里理念”帶入中國的第一人，是徐志摩。1920年代初，徐志摩在哥倫比 亞大學求學。但是，美國式的政治並不對他的胃口，而英國自由而不激烈、保守而不頑固的學術氛圍，卻讓他非常嚮往。當時 的劍橋，可謂“思想與智慧的寶庫”，醉心於哲學與文學、仰慕伯蘭特·羅素的徐志摩，決心放棄美國學業，到劍橋拜羅素為 師。那是1921年的9月。到達劍橋后，他宛如走進桃花源。日日與他敬仰的狄更斯、羅傑·弗萊、羅素等人同窗共讀，漫 步康橋河畔。正是他們，把他帶進了“布魯姆斯伯里”。沙龍的氛圍，讓他如魚得水。作為後輩，他謙卑，但充滿智慧，無論 何時都侃侃而談。
很多人知道，伍爾夫和范奈莎選擇成員時有個標準——“不能忍受呆瓜一樣的人”。一旦她們覺得某人“沒勁”，就 毫不客氣地拒絕再邀。但是，徐志摩在劍橋期間，一直和這個圈子走得很近。雖不能說他是其中成員，但至少不被排斥，或者 說，他贏得了他們的心。
徐志摩在布魯姆斯伯里，有兩個人最談得來，其中之一是羅傑·弗萊。這個痴愛范奈莎一生，卻只能作為她摯友的男 人，是畫家，更是美學家。他對中國文物相當痴迷。於是，當徐志摩和他談起中國青銅藝術時，弗萊頓覺相見恨晚。他說，在 他心中對周代青銅器有宗教般的敬畏。於是，兩人一起討論青銅傳說——“鑄匠與他的妻子，在關健時刻，不惜雙雙跳進熔爐，取得完美的陰陽配合。”之後，徐志摩贈弗萊中文名字“傅來義”。而弗萊，則寫出一篇論文，成了西方討論中國青銅藝術 最早的文字。
徐志摩另外一位好友，當算狄更斯。早年，他曾兩次遊歷中國，之後便成了有名的“愛中國者”，常在家中穿一身不 知哪裡弄來的品戴花翎滿清官服，開口便是：“你們有所不知，前世我是地道中國人。”徐志摩離開劍橋時，曾送狄更斯一頂 黑色絲綢中國帽，狄更斯常在劍橋的庭院里散步，有風時，他都會戴上這頂帽子。
作為最早接觸布魯姆斯伯里的中國人，徐志摩回國后，便和友人創立了“新月社”。同樣以文會友，同樣試圖超越政 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勢下，出現了組成方式、審美立場都非常相似的兩個團體。不能不說，徐志摩 是受了英國人的影響。
朱利安·貝爾的情事
此後，布魯姆斯伯里與中國的關係，轉到中國：布魯姆斯伯里的第一個後代，范奈莎的長子朱利安·貝爾，1935 年秋，應聘到武漢大學做英國文學教授。那時的朱利安血氣方剛，以天下為己任，熱衷辯論世界大事。在伍爾夫和她的政治學 家丈夫倫納德·伍爾夫鼓勵下，他認為“中國將發生影響世界的大事”。於是，他懷著“革命理想”，向那裡出發。走時，倫 敦文藝界幾乎全體出動，為他送別。
朱利安一心一意要到中國參加革命，他甚至備好了氰化鉀，因為此前關於中國反革命的殘酷報道頗多。然而一到武漢 大學，其薪水之高，待遇之舒適，都令他大吃一驚。連他自己都沒想到，不久之後，他便把革命理想棄於一邊，愛上了文學院 院長陳源的妻子、小說家凌叔華。
凌叔華，“新月派”才女，也是徐志摩的密友。他一生最機密的文件，包括日記，不放在妻子陸小曼處，卻放在凌叔 華處。以至他墜機身亡后，無數人向凌叔華索要。由於凌叔華與徐志摩甚為親近，朱利安還從英國要來徐志摩寫給弗萊的英文 信，讀後說“不過爾爾”，頗有醋意。
凌叔華的小說，典雅秀麗，被稱為“閨閣派”。她與當時文壇的冰心、蕭紅、廬隱、馮沅君、陳蘅哲等，並稱幾大才 女。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在其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里，甚至認為，在創造才能上，其他幾位都比不上她。“和冰心一樣，她寫的，也是婦女和兒童的故事。所不同的，凌叔華一開始就顯示出一種較成熟的感性和敏銳，潛力比冰心大。”
凌叔華之所以吸引朱利安，是她對美學的熱情，包括文學與繪畫。從她身上，他找到布魯姆斯伯里的感覺。他甚至認 為，凌叔華在很多方面，都酷似自己的姨媽伍爾夫。於是，在給母親的信中，他熱烈地寫道:“她是唯一可做你兒媳的人。”眾所周知，布魯姆斯伯里的情愛關係一向混亂：才子們聚在一起，實踐著他們的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和群戀。因而，從朱 利安的道德觀看來，他與凌叔華的愛情無可厚非。愛情就是愛情。若因有夫之婦就不敢愛，反而是道德上的懦弱。
但最後的結果卻是他沒有預料的，東窗事發后，朱利安作為“丟盡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從武大辭職，1937年 回到英國。之後，他曾在寫給凌叔華的信中說，他們必會在英國重逢。只是上天再沒給他機會。不久后，西班牙內戰大火點燃。朱利安不顧母親和姨媽的反對，赴西班牙參戰。在馬德里守衛戰中，德國飛機擊中了他開的救護車，彈片切入胸腔，朱利安 重傷身亡。
當年，朱利安不僅試圖把布魯姆斯伯里的道德觀帶到中國。同時他也是一個熱情介紹西方文學的教師。他的父親克萊 夫·貝爾是普魯斯特研究專家，因此他的英語文學課，竟然也教《追憶逝水年華》的英譯文。他甚至建議把伍爾夫的系列作品，當作武大的指定教材。後來以翻譯安徒生童話出名的葉君健，曾是朱利安最得意的門生。兩人當時無話不談。只是，晚年後 的葉君健，對於過往，避而不談。
朱利安與凌叔華交往期間，也一步步影響她的寫作方式。他對她說，“可以清晰、準確、如實地描寫男女性事，而不 是神秘的或者隱秘的，要對所有體驗直言不諱。”他還在凌叔華的手稿上，一遍遍進行修改。幫助她將小說譯成英文，並推薦 到英國。
保持神秘的異國感吧
朱利安去世后，布魯姆斯伯里與“新月派”之間並沒有斷了聯繫。他的母親范奈莎與凌叔華的通信往來，一直持續了 16年。
凌叔華雖為小說家，但同樣熱愛繪畫和書法。因此，也就和范奈莎有了更多話題。1946年10月，凌叔華帶著女 兒離開中國去了倫敦。到英國后，在范奈莎的鞭策下，凌叔華畫了很多中西合璧的作品——中國人眼中的英國風景。並多次在 歐洲舉行畫展。
除了與范奈莎保持聯繫，凌叔華和伍爾夫也在朱利安去世后，開始通信。伍爾夫給凌叔華寄去了自己的著作《自己的 一間屋》、《歲月》和《海浪》。她們探討其中細節，凌叔華稱伍爾夫為老師。之後，凌叔華把自己寫的文章也陸續寄了過去，伍爾夫看后，稱它們“與眾不同，美麗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