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渠

1927年8月29日生於成都。1941年春入成都縣立中學（今成都七中）讀書，1943年秋考入成都樹德中學高中部。1945年秋考入西南聯大。

1946年夏，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校回遷原址，羅就讀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49年秋畢業，就職於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1956年冬調回北大歷史系任教員。隨後主攻拉丁美洲史、美國史、世界近現代史等，多年裡既下過農村，受過批鬥，編寫過京郊某村村史，也授課不輟，苦鑽學術。

1979年晉陞副教授，1980年秋到美國密西根大學進行學術研究，1982年初返京。1985年冬晉陞教授，次年為博士生導師，而後兼任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及學術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北京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會長等。羅先生治學領域廣泛，著述宏富，其中尤以現代化、美洲史、世界近現代史、史學理論等學科的研究見長。曾主編《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叢書》等，著有《現代化新論》、《現代化新論續篇》、《美洲史論》、《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等。代表性學術論文有《論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關於中美關係史和美國史研究中的一些問

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初步探索》、《論現代化的世界進程》、《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道路》等。羅先生的文集《羅榮渠文集》（4卷本）正在編纂之中，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羅榮渠教授還是著名的書法家。曾任燕園書法會（北京大學書畫協會）會長，是中國書法協會會員。他出身書香世家，其父羅文謨是民國時期著名書畫家，他自幼受到熏陶，在書法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和非凡的造詣。他的作品顯示了一種學者型的書法特色。部分作品是他個人自賦的詩詞，如《返鄉吟》等，多幅作品曾選送到海外展覽。

1979年，引碑入草開創者李志敏和張學書校長、趙寶煦、張振國等老師發起成立燕園書畫會。陳玉龍、楊辛、葛路、羅榮渠諸教授以及在全國首屆大學生書法競賽獲獎者曹寶麟、華人德、白謙慎和張辛四位學生熱誠襄贊其事。1981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李志敏攜趙寶煦、金開誠、楊辛和陳玉龍四位教授加入，北大成為全國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最多的高校。不久張辛和葛路、羅榮渠教授也相繼加入中國書協。1990年秋由藝術教研室發起，開辦了北大歷史上首屆書法藝術研究班。燕園書畫會李志敏、楊辛、羅榮渠、陳玉龍和張辛成為主要師資力量。

文化搖籃里的少年才俊

羅榮渠出身名門，父親羅文謨乃劉海粟弟子，為當年四川書畫界祭酒，與徐悲鴻、張大千等交友，母親許子睿也出身新津書香門第。羅榮渠自幼有志於學，其胞弟羅榮泉教授在回憶文章中寫過這樣一件趣事：在大哥滿一周歲時，家裡按風俗讓他“抓周”，結果許多生活用品擺在面前，他只抓了一本書和一支筆。這事與他後來的人生似乎是巧合，但母親認為，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家庭環境熏陶的結果，因為當時父親經常看書備課，握筆寫稿，使未滿周歲的大哥對書和筆印象深刻。羅榮渠生於成都這座文化底蘊不薄的城市，上中學進的是成都縣立中學與樹德中學這類名校。讀初中時，他便與另外兩位同學出版手抄本刊物《勁草》，刊物請巴金過目后，巴金在空白頁上題詞：“好好學習”。羅榮渠進入高中后，即向胞弟推薦馮友蘭、張東蓀、錢穆、熊十力等人的著述。一天，他在西玉龍街舊書店購得翦伯贊的《中國史綱》，便如獲至寶。他的這種志趣，既超越了他的年齡，也為他後來做一名良史，奠立深厚學養。1944年，羅榮渠才17歲，暑假中見重慶《中央周刊》以民族文化為題徵文，竟從圖書館借來參考書咀嚼后，結合平時的文史知識，著文投去。徵文揭曉時，第一名空缺，他獲第二名，收到的獎金，不是用去吃喝，卻買了一部錢穆的《國史大綱》。而且他在校中寫一手仿米芾書法，被誤為書家之墨；與同學吳兆民等演話劇《桃李春風》等，飾一老教授。在中學時期，羅榮渠受梁啟超倡“少年中國學會”之影響，從閱讀課外哲史典籍中，傾服北宋張載之說，也效先賢首倡一個學生社團，命名為“四為學會”，取張載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儒家精神為旨意。這學會，是他們互勵互助的紐帶，這種精神境界，頗值得今日學子參照。

在學術自由的北大成長

1945年，羅榮渠考入西南聯合大學。到昆明入學后，他便感到校園內濃厚的政治空氣，標榜進步的與被指為反動的兩派，經常打筆仗。這位志趣不俗的書生，也成了“反內戰，要和平”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他以文章、漫畫、演講參與“一二·一”學生運動，抗議對學生、教師的鎮壓，還將他撰寫的《一切黨團退出學校》的評論，寄與“四為學會”成員。假期返回成都，他將聯大校園流行的歌曲帶入成都縣中與樹德中學，教學弟們傳唱，如《民主是哪樣》、《茶館小調》、《古怪歌》等，還鼓勵“四為學會”成員，參加中共地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協會”的讀書活動。在那激越時期，凡是熱血青年，無不被這民主浪潮吸引，羅榮渠更難以置身事外了。

但是，他畢竟有著文化精英的素質，有別樣的儒雅情趣，與同學們述志時，傾慕的仍是胡適、趙元任、馮友蘭這些從美國大學獲博士學位的學者，常自詡要出國拿幾個博士回來，讓大家刮目相看。他在聯大讀歷史社會系，有心從史入哲，還去旁聽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講《西洋社會思想史》，聽著名政治學家張奚若講《西洋政治思想史》，一個大一的學生，就感到所修課程不能滿足了。他甚至對向達教授的《中西交通史》也聽得極為專註，還登門去請教。上二年級時，他即有學習收穫，撰寫了《中國古代文化西來說略述》和《從克羅齊的歷史學看幾個問題》，這些並非教授布置的作業，而是他自己求索探究的讀書心得。老一輩史學家鄧嗣禹先生在去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后，寫《北大舌耕回憶錄》時，提到聰明用功，讀西洋史學名著不怕翻字典的學生，其中就有羅榮渠。在北大這學術精英薈萃的學府，只要你有強烈的求知慾，幾乎周圍全是良師益友，羅榮渠在成都家中就見過父親宴請朱自清與朱光潛，朱光潛在課堂講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時，他也去旁聽。他去聽裴文中教授講甘肅的考古報告，聽明史專家王崇武演講萬曆東征，日記中，極讚佩他們證據縝密，據理充實，他認為：中國史學家除了死硬狹窄的抄書派和公式主義的海外派，到底還是有真正講科學的史學家。當他聽了張東蓀教授演講“西方理性主義與中國理學”，又讀了馮友蘭的《新理學》后，給張教授寫了三千字的商榷文章，認為文化是一個整體，沒有西方文化背景而只輸入西方理性是無濟於事的。他這種尊重權威學者，又不盲從的獨立思考，是那“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具體體現，遺憾今日大學校園裡這種學生與老師共同探索的學風已式微了。

放寒假，他也會抱一大堆名著究讀，如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柏拉圖《巴曼尼德斯篇》，陳垣《中西回史日曆》，周亦同《史料與史眼》及容庚《商周彝器考略》等。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發源與薪火傳承之地，羅榮渠傳承了“五四”的文化學術血脈，故他的學術成就受到北大珍惜，如今北大不惜費資出版他的多卷本文集，並請離休在貴州的胞弟羅榮泉教授編撰了《羅榮渠年譜》附於文集后，足見文化學術的真實業績，總是受到珍惜，有長遠的價值。

中國現代化理論研究的先驅

羅榮渠以他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學養及近現代史學積累，進入美國文化和美洲史的研究，就比今日某些只知一些洋教條的學者，具有更“博”更“專”的文化底蘊，其學風之嚴謹，視角之廣闊，邏輯之嚴密，探究之理性，堪稱今日學術界的楷模。

日前，媒體報道了一張中國較早的手繪世界地圖，掀起一波中國人發現美洲大陸的猜想。這浪漫的假設，數百年來可謂一直層出不窮，媒體藉此來炒作，其謬大矣！其實，不僅早有胡適之文指其謬誤，而且羅榮渠也早在1962年，就進行了廣博考證，發現這假說根本不能成立，寫成《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的著名論文。

這是他的成名之作，與1983年發表的《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研究》，被公認為“膾炙人口，傳世之作”。學界評價他不只是考證文章，而是比較中西文化的大手筆。從地理到歷史，從政治到經濟，從考核名物到窮究心理……旁徵博引，條分縷析，實際揭示了中國長期落後的深層原因，預示非走現代化道路不可。“這樣通天徹地，考古論今的大文章實在不多見。我們要繼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中國史學傳統，就要能寫出這樣的著作來。”（引自李慎之評語）

在世界史尤其美洲史中馳騁思想的羅榮渠，看世界的眼光，自然與眾不同。他考證了近代洋務派眼裡的世界，閉關守舊派眼裡的世界，從郭嵩燾到梁啟超，從陳獨秀到胡適，由正與反等方面來加以總結。他不僅從歷史與文獻去探究，還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親臨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地進行考察與探索。因此，他的世界眼光不是淺薄與片面的，而是有廣度與深度的。他認為，如果大批留學生遠渡重洋只求科技，而不學習西方的人文和社會知識，那隻能算重複洋務派運動，與當年去學“船堅炮利”何異？

1986年，出於對祖國與學術的責任感，想到處於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中國和東方，需要有適合自己的現代化理論，羅榮渠毅然放下尚未完稿的專著《美國歷史與文明》，決定開拓一個新領域———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世界進程的研究。他研究美國與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後來更特別以第三世界尤其是東亞為研究重點，著有《現代化新論》、主編的《五四以來有關中國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的論爭文選》等接連問世，在國內外引起廣泛影響。1988年，61歲的他招收了中國首批以世界現代化進程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3人，研究生1人。

羅榮渠在北大先後開過9門課程，教師與學生評價他的講課特點是：觀點新、材料新、研究方法新，且常推出新的課程。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就提出“美國要重新認識中國，中國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國”，這一具有思想解放意義的觀點，在今日仍具現實意義。他一再主張從世界角度去透視中國與認識世界，這是多麼可貴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