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榮

王尚榮，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二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第九師二十五團、青年幹事，紅三軍司令員參謀、偵察科科長，龍山獨立團參謀長，第五師十五團參謀長、團長、師參謀長、師長，紅三十二軍第九十六師師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八旅七一五團團長，獨立第一旅副旅長兼晉綏軍區第四軍分區司令員，陝甘寧邊區綏德警備區副司令員，獨立第一旅旅長，第二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任第一野戰軍一軍副軍長兼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代部長、部長、副總參謀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十一屆候補中央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王尚榮，1915年5月28日出生在湖北省石首縣調關鎮。

1921年讀私塾，後讀小學，輟學當學徒。

1930年任石首縣調弦區團委青工部部長。

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3軍9師25團1營戰士、25團政治處青年幹事。

1932年12月起任紅3軍8師22團團部文書。

參加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1933年11月起任紅3軍司令部參謀。

1934年4月起任紅3軍司令部偵察科科長，龍山獨立團參謀長。

1935年11月參加長征。

到陝北后，1936年5月起任紅2軍團5師參謀長，1936年7月任紅二方面軍第32軍96師師長。

1936年12月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8月起任八路軍第120師358旅715團團長。

1938年6月率部向綏遠挺進，參與開闢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

1939年1月率部赴冀中，1939年3月起任八路軍第120師獨立第1旅副旅長，參加了齊會、陳庄等戰鬥和百團大戰。

1940年11月起兼任晉西北軍區、晉綏軍區第四軍分區司令員。

1942年10月任陝甘寧邊區綏德警備區副司令員。

1945年5月起任晉綏野戰軍獨立第1旅旅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1月任晉綏野戰軍、西北野戰軍獨立第1旅旅長，西北野戰軍第1縱隊2師師長。率部參加了蟠龍、宜川瓦子街、西府隴東等戰役、戰鬥。

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1軍2師師長，6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1軍副軍長，9月起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參加了陝中、扶郿、隴青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1日至1952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1軍副軍長兼青海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1951年1月至1952年5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高級系學習，同時任高級速成系副主任。

1952年5月起任中央軍委作戰部副部長、作戰部黨委副書記兼特種兵處處長。

1953年春，王尚榮出征朝鮮戰場，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9兵團第46軍第二副軍長、第一副軍長。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央軍委作戰部代部長，1956年7月至1966年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8月起被關押達8年。

1974年11月至1985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部黨委常委、副書記。

1977年8月至1979年1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79年11月至1982年9月任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還擔任國際形勢研究小組組長、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電子對抗雷達管理領導小組組長、交通戰備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

2000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是中國共產黨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共十二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為了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人民軍隊，中央軍委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就決定在南京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軍事學府——軍事學院，由德高望重的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出任院長。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高級軍事學府的創辦，親自為之題詞致賀：“努力學習，保衛國防。”

1951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正式開學的時候，時任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的王尚榮接到組織通知，卸任奔赴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懷著“知不盡者天下事，讀不盡者天下書，悟不盡者天下理”的求學渴望，征塵未洗的王尚榮跨進了軍事學院的大門，被編入高級速成系學習，兼任系副主任（主任是劉伯承麾下名將、時在貴州省軍區司令員任上的楊勇）。由於學院初創，教官缺乏，王尚榮一人而具兩重身分：既是普通學員，又是兼職教官。

由於既是學員又是教官，王尚榮一面要認真聽課，汲取知識，一面還參加教材的編寫工作。根據劉伯承“總結解放軍作戰經驗，編寫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戰例”的提議，王尚榮積極投入並協助楊勇組織戰例的編寫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他除獨立完成了“瓦子街殲滅戰”戰例的撰寫外，還和其他學員一起編寫戰例教材80餘篇，為教授現代軍事科學知識，掌握諸兵種協同作戰提供了許多生動的實戰範例，充實和拓展了學院的教學內容。在實地演練作業中，王尚榮充分運用所學的作戰理論和自己的獨到見解，大膽突破蘇聯顧問的權威，與楊勇一起成功組織了演練。對此，院長劉伯承給予了好評，同時開始關注王尚榮這個在作戰指揮上既富天資又治學勤勉的學員。

在校期間，還有一件令王尚榮終生難忘的事：1951年10月1日，新中國第二個國慶節，作為廣場遊行受閱部隊的一員，王尚榮到北京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檢閱。儀錶堂堂、身材魁梧的王尚榮，和海軍副司令員周希漢、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三人，分別代表陸、海、空三軍，高擎三面軍旗，走在受閱部隊方陣的最前面。

1952年初，劉伯承到北京向中央彙報軍事學院一期畢業生學習情況，聽取彙報的周恩來問詢劉伯承：“是否能從這批學員中，選幾個高材生到總參作戰部工作?”劉伯承不假思索地回答：“高級速成系有個王尚榮，他既年輕，又有作戰經驗，在這期學習的各項科目中成績優良，是個學習尖子。我看，他可以勝任總參作戰部的工作。”見老成持重的劉伯承回答如此直截了當，周恩來通知主管部隊人事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總參謀部代總長聶榮臻：調王尚榮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

1952年5月，王尚榮出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兼作戰部黨委副書記，協助部長張震開展工作。期間，他“參與組織指揮多次重大軍事鬥爭，為維護祖國統一，保衛國家安全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來到作戰部的時候，朝鮮戰火的勢頭已經過去，但對美軍的作戰研究仍然是解放軍的重點。1953年春，中央軍委為鍛煉王尚榮，派他出征朝鮮戰場，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6軍副軍長，現地接觸美軍的戰役、戰術手法，這對他後來協調抗美援越作戰提供了經驗。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事結束，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的主要關注點，已經轉移到經濟、文化的全面建設上。因此，在局部作戰指揮、軍事態勢分析等方面，總參特別是作戰部的任務更加重了：他們必須及時地反映軍事態勢的各種新動向，提出各種對應的方略，供中央參考和決策；同時，中央在軍事方面的重大決策，也要通過作戰部這個指揮中樞，去貫徹和組織實施。王尚榮深諳“厚積薄發”的道理，在繁忙的工作中注重知識積累，博聞強記，鍛鍊出了驚人的記憶力，被譽為“活字典”、“活地圖”，世界上每有重大戰事發生，毛澤東、周恩來找他諮詢，他都能詳盡地說明最新情況，並能準確地說清人名、地名。有一次，毛澤東曾幽默地說：這個王尚榮確實不簡單，聽他分析戰略問題，我真是無上光榮。

作為作戰部長，王尚榮“不僅僅是稱職，可以說是絕對合格。”在紀念文章中，傅全有上將這樣寫道：“他在判斷國家面臨的威脅、調整軍事戰略方針、謀划實施邊境反擊作戰、變更設防部署等重大問題以及戰役訓練、人民防空、特種兵發展、機關建設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意見和建議，深得黨、國家和軍委領導的嘉許和稱讚，成為中央和軍委首長戰略謀划的得力助手。”

1955年3月，台灣國民黨軍隊和美軍在台灣海峽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企圖製造緊張局勢。中央為揭露其陰謀，決定發表聲明。於是，周總理責成作戰部整理一份材料。王尚榮從受領任務到把材料呈送給周總理決定發布消息，僅用了不到7小時。周總理對此非常滿意，給予了高度評價。同年9月，在解放軍第一次授銜時，王尚榮位列中將，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劉伯承曾指出：總參謀部既不是戰術司令部，也不是戰役司令部，而是研究戰略問題的統帥部，它是管戰略的。對自己所處的地位和肩負的責任，王尚榮有深刻的理解，他總是能從戰略的高度思考問題，積極為軍委決策出謀劃策。

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短短4個月之內，蔣軍飛機204批（387架次）深入大陸進行襲擾，多次竄入我縱深地區，最深入點直抵石家莊。王尚榮及時向軍委提出加強內地防空作戰的建議，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當即批示：“非常必要，請督促空軍全力以赴，務殲入侵之敵。”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總參作戰部的部署，各軍區、海空軍立即採取措施，調整力量，加強防空作戰，給了竄犯大陸敵機以沉重打擊。

1958年8月，福建前線部隊奉命炮擊金門。在這場政治、軍事、外交相配合、政策性很強的特殊鬥爭過程中，王尚榮深刻領會中央軍委、毛澤東的意圖，提出了許多重要建議，起草了有關指示及規定。毛主席閱后，曾親筆批示：“有關指示及附件寫得很好。”這些有關指示及規定，對金門炮戰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1962年春，蔣介石不斷發出“反攻大陸”的叫囂，加緊進行竄犯大陸的各項軍事準備。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在同其他同志分析研究之後，王尚榮作出了台灣當局可能利用我內外困難，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冒險，拖美國下水，實現其“反攻大陸”企圖的分析判斷，並向中央和軍委提出了加強東南沿海戰備的相應建議。中央和軍委極為重視，立即作出了加強緊急戰備的決策。從1963年到1964年，王尚榮是在指揮打擊蔣軍在東南沿海的小股武裝竄擾、海上竄擾、空中竄擾以及研究擬制中越聯合對美作戰方案的緊張工作中度過的。由於我們軍事上作了充分準備，政治上進行了公開揭露，蔣介石竄犯大陸的陰謀破滅。由於抗美援越軍事計劃周密，美軍大量被牽制在越南戰場，終於沒敢在台灣海峽冒險。

1964年，王尚榮貫徹軍委關於防備敵人搞突然襲擊的指示，組織力量對國家經濟建設狀況作調查研究。期間，他發現重要工業基地過於集中，交通樞紐、港口、碼頭多在城市附近，大中水庫緊急泄水能力小等問題，不適應防敵突襲要求。於是，他向軍委提出建議報告，應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對此報告，毛主席非常重視，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實施”的重要指示。很快，國務院成立了有關專門機構，專門研究戰備建設與防突襲措施等問題，黨中央又作出“進一步加強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作為“運籌帷幄”之人，王尚榮總是“放眼看世界”，善於適應現代戰爭特點，卓有成效地抓好戰備建設。

王尚榮一向注重調查研究，幾乎走遍了除西藏之外所有的邊防哨所，對全軍的情況了如指掌。十幾年後，他對邊防哨所的地理位置仍能記得一清二楚。20世紀50年代，王尚榮直接領導總參作戰部作戰教練處工作。按照軍委意圖，他組織了全軍高級幹部戰役集訓，先後在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和中、蘇、朝三國交界處瀕海地區組織了大規模戰役演習。特別是1955年，他協助葉劍英元帥在遼東半島精心指導了在使用原子和化學武器條件下方面軍抗登陸戰役演習。結合戰備實際和各戰役方向任務，演習著重研究了戰爭初期可能出現的各種複雜情況及其對策。

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作為一個始終擔負著前線作戰指揮和協調重任的軍事部門首長，王尚榮沒有時間旁顧其他。“文革”伊始，林彪勢力在軍內泛濫，王尚榮沒有向林表示應有的態度。於是，林以王尚榮是賀龍的愛將、老部下為借口，誣衊王尚榮是賀龍“反黨奪權的打手”，是賀龍在總參的代理人。因此，對王尚榮要批倒斗臭，要罷官。1966年9月，王尚榮被關進一間昏暗的小屋，受到長達8年之久的殘酷折磨，反覆要他交代所謂“罪行”。囹圄磨難見風骨，雪壓青松色愈濃。王尚榮雖身心遭到嚴重摧殘，卻堅貞不屈。他“一審就頂，一問就翻，氣壯如牛，毫不退讓”，與林彪、“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被視為“頑固分子”。

1974年7月底，在周恩來的關心和過問下，毛澤東親做批示：楊成武、呂正操、余立金、王尚榮，一定要出席當年“八一”建軍節招待會，而且要見報。同年11月，王尚榮復出，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國際形勢研究小組組長、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電子對抗雷達管理領導小組組長、交通戰備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等職。由於整整8年沒有工作了，王尚榮急於將失去的時間搶回來，復出任副總長后，便天天聽總參各部的情況彙報，聽作戰部介紹國際形勢、戰備工作、部隊部署、編製和設防工程的情況彙報。

當時，中蘇關係還相當緊張，毛澤東鑒於美蘇爭霸的世界格局，感到有望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局面。同時，美國為了與蘇聯爭霸，也想打“中國牌”，向中國強調中蘇的對抗，企圖把禍水引向中國。兼任總參國際形勢研究小組組長的王尚榮，通過組織討論分析發現：從經濟利益和戰略部署看，美蘇的爭奪重點依然在歐洲。蘇聯的陸軍師67％部署在歐洲，亞洲只佔33％，直接部署在中蘇、中蒙邊境線上的蘇軍更不足其陸軍師的25％。同樣，美國在海外的駐軍為58萬，光歐洲就有31萬，而亞洲、太平洋和拉美廣大地區才27萬。他及時將這些研究的結論，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深有同感。當亨利·基辛格在同毛澤東晤面時強調蘇聯大兵壓境對付中國時，毛澤東詼諧地說：你這個美國朋友不大可靠，敦刻爾克你們跑掉了。蘇聯的主要力量是對付你美國的，不是對付我毛澤東的，你不要拿蘇聯這張牌來嚇唬中國。這一點，你不跟我說，王尚榮會跟我說！

20世紀70年代中期，王尚榮較早注意到當今世界電子技術迅猛發展並廣泛運用于軍事領域的現實，提出了“未來戰爭將以電子戰開始”的觀點。按照毛澤東主席和葉劍英元帥的有關指示，他為組建電子對抗機構和電子戰部隊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使解放軍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此外，王尚榮還十分重視人民防空建設。1978年，他遵照中央和軍委指示，主持籌備了第三次全國人防會議，會議提出了人防建設要平戰結合的重要思想，確定了“全面規劃、突出重點、平戰結合、質量第一”的人防建設十六字方針，制訂了一系列規定，對全國人防建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多年後，他的夫人黃克和跟隨他20多年的秘書都記憶猶新：“那些日子，他起床后皮帶還沒系好，就跑到院子里，問有要批的文件沒有？只要聽說有文件，就不處理完了不休息。我們為了讓他的病體早些得到康復，當沒有急需回復的文件時，就只好騙他說沒有。”

1979年南疆自衛反擊戰，王尚榮參與了整個作戰決定的醞釀和作戰計劃的擬訂過程，堅決地支持中央的作戰決策。在反擊作戰打響前一個星期：王尚榮就帶領指揮班子進入了指揮中心。在那些天里，王尚榮嚴密地關注著前方的動靜，幾乎很少睡覺。反擊作戰持續了一個月，王尚榮在這數十天里，沒有一天離開過指揮中心。有幾位年紀比他輕的參謀人員都支持不住了，他還堅守崗位。直到作戰部隊的勝利捷報傳來，他才舒了一口氣。

1981年，王尚榮終於因積勞成疾，不得不離開作戰部指揮崗位。1982年9月，他被選為中顧委委員，1985年秋，他從總參副總長位置上退休，但他仍然“退而不休”，始終關心著總參、總參作戰部的建設。

2000年4月1日，王尚榮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2000年8月14日，總參謀長傅全有在解放軍報撰文《能戰善謀留英名品德高尚昭後人》，高度評價了王尚榮的一生：“新中國成立前，主要是在作戰部隊帶兵打仗，為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出生入死，始終戰鬥，在槍林彈雨第一線，是一名能征善戰的虎將；新中國成立后，主要是在軍事領率機關工作，為軍隊的發展和國家的安全，嘔心瀝血，是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好參謀。”

1954年9月，作戰部張震部長奉調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王尚榮接任，在他就任作戰部長的最初幾年，中國幾乎年年都有一場引起世界矚目的戰事。

炮擊金門

1954年底到1955年初，他協助總參謀長粟裕，在一江山組織打了一場陸海空的立體戰爭，迫使美國第七艦隊退出台灣海峽。此後，蔣軍飛機每年近400架次，晝夜不斷地深入大陸襲擾，蔣軍軍艦和小股匪特在沿海活動更加頻繁；美國向台灣提供“自由女神”飛彈、“獅子星Ⅱ”導向飛彈后，又決定在台灣部署可攜帶核彈頭的“鬥牛士”導彈。與此同時，國民黨在金門集結了6個步兵師、8個獨立炮兵旅計9.6萬人；在馬祖一帶集結了3個步兵師計4萬人。美蔣一系列入侵襲擾行徑，中國人民反應強烈，毛澤東在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對金門、馬祖一帶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

1958年7月14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粟裕在北京旃壇寺召開作戰會議，會議決定：以福州軍區為主，調集22個炮兵營，轟擊大、小金門蔣軍目標；以東海艦隊為主，調5個魚雷艇大隊、2個潛艇大隊、1個高速炮艇中隊和8個岸炮連，準備從海上打擊蔣軍艦艇。

王尚榮作為指揮中樞機構的負責人，根據會議要求作出火力配置、各軍種間協同、各指揮機構設置及後勤方面等一系列行動方案。並向總參謀長粟裕提出了建議：如在金、馬作戰，必須顯示出解放軍實力。射擊開始普遍開花，然後集中摧毀小金馬。作戰的過程中，各兵種指戰員應該輪換等等。粟裕對王尚榮的建議，均表示同意。軍委旃壇寺會議后，王尚榮奉命通知福州軍區政委葉飛上將，由他擔任前線總指揮，迅速完成炮擊準備。

7月下旬，空軍的兩個師進駐福建地區。毛澤東、彭德懷得知兩個師的調動，要王尚榮轉告福建前指：“如敵機對福州、廈門及其機場進行轟炸時，我空軍則對金門、馬祖進行轟炸；如敵對我杭州、上海進行轟炸時，我空軍則對台北進行轟炸。”在此期間，毛澤東、彭德懷告訴王尚榮：最近敵兩個師由台灣到金門、馬祖換防，炮擊選在換防時最佳，26日下午、27日早晨均可，由前指自己掌握。王尚榮立即與葉飛通了電話，轉告毛、彭的指示，並告第一次打擊可發射炮彈1.5萬至2萬發。

隨後，王尚榮又將毛、彭的指示通報了南京軍區參謀長張愛萍、廣州軍區副參謀長李福澤、總後軍械部副部長封永順，並要求做好運輸炮彈的計劃，確保炮擊所需。27日，毛澤東指示：“打金門停止若干天似較適宜。”8月，海峽上空的空戰持續了半個月，我空軍以損失20餘架飛機的代價，取得擊毀蔣軍飛機50多架的戰績，使作戰區域上空完全為解放軍控制。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拍板，炮擊時間定在8月23日17時30分。8月23日，一大早，王尚榮就接到前指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張翼翔的電話，王尚榮向他交代：“彭總囑咐：炮擊時要抓一定的目標打，不要亂打，以免效果不大，造成浪費，敵人還會笑話我們。第一次炮擊打1萬發或1.5萬發。對水面目標打艦艇，好好地打他幾隻，對地面也要打其主要目標。”10時35分，彭總辦公室鄭文翰秘書向王尚榮傳達了彭總的最新指示：“小打，主要打敵之艦艇，待敵還擊時，再大打；暫時還不打，看幾天，待敵人大批船隻來后再打；把金門、馬祖保留下來，二年內不考慮。”15時30分，彭總辦公室又來電話：“彭總午後對福建前指的電報有批示：‘我同意按前指意見，按時炮擊。估計美軍不會參加。’毛主席在15時看了彭總的意見，說：‘同意。’然後轉給了周恩來總理。現葉飛已將毛、彭的指示，通知了前指。”

王尚榮再次給福建前指打電話，向張翼翔重發了毛澤東、彭德懷的指示。並強調，重點目標是敵指揮機構、炮兵陣地、雷達陣地、料羅灣的敵艦。

17時30分，面對金門的30公裏海岸線上，排炮齊發。18時16分，福州軍區副參謀長石一辰向王尚榮報告第一次炮擊的情況：“我炮兵進行了兩次火力急襲，現在大、小金門籠罩在一片煙霧之中。據我方觀察，‘中字型大小’艦中彈5發。從敵方獲悉，部隊炮打得很准，都打在金門防衛司令部和師部附近。‘燈’（雷達代號）已被打壞。我炮兵正在繼續打敵軍艦、壓制炮兵。”20多分鐘后，石一辰又向王尚榮報稱：“蔣國防部二廳與金門防衛部聯絡，金門告急，要求馬祖支援。”石據此判斷，這是金門方面要馬祖炮兵向我黃岐陣地進行射擊。石一辰請示：“如敵炮擊時，我黃岐炮兵能否向敵還擊？”

王尚榮請示了粟裕總長。粟裕指示：“可以還擊。敵不打，我也不打。”午夜0時55分，張翼翔向作戰部值班室報告一天戰況：從敵方獲悉，大擔、二擔蔣軍傷亡70人；小金門敵傷亡慘重，具體數字不詳；大金門敵軍一片混亂，傷亡數字目前尚不清楚；美軍顧問團20餘人下落下明。一線炮兵已撤下10多個營，還留在陣地的有20多個營，總傷亡10人。現在，海軍的快艇正在準備截擊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的軍艦；空軍也做好了出戰的準備。開炮七、八分鐘內，敵金門的通信聯絡全部中斷，雷達被全部摧毀。

在水上餐廳正要為美軍顧問舉行的歡送晚宴，除一些副司令官、副參謀長外，還有陪俞大維來金門的華金祥、汪貫一，陪張錦錕師長來報到的龔厲昭，其餘是金門防衛部各處處長，共20餘人。這猝然而來的炮彈爆炸聲，水上餐廳頓時落花流水。而早到場的金門空軍副司令章傑、海軍副司令趙家驤當場斃命，金門防衛副司令吉星文傷重殞命，參謀長劉明奎也受重傷。“國防部長”俞大維僥倖還未到會。

在金、馬炮擊開始后的一天晚上，毛澤東突然一個電話打到了作戰部，找到王尚榮。“主席，前線的情況進展順利。一切按我們計劃部署進行！”王尚榮說。“前指的一舉一動都要由張翼翔向你彙報，我們要好好觀察一下美國人的態度！”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湘音，說罷就放下了電話。王尚榮感到緊張，主席到底在考慮什麼，是不是我們前線的部隊出現了新的動向？他馬上詢問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林克。

林克是國際問題的專家。他在電話里向王尚榮說：主席近日向我們講到過，向金門打炮，不是為了解放金門，而是蔣介石希望我們打炮。這樣，蔣就有了抵抗美國壓力的借口。一直在指揮中心坐鎮的王尚榮覺得問題有些蹊蹺，也不好向林克多問。他立即平靜下來，旋即聯想到中央在美、蔣一系列問題上不同的鬥爭策略。不久，毛澤東發布了由他親自執筆，以彭德懷名義發布的《告台灣同胞書》。書中開篇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並將停止炮擊的時間延長到一周。坐鎮中樞的王尚榮，領略了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他不停地自言自語地說：“和為上計。”

拉薩平叛

這一年，中國西南邊陲的西藏，由於原地方政府和農奴主中一些上層反動分子的煽惑和外國敵對勢力的暗中支持，一些地區的小股叛亂武裝得以膨脹，叛匪們變本加厲地燒殺搶掠，襲擊入藏的解放軍和漢族幹部，時局日趨嚴峻。

12月18日，叛匪在拉薩南的貢噶，伏擊解放軍車隊，殺死解放軍官兵37人，傷22人。第二天，叛匪又在貢噶以東的扎囊，襲擊解放軍值勤小分隊，殺害解放軍副團長殷春和及官兵36人，傷13人。1959年1月，叛匪圍攻在昌都西南的中共扎木（現波密）縣委，造成漢、藏幹部及其家屬的重大流血犧牲。

與此相呼應，青海、四川等地藏區的叛亂武裝也逐漸會聚，並向拉薩移動。各種武器和裝備，以及鼓吹叛亂的活躍分子，源源不斷地潛入拉薩。舊藏軍的主力也陸續進駐拉薩。仇視漢人和中央政府的陰霾，漸漸在拉薩上空瀰漫。這些情況很快就反映到北京，1月22日，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現在他們有一支鬥志較強的萬人叛亂武裝，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毛澤東已經預見到：“西藏地區……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平叛剿匪作戰，在解放軍歷史上是一次極其艱巨複雜的軍事行動。從社會性質來說，暴亂既有國際背景，又是少數民族上層極少數壞分子的反動行動，它是一場解放少數民族地區勞動人民的鬥爭。從地理條件來說，西南、西北地區是中國的邊陲，經濟不發達，交通不便，文化教育受限制，處於落後狀態。從軍事行動來說，它不是在正常條件下的戰鬥，而是在特定的地區、情況變化多端、極為複雜的地形上的戰鬥。

至1959年初，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得到平息。但由於西藏地區的特殊情況，和中央對西藏上層採取的政治影響、慎重穩進、耐心等待的方針，叛亂反而呈蔓延勢頭。3月10日，在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挑唆下，有2000多人聚集到14世達賴居住的羅布林卡鬧事。現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帕巴拉·格列朗傑的哥哥帕巴拉·索朗降措來到這裡時，鬧事的暴徒用亂刀殺了這位反對叛亂、積極同中央政府合作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官員，然後馬尾拖屍沿街示眾，威脅心向中央政府的藏民。

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頓·才旺仁增路過鬧事地點，他剛走下汽車，就被暴徒們打倒在地，若不是警衛人員迅速把他救上車，他也將慘遭毒手。隨後，鬧事的人以武力控制了羅布林卡和附近的藥王山制高點，在大喇嘛絨朗色、宗教官土登降秋、原噶廈政府三噶倫之一索康、主管財政官員夏格巴等煽動下，鬧事者們高呼“西藏獨立”、“漢人滾出去”等口號遊行。以拉薩為中心的全面武裝叛亂，由此開始。

3月19日夜晚，匪徒們繼16日奪取通往拉薩的青藏公路控制權后，向解放軍駐藏部隊發起全面攻擊。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了“為了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解救西藏地區人民的痛苦，堅決平息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策劃的武裝叛亂”的決定。王尚榮接到命令，立刻讓作戰參謀用保密電話向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第一政委張經武下達。3月20日上午10點整，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向駐藏部隊發出命令：“全面反擊，堅決平息叛亂，徹底消滅叛軍武裝！”戰鬥首先在拉薩市內及近郊展開。下午，叛軍控制的拉薩藥王山制高點，被解放軍佔領。晚21點前，解放軍攻入了叛軍總指揮部羅布林卡。到22日清晨，盤踞在大昭寺的叛匪繳械投降。張國華隨即向王尚榮報告：西藏反動上層集團在拉薩地區發動的武裝叛亂，已被解放軍徹底粉碎。

拉薩平叛后，叛匪首領率叛軍殘部，逃往與印度、不丹接壤的山南地區，與那裡的叛亂武裝會合。這一帶山勢險要、易守難攻，且有24條道路通往國外。於是，叛亂集團在此建立起新的大本營。

為了不給叛亂武裝有任何喘息之機，死灰復燃，王尚榮向平叛前線傳達了中央軍委的新命令：“堅決、徹底、乾淨地肅清西藏境內所有的叛亂武裝。”王尚榮根據兵力提出了作戰目標：樹立打殲滅戰思想，在軍事打擊上做到既狠又准又穩，抓住敵人，務求全殲。戰術要機動靈活。在兵力使用和作戰行動上以集中對集中，以分散對分散，敵變我變，將集中與分散有機地結合，適時轉換，達到集中力量一塊一塊地搞，一片一片地平息的目的。

到1959年底，西藏境內山南、納木錯、昌都幾個主要地區的大股叛亂基本被剿滅。

入緬作戰

就在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叛亂武裝的清剿接近尾聲之際，一場人民解放軍從未經歷過的山地叢林戰，又悄悄地在中緬邊境孕育著。

從1957年開始，緬甸邊防軍就幾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國邊防部隊在緬軍對盤踞在緬甸境內金三角一帶的國民黨殘軍攻擊時，進入緬甸境內給予協助。為了保護勘界人員的安全，決定中緬攜手打擊緬方境內的國民黨殘軍。王尚榮得到軍委和總參領導的指示后，幾次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並以作戰部的名義，擬寫了中緬邊界勘界警衛作戰報告。協議簽訂后，昆明軍區立即制定了警衛作戰方案，確定以3個戰群22個突擊隊，奔襲國民黨殘軍的16個據點。

雖然這次只是對國民黨幾千名殘軍作戰，但畢竟是第一次出境與鄰國軍隊協同作戰，而且從未經歷過用突擊隊對山地叢林作戰。王尚榮多次與軍委、總參的領導交換意見，並參與了審議作戰方案的全過程，親自聆聽了周總理及由周總理轉述的毛主席的指示與幾位老帥的意見，並將有關內容，一一傳達給坐鎮昆明的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

出境作戰，在國際上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影響？會不會在東南亞其他國家引起驚恐和不安？使他們以為中國借口打擊國民黨殘軍炫耀武力？會不會給國際上的反華勢力詆毀中國提供口實？對這些，毛主席、周總理十分關注。為此，解放軍十分明確，力求將衝擊強度壓低，把20公里的出擊縱深用紅線標出，發給突擊隊。毛主席的話分量相當重：誰越過紅線就殺誰的頭！這時，擔任國防部長的林彪則幾度重複他的作戰原則：“斷退路，先圍而後殲。”在作戰方案審議過程中，中央軍委和總參確定了國民黨殘部設在孟瓦、陣馬、孟育、踏板賣的據點為重點打擊對象；還擬訂了重點捕獲的敵6名軍、師級軍官的名單。

1960年4月末，周恩來結束對緬甸、印度、尼泊爾的訪問，繼而赴柬埔寨、越南訪問。在此之前，曾在昆明短暫停留。就在這停留期間，他和陳毅副總理召見了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等，了解逃入緬甸的國民黨殘軍的情況。

這批國民黨殘軍，原屬國民黨第九十三師第二七八團和第二二七師第七零九團。他們是在人民解放軍的打擊下，於1950年3月逃入緬甸金三角地區的。這一地區重巒疊嶂，居民稀少，大部處於原始森林的覆蓋之下，這千餘敗兵便在此紮下腳跟。緬政府決定以武力驅趕，可絕境求生的殘軍，竟頂住了萬餘名緬軍正規部隊的攻擊。台灣方面得到這一消息后，蔣介石驚喜異常。他立即召見原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命他赴金三角統帥舊部。李彌帶去了一些部屬，使該地區殘軍漸漸擴充至近2萬人，佔據比台灣還大得多的地盤。主權國家緬甸，難以容忍自己的國土被異國軍隊長期盤踞。1953年春季，緬方調集了8000名剽悍驍勇的克欽族將士和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國際軍團印度兵，對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軍發起新一輪清剿，可作戰又一次失利。

然而，軍事上的勝利並沒有使李彌在金三角站穩。緬甸政府將國民黨殘軍侵犯緬甸主權的照片、文件、實物，以及新聞媒體的各種報道，統統搬到了聯合國的檯面上。世界為之震驚，紛紛譴責台灣當局和美國粗暴侵犯緬甸主權的行徑。美、蔣迫於國際壓力，決定將殘軍全部撤往台灣。

1953年11月18日，美機開始運送殘軍赴台。大部分殘軍被運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殘軍潛留了下來。兩年後，蔣介石再次想到利用中緬邊境一帶的殘軍，從雲南進犯大陸，委派曾擔任過自己衛隊副隊長的原第八軍副軍長柳元麟，潛入緬北，搜羅殘部，苦心經營兩年，殘軍又擴充到3000餘人。

1959年，蔣介石召柳元麟到台灣，命他設法策應雲南、西藏等地暴亂，並告之將增加對殘軍的經費和補給的供應，使之鞏固和擴充實力。柳返緬后積極部署，還擬訂了詳細的襲擾雲南的“突擊計劃”。

王尚榮指示作戰部邊防處，睜大眼睛密切注視著柳元麟的一舉一動。他把這些情況立即報送黨中央。毛主席看后，指示中央軍委：關注中緬邊界，警惕國民黨殘軍。

1960年春，台灣向緬甸北部殘軍駐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種部隊”，柳元麟亦加緊了竄擾雲南的準備，培訓了2000多名竄擾骨幹。周總理、陳毅副總理正是在這個時候，於出訪緬甸后逗留雲南，要昆明軍區介紹在緬甸境內的國民黨殘軍情況。21日晚21時30分，22支突擊隊，迅速向殘軍的16個據點移動。據偵察，總參要求重點捕殲的敵軍師級軍官，有5名在紅線附近，而周總理“誰活捉柳元麟誰就可以當將軍”一句玩笑中說的敵首柳元麟，卻不在紅線區域內。戰鬥應該在22日凌晨6時30分打響。然而，這場對解放軍來說十分新鮮的山地叢林戰卻沒能完全按計劃行事。突襲的16個據點，最早的是4時50分接火，最晚的到7時50分才交火。由於解放軍的突襲出乎殘軍意料，16個突襲點只有兩個撲空。最早打響的踏板賣據點戰績最佳，全殲守敵，所謂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第一軍第二師師長蒙寶業被擊斃。殘軍不敢與解放軍戀戰，稍一接觸就向密林深處潰逃，很快都退到紅線區域以外，解放軍只好在紅線處停止追擊。直到1961年新春，緬軍調集了9個營約1萬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東北推進。號稱叢林游擊戰專家的柳元麟，先佯裝節節敗退。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總理、陳毅、羅瑞卿等率領400人的龐大代表團在仰光參加緬聯邦獨立13周年慶典時，緬軍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國民黨殘軍擠壓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狹長山道間。遠程大炮難以施威，飛機的戰術動作受限制，緬軍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時，周總理、羅瑞卿等已離開緬甸，只有陳毅還在繼續訪問。緬方向陳毅提出：請中國人民解放軍越過紅線，協助緬軍作戰。19日，緬方得到周總理來自北京的回復：我們願意參加這一聯合作戰的討論。在這同時，中央軍委已經在商討在緬甸的作戰問題。軍委副主席賀龍、聶榮臻元帥等聚集一堂。賀龍認為：解放軍在緬甸作戰展開得過寬，兵力分散。聶榮臻認為：入緬作戰的力量，從整體上看，顯得單薄了些。軍委常委羅榮桓提議：作戰力量應當加強。然而，短期內在中緬邊界地區集結更多的兵力是相當困難的。

然而，緬軍的求援之聲越來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緬方代表飛抵設在孟育的中國突擊隊指揮部，請中國人民解放軍越過紅線，攻擊國民黨殘軍的孟百了、江拉重要據點，打掉殘軍的第三、第五兩軍，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緬軍。緬方的要求迅速傳往北京。總參隨即就此進行了研究。羅瑞卿總參謀長說：“在國際上，緬甸方面不怕，我們還怕什麼？馬上通知前邊部隊抓緊準備。”王尚榮給昆明軍區打電話傳達了總參的部署：“按照緬方提供的情況準備，敵約4000，我們使用8個營、2個便衣隊。”當天下午，周總理批准了解放軍越過紅線，解救緬軍的作戰計劃。是日15時，羅瑞卿總長要作戰部通知昆明軍區。王尚榮在打電話的同時，再次重申了作戰紀律：一切行動一定要按雙方協議的範圍實施；力求不傷害居民；一定不要到寮國邊境作戰；槍、炮彈不能過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確系蔣殘軍的可以打。

自25日開始的第二階段作戰，不如第一次順利。因為縱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阻滯了奔襲的速度，而殘軍則正相反。解放軍指戰員傷亡人數，比第一階段要多。

經受了解放軍第一次打擊的殘軍，在逃出紅線時，便制定了“遇解放軍攻擊即逃，在逃中頑抗，以頑抗掩護逃脫，如解放軍窮追不捨，就退入寮國境內暫避”的“保山計劃”。柳元麟的總部，在此後被迫遷往台灣。在兩個階段的作戰中，解放軍擊斃敵師長2名，活捉敵副師長1名，搗毀了逃緬國民黨殘軍經營了10多年的巢穴，協助緬軍解放了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進行。

1939年下半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的學員們，在大隊長蘇振華的帶領下，來到晉西北根據地。在這支隊伍

中，還有一個女兵排，排長是位窈窕白凈、熱情奔放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黃克。

起先，王尚榮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女排長。可不久，他感到他的老上級、老同學、老戰友們，總在他面前談論那女兵排排長如何如何，敏於戎機的王尚榮，在這方面還不太開竅，直到他們直截了當鼓動他向那女排長“進攻”，娶她做妻子時，他才明白他們的用意。

慣於神速用兵的王尚榮，在戀愛婚姻的行動上，卻顯得扭捏遲疑。可最終經不住賀龍、羅瑞卿、蘇振華等人的攛掇，他終於決定把婚姻之事提上日程，先和女排長見見面。上級和戰友們，幫他安排了一次對抗大學員大隊的檢閱。

王尚榮為“檢閱”專門找了件半新的軍裝，把繳獲日軍的馬靴擦了擦。可他在隊前走了兩個來回，也沒看清黃克的面孔，於是抬腿開始第三次檢閱。警衛員不知其中奧秘，悄聲提醒副旅長：“您已經檢閱兩次啦！”“兩次怎麼啦？我還沒看清呢。”王尚榮嘟囔道。

得知王尚榮動心了，蘇振華找到了黃克，聊了沒幾句，就談到王尚榮。“咱們獨一旅的王尚榮副旅長，長征的時候就是後衛師的師長，英勇善戰。他讀過幾年書，還算個小知識分子哪！稱得上是文武雙全。”

蘇振華見黃克靜靜地聽著，以為她對王尚榮有好感，進一步說：“你看他一米八的個頭，英俊威武，濃眉大眼……怎麼樣，你滿意吧？”“滿意什麼？”黃克莫名其妙。“選擇這樣的人做丈夫還不滿意？”“選擇丈夫？”“是啊。”“我不幹！”

人家不幹怎麼辦，王尚榮躊躇了。戰友們說得拿出作戰的勇氣和毅力，窮追不捨。結果王尚榮一連寫了四封情書，可黃克都給撕了。其實對王尚榮這樣的英勇善戰的指揮員，黃克從心裡是欽佩的，可欽佩不是愛情，他們相互還不了解，更何況她到延安是為了抗日，為了尋找救國之路的……她剛19歲，剛入黨兩個月，現在還不是談婚姻的時候。

黃克出生在遼寧省的鳳城縣，“九一八”事變后，這裡出過一個著名的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戰期間第一部以抗戰為題材的話劇《鳳凰城》，就是描寫這位英雄的。黃克的父親，是這位抗日軍人的同鄉，也在苗戰事失利期間流亡北平。她在北平國立中山中學讀書時，就積極參與抗日宣傳。“七七”事變后，她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離家奔赴延安。

最熱心撮合此事的抗大教育長羅瑞卿，見黃克固執地拒絕王尚榮，便扮演了冷麵“紅娘”的角色。他為了讓黃克更多地了解王尚榮，分配她到120師工作。黃克犟勁上來了：“工作我去，要是為了要我結婚，我就不去，哪怕離開部隊乾地方！”

“去120師，是賀龍師長親自點頭的事，”羅瑞卿綳起了臉：“你是黨員，是軍人，要有組織紀律性嘛！”就這樣，黃克到了120師，後分配在獨一旅政治部。1939年底，她和王尚榮結了婚，主婚人是120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嚮應。

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