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喆

姚喆，1926年任鄉農民協會主席。1928年參加平江起義。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八大隊班長，五大隊司務長、排長，第三師特務連 連長，紅三軍團特務團營長，第一師三團團長、師參謀長，瑞金保衛局總隊部總隊長，紅三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紅二十六軍第七十八師參謀長，北路軍參謀長，陝甘寧獨立師師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八旅參謀長，大青山支隊參謀長，騎兵支隊副司令員、司令員，綏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軍分區司令員，綏蒙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西北野戰軍第八縱隊司令員，第一野戰軍八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綏遠軍區副司令員，第二十三兵團副司令員，總高級步兵學校第一副校長、校長，武漢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25年11月參加農民協會。

1926年任鄉農民協會裁判委員、主席。大革命失敗后，進國民革命軍湖南獨立第五師隨營學校學習。1928年7月在黃公略等率領下，參加平江起義。192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第七團特務隊隊長，紅五軍第八大隊班長，第五大隊司務長、排長，紅五軍第四縱隊第五大隊排長，紅五軍第三師特務連連長。

1929年8月至1930年4月任紅五軍第四縱隊大隊長、黨委委員。

1931年12月任紅三軍團特務團營長。

1932年3月至1933年1月任紅三軍團第五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

1933年1月至6月任紅三軍團第一師參謀長。後部隊縮編，任紅三軍團第四師第十團參謀長。

1934年4月至7月任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五團代理團長。7月在瑞金任國家保衛局政治保衛總隊總隊長，后改稱保衛團，任團長。同年任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四團團長。參加井岡山保衛戰和打長沙、攻贛州以及中央蘇區的歷次反“圍剿”鬥爭。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同月至11月任中央紅軍第二野戰縱隊代參謀長、政治保衛團團長（至1935年1月）。

1935年1月至2月任紅三軍團第四師第十團代團長，3月任團長，擔負保衛中央首長和機關安全的重任。9月任紅軍陝甘支隊第二縱隊第十二大隊大隊長。到達陝北后，任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11月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參謀長。

同月至1936年5月任軍委後方辦事處補充師師長。12月任紅軍北路軍參謀長。參加直羅鎮、東征和西征戰役。

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調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陝甘獨立師師長。作戰英勇多次負傷、帶傷指揮戰鬥，受到中央軍委和軍團的嘉獎和表揚，並榮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的三等紅 星獎章。全面抗戰爆發后，

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任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八旅參謀長。

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任八路軍第一二○師參謀處處長。參與領導開闢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的鬥爭。1938年7月至1940年7月任大青山支隊參謀長。

1940年7月至1942年12月任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42年10月至1945年2月任中共塞北區工委委員。

1942年12月至1945年7月任晉綏軍區塞北軍分區司令員。

1944年10月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2月至8月任綏蒙軍區司令員、中共綏蒙區委員會委員。其間，1945年4月作為晉綏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會議尚未結束，即奉命率領部隊收復大青山南北廣大地區，佔領平綏線除包頭、歸綏以外所有重要城鎮。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任綏蒙軍區司令員、中共綏蒙區委常務委員（至1949年6月）。1947年秋至1949年2月任中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1948年3月稱聯防軍區）委員會委員。

1948年7月至12月兼任第八縱隊第十一旅旅長。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戰軍第八縱隊司令員、縱隊黨委書記。

1949年2月至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八軍軍長、軍黨委書記兼綏蒙軍區司令員。6月任華北軍區綏遠軍區司令員、中共綏遠省委常務委員（至1952年8月）。同年12月至1952年7月任綏遠（省）軍區副司令員，1950年1月至5月任黨委副書記，同年5月至1952年7月任黨委書記。1950年1月至1952年8月兼任中共綏遠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1年1月至1952年6月任解放軍第二十三兵團黨委常委。

1951年3月至1954年3月任綏遠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

1951年8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參與率部開赴抗美援朝前線，修建機場。

1952年1月奉命回綏遠任省軍區副司令員。12月調軍事學院學習。

1955年1月至6月任總高級步兵學校黨委委員，同年6月至1958年10月任黨委第二副書記，1958年10月至年底任黨委副書記。

1955年2月至1957年9月任總高級步兵學校第一副校長，1957年9月至1958年任校長。

1960年11月至1975年8月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黨委常委（1961年2月起）。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

1979年5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姚喆1906年農曆8月28日出生於湖南省邵陽縣第二區永安鄉橫塘沖村（今邵陽市雙清區渡頭橋鎮光輝村）的一戶中農家庭。1925年11月加入農民協會，翌年任鄉農協主席。1928年7月，姚喆跟隨彭德懷參加平江起義，隨後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的領導下，姚喆參加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參加了一至五次反“圍剿”作戰、震驚中外的二萬五 千里長征和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姚喆歷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參謀長、軍參謀長、師長；抗日戰爭時期，歷任旅參謀長、綏遠大青山騎兵支隊副司令員、司令員、綏遠塞北分區司令員、綏蒙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歷任第八軍軍長、綏蒙軍區司令員；全國解放后，歷任綏遠省軍區副司令員、二十三兵團副司令員、總高級步兵學校第一副校長、校長、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曾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1955年，姚喆被授予中將軍銜，毛澤東稱他為“開國將軍”。

姚喆是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創始人之一。1938年，黨中央、中央軍委任命李井泉任司令員，姚喆任參謀長，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率領八路軍一二○師大青山抗日游擊支隊，挺進大青山。1940年，李井泉奉調回晉西北工作，姚喆接任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支隊司令員。他率領英勇頑強的抗日游擊支隊指戰員戰嚴寒、斗飢餓，在大青山整整堅持了7年，與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巧妙周旋，建立和鞏固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粉碎了敵人一次次瘋狂的“圍剿”和“掃蕩”，保證了黨中央所在地陝甘寧根據地的安全。

惡劣環境

大青山位於綏遠省中東部（今內蒙古自治區西部），東起集寧以北的灰騰梁，西接包頭西面的烏拉山，南連開闊肥沃的土默川平原，北麓是遼闊的草原，一直延伸到中蒙邊境，東西綿延三四百公里，南北寬四五十公里，屬典型的塞外高原氣候帶，因受西伯利亞和外蒙古寒流的侵襲，冬季最低氣溫達零下30多攝氏度。數九寒冬，荒山野嶺滴水成冰，積雪有1米多厚，在背陽光的地方，半年時間都融化不了。在這種氣候下過冬，沒有皮衣，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戰事背景

1938年7月29日，在與師長賀龍、政委關嚮應等領導握手告別後，李井泉、姚喆等率領大青山支隊2500名將士從山西五寨縣出發，踏上了挺進大青山的征途。途中，他們接到一二○師師部指示，命令他們派遣精幹力量返回晉西北平魯縣接運過冬用的皮衣。

當時，敵偽軍已完全摸清部隊挺進大青山的行動方向，正瘋狂地向部隊發起圍追堵截。這個時候要殺回馬槍去接運皮衣，確實是一項十分艱難的任務。為了順利地將皮衣接運到大青山，姚喆打算親自出馬。他與李井泉等支隊領導一合計，決定將部隊分成兩部分，由李井泉率領主力繼續向大青山綏中地區挺進，他則率領七一五團第一營和四支隊第三連返回晉西北平魯縣。

在大部隊向縱深挺進后，姚喆率領小分隊指戰員在蠻汗山和長城附近兜了好幾個圈子，以迷惑敵人。不料，當我小分隊行進到大榆樹、韭菜溝地段時，駐紮在歸綏的日寇後宮步聯隊“嗅”到了八路軍的行蹤，立即調集好幾百人的兵力，向我小分隊猛撲過來，企圖將我1個營和1個連圍殲在韭菜溝一帶。面對氣勢洶洶的敵人，姚喆當機立斷，決定停止前進，搶佔有利地形，就地給敵人以迎頭痛擊。

戰鬥打響前，姚喆來到三連陣地馬鞍山麓。他匍匐在前沿草叢中用望遠鏡仔細觀察敵情后，走進工事，拍著一名學生兵的肩膀問：“小鬼們，你們打過仗沒有，怕不怕打仗？”“不怕！”望著參謀長堅毅的目光，這些十七八歲的小戰士們，一個個斬釘截鐵地說：“日本兵膽敢爬上來，我們就狠狠地揍他，叫他們腦袋開花回老家。”“對待敵人就是要有這麼一股子狠勁，要勇敢，不怕死。但也不能蠻幹喲！你們要聽指揮，要機動靈活，才能打勝仗。”

戰鬥打響

戰鬥打響后，小分隊的指戰員們在姚喆等的指揮下，英勇頑強，從上午到下午，與敵人激戰了六七個小時，一連打退敵人10餘次進攻，最後迫使敵人丟下20多具屍體，灰溜溜地縮回了歸綏。

時間就是勝利。打退日本鬼子的進攻后，姚喆指揮戰士們連夜趕往接運皮衣的平魯。在路上，當他們見到一二○師警備六團團長孫超群和政委張達志帶領部隊護送著100多頭毛驢馱著的1400多件皮大衣走來時，小分隊的指戰員們傻了眼，姚喆更是犯了愁。這百幾十頭毛驢一溜兒排開，每頭毛驢分別馱著十幾件皮大衣，那場景著實壯觀。可是目標這麼大，怎樣才能通過敵人的一道道封鎖線，將這些東西完好無損地運到大青山去呢？姚喆倒背著雙手，獨自繞著這毛驢隊轉悠起來。忽然，他停住了腳步，叫來了一營營長傅傳作和三連連長梁勁秀。他們3個人嘀嘀咕咕一陣商量后，決定讓小分隊的指戰員每人穿一件皮大衣，剩下的再用毛驢馱運。

這辦法當然好，毛驢隊一下子精簡了三分之二，可就是苦了戰士們。當時正值盛夏季節，戰士們全都身著單衣薄褲，腳穿草鞋，但沒有一個不是汗流浹背的。這下好了，除了要背著原來的武器、彈藥、乾糧和背包外，還要穿一件幾斤重的皮大衣，那悶熱勁，就別提有多難受了。見戰士們滿 臉難色，姚喆抓起一件皮大衣就往身上穿。在他的帶動下，戰士們再也沒有多講一句話，幾百件皮大衣全都上了身。

當接運皮大衣的小分隊來到平綏鐵路附近時，姚喆從抓獲的“舌頭”口中得知，日偽軍已在鐵路沿線設下重兵埋伏，企圖截取部隊的皮大衣。事不宜遲，姚喆命令護送他們的孫超群和張達志，率領警備六團從側后包抄過去，奔襲日偽軍的老巢紅沙壩車站，以鉗制敵人。一時間，紅沙壩車站槍聲大作，火光衝天。埋伏在鐵路旁的敵兵哪還顧得了搶八路軍的皮大衣，一個個抱頭鼠竄，沒命似的跑回車站，去保他們的窩點。說時遲，那時快，姚喆率領身穿皮大衣的小分隊，趕著幾十頭毛驢，前後不到半小時，不折一兵一卒，全部由三道營附近越過了敵人嚴密封鎖的平綏鐵路。

在接下來的一天一夜裡，姚喆帶領小分隊晝夜兼程，一口氣趕了七八十公里山路，勝利到達大青山腹地大灘（今察右中旗境內），與主力部隊會合。從此，綏遠大青山地區的抗日鬥爭出現了新的局面。

背景

以大青山為中心的綏遠敵占區，除了大青山、蠻汗山是山區外，大部分是丘陵地帶，還有土默特平原和烏素察布草原。

日偽軍在大青山地區的軍事力量絕大部分是騎兵和機械化部隊，特別是偽蒙軍和土匪，全部是騎兵武裝。部隊在許多戰鬥中，曾因步兵行動緩慢而失掉有利戰機，使部隊向平原和丘陵地帶的發展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實踐證明，將大青山步兵支隊裝備為騎兵支隊，是對付瘋狂的日偽敵軍，擴大戰果的最好的武裝鬥爭形式，是開展群眾工作，配合地方黨組織建設和鞏固游擊根據地的保障。1938年11月22日，黨中央在《關於綏蒙工作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在這一地區的戰鬥，非有騎兵不行”，“應該使自己迅速擁有多數騎兵”。此後不久，大青山支隊就騎兵部隊的建立專門請示黨中央，毛澤東和一二○師賀龍、關嚮應首長很快作出批示，要求大青山支隊迅速由步兵改建為騎兵。

大青山北麓的農業區、半農半牧區和牧業區盛產馬匹，大青山南麓農業區的蒙、漢族農民也擅長養馬騎射。按理說，人民抗日游擊支隊改建騎兵部隊，應該不是一件難事。然而，由於日偽軍的徵調，國民黨“自衛軍”的攤派和土匪掠奪，人民群眾家裡的馬匹並不多。為了解決馬源困難，姚喆指示各大隊一定不能增加農牧民的負擔，要積極向日偽軍和土匪展開進攻，從他們手中繳獲馬匹。

改建

駐紮在綏南地區的一營營長鄒鳳山，接到支隊關於改建騎兵的指示后，立即召集班以上幹部開會研究，大家表示堅決擁護支隊司令部的決定，通過戰鬥完成步改騎的任務。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鄒鳳山率一營三連指戰員步行40多公里，突然襲擊了歸綏郊區陶卜齊附近的一個匪巢。土匪頭目是綽號叫“干豌豆”（意為豌豆皮也要榨出4兩油來）的慣匪肖順義。這次奔襲，部隊共俘獲排長以上土匪頭目24人，繳獲長短槍70餘支，戰馬100餘匹。一夜之間，綏南部隊由步兵變為騎兵。

在綏中地區，三大隊、四大隊和支隊司令部雖在戰鬥中繳獲了一批馬匹，但遠不能滿足需要，這就要求我們深入村莊，去動員那些具有愛國思想的蒙古族上層人士和地主，為八路軍捐獻馬匹。武川縣五合鄉和三元井鄉一帶教會勢力龐大，控制這一帶的神甫是比利時人，教堂里配備有騎兵武裝，對教徒控制甚嚴，一些大戶有心為抗日捐獻馬匹，但懾於教會勢力的威脅，不敢做出善舉。姚喆了解到這一情況后，率四支隊政治幹部樊熾華、田恩民親自去教堂，向神甫宣傳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宗教政策。在姚喆的耐心勸導下，比利時神甫不但不再阻止教徒支援抗日，還將教堂里的馬匹捐獻給了大青山支隊。這樣以來，綏中地區部隊順利地籌集到軍馬數百匹及一批軍用物資。

組建騎兵除了要解決馬匹和鞍具外，還必須統一指戰員對組建騎兵必要性的認識，還必須訓練騎兵，掌握騎兵技術。大青山支隊除了當地新補充的士兵以外，包括四支隊在內的大多數指戰員不會騎馬，不懂騎馬戰術，不會養馬馴馬。有些戰士對當騎兵要鍘草篩料，要半夜起床添料，大清早還要飲馬、遛馬，覺得太麻煩，不如步兵省事省心；有些戰士畏懼戰馬的烈性……總之，既有學習馴養戰馬，掌握騎兵技術的問題，也有解決思想認識的問題。

姚喆雖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長征途中騎過馬，但對騎兵了解不多，更談不上養馬馴馬了。為了作出表率，姚喆主動拜當地馬倌和善騎射的蒙漢群眾為師，向他們學習馴養方法和乘騎技術。在他的帶動下，廣大指戰員信心倍增，提高了思想認識，克服了畏難情緒，很快掀起一個比學馬術的高潮。學習中，姚喆將蒙漢群眾日積月累掌握的飼養、乘騎經驗，總結提煉成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訣，如：“腳尖跟蹬，身略前傾，兩腿夾緊，屁股坐穩”、“草膘，料勁，水精神”和“草短，料凈，水要清”，等等。指戰員們對照歌訣，在蒙漢群眾手把手的指導下，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訓練，不僅學會了馴養戰馬的方法，而且掌握了一整套乘騎作戰的本領。為了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不斷提高我游擊部隊的作戰能力，姚喆還提出“一邊打仗一邊建，一邊行軍一邊練”的口號，帶領指戰員們在戰鬥空隙時間，或頭頂晨曦，或身披殘陽，馳騁在廣袤的草原上，展開馬上瞄準、馬上劈刺和策馬追擊等訓練。這樣，大青山抗日游擊支隊很快成為一支強勁的騎兵部隊。

1939年底，姚喆將分佈在綏南、綏中、綏西三個地區的4個大隊，整編為3個騎兵營，加上四支隊所屬4個連，下轄13個連。1940年5月28日，大青山支隊騎兵營擴編為團的建制，兵力最多時發展到2000餘人。

成果

1940年春，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綏遠民眾抗日自衛軍”近萬人馬在國民黨中央及綏遠當局的統轄下，名為抗日，實則流在大青山地區，一方面不斷製造摩擦，阻撓和破壞我大青山軍民的抗日鬥爭；一方面秘密地與日本侵略者勾結，準備隨時投敵，蒙漢群眾氣憤地稱他們是“滅蒙助日亡國軍”。為了聚殲這伙日寇走狗，姚喆決定按照“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和“人不犯我，我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場原則，堅決實行自衛反擊，徹底掃除抗日道路上的障礙。在這一年春節的1個多月時間裡，我騎兵支隊與“自衛軍”連續進行了10多次戰鬥，共俘虜“自衛軍”2000餘人，繳獲長短槍1000餘支、電台9部。“自衛軍”遭沉重打擊后，其殘餘勢力全部向河套地區潰逃。

1940年3月底，西進河套的日本侵略者在遭受傅作義部隊重創后，全部撤回大青山地區。從4月開始，對我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發動接連不斷的“掃蕩”。每次“掃蕩”，日寇對我根據地都要實行極其野蠻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同時，還在部隊游擊活動區域內增設了不少據點。根據黨中央和晉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精神，姚喆率領大青山騎兵支隊在綏遠敵占區更廣闊的地域內，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更為機動靈活的騎兵游擊戰爭。在東到集寧，西至武川，南抵平綏鐵路，北達烏蘭花、土木爾台的廣大區域內，以連為單位分散活動，時而以騎兵快速奔襲薄弱之敵，時而迅速轉移避開敵之主力，時而在山地丘陵與敵人兜圈子，時而又聲東擊西迷惑敵人，使日寇發動的5次“掃蕩”沒有一次能夠奏效。一些日本鬼子領教過姚喆的厲害后，只要聽說是姚喆率領騎兵部隊來了，就嚇得不敢前進。

大青山騎兵支隊是在抗日游擊戰爭的烈火中改建並發展起來的，它凝聚了李井泉、姚喆等創始人的心血，一直到1942年10月撤銷騎兵支隊建制，成立塞北軍分區為止，在3年零10個月的戰鬥歲月里，為堅持和擴大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粉碎日偽軍一次又一次的“掃蕩”和治安強化運動，反對國民黨頑固派限共、反共，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極端猖獗和中國人民抗戰處於極端困難的時期。日寇為了取得侵略戰爭的勝利，加強了對中國淪陷區的掠奪和對解放區的進攻，集中兵力進行連續“掃蕩”和“蠶食”，用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妄圖消滅八路軍，毀滅我根據地。國民黨反動派為了削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製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1941年1月爆發的“皖南事變”，開始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日、偽、頑的夾擊下，中國人民的抗戰形勢日趨惡化。

極端困難的抗戰局面，在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表現得尤為突出，大青山成為全國抗日根據地中最困難的地區之一。日寇對“蒙疆”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視，把“蒙疆”的北部地區劃為“防共”特殊區域，大青山就在這一區域之內。從1941年春開始，日寇為了達到其“以華制華”和“以戰養戰”的目的，在大青山地區推行極為殘暴的“治安強化運動”和“施政躍進運動”。首先，對大青山根據地的“掃蕩”更加頻繁，規模更大，每次“掃蕩”出動兵力都在1000人以上，多時達四五千人。“掃蕩”時間最少1個星期，多則一兩個月。“掃蕩”時採取“分進合擊”、“鐵壁合圍”、“梳篦式”、“穿梭式”等手段，步、騎、車相結合，有時還配有飛機。其次，日寇還對大青山根據地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一齊進攻的所謂“總體戰”。最為毒辣的是對我根據地實行封鎖圍困的“囚籠”政策。日寇在大青山和蠻汗山周圍修築了幾十條公路和100多個據點，築建了一大批碉堡，在沿交通要道的重要村莊分兵駐守。

面對日寇瘋狂的“掃蕩”和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姚喆率領大青山騎兵支隊廣大指戰員，與敵人展開了堅決的鬥爭，粉碎了日偽軍無數次的“掃蕩”和“圍剿”。綏中地區是我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關活動比較集中的地區，在1941年這一年中，日寇先後對綏中“掃蕩”了5次。其中最為殘酷的有3次。每次日寇瘋狂撲來，姚喆果斷地率領部隊官兵巧妙地撤離到外線，使其陰謀沒有一次得逞。

在大青山游擊戰爭進入困難時期和日寇加緊部署大規模“掃蕩”的情況下，黨中央和一二○師首長賀龍、關嚮應對這裡的局勢極為關注，並為大青山騎兵支隊增調力量。1941年秋，姚喆奉命到延安和晉西北彙報工作，朱德和賀龍當面指示：大青山鬥爭要作長期打算，要搞好軍事隱蔽，麻痹敵人，保存革命力量，堅決達到堅持這個戰略要地的目的。根據大青山環境惡劣、幹部犧牲較多的實際困難，在當時各抗日根據地幹部都缺乏的情況下，黨中央一次就從延安抽調200多名幹部，隨姚喆一同來到大青山，使大青山根據地的幹部隊伍及時得到補充。

姚喆根據敵強我弱的總形勢明確提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有利就打，不利就走。”他指揮部隊充分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和山地便於游擊活動的特點，不斷變化戰術：當敵人分區、分階段“掃蕩”時，就指揮我主力向未“掃蕩”地區轉移，使敵人“掃蕩”撲空；當敵人分數路同時進攻，實行全面“掃蕩”時，就率領隊伍迅速鑽空子由內線跳到外線，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殲滅其一路或其少數部隊；當“掃蕩”之敵兵力過大，難以找到殲敵機會時，則將部隊化整為零，分路突圍，進入敵人力量達不到的空虛地帶和敵據點附近隱蔽活動，或相機襲擊敵守備薄弱的據點。在具體戰法上，姚喆命令各作戰單位靈活地使用集中和分散、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禦、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迴、前進和後退相結合的各種戰術，準確地選擇有利時機和敵之薄弱點，採用打伏擊戰、夜戰和長途奔襲的方法，速戰速決。

由於日寇的頻繁“掃蕩”和襲擊，整個大青山根據地時刻處於緊張的戰鬥狀態，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仗，有時一天打幾仗。為了防止敵人突然襲擊，部隊指戰員經常是白天上山隱蔽，夜間下山吃飯、宿營，天亮前再上山。連續幾個月槍不離人，馬不卸鞍，和衣而睡，抱槍而眠，一有情況，立即出發。甚至擦槍時也要將零件放在一塊布上，有了敵情，包起就走，上山後再裝起來。由於敵軍的經濟封鎖，部隊糧食供給經常斷絕，有時幾天吃不上飯，只得靠野菜充饑。在滴水成冰的寒冬，由於服裝缺乏，不少同志還穿著單衣，鞋子爛得不能再穿時，就將牛皮、破氈片綁在腳上走路。部隊行軍到了駐地，戰士們的鞋、襪常常凍在一起脫不下來，耳、鼻、手、腳被凍傷是常事。在這困難的2年時間裡，姚喆率領我綏中騎兵支隊主力先撤至綏西，后又轉移到綏南。當日寇調集重兵對綏南進行“鐵壁合圍”、“閃電式”“掃蕩”時，他又率部來到綏西。

1942年10月15日，日偽軍6000餘人，突然包圍了綏西各山口要道，繼而進行大規模的“梳篦式清剿”。前後幾天時間，我綏西部隊和黨政工作人員七八百人在德勝溝、井兒溝、萬家溝、白石頭溝、一前晌等地被敵包圍，情況十分緊急。為了解救被圍困的部隊官兵，姚喆沉著勇敢，率領部隊與敵人進行了6次戰鬥，然後命令各部化整為零，有準備地分散轉移。為了鉗制敵人，姚喆在各部隊轉移后，帶領教導大隊埋伏於德勝溝西面。當一路200餘名日寇進入溝內時，姚喆一聲令下：“開火！”我教導大隊指戰員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向敵人射擊，幾十個日寇應聲倒地，結冰的河溝里留下侵略者的片片血跡。教導隊的勇士們則乘敵混亂之際迅速轉移。為減少目標，教導大隊分成小分隊活動。姚喆只帶了一個班轉移到了綏中。日寇的“梳篦式清剿”歷時1個月，於11月14日結束。在我指戰員們英勇頑強的抵抗下，日寇重蹈綏中“鐵壁合圍”、綏南圍追堵截失敗的覆轍，最後以計劃徹底破滅而告終。在我騎兵部隊主力正艱難地與日寇鬥爭的這段日子裡，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為貫徹黨中央精兵簡政的指示精神，加強對綏遠和雁北地區抗日鬥爭的領導，於10月24日決定，將綏遠（大青山）與雁北（晉西北第五軍分區）合併，成立塞北軍分區，以姚喆為司令員，塞北區工委書記高克林為政委，統一指揮綏遠敵占區和雁北地區的軍事鬥爭。同時，取消大青山騎兵支隊番號，原騎兵第一、第二、第三團番號不變，原晉西北第五軍分區部隊編成塞北軍分區雁北支隊。這樣，姚喆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但綏遠敵占區和雁北地區的抗日工作進一步統一和加強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與後方的聯繫更緊密了。

11月，晉綏分局給塞北區工委和塞北軍分區發出指示信，指出：“必須對日寇大‘掃蕩’后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面有清醒的認識，要準備在最壞的形勢下堅持工作與布置工作；要深入群眾工作，實行正確的財政政策，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偽軍；認真貫徹精兵簡政，精簡部隊，保存骨幹，部隊中採取小連隊制，組織秘密的不脫產的小武裝。”遵照上級指示，姚喆在指揮部隊反“清剿”的同時，將騎兵三團改編為步兵團，只留一個騎兵連，使主力更加地方化、群眾化，更進一步適應敵後游擊戰爭更加頻繁、鬥爭更加複雜的環境。

轉移到綏中哈拉沁等地后，姚喆一方面了解主力撤走後綏中的情況，另一方面鼓勵在綏中堅持鬥爭的幹部群眾認清形勢，樹立戰勝日寇的信心。幾天後，姚喆與轉移至綏中的騎兵部隊和游擊隊在黃花鋪一帶會合。由於綏中敵據點增多，部隊不易活動，而綏西山大溝深，便於隱蔽，所以在敵人的大“掃蕩”結束后，姚喆立即率機關、部隊和游擊隊重返綏西。這時候的綏西，德勝溝等駐地已被敵人侵佔，房屋被燒毀，窯洞被炸塌。姚喆命令騎兵三團團長蔡久率部隊穿插到武川縣西北和固陽一帶 平川活動，瞅準時機打擊小股敵人。姚喆帶領教導大隊和部分黨政幹部共150餘人，由騎兵改為步兵，將馬匹寄放在老百姓家裡，頂風冒雪，轉移到了荒無人煙的大青山最高峰——石虎子山。

石虎子山群峰環抱，灌木叢生，周圍一二十公里沒有人煙，敵人也不敢在山上設立據點。還沒到11月，石虎子山早已大雪紛飛，滴水成冰。部隊無處宿營，指戰員們冒著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的嚴寒，拾柴燒開凍土，在山上挖出一個個不到2米長、1米寬、半米深的地坑，再在上面搭起一座座茅庵窩棚，用來避風宿營。山上風大，窩棚不能搭得太高太大，一般人都要貓著腰進出，抬頭就能碰上棚頂。因天氣奇冷，須經常在窩棚內生火驅寒，指戰員們一個個都被熏得黢黑。

綏西群眾食不果腹，平川老百姓一塊光洋買不到2斤高粱面，山區群眾都是吃灰菜籽度日。部隊糧食極為困難，雖然時有群眾冒著生命危險送來一點糧食，但仍滿足不了需要。在開始的一段日子裡，每人每天還能吃三四兩小米或喝點莜麥糊，後來無糧斷炊，大家只能扒開積雪尋找野菜籽，沒有石磨，野菜籽舂不爛，他們就用兩塊石板將野菜籽擠碎。儘管這樣，因為野菜籽太難尋找，他們也只能多放一把雪，將野菜籽熬成粥喝。

在這段極為艱苦的日子裡，姚喆同大家一起搭窩棚、喝野菜籽粥，還踏著沒過膝蓋的大雪拾柴燒火。他談笑風生，給戰士們講紅軍艱苦奮鬥的故事，鼓勵大家打起精神戰勝困難。他常說:“我們決不能讓日本鬼子侵佔祖國的一寸土地。只要大青山還有我們的一名戰士，那就證明，大青山還是我們的！”戰士們看到司令員堅持在山上與大家一起戰鬥，並且是那樣的樂觀自信，都受到鼓舞，更堅定了必勝的信心。正是憑著這種堅強的意志和毅力，我英雄的大青山軍民不僅戰勝了敵人的“梳篦式清剿”和全面封鎖，而且經受了嚴寒、飢餓和各種困難的嚴峻考驗。

1943年3月，晉綏軍區決定調姚喆帶教導大隊回晉西北整訓。3月13日，姚喆由綏西出發，於22日抵達偏關。

1945年2月17日，黨中央為加強綏遠工作的領導，決定成立綏蒙區黨委，以姚喆、高克林、張達志、烏蘭夫等10人為區黨委委員。4月23日，黨的七大在延安勝利開幕，姚喆出席會議。會議召開不久，毛澤東、朱德決定調陝甘寧邊區聯防軍騎兵旅增援大青山根據地，由姚喆指揮。會議尚未結束，姚喆即奉命率領騎兵旅、晉綏軍區步兵第九團和第二十七團，重返大青山。7月，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塞北軍分區改為綏蒙軍區，任命姚喆為司令員。姚喆指揮綏蒙地區步騎部隊，配合晉綏和晉察冀部隊，對日寇展開了全面反攻，奪取了綏蒙地區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姚喆，曾用名姚秩章，1906年8月出生於湖南邵陽橫塘沖村 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11月參加鄉農民協會，併當選為鄉農會執委、邵陽二區十三鄉農會主席。1927年7月，大革命徹底失敗后，他遭地方反動當局通緝，隻身逃到南縣繼續革命。1928年春，他加入國民黨軍湖南獨立5師隨營學校(黃公略領導)，同年7月參加平江起義，成為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一員。

1929年2月，姚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歷任紅五軍班長、排長、特務連連長。1930年6月，以紅五軍為主成立紅三軍團，他又歷任軍團特務團一營營長、第一師三團團長、第一師司令部作戰科科長、第一師參謀長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在彭德懷率領下，姚喆始終追隨彭部大軍縱橫馳奔，逐漸養成敢於“橫刀立馬”的“將風”。在整個紅軍時期，他經歷大小戰鬥200餘次，5次負傷，3次負傷不下火線，受到軍(團)甚至中革軍委通令嘉獎，逐漸成長為彭德懷賞識的“愛將”。有一次，彭德懷問他:除了打仗，你還能幹啥？姚喆回答說:什麼也幹不了！彭德懷一聽笑著說:我就中意你這一點。

1934年1月25日，在福建沙縣戰鬥中，姚喆親率紅十團主攻連50餘人突擊入城，與反撲之敵展開激烈巷戰和白刃格鬥。黑夜裡，他被隱藏在街巷拐角處的敵兵刀傷左臉頰，傷愈后留下一條三寸多長、一指多寬的刀痕。從此，有了“姚一刀”的別稱。這一刀，使他榮獲中革軍委頒發的三等紅星獎章，並調任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保衛隊隊長兼黃安、梅瓦兩區衛戍司令員。前去報到時，彭德懷傳話說:你挨一刀，換一個司令員，值得！姚喆回答說:請彭軍團長給我再挨一刀的機會。

1934年10月，姚喆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歷任國家政治保衛局總隊長、紅三軍團第十團團長，擔負保衛中央首長和機關安全的重任。期間，姚喆近距離地走近偉人毛澤東。一開始，他很緊張，毛澤東幽默地對他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不過，現在不是哭的時候。逢山開路，自有前鋒；遇敵搶險，卻要靠你。”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完成長征，毛澤東如此評價:姚喆“護駕是有功的”。此後，他歷任紅十五軍團七十八師參謀長、北路軍參謀長、陝甘寧獨立師師長，參加了東征山西閻錫山、西征寧夏馬家軍等戰役。1937年春，作為抗戰儲備人才，他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北上抗日。由於編製壓縮，絕 大多數紅軍幹部都是降職任用，但姚喆卻能歷任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八旅參謀長、七一五團代團長，可見他的過人能耐。對日作戰後，他參加過收復晉西北七城等戰鬥，殺得敵人聞風喪膽，“姚一刀”的大名也在敵我雙方陣營中都叫開了。

抗日戰爭勝利后，姚喆任西北野戰軍八縱司令員，一野八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綏遠軍區副司令員，第二十三兵團副司令員，總參高級步兵學校第一副校長、校長，武漢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79年春，姚喆抱病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常委會議。5月27日，在返回武漢途中，他突然休克，雖即返京搶救，終因醫治無效逝世，終年7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