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肇鈞
盧肇鈞
盧肇鈞，土力學家，鐵路路基土工技術主要開拓者之一。長期從事土的基本性質及特殊土地區築路技術的研究。在他主持下，在中國最早闡明了硫酸鹽漬土的松脹特性及其對路基穩定性的影響；提出了新型錨定板擋土結構及其相應的計算理論；首先獲得了膨脹土強度變化的規律，並發現非飽和土的吸附強度與膨脹壓力的相互關係。他長期領導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積極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對推動土力學學科和岩土工程專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盧肇鈞
籍貫：福建福州人
出生於：1917年
稱號：中國土木工程專家，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學歷：1941年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1948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工程研究院土力學科學碩士。
盧肇鈞院士科技論文選集
1936-1941年 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
1941-1944年 任交通部橋樑設計處助理工程師。
1944-1945年 任滇緬公路工程局助理工程師。
1945-1947年 任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助教。
1947-1948年 美國哈佛大學工程研究院從事研究土力學，獲科學碩士學位。
1948-1950年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土力學博士研究生兼助理研究員。
1952-現在 鐵道部科學研究院，歷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土工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院學術委員會榮譽主任委員。
1957-1979年 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土力學及工程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1979-1990年 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常務副理事長（1979-1986）、理事長（1986-1990）。
1985-1991年 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土木建築學組組員。
1987-1990年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材料與工程學組第二屆委員。
1991年— 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4年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
盧肇鈞，1917年11月17日出生於河南省鄭州市。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父親盧學孟，曾留學法國，當時在鄭州任隴海鐵路局長。母親陳復生，上海市人。盧6歲時隨父母遷居北平，1930年入三基初級中學，1933年入匯文高級中學，1936 年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曾在北平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物理系各借讀半年。1938年赴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校聯合）就學土木系，1941 年畢業。
1941年至1945年盧肇鈞在交通部橋樑設計處及滇緬公路工程局任助理工程師，先後在昆明、貴陽及重慶等地從事鋼橋和懸索橋設計，在滇西雲縣、公郎、彌渡等地從事公路設計及施工。1945年回清華大學土木系任助教，講授材料試驗及結構設計，並協助清華大學遷回北平的復校建設工作。1947年考取公費留學生赴美留學。1947至1950年期間，盧肇鈞在美國哈佛大學工程研究院取得科學碩士學位后，又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土力學研究室為博士研究生併兼任助理研究員，在近代土力學的創始人太沙基（K.Terzaghi）和泰勒（D.W.Tayler）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土力學研究工作。當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土力學研究曾被世界一致公認為近代土力學最高權威的學府，他在學習和工作的同時，還作為中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波士頓地區的聯絡人，積極宣傳、動員留美學生返回祖國貢獻力量，參加建設。1950年秋因朝鮮戰爭爆發，盧提出辭職並準備返回祖國，泰勒教授再三挽留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工作，但懷有濃厚愛國感情的盧肇鈞，婉言辭謝了教授的盛情，毅然返回北京。
回國后，受唐振緒院長的聘請到國立唐山工學院（即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任教。同年，唐振緒在唐院內創辦鐵道科研所併兼任所長，盧肇鈞兼任研究所研究員。此後，鐵科所遷往北京改稱鐵道科學研究院，盧肇鈞隨之前往，歷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土工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並曾兼任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中國土木工程學會榮譽會員。長期從事土的基本性質研究和特殊土地區築路技術研究。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4年改稱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主要成就與貢獻有：膨脹土的強度及其穩定性研究；首創錨定板擋土結構，並編寫《旱橋錨定板橋台設計原則》、《錨定板擋土牆設計原則》；裂土基本特性及在路基中的應用，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提出排水砂井處理飽和軟粘土地基，查明鹽漬土的工程性質，並制定了試驗標準和設計原則，已納入鐵路設計規範。曾擔任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主編過土木工程類專著。
中國鐵路路基土工技術的開拓者
盧肇均1950年回國后，利用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所獲得的基礎理論和訓練，一直從事我國新建鐵路沿線各種土的力學性質和特殊土地區築路技術的研究，是我國鐵路路基土工技術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幾十年來，他不停地奔忙在中國鐵路新線建設的土地上，為解決和研究鐵路建設中的路基土工技術問題而努力。在鐵道部科學研究院，他建立了中國鐵路的第一個土工試驗研究室，以此為基地組織培訓了一支精幹的試驗研究隊伍。在50年代初期，為各個鐵路勘測設計院和工程局培訓了許多土工試驗和岩土工程技術人員，並協助各鐵路局普遍建立了土工試驗室，從而提高了新建鐵路路基的勘探、設計和施工的質量。
1953年，當蘭（州）新（疆）鐵路新線勘測隊初次進入甘肅省河西走廓地帶時，我國西部乾旱地區特有的鹽漬土問題成為築路工程中的難題。該地區每年春季有許多路面軟化，夏秋松脹，使車輛難以通行，當地人稱之為“橡皮地”。盧肇鈞自1954年開始主持這項研究工作，親自深入到河西走廓等鹽漬土地區，調查各種道路病害現象與當地的土質氣象及水文地質的關係，提出了《蘭新線張掖地區鹽漬土路基的初步研究報告》。為了進一步深入研究鹽漬土的松脹變形的機理，又與當時的助理研究員楊燦文合作，對多種不同成份鹽漬土的物理力學性質進行了室內控制條件的系統試驗研究，在1956年共同提出了《鹽漬土工程性質的研究》報告，並制定了針對鹽漬土路基的判別試驗標準和設計原則，納入鐵路設計規範，從而基本解決了我國鹽漬土地區築路技術問題。
我國沿海各省分佈有大量的飽和軟粘土地層。在這種地層上修築的鐵路路基和建築物經常下沉甚至發生突然性地沉陷破壞。盧肇鈞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主持這項研究，在我國最早成功地採用排水砂井處理軟土地基，研究制定了對軟土地基的判別試驗標準和設計原則。1959年發表了《關於軟土地基的抗剪強度指標和穩定分析》，並於1962年又發表了《軟土內摩擦角和塑性指數的關係》。這兩篇論文初步提出了他個人的學術見解，在國內同行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並將他逐漸引向80年代對膨脹土和非飽和土抗剪強度特性的系統性研究。膨脹土和裂土是我國中南和西南許多省區大量存在的特殊土問題，而且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存在的問題，引起許多路基塌滑和房屋開裂變形。在80年代後期盧肇鈞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裂土基本特性及其在路堤、路塹、邊坡工程中應用技術條件的研究項目（該項目於1990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中，負責非飽和土的基本性質的研究，指導研究生進行了一系列關於膨脹土的強度及其穩定性以及非飽和土強度特性等基礎性的研究。這些研究項目於1989年列為我國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990年又被加拿大的“國際開發研究中心”（IDRC）列為中加交流合作的資助研究項目。現已取得有關膨脹土強度變化的規律性質及非飽和土凝聚力與其膨脹壓力相互關係等新發現，並已發表了《土的變形破壞機理和土力學計算理論問題》（1989），《對粘性土內摩擦角的探討》（1991）和《非飽和土的抗剪強度與膨脹壓力》（1992）等論文，提出了全面重視自然現象的學術觀點，並提倡對非飽和土的膨脹壓力開展研究。
除上述對於土的基本性質和築路技術等方面研究外，盧肇鈞還在70年代鐵道部的新型支擋結構的科研項目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種錨定板擋土結構型式及其相應的計算理論。它具有結構輕、柔性大、能節約建築材料並能適應承載力較低的地基等特點。經十多年的大量研究和試用后，先行總結編寫了《旱橋錨定板橋台設計原則》和《錨定板擋土牆設計原則》並已列入有關設計規範。其中提出的錨定板承載力的臨界深度問題，引起了國內外同行的注意。這種結構型式已被許多部門採用，在國外發表時被稱為中國特色的新結構。日本土質工學會曾作介紹並得到重視。
對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科作出了重要貢獻
盧肇鈞畢生致力於建立和領導鐵道部科學研究院的土工研究室。在他的主持下土工研究室對新中國鐵路建設中遇到的某些重大路基土工問題，如黃土路塹邊坡的穩定性、路基翻漿、下沉、擋土牆土壓力、軟土路基的穩定和沉降、樁基承載力以及地基加固等課題，分別進行了研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取得了大量很有實用價值的科學研究成果和論文報告，培養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科學研究人員和數十名碩士及博士。不但對我國鐵路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在全國的岩土工程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鐵道部科學研究院土工室已成為全國土力學學術活動的中心之一。中國土木工程學會於1957年開始組建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委員會，於當年參加了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組織並在國內開展學術活動。該委員會由茅以升首任主任委員，盧肇鈞任秘書長。掛靠在鐵科院土工室，積極推動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科的發展。1962年在天津召開了第一屆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會議，1966年在武昌召開了第二屆學術會議后，由於“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會工作中斷。
1979年中國土木工程學會恢復活動后，成立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並推選盧肇鈞為常務副理事長（黃文熙先生為第一屆理事長），1986年又選舉盧肇鈞為第二屆理事長。他主持領導學會工作共十一年（1979-1990），在此期間對學術工作的主要貢獻有：
1、主持召開了我國第三屆（1979年在杭州）、第四屆（1983年在武昌）、第五屆（1987年在廈門）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會議，並組織出版了各次會議的論文選集。
2、組織我國的學術論文和代表團出席了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第十屆（1981年在Stockhom）和第十一屆（1985 年在San Francisco）國際大會，並代表我國學會出席了國際土力學協會的執行委員會。
3、1988年首次在我國北京召開了有30多個國家學者參加的“北京國際區域性土的工程問題學術討論會”，並出版了會議論文集。
4、為了推動我國建築業地基加固技術的發展與提高，成立了《地基處理學術委員會》，組織學術討論，出版地基處理學術刊物，並集中全國有關專家的主要研究成果與經驗共同編寫出版了《地基處理手冊》。這個手冊極受國內建築界的歡迎，被評為1988年的優秀圖書之一。
5、主編《中國土木工程指南》的第四篇“土工與地基基礎”，作為學會對我國工程師的指導手冊，並在其中論述了“土的變形破壞機理和土力學計算理論問題”，闡明對複雜的土力學問題應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全面考慮，並應進行“綜合分析判斷”。
1947年，盧肇鈞拿著國民黨政府給予的資助，離開北平，去到美國；1950年，他滿懷對新中國的熱忱，回到中國共產黨治下的北京。“你別回去了。回去之後，共產黨聽說你是從美國回來的，就把你關在小黑屋裡，你還搞什麼科研？”1950年，與盧肇鈞一起留學、工作于波士頓的同學經常這樣勸他。
中共政權建立之初，因意識形態對立，在毛澤東宣布新中國成立之時，大洋彼岸的美國將中國看作“紅色的敵人”。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人對“紅色中國”心存嚮往，有人懼而遠之。已經學有所成的盧肇鈞最終決定回國，成為第一批返回新中國的36名留學生之一。
“回到中國給我們寫信！”
“共產黨即將統治中國，我們今後只好流落異鄉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垂頭喪氣地說。這是1949年春節的聚餐會，幾十名旅居波士頓的清華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國內時局。有人反駁那位同窗，“列寧有贖買政策，中國共產黨也一定會出高價聘技術人員回去的。”
盧肇鈞插了一句，“關鍵不在於是否出高價。如果共產黨真的要振興中國，還是該回去。”沒人把盧肇鈞餐桌上的話當真。
那時，盧肇鈞已到美國讀書兩年，正在麻省理工學院邊做助教邊讀博士學位，甚至已經接手一項美國海軍委託的地質研究項目。當時32歲的盧肇鈞身穿西裝，打斜紋領帶，戴金絲眼鏡，性情儒雅，生活舒適。無人將這個學者派頭濃郁的年輕人與“紅色政權”的革命聯繫在一起。
但那次聚會之後，盧肇鈞開始與一些旅居美國的中共黨員密切交往起來，以了解國內時局。很快，他與一些學生成立了“中國問題座談會”，以學生團體的形式傳播中國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黨員通過“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發起回國號召，盧肇鈞被選舉為波士頓地區聯絡人。國民黨撤退台灣時帶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國急需大量知識人才，中共開始向國外留學生伸出橄欖枝。
與此同時，美國一方面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另一方面出於對科學人才的愛惜，對於大批中國學生極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軟硬兼具，一方面給予更為豐厚的物質報酬；另一方面，在麥卡錫主義的背景下，將一些親共學生和教授壓制下去。回國，成為了一種鬥爭。而朝鮮戰爭爆發后的1950年8月，盧肇鈞還是辭去教職，與另外35名同學一起坐船經香港輾轉回到北京。
離開美國之前，盧肇鈞的房東諾威爾太太反覆叮囑，“回到中國一定給我們寫信報平安。”但是，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沒能收到盧肇鈞的信件。
1950年，盧肇鈞回到北京。
上世紀30年代，伴隨著抗日戰爭的炮火，盧肇鈞輾轉於清華、輔仁與燕京，最終畢業於西南聯大。上世紀40年代早期，盧肇鈞曾以工程師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負責橋樑、公路的設計。抗日戰爭結束后，回清華大學任教並參與遷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隨著抗日結束，留學歐美熱潮升溫，當年有730人走出國門。一年後蔣介石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文化協定”再度激勵學生出國深造。盧肇鈞通過了公費出國考試，抱著到更先進的大學深造結構力學的計劃，於1947年到達紐約。在曾經的清華導師劉恢先指點下，轉而進入哈佛大學土力學專業。
盧肇鈞的出國一方面由於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輩自小留洋的血脈。他的父親盧學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國留學，后回國報效。盧學孟曾任駐英通譯官、京漢鐵路行車總管等職，民國後任隴海鐵路局局長、交通部參事，一時權重，盧家後輩中多人被安排到鐵路系統工作。
最初一段時間，盧肇鈞在美生活費用全部由國民黨政府提供資助，但隨著蔣介石政權的衰落，資助漸漸斷絕。一年多以後，盧肇鈞已靠在大學做助教的工資為生。
在哈佛與麻省理工學習工作3年後，盧肇鈞歸來。按照他的設想，仍計劃回到清華任教。但新政權建立后，百廢待興，鐵路建設急需人才。盧肇鈞直接加入鐵道科學研究院創辦土力研究室。本應成為中西交流橋樑的盧肇鈞無法預料，自己面對的是一扇逐漸關閉的國門。自此之後30年，自己與美國同窗音信斷絕。
盧肇鈞的父輩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學生中的一員。盧家至今四輩成為了中國百年國門緊閉與開放的縮影。
回到中國，盧肇鈞一邊面對著缺乏基本科研條件的苦惱，另一邊對新政權充滿熱忱。但由於中美意識形態的對立，盧肇鈞逐漸感到微妙的不安氣息，本想按照承諾寫信給美國師友報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勸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權對於海外學子開放接納，但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對於知識分子的態度亦逐漸發生變化。在反右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運動正值高潮的1958年，盧肇鈞終於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黨員的身份並未讓他逃過文革的劫難。
文化大革命開始，國門緊鎖、盧肇鈞與美國無法取得任何聯繫。直到20年後，與美國同窗聚會時，對方才對他說，“當時以為你已經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始，因為盧肇鈞留學美國的背景、大量海外關係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隊訓話。那大字報啊，多了去了。”盧肇鈞夫人陳善蘊搖了搖頭。由於盧肇鈞平日性格內向，人緣好，所以小環境之內尚有同事加以保護。
“有個造反派搶了單位所有公章帶在身上，他有權。有一天，他跟盧肇鈞說，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我來管你。就把他帶走了。”陳善蘊回憶。
那個造反派將盧肇鈞帶到廢棄的實驗室，告訴他，每天早早來，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離開，就此將其保護起來。而十幾年前，他離開美國時，同窗無意的一句“把你關在小黑屋”一語成讖。
與此同時，盧肇鈞的家人開始翻出祖輩的照片，一一銷毀。盧肇鈞的父親盧學孟留學法國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無異於罪證。
文革中，盧肇鈞的大兒子參加紅衛兵組織時，因父親的出國經歷而遭拒。
焚燒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於實驗室的盧肇鈞熬過了文革。“即使這樣對待他，他也沒抱怨過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國之類。”夫人陳善蘊擺擺手，低頭不語。
文革前的1964年，盧肇鈞曾陪同相關領導出訪埃及。自那之後，中國關閉國門，被文化大革命席捲的中國人，無法找到任何與世界溝通的通道。盧肇鈞再次出國，時間已是1980年。
“出去開眼界是對的”
1980年代，文革結束后的中國再次對世界發出開放與接觸的信號。彼時，盧肇鈞與恢復活動的中國土木學會代表團開始出訪工作。直到1992年，他再次踏上北美大陸，到達美國及加拿大。那一次，盧肇鈞見到了40年未曾聯繫的舊日同窗。“同學有的都成了大資本家了，經濟條件上沒法比了。”夫人陳善蘊笑笑說。
盧肇鈞恢復正常工作的80年代，他的子女也已長大成人。那時候，大批青年學生萌發出國熱潮。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與清華大學負責人座談時說道：“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學……”從此之後，“出國熱”勢不可擋，直到80年代中後期達到高潮。80年代，中國科研單位以及大學紛紛提供公派留學名額，給予經濟資助。以考試分數為選拔條件，又一批年輕人走出國門。
盧肇鈞的女婿曾在國內某科研單位主攻拉美經濟，於1986年赴美讀博。盧肇鈞的女兒不久后即以陪讀身份赴美，夫妻二人留在美國工作至今，丈夫成為經濟學者，妻子在波士頓一所醫院擔任醫生。
只有二兒子盧乃寬現在陪伴在母親陳善蘊身邊。1986年，子承父業學習鐵路相關專業的盧乃寬考取鐵道部公費留學項目，到麻省理工學院進修一年。父子兩代成為校友，時間已隔40年。
盧乃寬回憶，當時他赴美進修期間，政府一次性給予一年生活費5000美金。
“生活挺緊張。但是當時國內一個月的工資才100塊人民幣。”盧乃寬說。
被文革封閉10年的中國，再次與世界發生聯繫后，因經濟水平、政治環境的差異，旅居國外的中國學生分化兩路。一部分決意回國，將所學所見帶入故鄉；另一部分，排除萬難各顯其能留在大洋彼岸。時隔半個世紀，50年前海外留學生的景象和爭論似乎再次重現，只不過這一次，國內早已換了天地。
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僑民表示敵意的同時，國內對於公費出國逾期不歸者給予極大輿論壓力。在那個電視機尚被列為奢侈品的時代，這些用政府資金出國而滯留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成為了靶心。國內派遣單位紛紛給予壓力令其回國，但對於心意已決的人們，似乎收效甚微。
隨著時代變幻，中國逐漸開始尋求與世界同步的可能。從90年代起，“與世界接軌”逐漸成為各個領域的美好願景。國內經濟實力的增強和中西生活方式的彌合，使得中國公民出國不再成為難事。曾經滯留海外的一些人開始自願選擇回國創業。今年9月北美中國學人國際交流中心的統計，77%的華人學者計劃回國發展。
盧乃寬的哥哥及妹妹一家如今都在美國工作穩定，子女正在接受大學教育，還未有回國打算。而他本人的女兒，已經大學畢業在北京工作兩年。去年假期，她與同學結伴到香港購物，今年十一長假計劃前往泰國觀光。
“如果她想出國，我們就提供方便。”盧乃寬笑笑說，“出去開開眼界還是對的。”
此時，盧肇鈞已去世一年有餘，從祖輩到孫輩，跨出國門的四代已逾1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