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生

1865年（同治四年），譚嗣同出生於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衚衕邸第，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

1870年（同治九年），譚嗣同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復活，故名“復生”。

1875年（光緒元年），譚嗣同10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光緒三年），譚嗣同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從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光緒十年），譚嗣同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

1888年（光緒十四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並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同時在南台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啟超、翁同和等人。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譚嗣同旋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在從北京去江蘇任職的途中遊歷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間，開始創作著《仁學》。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月17日，譚嗣同寫成其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創建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決定變法。同年8月，因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譚嗣同被光緒帝徵召入京。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次日，光緒又召見他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二十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后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

譚嗣同一生致力於維新變法，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是維新派中的最激進者。早年在湖南舉辦新政，利用時務學堂培養了大量的維新志士；後來參與領導了發生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力輔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最後懷著“願以頸血刷污政”的決心為變法而犧牲，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雖然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是虛假的，但是他用博愛、平等、自由來衝決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倫常，在舊中國那個史況下，在激烈的反封建專制主義這點上，有它突出的進步性。

譚嗣同身處晚清新舊中西混雜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師友眾多，強調兼收並蓄。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第二十五條中說：“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來源中包括了經學、理學、佛學、諸子學和西學。經學提倡今文經學，理學提倡王陽明、陸九淵的心學；佛學提倡禪宗、華嚴宗、唯識宗；諸子學提倡莊子、墨子以及明末遺民王船山、黃宗羲等的思想；西學攻格致、算學、社會學。既有唯物主義也有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既有宗教、哲學又有政治思想，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融中西古今之學於一體的龐雜體系。

譚嗣同在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於南京“閑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仁學》是一部將哲學、宗教、科學冶為一爐，自成一體的學術著作，匯聚了譚嗣同短暫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成書五十篇，分為二卷，五萬餘字。譚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也使得《仁學》成為他的學術絕唱。

• 哲學

《仁學》作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書中譚嗣同雜糅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在《仁學》中，譚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於“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仁”是萬物之源；“以太”構成萬物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只有“變易”，沒有“存亡”，只有“聚散”，沒有“生滅”。

• 佛學

譚嗣同對佛教思想進行過系統的研究，並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譚嗣同將他的研究、實踐成果納入《仁學》之中。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並且有著“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譚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致用，積極入世的經世佛學思想。

譚嗣同代表著有：《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新華網：戊戌變法雖然失敗，譚嗣同也被殺，他的那種願以頸血刷污政，視死如歸的精神不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敗和黑暗，同時也為人民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讓後人永遠去敬仰。

光明日報：（唐才常、譚嗣同）兩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新浪新聞：同樣是湖南人，同樣是書生救國，稍早的曾國藩走到了傳統“人臣”道路上的最高階段，而菜市口引頸待戮的譚嗣同，則有一種以身殉道的悲壯。這種悲壯，終結了湘學“經世致用”精神在傳統道路上的努力，開創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國之路。

梁啟超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

康有為曾經這樣讚揚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志銳。

北京西城區政協主席杜靈欣：作為近代中國為改革變法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譚嗣同的思想學說得到後人重視，他敢於擔當、勇於奉獻的愛國精神更是時下銳意創新、不斷深化改革需要的一種精神傳承。

湘潭大學副校長、湖南湘學研究院副院長王繼平教授：譚嗣同是湖湘文化、湘學的產物，是湘學的傑出代表，同時他又弘揚了湘學，促進了湘學的近代轉型。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於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嶽、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麼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麼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有湘人余德泉撰寫對聯：“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回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崑崙以昭肝膽，長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獄中題壁》的詩意。

“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講，嵇康的《琴賦》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無論生還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去留”不是“去”和“留”兩個對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麼。

“去留肝膽兩崑崙”是譚嗣同譚公臨刑之前抒發的絕唱。意謂是我生為變法而生，死為變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義膽，像崑崙那樣高聳，譚公生如崑崙，死如崑崙。“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

父親：譚繼洵（1823—1901），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

生母：徐五緣（？—1876），為其父正室，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幼年譚嗣同刻苦學習。

夫人：李閏（1865 — 1925），清朝戶部主事李篁仙之女，李閏在譚嗣同就義后取“忍死須臾待杜根”之意自號“臾生”。

譚嗣同的瀏陽故居，位於湖南省瀏陽市區北正南路98號，始建於明末清初，主體原佔地210 0平方米，現存建築面積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舍24間，南北朝向，全木結構，工藝精美，古樸莊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築風格。故居原為周姓房產，後由譚嗣同的祖父譚學琴買下。1859年（咸豐九年），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中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因其官階顯赫，奉旨命名其宅為“大夫第官邸”，因此譚嗣同故居又簡稱“大夫第”。1996年11月，國務院公布譚嗣同故居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為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譚嗣同的北京故居即瀏陽會館，又叫“莽蒼蒼齋”，位於北京半截衚衕41號，是譚嗣同在朝為官時的故居，他也是在這裡被清政府逮捕。瀏陽會館正房五間現仍存，北面兩間為譚嗣同當年所居。

譚嗣同祠，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是湖南省第一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位於瀏陽市才常路89號，始建於1913年（民國二年），座北朝南，二棟一亭，磚木結構，現設有“譚嗣同生平事迹陳列展”和”戊戌變法紀念展“，並有康有為挽譚嗣同的對聯（複製件）和梁啟超書贈的橫匾：民國先覺（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