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祠

武訓的精神廣為後人敬仰效仿。主要建築有武訓祠和武訓墓。

武訓祠堂始建於1903年，僅三間。1937年，為紀念清末聞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義學正”武訓，由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撥款重建。1997年5月重修。祠堂為歇山式磚木結構，闊五間，進深三間，飛檐高挑，肅穆莊嚴。1896年12月5日武訓在臨清他所創辦的御史巷義學去世，歿后葬於當時的崇賢義塾東壁外，即今武訓墓在位置。1966年初秋，武訓墓被“紅衛兵”砸毀掘開，武訓先生被抬屍遊街，焚屍街頭。后殘骨被武庄武氏後人歸葬武訓祖塋。1995年9月，在祠前建有百米碑廊，碑刻26塊；在祠右前方建有高歌台，又名“嚶鳴台”；在祠左前方建有“武訓魂亭”，亭額由著名學者季羨林題寫。

武訓先生（1838——1896年），行七，字蒙正，自號義學症，謚號義學正。山東省堂邑縣（今冠縣柳林鎮）武庄人。中國近代群眾辦學的先驅者，享譽中外的貧民教育家、慈善家。武訓先生於1838年12月5日（清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父親武宗禹，母親崔氏，大哥武謙，五哥武讓。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其父武宗禹病逝，年僅8歲的武訓，只好依靠母親崔氏、長兄武謙、次兄武讓給人做工或乞討生活。及長，見別家兒童入塾，，心慕之，母親因家貧而未允，常以不能上學讀書為恨。

武訓先生年14歲，離家為人做傭工，得錢必市甘旨以孝敬母親，人皆稱孝。他先後曾傭工於本庄族叔、館陶某庠生等家，都因不堪虐待、欺侮而辭歸。后佣於館陶薛店張老辮家。張因其不識字以假帳相欺，武訓先生與之爭辯，反被誣為“詐賴”，慘遭毒打，氣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語，達三日之久。武訓先生從自己的不幸遭遇中，深切感受到窮人不識字、沒文化的痛苦，遂立志“修個義學為貧寒”。

1858年（清咸豐8年），21歲的武訓先生開始了行乞興學的艱辛歷程。武訓先生為給窮孩子辦義學而甘做牛馬，捨身拋家，忍辱負重，含辛茹苦三十多年。他著鶉衣，食殘糲，宿破剎，白天奔波募化，夜裡紡線績麻，“不肯亡費一文以奉己，稍私一文以養家”，直至終身不娶，以殉“誓必教天下人人盡讀書”之志。“苦心人，天不負”，武訓先生竭一己汗血，罄畢生積蓄，先後創辦了堂邑、館陶、臨清三縣義學。積勞成疾，不幸於1896年6月4日（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病逝於臨清御史巷義塾（今臨清市武訓實驗小學），享年59歲。

武訓，他自幼貧寒，因不識字受盡欺凌，遂立志不娶妻、不生子、不置家，“修個義學為貧寒”。自20歲起，他打短工，拾破爛，沿街乞討，且走且歌。經過30年艱苦絕倫的努力，終於買地200餘畝，積錢2000餘吊，在柳林建起了自己的第一所義學“崇賢義塾”。這一絕世奇行轟動朝野，受到清廷褒獎並“宣付國史館立傳”，被譽為“千古奇丐”。受到清廷褒獎並“宣付國史館立傳”武訓功成名就，但其志不改，繼續行乞興學，有生之年又修館陶縣楊二庄、臨清徹史巷義學二處。武訓精神對後世影響巨大而深遠，學習仿效者輩出，社會名流紛紛題辭頌揚，武訓成為世人心中的義士。

武訓先生是一個蒙塵的明珠，興義學褒貶不一，曾一波三折，最終對他的興學精神是肯定的、景仰的、效法的、弘揚的，他那種“為眾謀”的精神是紮根於人民心中的，正如五屆冠縣政協主席李增珠所說，武訓應定位於“奇特偉人百世師”。

武訓義學第一處——柳林崇賢義塾

1888—1889年春，武訓先生用其歷年所積資金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創辦“崇賢義塾”。該義塾佔地3.87畝，有瓦房20間，“一”字排開，分別為書房、飯堂、學生齋舍和塾師住室。另有大門、二門各一座。四周築垣牆，院內植白楊、國槐、垂柳。招收經、蒙兩班，蒙班30餘人，經班20餘人，學生均免費入讀。武訓先生過世后，因來塾人增多，1897年，武訓先生的賬房先生武茂林於崇賢義塾重門外增建東西瓦房6間，碑樓三座。1899年，武茂林又於武訓先生墓旁建武訓祠堂6間。至此，義塾更顯整肅、壯觀，成為學童讀書謀求上進的大好場所。“崇賢義塾”的組織領導機構為校董會。1905年，清廷頒布“廢科舉興學堂”諭令后，“崇賢義塾”奉飭改為私立武訓第一初等小學堂。“崇賢義塾”在武訓精神的感召下，義學學風甚佳，塾師勤於執教，生童發憤攻讀，嚴守義塾學規，因此，“崇賢義塾”一方面為貧寒普及了文化，一方面也培養了不少熱衷於仕途功名的士子。民國初年，該塾改為私立武訓小學校，開辦初、高兩等班級，抗日戰爭初期，該校曾一度變為日偽進行奴化教育的場所。1942年柳林解放后，抗日政府以其校址改為抗日高小，兼辦過初中班，但因災荒嚴重而停辦。不久學校又恢復為武訓小學。1945年10月，我冀南行署在其舊址創辦武訓師範學校，武訓小學隨改為師範附小。1951年武訓遭批判后，師範和附小分別改名為平原省堂邑師範和堂邑師範附小。1956年堂邑縣撤銷，柳林劃歸冠縣，學校隨改稱冠縣師範和冠縣師範附小。1962年，師範被裁撤，附小改為柳林完小。1977年後隨著武訓名譽的逐步恢復，1984年“武訓小學”的校牌又在“崇賢義塾”的舊址懸掛了起來。

武訓義學第二處——館陶楊二庄育英堂義塾

1889年（光緒十五年），館陶縣庄科村（現屬臨清潘庄鎮）千佛寺主持了證，因受武訓的感化，捐出積蓄和部分廟產，典買土地，籌建義學。武訓聞訊往謁，並將所蓄300千文捐出，共興義學。嗣後武訓又捐贈土地40餘畝作為該塾學田。這是武訓創辦的第二所義學，義學命名為“育英堂”。該義塾設於館陶縣（今屬臨清市八岔路鎮）楊二庄北街西頭路南，佔地4畝有餘。靠街有大門一座，院內有東、西、南瓦房各3間，為學生教室，另有北屋二間，是師生的廚房。迎門牆左右各植蒼勁挺拔之翠柏兩株。院落不大，卻清秀整潔。該義塾純為蒙學，為三鄉五里的貧寒子弟打開了讀書求知大門，聲譽遐邇，深得民眾讚揚。1910年（宣統二年），楊二庄義塾改為武訓初等小學堂，民初改為武訓小學校。1926年，該校遷往距楊二庄三華里的艾寨張氏祠堂，並改為武訓完全小學。

武訓義學第三處——臨清御史巷義塾

1891年，武訓來到臨清繼續化緣募捐。當時臨清被滿清官兵騷擾得窮困不堪，無力讀書的貧家子弟比別縣更多，此情再次觸動了武訓“修個義學為貧寒”的念頭。臨清鈔關街紳士施善政平素欽慕武訓的為人，聞知武訓到來親自到破廟把他請到家裡，敘談了好幾天。武訓懇託施善政同當地紳士們商議，在臨清籌設義學。在施善政、劉輝堂等人的贊助下，武訓當年就募集了許多學款。1893年，武訓捐出行乞之資先在御史巷買了一處房宅，后修理添造、擴充發展，至1895年學舍落成。它是武訓親自創辦的第三所，也是最後一所義塾。因地址在御史巷內，故命名為“臨清御史巷義塾”。義塾建成之初，有校舍3座，19間，其中3間作為教室，其餘分別為師生和工役的住室、飯堂。另有大門、二門、三門各1座。武訓乞請士紳組成校董會，經理義塾的一切事務。聘請施善政為學董，貢生王丕顯為塾師。王丕顯為人篤實好義，苦心孤詣，經理義學，使該校在數年之間發展很快。該義塾在清廷詔令“停科舉，興學堂”之後曾改稱武訓蒙學堂、武訓初級小學堂。民國時期曾改稱私立武訓小學。1945年臨清解放，改為公辦武訓小學。1951年因武訓遭批判，校名中的“武訓”二字被強行裁沒，改稱臨清鎮第一小學。該義塾校址雖曾遷移而後復始，規模卻不斷擴大，至1945年，其規模已達到14個教學班，在校學生達600餘名，先後畢業學生千餘人，現該校已成為臨清市重點小學，並命名為臨清市武訓實驗小學。

武訓病逝於臨清御史巷義學后，遵遺囑薄棺簡葬於柳林祟賢義塾東側。1937年，時任山東省教育廳長的何思源先生主持重修為水泥墓；1989年再次重修成現狀。墓高2米，周長10米，墓前有徐運北先生所題“武訓先生之墓”碑。

碑廊建於1995年，長140米，兩旁立石碑26塊，上刻近現代知名人士馮玉祥、郭沫若等為武訓先生的題辭及一些著名學府如北師大、華東師大等題辭。碑廊起自武訓祠大門牌坊，止於堂祠平台前。石碑均冬青環護，翠柏映襯，十分壯觀。遊客至此，既可緬懷武義士的高風亮節，又可欣賞風格各異的書法。亭台雙景 漫步於百米碑廊，便可見左右兩邊，一亭一台傲然凌空，成為亭台雙景。

高歌台，又名“嚶鳴台”，位於碑廊以西。台為梅花形，青石雕砌。高18.38米。“嚶鳴台”之名為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題，語出《詩經·小雅·伐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意寓為弘揚武訓精神而大聲呼籲，尋求志同道合的各界朋友。此亭為紀念在弘揚武訓精神的活動中卓有貢獻的陶行知、馮玉祥、何思源、郭沫若、孫之雋、李土釗、孫瑜、趙丹等仁人志士。其中，孫之雋、李土釗為《武訓畫傳》的作者，孫瑜為電影《武訓傳》的編劇，趙丹為著名演員，電影《武訓傳》中武訓的扮演者。

武訓魂亭位於碑廊以東，1995年由港人王海亭先生捐資修建。亭中高聳著八角形石碑，鐫刻著武訓興學宗旨，以及由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所書《武訓興學歌》。碑座為石雕蓮花，象徵著武訓“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潔品格。“武訓魂”亭額系我國著名學術大師季羨林先生題。武訓故居 位於柳林鎮西2.5公里武庄村。有吳作人先生所題“武訓先生故居”碑。此處為武訓先生祖宅，，現由武訓長兄武謙的後人居住、管理。

（1892—1978）四川樂山人，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劇作家、詩人。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等職。他大力提倡武訓精神，曾為《武訓畫傳》題寫書名並作序，認為“在吮吸別人的血以養肥自己的舊社會裡面，武訓的出現是一個奇迹。他以貧苦的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著乞討斂金興學，捨己為人是很難得的。”在武訓誕辰一百零七周年時特題詞“武訓是中國的裴斯托洛奇，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他還參與創辦上海武訓學校、並親任教員，為弘揚武訓精神做出了重要貢獻。

（1897-1946）安徽歙縣人，著名教育家。歷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東南大學教育系主任，民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他一生積極宣傳發揚光大武訓精神，共撰寫了《談武訓精神》等近30篇文章，科學地把武訓精神概括為“三無”、“四有”。即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教育。但他所以能辦三個學校，是因為他的四個有：一有合乎大眾需要的宏願；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辦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陶行知身體力行，先後創辦育才學校、上海武訓學校、曉庄師範，數次組織舉辦武訓紀念會，一再推動《武訓畫傳》連續修訂再版，並促成了電影《武訓傳》的拍攝。馮玉祥（1882-1948）安徽巢縣人，著名愛國將領。曾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1933年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破壞。後到泰山，目睹山區勞動人民生活困苦教育落後，便決定在泰山辦紀念武訓小學十五處，實行“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方法，進行愛國抗日教育。1936年在他的故鄉圓山又辦了兩所紀念武訓小學。為紀念武訓誕辰97周年題詞為“特立獨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1936年撰述《千古奇丐武訓先生的生平》一文，盛讚“武訓先生終身行乞辦學，是我國教育史上一位奇特的偉大人物。”

（1896-1982）字仙槎，山東菏澤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新中國成立前曾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山東省教育廳長，省政府主席，北平市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委員。何思源先生為振興山東教育盡心竭力，特別為弘揚武訓精神躬身效法，曾邀全國軍政和各界賢達為武訓題詞，主持召開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大會，題詞《武訓先生贊》，為《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題寫書名。提議改革堂邑縣為武訓縣，為武訓建祠修墓。對武訓精神的弘揚，提高教育的地位，推動教育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07-1966）河北藁城人，著名畫家。孫之雋先生受武訓行乞興學的奇特義舉影響極深，一生曾三次作畫武訓傳。1933年撰文並作畫《武訓的故事》在《大公報》上連載。1936年又和段承澤合作《武訓畫傳》，在天津《大公報》連載，1938年出版《武訓先生畫傳》單傳體，後由陶行知先生作跋，連續印行6版，又被陶行知先生譯成英文出版，先後在蘇聯、加拿大、印度、英國、美國等國家流傳。孫之亻雋 先生受陶行知先生生前委託，1950年再度與李士釗合作新的《武訓傳》，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1951年《武訓畫傳》與電影《武訓傳》一起受到批判時，孫之雋 受到不公正對待，“文革”中含冤離世，粉碎“四人幫”后平反昭雪，1996年7月紀念武訓逝世100周年，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了《武訓畫傳》圓了孫先生的弘武夢。

（1900-1990）出生於四川重慶，著名電影編導藝術家。執導過《瀟湘淚》、《故都春夢》、《大路》、《魯班的傳說》等優秀影片，受陶行知先生委託從1944年開始編導電影《武訓傳》。為畫好武訓這一藝術形象，孫瑜親自執筆編寫劇本，歷時6年，幾易其稿幾經周折，終於在1950年將《武訓傳》拍攝完畢。電影成功塑造了武訓這一平民教育家的鮮明形象，再現了武訓當年行乞興學的精神風貌，電影公映后，在海內外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1951年批判《武訓傳》的過程中，孫瑜經受了極大的壓力，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作為一個人民藝術家的責任心。

（1915-1980）山東肥城人，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1933年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7年經扮演《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而知名。趙丹仰慕武訓的為人，致力宣揚武訓精神，1950年他主演了電影《武訓傳》。第一次把武訓搬上了銀幕，成功地塑造了武訓的藝術形象。他為演好武訓，盡心竭力，到武訓家鄉柳林鎮一帶體驗生活近1年之久，拜各式各樣人的為師，學做武訓當年行乞興學的一切活動，全力投入到塑造武訓興學形象中去，終於使千古奇丐武訓栩栩如生地走上了銀幕，受到了公眾輿論的一致讚揚。

（1916-1991）山東聊城人，1936年參加革命，歷任武訓學校校長，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山東省政協委員等職。從幼年起就敬仰武訓，熱心搜集武訓資料，主要編著《武訓先生的傳記》、《武訓畫傳》及武訓研究論文多篇。多次參與組織舉辦全國性武訓紀念活動。他認為“武訓先生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遠在歐洲教育史上的裴斯托洛奇以上”，儘管一再因武訓問題遭受挫折，但為弘揚武訓精神，矢志不移直到逝世。

武訓紀念館座落於冠縣柳林鎮，為紀念“千古奇丐”武訓而建。

武訓紀念館建設初具規模，由南向北，依次大門牌坊、百米碑廊、武訓石雕半身像和武訓祠堂，碑廊東側有“武訓魂”亭，西側有“嚶鳴台”、亭台傲然相對，並與整個院落建築融為一體。漫步於武訓紀念館映入眼帘的是天青石碑上鐫刻的名人、名校題詞，這些題詞無論從書法藝術還是蘊含的褒揚之詞都會讓你感動。首先從武訓興義學的壯舉到興學精神的弘揚，再到現階段“希望工程”的蓬勃發展，看后你一定會 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武訓碑廊共豎有22通碑，碑陽鐫刻著近、現代名人、名校對武訓興學的讚美之詞。

清末東昌府教諭王錫祺撰聯，山東省文史館原館長李駿書丹的“線頭纏出千秋業 豆沫長留萬古香”的佳句，該句主要歌頌了武訓以微薄之力，鍥而不捨，創下興辦義學的千秋偉業；其精神、美名將萬古傳誦。線頭纏出千秋業：指武訓靠積聚乞討的點點滴滴干出事關千秋萬代的偉大事業。豆沫長留萬古香：指武訓將永久地留下萬年不變的美名。此句歌頌武訓興辦義學的千秋偉業，化抽象為具體，用人們所熟知的具體事物，代指武訓辦學的基礎、條件和處境；以點代面、以小見大地概括出武訓辦學的艱難經歷和他那種鍥而不捨、堅定不移地無畏精神；並用“線頭”與“千秋業”、“豆沫”與“萬古香”進行對比，突出了他的成就、貢獻和後人對他的景仰與懷念，更突出了成就的來之不易，因此也更值得稱頌與讚揚。張學良的碑文為“行兼孔墨”。張學良是國民黨時期著名的愛國將領，他的題詞是指武訓的行動兼有孔子和墨子的精髓。孔子一生是教化，讓人恪守“仁義禮智信”。武訓的行動是對愚昧無知的孩子進行教化，讓他們擺脫無知，讓孩子聰慧起來，以此明了事理。墨子主張“仁愛”，以“興天下之力，除天下之害”，武訓的行動也蘊含了這樣的道理。張學良的題詞簡短，但概括準確，寓意深刻。

于右任的題詞為“匹夫而為百世師”。這個碑文的內容源自唐代著名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和詩人 韓愈被貶謫到潮州任職一事。當時的潮州生產力落後、土地荒蕪、思想不開化，韓愈去了之後，實施新政、發展生產、傳播文化，可謂是政通人和，一時傳為佳話。到了宋朝蘇軾巡訪潮洲，有感於韓愈當時的巨大貢獻，欣然題寫了“匹夫而為百世師”名句。于右任借該句對武訓的奇行給予了高度評價。

馮玉祥的題詞為“特立獨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該句主要讚頌武訓人品的高潔和意義的深遠。特立獨行，是指有獨立見地和操守而不隨波逐流，語出唐韓愈《易黎集》卷十二《伯夷頌》：“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通道篤而自知明者也”。百世流芳，是指千年百代流傳美好的名聲。語出《三國演義》第九回：“將軍若撫漢室，乃忠臣也，青史流名，流芳百世。”先生之風，指武訓的風度。先生，年長有學問的人，語出《孟子?先子下》：“先生將何之？”常用來對年長者的尊稱，這裡特指武訓。山高水長，指像山一樣高、像水一樣長，比喻人品節操高潔，影響深遠。后兩句出自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濁濁，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藉以表現武訓的人品和影響。此題詞連綴前人的語句而不露絲毫痕迹，水乳交融地構成一個有機整體，而又能恰如其分地概括武訓的高潔品格，表達作者對武訓的敬佩之情，自是題詞中的佳作。

老舍夫人、著名畫家胡絜青女士撰聯並書丹了“贊赤貧興學傳萬代，頌殘羹育才奠千秋”的名句。該題詞讚頌了武訓行乞辦學的偉大精神和傑出貢獻。上句稱讚一貧如洗的武訓興辦義學英名傳頌千年萬載。下句頌揚武訓靠乞討培育人才奠定了千年不朽的偉業。該句把“贊”與“頌”置於首位，表明了對武訓讚頌之情；然後把反差極大、似乎是匪夷之思的“赤貧”、“殘羹”與“興學”、“育才”相對照，再與“萬代”、“千秋”相對應，從而突出了武訓行乞辦學的偉大精神和對我國教育事業的傑出貢獻。全句抓住武訓興辦義學的特點，用形象具體又含義豐富的詞句加以表達，語言通俗直白又富含意蘊，且態度明朗，易於理解把握，表達了胡絜青老人對武訓義舉及精神的高度評價及褒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