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王

北京的大鐘寺，原名覺生寺，覺生寺的大鐘是明代永樂年間鑄造的，所以叫“永樂大鐘”。銅鐘懸掛在大鐘樓中央巨架上，通體褚黃，高6.75米，直徑3.7米，口外徑3.3米，重46.5噸。鍾唇厚18.5匣米，鐘體光潔，無一處裂縫，內外鑄有經文230184字，無一字遺漏，鑄造工藝精美，為佛教文化和書法藝術的珍品。

永樂大鐘外壁“中宮”均勻地鑄有六道平行環形線（弧弦紋），最上面的一道環形線在“鍾肩”位置，即普通佛鐘的“上帶”處，最下面的一道平行環形線與鍾裙上沿波曲弧弦紋局部呈有規律靠近但並未重疊狀，這道環形線，相當於普通佛鐘的“下帶”，區分鐘體的“中宮”與“鍾裙”。

大鐘的外觀（形式）設計賦予每道“平行環形線”2個功能：劃分“銘文圈”和美化“合范縫”。劃分“銘文圈”的實用性是為了“排版”和句讀的需要，比如，鐘體“中宮”外壁第1至第5“銘文圈”每行的字數都是43個字，與鐘體下部逐漸外張相一致，每個“銘文圈”的行數在逐步增加，第1“銘文圈”共400行、第2“銘文圈”共408行、第3“銘文圈”416行、第4“銘文圈”424行、第5“銘文圈”441行，《諸佛名經》在永樂大鐘內、外壁之間“三進三出”，也是通過其內、外壁的“銘文圈”實現的；美化“合范縫”指的是鑄鐘工藝的需要，永樂大鐘的鐘體雖說是一次性澆鑄而成，但它採用的是“地坑造型表面陶化的泥范法”，在鑄造準備過程中，其“外范”是將逐個製作的“銘文圈”合成一個整體外范，鑄成后難免留下“合范”的縫隙痕迹，永樂大鐘則運用若干條規整的“平行環形線”把其美化了。

永樂鍾銅質精良，緻密堅固，合金純度考究。從大鐘頂部一個微小的砂眼中取出一個微小的金屬顆粒；從大鐘底部不顯眼的邊緣刮掉一點金屬粉末。化學定量分析結果表明，大鐘上下部位的成份是均勻而一致的：銅80.54%；錫16.41%；鉛1.12%；鋅0.22%，永樂大鐘除含有銅、錫、鉛、鐵、鎂外，還含有金和銀，而且含量很高，其中含金18.6公斤、含銀38公斤。大鐘內還檢出了0.03%的金和0.04%的銀。青銅的機械性能曲線顯示，當含錫量在15%至17%時，抗拉強度達最高值，聲學性能也達到最佳狀態。還有鉛、鋅、鐵、硅、鎂等元素。這種成分配比，與《考工記》中的“六齊”項下的“鐘鼎之齊”的記載極其近似。

該鐘重約46噸，史載，明初的銅礦有江西德興、鉛山。後來擴展到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陝西寧羌、略陽和雲南等地。這些銅礦的開採和冶鍊為永樂大鐘的鑄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其他金屬的冶鍊技術也對永樂大鐘的鑄造具有重要意義。如懸掛該鐘的是一根165mm×65mm截面，長1125mm的穿釘，其外表是銅質，但卻能吸附磁鐵，說明裡麵包的是鋼芯，而這個鋼芯恰好反映了當時最先進的鍊鋼技術。

鐘身內外鑄滿陽文楷書佛教經咒，是明初館閣體書法藝術代表作。外面為《諸佛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彌陀經》和《十二因緣咒》，裡面為《妙法蓮花經》，鍾唇為《金剛般若經》，蒲牢（鐘紐）處刻《楞嚴咒》等，計有經咒17種，皆漢字楷書，字體工整，古樸道勁，勻稱地分佈在鐘體各處，相傳是明初書法家沈度的手筆。當初明成祖鑄造這麼多佛經於鐘上，為的是弘揚佛法，使佛經傳諸久遠。

大鐘所鑄經文，幾百年來誤傳是《華嚴厲經》，故有“華嚴鐘”的叫法。近年查明鐘上所鑄乃以明永樂帝御制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和以《法華經》為主的八種經，並無《華嚴經》。大鐘鑄造精緻，鐘形弧度多變，周身無磨削加工痕迹，充分顯示鑄造工藝高超，奇妙獨特。

明成祖晚年潛心撰寫《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凡四十卷，二十萬言。其中前二十卷十萬字便刊登在永樂大鐘不朽的版面上。鐘上的鑄字還有許多其它漢文佛經和梵文佛咒。有學者猜測，明成祖鑄鐘的初始動機便是為了給自己的嘔心瀝血之作尋找一個永恆的載體，以教化眾生和流傳百世。照這樣看，經文和鐘體便相當於靈與肉的關係了。23萬字的版面，安排得如此勻稱整齊，從頭至尾絕無空白，又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真要經過一番精心的運籌和計算。據說是大書法家沈度率京中名士先在宣紙上把經文寫就，然後用硃砂反印到鐘模上，再由工匠雕刻成凹陷的陰文。剩下的事，便是以火為筆，以銅為墨，將這光潔挺秀、見稜見角的23萬金字一揮而就了。

蒲牢是佛教中的名稱，原義是龍爪。它也的確像龍的爪子，一把將大鐘緊緊抓住。蒲牢作為承重的鐘鈕，中間巧妙地加進了鋼芯。它是事先用失蠟法鑄好，放在內范外范之間預留的位置上，一起經過高溫預熱，然後澆進鐘體的。它和大鐘的融合看上去無縫無隙、渾然天成，勝過任何一種焊接。薄牢生根般的四個末端一律膨大成球狀，確保大鐘吊起后永遠不會拔出和滑脫。

此鐘的懸掛方法符合力學原理，懸鐘木架採用八根斜柱支撐，合力向心，受力均勻，大鐘懸掛在主樑上，全靠一根長一米、高14厘米、寬6.5厘米的銅穿釘，穿釘雖承受幾十多噸的剪應力而安然無恙。

46.5噸的巨大重量是通過正反兩個U型銅卡互相銜接交付給木質大梁來承擔的。那根鎖定兩個銅卡的銷釘何等纖細小巧，只有6.6公分寬，14.3公分高，科學家發現古代設計者為了既提高強度，又保持懸掛部位外觀的色澤一致，在銷釘中也橫穿了一根鋼芯。或者說，這是一根外麵包了青銅的鋼釘。根據所受剪應力計算，其安全係數為8.2，遠遠超過了當代飛機上材料強度的安全係數。有人還進一步作出動態計算，銷釘可承受的鐘體擺動速度為每秒15.4米。即使將大鐘倒豎著舉起，再任其自由落下做加速運動，也不會將銷釘掙斷。至於堅實的木樑和微微內傾的支柱，更是經過幾百年多次強烈地震的嚴酷考驗而紋絲不動。古人竟創造了這樣簡單廉價又萬無一失的支撐系統。

永樂大鐘作為一個發聲裝置，它最根本的功能和終極的輸出無疑是鐘聲。歸根結底，應該以鐘聲的品質來鑒別技術成就的高低。在這方面，五百年間已有無數詩文對永樂大鐘天下獨美的音響作過精采描述。而科學工作者用的卻是另一種語言。快速傅立葉變換法，旋轉薄殼體有限元分析法，一記鐘聲如同一束白光通過牛頓的稜鏡，頻譜上出現了眾多的分音。鐘體在幾何形狀大致固定的情況下，單靠厚度的變化就能帶來極為豐富的泛音。厚厚的鐘唇是高音E3的主要震源，鐘腰的厚度變化則送出了C3、A3分音。這是不同樂音奏出的和弦，是眾多溪流匯成的洪波。永樂大鐘鑄成后，由於通體都是經文，根本不可能通過機械刮削來調音，但卻一次性達到如此音響效果，這的確是俗手不辦的事。由於差頻現象和各分音在大氣中衰減程度不一，便出現了鐘聲的抑揚起伏和各處聽到的音調略有不同。重擊一次，鐘聲持續時間可達三分鐘之久。最後繞樑不絕的餘音是最低的基音。

永樂大鐘有“五絕”。第一絕是形大量重、歷史悠久。第二絕，永樂大鐘是世界上銘文字數最多的一口大鐘。大鐘奇妙優美的音響是第三絕，有位聲學界的權威人士給永樂大鐘的鐘聲下了八個字的評語：“幽雅感人、益壽廷年”。科學的力學結構是永樂大鐘的第四絕。永樂大鐘的懸掛紐是靠一根與鐘體相比顯得很小的銅穿釘連接的。別看穿釘很小，卻恰恰在它所能承受四十多噸的剪應力範圍之內。永樂大鐘第五絕是高超的鑄造工藝。

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曾對大鐘的合金成分進行了測試，金鑄在銅器中，可防止鏽蝕，銀則可提高澆鑄液的流動性，這正是永樂大鐘五百多年保持完好、鐘聲依然洪亮悠揚動聽的原因。永樂大鐘的鑄造成功，是世界鑄造史上的奇迹，就是科學發達的今天也難以實現。

永樂大鐘，鐘壁薄而經得起重擊，音質音色馳名天下。輕撞，聲音清脆優揚，回蕩不絕達一分鐘。重撞，聲音雄渾響亮，尾音長達2分鐘以上，方圓50公里皆聞其音。據冶金部門分析，該鐘配方科學，鐘體強度達最佳值，故受撞五百多年，仍完好如初，二十三萬多字的佛經鑄在鐘上，擊鐘一下，字字皆聲，等於誦讀一遍經文，自然是功德無量。

永樂大鐘其聲音振動頻率與音樂上的標準頻率相同或相似，輕擊時，圓潤深沉；重擊時，渾厚洪亮，音波起伏，節奏明快優雅。聲音最遠可傳90里，尾音長達2分鐘以上，令人稱奇叫絕。

從鐘體造型和聲音設計來看，無疑吸收了戰國時成書的《考工記》所總結的鑄鐘經驗：“薄厚之所振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鍾厚則石，已薄則播”，“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比較恰到好處地處理了鐘的形狀、厚薄與音質的關係。同時也考慮到了鐘體合金比例對音質的影響，含錫佔16%左右，加以少量鉛的銅鐘，其合金強度、硬度比較適中，既有利於振動發聲，又易於熔化澆注。

經中科院聲學所有關專家測量，永樂大鐘鐘聲中一些重要的分音相當準確地與標準音高相符合，頻律相近的分音產生的拍頻聲是鐘聲的一個重要特點。古書中所說鐘聲‘時遠時近’就是聽到這種拍頻聲的感受。在古時，在有利的聲傳播條件下，完全可能如古人所說的聲聞數十里。

永樂大鐘的外觀設計也有3個特點：

⒈懸掛結構（上下U形環）、蒲牢、鍾唇、鐘體內外壁全部鑄滿佛經，沒有設計一般佛鐘通常採用的具體蒲牢造型，也沒有一般佛鐘通常採用的蓮花、袈裟紋（上四宮、下四宮等外觀紋飾）浮雕。關於永樂大鐘懸掛結構在力學方面的合理性，以往專家已經做過科學的計算和論證。雖然當時的鑄鐘工匠們是依據什麼來設計這一巧妙的力學結構的，現在已難以稽考，但可以說，他們一定是在掌握了當時先進的力學知識的基礎之上，才得以完成這一創造性設計工作的。

⒉外形設計簡潔、流暢，用若干環形線把鐘體外壁、內壁劃分成若干“銘文圈”，以“銘文圈”為基本造型單位，構成大鐘的外觀特色，起到方便經文排版布局和句讀，增強佛經銘文感染力等效果；

⒊永樂大鐘上各個佛經的布局安排、起訖部位十分考究縝密，一些重要佛經的起訖部位大多安排在鐘體的東方，不僅如此，《諸佛名經》在鐘體外壁各“銘文圈”的銜接部位，以及在鐘壁內外“三進三出”的出發點和回歸點，大多也在各“銘文圈”的東方。

明永樂大鐘是採用泥范法(中國的三大傳統鑄造工藝－泥范法、鐵范法和失蠟法之一）鑄造。先在地上挖一個大坑，用草木和三合土做好內壁，上面塗上細泥，把寫好經的宣紙反貼在細泥上，刻好陰字，加熱燒成陶范，然後再一圈圈做好外范。鑄時，幾十座熔爐同時開爐，爐火純青，火焰衝天，金花飛濺，銅汁涌流，金屬液沿泥作的槽注入陶范，一次鑄成。

經過反覆研究和考證，科學工作者已經能清晰描述當年鑄造大鐘的方法和過程。這是初創於兩千多年前商周時代的陶范法。到了明代能工巧匠手中早已成為駕輕就熟、爐火純青的工藝。他們營造了一個壯觀而宏大的場面：在地上挖出十米見方的深坑巨穴，先按設計好的大鐘模型，分七節制出供鑄造使用的外范，低溫陰乾，焙燒成陶。再根據鐘體不同斷面的半徑和厚度設計車刮板模，做出大鐘的內范。當七個陶制外圈依次對接如七級浮屠之狀時，渾然一體的大鐘外范便拼裝成功了。

這是天衣無縫的操作，纖毫之隙，分厘之差便會引起“跑火”，招致全盤失敗。為了承受澆鑄的壓力並確保足夠的強度，外范四周無疑是用泥土填滿並層層夯實的。鍾鈕旁邊四處不易覺察的疤痕，泄露了四個澆鑄口的準確位置。我們看到了最典型的雨淋式澆鑄法：幾十座熔爐沿四條槽道排開，爐內大火流金、銅汁鼎沸；地坑裡內外模範同時高溫預熱。當蓄滿爐膛的萬斛金湯相率奔瀉而出后，這口萬鈞大鐘便一氣呵成了。回望此情此景，五百年前的手工作坊式生產，分明已經透出了近代大工業的規模和氣概。

大鐘所含的其它微量金屬鋅、鋁、鐵、鎂、金、銀等雖然所用數量甚少，但冶鍊這些金屬的技術要求和技術含量是一樣的，如當時居世界領先水平的煉鋅術在這裡派上了用場。加入少量的鋅，按當時已知的銅、鋅比例溶在一起可產生黃銅的原理，估計是為了增加一些金黃色的光澤以求視覺上的效果，而加入少量的金、銀則被認為是為了顯示梵鐘的珍貴。

冷卻又是一道致命的工序。坑內是一團沒有熄滅的地火和流焰，必須控制冷卻速度防止鐘體炸裂。世界著名的俄羅斯大鐘就因冷卻過程中的閃失出現裂紋，結果淪為一口啞鍾。而孕育永樂大鐘的地坑此時是一個天然的自動冷卻系統。可以想象當年勞苦的工匠們付出了多少精心呵護，才能確保永樂大鐘在平安降溫中平安降生。

大鐘鑄好后，待到冬天，先每隔一里挖一口井，再沿路挖溝引水，潑水結冰，然後開始搬運；大鐘在路上步步滑行幾十里才至宮中。再滑到冰土堆上，然後建鐘樓，鍾掛於樓頂，春天解凍后取土而鍾懸。大鐘支架四臂八叉，鐘紐分上下兩節，中間用穿釘固定於橫樑上，用木杵輕輕一撞，便發出震心驚魂的鐘聲。永樂大鐘是在德勝門內鑄鐘廠鑄造的，鑄好后存放在漢經廠（遺址在產今嵩祝寺一帶）。

15世紀初葉，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營建京師有三大工程，即故宮、天壇、永樂大鐘。明成祖鑄造大鐘，是為宣揚“壯舉”。大鐘鑄好后，先掛在宮中，明萬曆年間移置萬壽寺，清雍正十一年移置覺生寺。

公元1420年前後，永樂大鐘鑄成，明成祖朱棣非常高興，他招集大臣商議鑄好的大鐘應該懸掛於何處。大臣們議論紛紛，其實明成祖的心裡早已有了主意，那就是要把大鐘懸掛於漢經廠。漢經廠位於紫禁城的邊上，屬於皇家宮殿群的一部分。明成祖選定漢經廠來懸掛大鐘，答案就在於永樂大鐘那23萬字的銘文上。明成祖朱棣戎馬一生，虔誠信佛。受父皇朱元璋的影響，朱棣推崇利用佛教來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他曾下令：每遇重要節日，文武百官都要身披袈裟，像僧人一樣撞鐘誦經，完畢后再換上朝服。為了方便參拜，皇宮邊上修建了漢經廠並懸掛起了永樂大鐘。從此以後，漢經廠的鐘聲延綿不斷，曾有“晝夜撞擊，聲聞數十里，時遠時近，有異他鐘”的記載。然而好景不長，遷都北京僅四年明成祖病逝，仁宗繼位。漢經廠逐漸荒廢，永樂大鐘因為失去了明成祖這位知己，也沒了往日那洪亮的鐘聲，在孤燭冷寺里獨自承受著寒風露雨的寂寞。

公元1573年，明神宗朱翊鈞即位，改年號為萬曆。萬曆五年即公元1577年，北京西郊新的皇家寺院萬壽寺建成。萬曆皇帝想起了沉寂150多年的永樂大鐘。他下令，把漢經廠的永樂大鐘遷到萬壽寺，每天命六位僧人撞鐘。這樣永樂大鐘完成了它第二次搬遷，北京城裡再次響起了永樂大鐘延綿不絕的鐘聲。這一敲就是50多年，到了明天啟年間，北京城裡卻出現了這樣一種傳言，說城西有鐘聲會帶來災難。明熹宗朱由校害怕災難臨頭，就降旨，把大鐘卸了下來。從此，永樂大鐘的鐘聲再次遠離了北京城。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永樂大鐘被移到西直門外萬壽寺懸掛起來，並為它專門建了一座方形鐘樓，每天由六個和尚專司撞鐘之職。據明人蔣一葵記述：“晝夜撞擊，聞聲數十里，其聲谹谹，時遠時近，有異它鍾。”永樂大鐘在萬壽寺懸掛了20年左右，到明末，人們看到它已經躺在地上了。

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北京又成了清王朝的都城。戰亂頻繁、王朝更替，永樂大鐘靜靜地躺在萬壽寺里看著這物換星移的變遷。人們漸漸地把它遺忘了。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北京城北的覺生寺建成。有一位大臣想起了萬壽寺里的永樂大鐘，就建議把永樂大鐘移至覺生寺。經過朝臣們的一番爭論，根據陰陽五行生克之說，認為大鐘屬金，北方屬水，金水相生，因此，應該把它放在京城之北。於是雍正皇帝最後決定，將此鍾置放在地處“京城之乾方，圓明園之日方”的風水寶地覺生寺。雍正也聽說過永樂大鐘的故事，皇家大鐘豈容冷落，他立即頒旨遷大鐘至覺生寺。

乾隆八年（1743年），移鍾工程才完成。乾隆帝題“華嚴覺海”大匾高懸於鐘樓之上。為了懸掛這口大鐘，特地在寺後設計了一座兩層鐘樓，上層圓形，下層方形，樓內有梯盤旋而上。鐘樓上各面都有窗，因之裡面光線充足，能見度良好，可以清楚地看到鐘紐和鐘身頂部。懸鐘的架子，是用粗大的木樑製成，它的四柱頂部內傾以散力，結構合理，所以經過二百多年毫無傾斜、歪閃的跡象。為了減低鍾架的高度，在鐘的下方挖了一個深70公分的八角形坑穴，人們可以在坑裡觀看大鐘內壁的字跡。

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後，想通過鑄佛鐘來超度死去將士的亡靈，道衍和尚請旨鑄鐘，才有了今天北京大鐘寺里的永樂大鐘。永樂大鐘高6.75米，重46.5噸，這麼大的一口鐘，您能想到它是怎麼鑄成的嗎？

今天北京城北仍然保留著“鑄鐘衚衕”這樣一個地名。鬧中取靜的街道兩旁住滿了人家，明清遺跡依稀可辨。狹窄的衚衕、古老的房舍印證了時代的變遷。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幽靜的去處，580多年前卻上演了一個傳奇的故事。

距今580多年前，明永樂年間，這裡民居稀少，地勢開闊。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來到這裡，踏著雜草與荊棘，老人家顯得心事重重。幾個月前明成祖朱棣降旨要鑄一口兩層樓高的大鐘，而且還要鑄上23萬字的佛經銘文。

這位心事重重的老人，是輔佐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的頭號功臣道衍和尚。雖已年近八旬，但深得皇上信任的道衍還是被永樂帝指定為鑄鐘的監製。因為此次鑄鐘是永樂帝推行佛教治國的象徵，非德高望重之人不能勝任。接旨后的道衍，深感責任重大，他立即開始廣招天下能工巧匠，商議如何鑄造這口舉世無雙的大鐘。工匠們建議，採用地坑陶范法鑄造。首先在地上挖出深坑，製作鐘模。然後，幾十座銅爐的銅水一起澆鑄，必須保證大鐘一次鑄成，這樣鑄好的大鐘才能發出聲來。

鍾是鑄好了，但卻不是今天大鐘寺里的永樂大鐘，原來永樂皇帝降旨要鑄的鐘，不僅上面要有23萬字的經文，更重要的是形體巨大，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要鑄成這樣巨大的鐘誰也沒有把握，於是道衍和尚讓人先鑄了這口沒有經文的大鐘作為試驗。

接下來他要考慮的是怎麼鑄上23萬字的經文。鑄造經文關鍵是如何編排和抄寫經文。在這些經文中有皇上親自撰寫的《諸佛名經》，讓誰來抄寫，道衍不敢擅自做主。他上報朝廷，請皇上親選抄經之人。

鑄好的大鐘上的確沒有經文，這是因為大鐘上要鑄的23萬字佛經銘文中有皇上親自撰寫的《諸佛名經》。道衍和尚深為了慎重起見，他先命工匠們鑄一口體形相似的大鐘作為嘗試，並沒有鑄上經文。

在中國歷史上，古鐘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它的歷史甚至比文字的歷史遠古老。遠在原始社會末期，中國已有鍾出現，或以木製，或以竹制，或以陶制，是一種簡單的打擊樂器，起到聆音歡娛的作用，過去大鐘寺曾是皇帝祈雨、佛教徒做佛事，人們朝拜和遊覽的場所。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對音階與音律的認識漸趨完善，商周時期出現了青銅製作的鐃、鎛鍾、甬鍾、編鐘等演奏樂器。“鐘鳴鼎食”，日益成為貴族統治者權勢地位的標誌。懸掛編鐘，要嚴格按照禮樂制度規定的名位等級，天子宮懸（四面懸鐘）、諸侯軒懸（三面懸鐘）、卿大夫判懸（二面懸鐘）、士特懸（一面懸鐘）。制禮作樂成為當時治國安邦的大事。

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有“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饞人高張，賢士無名”的詩句傳誦於世。它除了反映當時禮崩樂壞社會局面外，也說明古鐘已成為人們心中崇高、公正、賢明、美好的華夏文明象徵。到了秦朝，又出現了象徵中央集權的巨型銅鐘——朝鐘。

由於中國是鐘的故鄉，隨著印度佛教漸次傳入中國，中國的佛教僧人又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器——佛鐘。以後歷代都競相鑄造各種朝鐘、佛鐘、道鍾、樂鍾。而今天珍藏在大鐘寺的永樂大鐘，可以說是一口集中國各類古鐘之大成的巨鍾。明、清兩朝，每逢辭舊迎新之際，大鐘寺的和尚都要敲鐘108下。據說一是因為一年有l2個月、24個節氣、72個侯；二是因為佛教認為人有108種煩惱，敲108下鍾，人聽了鐘聲便可消憂解愁。如今，為了保護永樂大鐘，同時又能使廣大遊人欣賞鐘王美妙之聲，大鐘寺古鐘博物館實行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三每天敲鐘三次，每次敲鐘三下。每敲一下鐘聲可在殿中回蕩70秒鐘。

北京市人民政府已於1957年公布大鐘寺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已建成一座古鐘博物館，現已收集歷代古鐘一百八十多口。大部分是明、清兩代的古鐘，花紋造型精美。其中一口原始社會末期製作的陶鍾，據說已有約四千年的歷史。大鐘寺古鐘博物館陳列的各種古鐘，不僅對研究中國的禮樂制度、思想史、音樂史、斷代史等專史有重要價值，而且由於它們薈萃了中國古代工藝技巧之精華，代表了當時的鑄造、聲學、樂律學、力學的高超技術水平，也是研究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的寶貴資料。每逢節日，永樂大鐘鳴鐘三次，鐘聲悠遠。這口大鐘可以說是中國“鐘王”。

集冶金、鑄造、聲學、力學之大成的產物

永樂大鐘不僅鐘體龐大，而且集前述若干優點於一身，它的鑄造成功不僅僅取決於永樂帝的主觀願望，更主要的是取決於相應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而這種經濟實力的積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與明初所實行的一系列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政策及措施密切相關。

政治方面

廢除了元代的民族壓迫制度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奴隸制殘餘。眾所周知，在元朝，蒙古統治者為了維護其最高統治地位，把國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原南宋治下的居民）四等，並在政治、法律、人才任用和科舉考試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優待蒙古、色目而歧視、欺壓漢人和南人的規定。這一制度雖然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被摧毀了，但與此相聯繫的奴隸制殘餘還存在，還有相當數量的被掠賣為“驅口”或“奴婢”的漢人和南人尚未獲得解放。

這種狀況殘留到明初，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嚴重的束縛。奴隸地位低下，身受非人的奴役自不待言，在新興的封建統治者看來，更重要的是他們被世家大族所隱沒，使政府得不到足夠的勞動人手和稅收來源。因此，朱元璋於洪武五年（1372）五月下令解放奴隸，詔書中說：“曩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復為民。”為了保證這一詔令的落實，在《大明律》中規定：“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為良。”同年，“福建兩廣等處有豪戶閹割人驅使者，以閹割抵罪，沒官為奴。”可見，朱元璋在民間廢除奴隸制的決心之大和措施之嚴厲。這樣一來，除了朝廷和明朝新貴尚保留著一定蓄奴權之外，民間的奴隸制殘餘基本得到遏止。

由於明初廢除了元代的民族壓迫政策和遺留下的奴隸制殘餘，使廣大漢人和南人，特別是在戰亂中淪為奴隸的各族人民得以解放，從而為明初農業和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農業方面

所實行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獎勵墾荒，實行移民和屯田，滿足了無地和少地農民的土地要求；治理水患，興修陂塘、堰閘、河渠、堤防等水利工程；獎勵農民種植棉、麻、桑樹等經濟作物；減輕田賦、徭役，實行使人民休養生息的政策等。這些政策極大地推動了明初農業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據《明史·食貨志》記載，至永樂中期，每年“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持續保持在洪武時期的較高水平上，朝廷和地方的糧食儲備都十分充足，“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應該說，自洪武初至永樂中期農業經濟的充分發展和豐富的糧食儲備，為永樂帝遷都北京和營建紫禁城、修建天壇、鑄造永樂大鐘等耗資巨大的工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工商業方面

明太祖和成祖突破了“重農抑商”或“崇本抑末”的傳統思想。太祖時鼓勵“農儘力畎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並於洪武十九年（1386）“榜諭天下”，“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明成祖當上皇帝后也一直是奉行這種思想，如永樂七年（1409）他曾對北京耆老說：“農力於稼穡，毋后賦稅；工專於技藝，毋作淫巧；商勤於生理，毋為遊盪。貧富相睦，鄰里相?NB456?……相安相樂，有無窮之福。”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明初採取了如下一些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措施：改變了元朝手工業奴隸的身份，使世襲的手工業者除了定期輪流應役外，大部分時間可以自己製造手工業品到市場上去出售；減輕工商業稅收，規定“三十而稅一”；鼓勵國內貿易，有限度地開展對外貿易，各國可持政府所頒憑證通商；開展疏通運河等有利於商貿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這些政策和措施有效地調動了工商業者的生產積極性，刺激了他們聰明才智的發揮，使明初50年間，手工業、交通運輸和商業貿易都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手工業中的礦山開採、金屬冶鍊、鑄造工藝等行業都有很大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經驗和技術，不少技術創新在當時居於世界領先水平，這些為永樂大鐘的成功鑄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術準備。

宋應星(1587～1667?）的《天工開物》對明代和明代以前的農業和各種手工業技術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其中的《五金》篇總結了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物的開採、選礦、洗礦、冶鍊和分離等技術，並附有珍貴的生產設備圖。這裡所述的以生鐵水“滲淋熟鐵之中，兩相投合”的鍊鋼法，鋅的冶鍊工藝，銅與鋅按不同比例煉出不同性能的黃銅合金等，既比明以前同類工藝有重要的突破，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首創；《冶鑄》篇總結了中國傳統的鑄造技術，著重敘述了銅鐘、銅鼎、銅錢和鐵鍋的鑄造技術及設備，總結出失蠟、實模和無模三種基本鑄造方法，這些方法在當時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上述兩篇著作中還附有20個拉杆活塞式風箱圖，未作文字說明，可能是當時在冶、鑄生產中使用這種風箱已經司空見慣，無須再費筆墨的緣故，這種風箱被世界科學界看作是近代冶鍊鼓風設備的先驅。

綜上所述，明成祖作為在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傳統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大有作為的守成帝王，他自然以“修、齊、治、平”為行為準則，以維護和擴大明朝統一為己任。因此，他在遷都北京之際，下令鑄造永樂大鐘是為了利用佛教來宣傳他在《大明神咒迴向》中所提出的以“敬願大明永一統”為最終目標的系統而完整的施政綱領，既非單純地宣揚佛法，也不僅僅是為炫耀功績和遷都紀念，更與“懺悔”之說無涉。

從客觀條件上看，一方面，他能尊重當時的佛教發展狀況而因勢利導，從而想出了鑄造永樂大鐘而融政、教於一體，維護明朝“大一統”的獨到辦法；另一方面，他實施了一系列促進農業和工商業發展的政策，造就了永樂中期的富庶景象，把當時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領先的高度，從而才實現了他鑄造永樂大鐘的設想，永樂大鐘也因此得以成為集當時世界冶金、鑄造、聲學、力學乃至佛教藝術之大成的歷史文化瑰寶。

現存北京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的永樂大鐘在世界古鐘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從其存世歷史之悠久、鐘體之博大美觀、鐘聲之悅耳遠播和鐘體內外所鑄佛經銘文之多以及懸掛結構之巧妙、鑄造工藝之高超等方面而言，堪稱“世界之最”。關於它的歷史成因，清代以來曾有不少說法：

懺悔說。這是一些學者據清人沈德潛和乾隆皇帝關於“憑仗佛力消黑業”和“懺悔詎賴佛寺鐘”的詩句總結出的一種觀點，認為明成祖因在篡奪皇位的“靖難之役”中過於殘暴而欲鑄鐘以達懺悔之目的。

以佛教化民務以達陰翊王度說。認為明成祖鑄造永樂大鐘是為了抒發“惟願國泰民安樂”等美好心愿，行使其文化、政治使命。

弘揚佛法說。認為明成祖鑄造永樂大鐘是為了弘揚佛法。

炫耀功績、遷都紀念和展示科技水平說。

1.

懺悔說。這是一些學者據清人沈德潛和乾隆皇帝關於“憑仗佛力消黑業”和“懺悔詎賴佛寺鐘”的詩句總結出的一種觀點，認為明成祖因在篡奪皇位的“靖難之役”中過於殘暴而欲鑄鐘以達懺悔之目的。

2.

以佛教化民務以達陰翊王度說。認為明成祖鑄造永樂大鐘是為了抒發“惟願國泰民安樂”等美好心愿，行使其文化、政治使命。

3.

弘揚佛法說。認為明成祖鑄造永樂大鐘是為了弘揚佛法。

4.

炫耀功績、遷都紀念和展示科技水平說。

“懺悔”說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鐘歌》中：“謹嚴難逃南史筆，懺悔詎賴佛寺鐘”。由於該詩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於覺生寺（即大鐘寺）永樂大鐘之東側，故“懺悔”說廣為流傳。殊不知這種說法是乾隆帝借題發揮，屬一廂情願的主觀臆斷，與史實有嚴重抵觸。

首先，在中國歷史上，宮廷政變屢見不鮮，可以說每次政變都是十分殘酷的，未見哪個因政變登基的帝王“懺悔”過。比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過“玄武門之變”，殺兄弟逼父皇，剪除異己之後登上皇位的嗎？然而，他為政大有作為，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成為大唐盛世的主要開創者。明成祖當政后對唐太宗的許多做法和政策都讚許有加，並積極效法，由此觀之，明成祖何“懺悔”之有？他不僅從未因“靖難之役”而懺悔過，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談到“靖難之役”的正當性。比如他在永樂十五年（1417）為刻在永樂大鐘上的御制《諸佛如來世尊菩薩尊者神僧名經》所作序文中說：“讒言君臣，誣毀善良，所造罪業，無量無邊。……今王法所誅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無賴，非化所遷。所以拔惡類，扶植善良，顯揚三寶，永隆佛教，廣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師神道碑》中又說：“及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革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責，時有所在……內難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實錄》（卷12）說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於其時，迫於危禍，不得已起兵。賴天地祖宗之靈，克平內難云云。”

其次，負責監造永樂大鐘的僧錄司左善世姚廣孝在乾隆詩中兩次被提到：“晁謀弗善野戰龍，金川門開烈焰紅”和“道衍儼被榮將命，犍椎冶盡丹陽銅”。據此有學者認為姚廣孝因自己曾幫燕王朱棣策劃和指揮“靖難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鑄鐘“懺悔”之意。此說並無史實根據。雖然姚廣孝因“靖難之役”確曾遭到親、朋的冷遇和措詞嚴厲的譴責，但他並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當他的“僧錄司左善世”，積極幫助永樂帝料理佛教事務，包括監製永樂大鐘和從事著述等，直到84歲逝世為止。

《明史·姚廣孝傳》說他“晚著《道余錄》，頗毀先儒。”其實不然，從《道余錄》的內容看，主要是調和儒、佛矛盾，批駁宋儒對佛教的指責，闡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認為佛 教的“妙真如性”與程朱理學“道即是性”在性本體論上是一致的；他說：“佛願一切眾生皆成佛道，聖人言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為了證明儒、佛在綱常倫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為例，說宗杲雖身在叢林，但不忘世事，積極從事抗金事業，“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兩全”。姚廣孝如此立論，無非是想證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義，又不悖於儒家學說，對其所作所為毫無“懺悔”之意。因此，他負責監造永樂大鐘不但不能解釋為是為“懺悔”罪過，而且恰恰相反，是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為鞏固當朝統治服務。

第三、袁宏道《萬壽寺觀文皇舊鐘》詩中的“先皇舉手移天轂，無冠少師鬢髮禿。已將周吼一齊周，更假釋梵庇冥族。”兩句詩不能作為“懺悔”說的證據。袁宏道乃萬曆二十年進士，當是正統觀念很強的人，他對道衍和尚及“靖難之役”頗具微辭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觀點正確與否也要看有無事實根據。事實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廣孝監製永樂大鐘之前，先對在靖難之役中被殺之人口誅筆伐一番，說他們是“凶暴無賴，非化所遷”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麼還可能以耗費巨資，鑄萬鈞佛鐘的方式去“庇護”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純屬摻雜著頑固的封建正統觀念和詩人想象成份在內的主觀臆測，不足為憑。

由上述可見，乾隆帝的“懺悔”說不能成立。那麼，明成祖令姚廣孝監製大鐘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什麼呢？我們認為，這應該到永樂大鐘的銘文和永樂帝的施政活動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尋找，看其內心世界到底是怎樣產生的這些想法，然後才有可能正確地判斷其鑄鐘的真實意圖。

其實，明成祖鑄鐘意圖已明確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迴向》當中了，它被鑄在大鐘東側下方大鐘“御制款識”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顯著位置，這是經過將23萬餘字佛經銘文按“三進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結果，我們推測其目的很可能是為了突出這一《迴向》文及其中心思想。

該《迴向》文的主要內容有：“惟願如來闡教宗，惟願大發慈悲念，惟願皇圖萬世隆，惟願國泰民安樂，惟願時豐五穀登，惟願人人盡忠孝，惟願華夷一文軌，惟願治世常太平，惟願人民登壽域，惟願災難悉清除，惟願盜賊自殄絕，惟願和氣作禎祥”，……“敬願大明永一統”。從銘文的內容和邏輯分析，應該說，前邊的所謂“十二大願”既被囊括在“敬願大明永一統”當中，又構成它的前提，因為如果這“十二大願”仰仗佛祖保佑和經過自身努力都實現了，就可順理成章地達到“大明永一統”的理想境界。

明成祖之所以煞費苦心御制《大明神咒迴向》並把“大明永一統”作為最終的理想追求，絕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

從政治上說，明成祖作為一個有作為的守成帝王，他必須要考慮以他所能想到並有能力加以實施的種種方式來鞏固和擴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創下的大明基業。早在永樂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負責編纂大型類書，並要求：“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第二年十一月，解縉等將所編圖書進上，明成祖經過仔細翻檢，發現“尚多未備”，於是又命姚廣孝、劉季篪和解縉等組織人力重修，於永樂五年（1407）完成，賜名為《永樂大典》並親制序文，其中說：“朕嗣承鴻基，勔思纘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製作，所以齊政治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可見編《永樂大典》是為了“齊政治”，“同風俗”，從而維護和鞏固有明大一統的局面。

明太祖在位時期，歷經30年的浴血奮戰和苦心經營，通過用兵和招撫等手段，逐步統一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東起朝鮮，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積上遠不及漢、唐，西北尚未完全統一，北方還經常受到蒙元殘餘勢力的威脅。明成祖奪得皇位之後，在加強中央集權，促進經濟發展，努力增強國力的基礎上，積極採取措施，拓展大明邊疆，試圖鞏固和擴大明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其中有成功的舉措如建立努爾干都司確立對東北地區的管轄；實行“改土歸流”，設立貴州布政司，加強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積極經營西北並設立哈密衛；通過派鄭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諸島嶼，擴大了同海外幾十個國家的友好往來；冊封西藏各派宗教領袖並通過他們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等。

這些舉措都充分表明，他維護和擴大“大明統一”，促進“華夷一文軌”的堅定信念以及他為實現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據楊榮：《后北征記》記載，他晚年於永樂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連續三次北征蒙古，試圖以武力征服之，但均無功而返。在最後一次北征的回師途中的一次宴會上，他回顧了太祖御制詞五章之後，舉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鴻業”的心跡。不久，他就死在這次返師的途中。征服和統一蒙古的事業未竟，成了他終身的遺憾。因此，可以說，他當年鑄永樂大鐘不是為了別的，正是為了利用佛法對世人的感召力，來弘揚他統一中國的宏圖偉願。

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統”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關於經過“修、齊、治、平”而達到“大一統”的理念。“大一統”思想首倡於孔子，他在《論語·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亂”與西周時期的“秩序”加以比較：“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在這裡，他又把“春秋”這個“天下無道”時期分為三個階段，即“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執國命”，從而看出政權愈是下移，社會愈是混亂。因此，他主張建立象西周那樣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結束戰亂，恢復秩序。這雖然在形式上是“復古”，但骨子裡卻是要求實現國家統一。從漢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學均對孔子的“大一統”思想作過進一步的闡發，特別是朱熹，他通過對《大學》思想的解說，闡明了“大一統”觀念的具體內容和實現途徑，即所謂能容納儒家精髓的“三綱八目”。“三綱”是指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概括了“大一統”的內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指明了實現“大一統”的途徑。

明成祖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說，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學統一全國的思想，“使天下人獲睹經書之全，探見聖學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可見，他對“聖學”之底蘊理解得十分透徹，修身、齊家、治國的最終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業，擴大統一範圍，是要實現“大明永一統”的理想境界。

正因為這些思想在他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在永樂十四年（1416）討論遷都和營建北京城的時候，有臣下奏言，稱北京為形勝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他十分讚賞，並決定馬上開工營建北京城，為遷都做準備。可見，遷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關鍵舉措。因此，可以說，在遷都北京之際藉助弘揚佛法來宣傳以“大明永一統”為核心內容的施政綱領，才是他下令鑄造永樂大鐘的真實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鐘為載體，把自己從局部到整體的政治理念與眾多經過精心編撰和篩選的佛經、咒語溶鑄在一起，這並非他憑空想出來的，而是順應元末明初中國佛教的發展狀況，並加以巧妙利用的結果。

佛教發源於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古印度，大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以後漫長的傳播過程中，無論是傳入最早的漢傳佛教，還是公元六、七世紀傳入的藏傳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都逐漸與中國各地的傳統文化相融合，實現了佛教的中國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於元朝統治者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尋常的發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達“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有“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此後直至元末，仍然不斷地在全國各地增建和擴建寺院，或撥大量的土地、資金以扶植寺院經濟。這必然導致寺院和僧眾的進一步增加。據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眾多的僧侶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響的民間信徒，無疑將是一個十分巨大的數字。

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現寺院林立、僧團龐大和信徒眾多的情況，固然有元朝統治者過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歸根到底是因為在當時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十分嚴重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元末戰亂的黑暗歲月里，廣大人民群眾因無法擺脫現實生活中的苦難，便紛紛到佛教中去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從而使佛教贏得了廣泛的信教群眾基礎。

這是新興的明朝統治者無法迴避和必須認真對待的現實。弄得好可以得到這一宗教群體的歸順和擁護，弄不好必將危及新興王朝的統治和穩定。這一點，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攬“善世禪師”時就曾說過：“佛教肇興西土，流傳遍被華夷，善世凶頑，佐王綱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顧重。是故出三界而脫沉淪，永彰不滅，”認為：“景張佛教……人皆在家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朱棣在為重刻《法華經》、《金剛經》所作序文中也明確指出：佛教具有“陰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

正因為朱元璋父子對佛教的發展狀況和佛教對鞏固政權的重要意義都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所以在他們當了皇帝以後，對佛教都採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針。這一方針以及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諸如禮遇名僧，頻舉法會，廣泛冊封藏傳佛教各派領袖，重建或修繕寺院，扶植寺院經濟，大量刊印佛典，通過限制發放度牒和僧侶數目、年齡以及實行考試製度等方式抑制僧侶數目的過快增長，防止濫竽充數，嚴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締秘密宗教組織等。這些政策和措施，說到底都是為了在克服佛教負作用的基礎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強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會能量來為鞏固明朝統治服務。

上述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的實行對促進明初50年的社會穩定，特別是西藏地區的穩定起到明顯的效果。在內地，有眾多著名高僧如紹興寶林寺別峰、杭州天竺寺東溟等等都率徒眾接受朝廷的禮遇和規範，趨之若鶩地參與朝廷頻頻舉辦的各種“大法會”，大力弘揚佛法，勸人一心向善。這些都對促進社會穩定大有幫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較穩定。永樂年間（1403～1424）除了1420年山東唐賽兒假白蓮教起義短時間就被鎮壓之外，沒有再出現較大的不穩定因素。在西藏，由於明成祖在太祖冊封藏傳佛教各宗派領袖為“國師”並加強同西藏地區“茶馬”貿易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了對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領加封“大法王”、“大國師”及“西天佛子”等名號的舉措，使他們“轉相導化，以共尊中國”，從而實現了“西陲宴然，終明之世無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

永樂大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著手鑄造的，其目的是進一步以寓政治目標於佛教的方式，利用人們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來已久的影響力及感召力來潛移默化地引導人們：只有自覺地奉行“三綱五常”的倫理準則，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才能實現現世的安康幸福和對來世的美好憧憬。

首先，如前所述，永樂大鐘雖然在形式上是鑄滿經文、咒語的佛鐘，但它也絕不是單純為宣揚佛法，而是想藉助弘揚佛法來宣傳明成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迴向》所表述的內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來，“迴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眾生，引導人們尊奉佛法，積德行善，最後修成正果，進入西方極樂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他鑄鐘供養佛法，勸人為善，其最終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眾，使之共同來維護明朝的“大一統”江山。

當然，唐宋以來有不少鑄有少量佛經、咒語或簡短吉祥祝語的佛鐘。但是，象永樂大鐘這樣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大明神咒迴向》、《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佛說阿彌陀經》、《仁王護國陀羅尼經》、《佛頂大白傘蓋楞嚴陀羅尼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經文以及百餘種中、梵文咒語共23萬餘字都和諧有序地鑄在如此碩大的鐘體上，而且以《大明神咒迴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綱領鑄到經文環繞的顯著位置，在歷史上則為僅見。

其次，把上述經文鑄到鐘上，勸人念佛向善，是想藉助佛教關於生死輪迴和因果報應思想來維護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從而達到鞏固明朝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約13萬言，佔大鍾銘文的一多半，在鑄上大鐘之前，他還命人譜了曲，並向民間廣為散發，鼓動民眾念佛名求善報，目的是“朕統臨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務。”其內容主要是宣揚忠孝觀念和因果報應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為先”，“至孝在忠君”，並把忠孝觀念和因果報應結合起來，強調“不忠不孝即為大惡”，“天網恢恢，報應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該《佛名經》序中所說：“凡發善心稱讚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號者，即得種種善報，輕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種種惡報……，所謂為善者，忠於君上，孝於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寶，敬神明，遵王法，謹言行，愛惜物命，……如是則生享富貴，歿升天堂，受諸快樂。所謂為惡者，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寶，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謹言行，殘害物命，……如是則生遭重遣，死墮地獄，受諸苦報。”

鑄《法華經》、《金剛經》等，其實質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來維護“三綱五常”。他在《金剛經》序中勸導世人說，想達智慧成正果，“覺路非遙，履之即至”，“惟盡心以忠於君，竭誠以孝於親，不虧六行（據《金剛三昧經》載，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迴向行、十地行、等覺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國古代的五種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不纏根塵，心無妄想，無所住著，即見本性，不離宗旨，又能持誦此經，勤行修習，當即證大乘。”

第三，把政治意圖和“綱常”倫理溶於佛教之中，再把這些鑄於千百年來對人們特別是對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鐘上，意在藉助佛鐘的傳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

佛鐘亦稱梵鍾，大約產生於東漢時期，因為這時圓形的報時鐘已廣泛用於民間，而佛教恰好在東漢時期廣泛在中國傳播，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礎上，採用當時流行的報時鐘的形式來警示僧眾和傳播梵音。按《長阿含五？尼沙經》的說法，梵音有五大特點：正直、和雅、清澈、深滿和遍周遠聞，故採用報時鐘來傳播梵音和弘揚佛法比木製的“犍稚”更能滿足這些要求。現存最早的佛鐘即南朝陳太建七年（575）鍾就是一口圓形鍾。在以後的發展中，為了更好的傳播梵音，人們不斷地改進圓形鐘的形態和鑄造方法，追求鐘聲的完美、莊重、悠揚和遠播，從而使鍾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達到了“有寺必有鍾”的程度。

可見梵鍾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由於它的功能除了作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眾的信號之外，更主要的是傳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眾生。如唐朝和尚釋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鳴鐘部》所言：“洪鐘震響覺群生，聲遍十方無量土。含識群生普聞知，祓除眾生長夜苦。”又大鐘寺古鐘博物館所藏北宋熙寧十年（1077）所鑄銅鐘載有陰刻銘文：“增一阿含經雲，若打鐘願一切惡道並皆停止，得除五百億劫生死罪，云云。”受這些信念的影響，普通大眾對鐘聲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還編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謠在民間流傳，並把它鄭重其事地鑄到了鐘上：“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

永樂帝正是適應和利用這種需要，在遷都北京之際動員了眾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費巨資鑄造了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於神祉的永樂大鐘。它承載著經過精心編撰的經文、咒語，一擊，“聲聞數十里”，字字皆音，達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滿”的谹谹之聲“遍周遠聞”的極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實現在《大明神咒迴向》中所提出的以“敬願大明永一統”為終極訴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說，永樂大鐘是寓政治於佛教的成功典範，是永樂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創舉，也是留給我們的歷史文化遺產。從今天來看，剔除其封建專制主義的糟粕，宣傳其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謀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早在民國時期，北洋軍閥張宗昌就曾對永樂大鐘的鐘身銘文做過一次拓印整理，但極不完整，現已殘損不堪。此後，在90年代中期，北京各界人士聯手對大鐘銘文進行全面補拓、整理和編輯，並採用傳統印刷、裝幀工藝，出版了《永樂大鐘銘文真跡》。對於這次歷時多年的拓印工程，內行人稱，由於鐘體的經文都是陽文雕刻，傳統的紙張拓印，非常不清晰，更加無法作為字帖用。

起初，計算中心的工作人員也曾嘗試從3D照片中直接摳字，結果，即使是一個熟練的工程師，大半天也只能摳出六七個字。不僅如此，劉清珺直言，這樣效率低不說，且頂多是去掉背景的局部照片，絕非真正意義上的拓印。

2014年9月，在三維技術、數學運算的助力下，永樂大鐘“通體”所鑄的23萬字佛教經咒已得到數字化重現。這是本市乃至國內首次實現數字化技術拓印鐘鼎文字。

2008年4月29日，北京大鐘寺的永樂大鐘傳來莊重肅穆的鐘聲。為迎接第29屆奧運會倒計時100天，永樂大鐘破例敲響29下。據北京海淀區文化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介紹，此次鳴鐘是永樂大鐘第一次在白天正式敲響。

伴隨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自然滲透和完美融合，海淀區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鐘寺的鐘聲文化已以其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豐富的文化積澱逐步成長為有北京特色的國際性文化品牌。每逢辭舊迎新之際、節慶之時，人們紛紛來此撞鐘祈福，將最美好的心愿和祝福帶給親朋好友，而一直以來永樂大鐘也因其莊嚴肅穆的鐘聲傳播和深遠的象徵意義，吸引著無數的中外遊客，素來享有"鐘王"之美譽。此次活動，海淀居民希望借鐘聲表達心向奧運的美好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