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齋遺書

許衡(1209-1281)，字仲平，學者因其所署稱魯齋先生。懷慶路河內，（今河南沁陽）人，

元代理學家、教育家。自幼聰穎好學，7歲從師讀章句，即問其師：“讀書為何？”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授書均問其義旨，老師很難回答，只好辭館而去，如是者三師。許衡生逢戰亂之世，而他卻嗜學不輟，家貧無力購書，即借讀自抄。於儒家經典不僅究其文義，而且身體力行，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他遊學往來於河、洛間，在蘇門(今河南輝縣北)結識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程顥、程頤)及新安朱氏(朱熹)之書，初識理學，自覺受益匪淺，嘗對其弟子慨然嘆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尋居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曾說：“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任之也。”

1254年忽必烈在關中稱王，於京兆封地置宣撫司，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經姚樞引薦召許衡為京兆提學，郡縣皆設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即位后，召衡至京師授為國子祭酒。至元二年(1256)以安童為右丞相，詔請許衡輔之。曾上《時務五事》疏，提出行漢法、修德性、用賢才、興學校等有關立國建議，受到褒獎，至元八年(1271)召命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乃征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等12人為伴讀，分處各齋為齋長，建立制度、講究教法，國學大興。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制訂授時新曆，再召許衡以原職領太史院事，幫助郭守敬完成《授時歷》。至正十七年(1280)歷成返鄉，次年病逝。大德元年(1297)贈司徒，謚文正。皇慶二年(1313)從祀孔子廟廷。

許衡是元代初年繼趙復之後的著名理學家，與吳澄齊名，時有“南吳北許”之譽。通過他的講學、從政等活動，對於程朱理學在元代確立其學術地位和傳播，起到重要作用；參與朝廷朝儀、官制、學校、曆法等制度的制訂，主持國學，促進了元代政治，教育的發展。

許衡的主要著作有《大學直解》、《中庸直解》、《讀易私言》、《小學大義》、《大學要略》等，后輯為《魯齋遺書》亦名《許文正公文集》，編入《四庫全書》並收入《四庫全書珍本》。

《魯齋遺書》是後人收集許衡著作而成書。按《四庫全書提要》記載：該書初由衡7世孫婿郝亞卿輯其遺文未竟，繼而由河內教諭宰廷俊編成，何塘為之作序。明嘉靖四年(1525)山陰肖鳴風校刊於汴，並自為之序。其時適逢應內翰元忠奉使過汴，認為舊本次第似有未當，乃加以重編，增入《內法》及《大學直解》、《中庸直解》等，名曰：《魯齋全書》。肖鳴風認為，先生著作尚多散佚，未敢謂全也，故更名《遺書》。故此本為應良所編，而鳴鳳更名者也。

全書14卷。前12卷按語錄、小學四書直解、奏疏、雜著、書狀、詩詞等分類輯成，后2卷附錄像贊誥敕之類及後人書識之文。內容繁雜，包括其學術、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反映其教育觀點的主要篇目有：《語錄上》、《語錄下》、《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小大學或問》、《明明德》、《大學直解》、《中庸直解》、《讀易私言》、《時務五事》、《與子師可》等。

許衡對程朱理學沒有更多、更新的貢獻，但卻使程朱理學的餘澤延續至有元一代，而許衡平生之議論宗旨，則全賴此編以存。明正德刊本作七卷，正德十三年（1518）刊本作十卷，萬曆刊本作十一卷；清有《四庫全書》本，乾隆五十五年（1790）懷慶刊本作十四卷。

許衡認為，“太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為一，一氣既分，天地定位。萬物之靈，惟人為貴”，也即在未有太極之前，道已獨立存在，道生出了太極；宇宙的本原是道，道生太極，則太極是理，理生一氣，一氣分陰陽，判為天地；有了天地，就有了人和萬物；人是萬物之靈，承天履地。顯然，許衡的宇宙觀是在承襲朱熹的陳言，是道地的客觀唯心主義。在《語錄》中，他談到了、“理”與“天”與“物”的關係，他說：“事物必有理，未有天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物必有理”和“無物則理何所寓”的說法顯然具有唯物主義因素；但在闡述理出於天，還是天出於理時，他卻回答“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則又明顯滑到了唯心主義；同時，許衡的這一思想又與陸九淵的心學掛上了鉤，他自問自答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這和陸九淵的說法-樣，把心能反映天地說成了心就是天地。

許衡與他的前輩-樣，把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看作自然秩序，在《語錄》中他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後事可得而理。為君長，敬天地、祖宗、鬼神；為百執事，敬事君長；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順”；他再三強調三綱五常是社會生活的根本，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個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備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備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不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在許衡看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天定的“不易之理”。對於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治一亂，許衡用所謂“天人交勝”的原理來加以解釋，認為天與人無時不是統一的；在《與竇先生》書中，他又在天與人之外，提出了“命”這一範疇，指出“析麗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認為“命”是最高範疇，它既決定人，也決定“天”，“命”也就是“時勢”；他說“理”是事物的“反以然”和“所當然”，前者叫“命”後者叫“義”，都是人們“窮理”的對象。

許衡認為元朝的統治者應該繼續繼承孔孟道統，在上忽必烈的《時務五事》中，認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時以長久”，“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他推銷的“漢法”則是儒家傳統的“仁義”、“王道”、“德政”，指出得天下之道是“愛與公”，提醒蒙古皇帝“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針對蒙古貴族統治下人分四等的政策，他告誡統治者應該做到“天下一家，一視同仁”，如此，才能達到君民之間的穩定，以利於長治久安。在天理與人慾的問題上，許衡基本上重複宋儒的陳言，但措詞與解釋稍有不同，他認為性是天賦，得自天命，提出“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的命題，把性分作“本然之性”和“氣稟之性”，也就是宋儒的“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在二性關係上，他的解釋比宋儒還要極端；認為養性的工夫一是存養，二是省察，所謂“存養”，就是“存天理之本然”，“執之不使變遷”，就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的強去安排與他”；所謂“省察”，就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惡是氣稟人慾，即遏之不使滋長”。

歸納其關於教育的論述，主要有以下幾點：

立國之本

許衡在給元世祖的《時務五事》疏中，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立國之本的建議。他首先以孔孟之道為主旨，強調入主中土必行漢法的歷史規律，認為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實乃“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其次，許衡提出中書之務，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人之賢否，未知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強調知人、用人在國家事務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他以堯、舜為例，指出“為君難，為臣不易”之理，闡明為君之道和賢者的標準。他說：“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也。”作為君主，不僅要自己慎言、踐言，履行為國為民的職責，還要注意遠奸佞，近賢才，真正明確“天下樹君本為民”的道理。作為賢才，則要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第四，強調農桑、學校乃治國要道。他例舉堯、舜治國達於“庶績咸熙”正在於他善用稷、契，以“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如此則“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農桑、學校“此輔贊堯、舜之實也。“在興學校方面他主張“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第五強調國家安定，百姓各安其業的重要性。

立教之本

許衡十分推崇朱熹關於“小學’、“大學”為學之序的思想，認為二者在人之為學受教之中，各有其用，缺一不可。為此他曾專門撰寫“小學大義”一篇。文中說：“古者民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白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心，養其德性，及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在他看來，這正是“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的基本原因。然而千百年來，學者以已意為學，以至“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學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他認為，雖經唐韓文公引《大學》節目以為為治之序，又經北宋伊洛先生，表彰《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但直到近世朱子，方才以孔門聖賢設教為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小學》之書，意義重大。因此，在他從姚樞處抄錄《小學》之書後，認為人之為學必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小學》為始，並“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在他給兒子師可的信中也曾說道：“《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使令講習，望有得於此，他書雖不治無憾也。”許衡如此強調《小學》，實際上是在強調朱熹關於灑掃應對的日常工夫，以為這正是理學的入門和要津。

教育目的

許衡的教育思想，是以道德教育為主的，而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在他的理學心性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他的《語錄》、《小學大義》、《小大學或問》、《朋明德》等著作中，反覆論述道德教育目的就在於“明倫”，“復理”。《小學大義》指出：“蓋人之良心本無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慾所蔽，私意安作，始有不善。“因此聖人設教，目的在於“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通過教育“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他還十分強調“明倫”’認為“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務之則，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在他看來“明倫”，是維護統治的第一需要。他說：“蓋人不能明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淆亂而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為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為學。

在《明明德》一文中，他從理論上對此問題進行了更為充分的闡述。認為人性先天賦有天理、明德，這是人皆有的本然之性，但先天之性也受到氣的清濁不同的影響。人性受生之初，所稟之氣即有清、有濁、有美、有惡。稟其清者則為智，稟其濁者則為愚，稟其美者則為賢，稟其惡者則為不肖。全清全美，其明德全不昧，謂之聖人；全濁全惡，明德全昧，謂之惡人。清美之氣所得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分數，便是堵塞了的分數。每個人清、濁、美、惡分數不齊，多寡不一，所以人的品質便千差萬別，等第懸殊。這種區別，大體上可分做上、中、下三品：“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為惡常順，為善常難；在五分以上，則為善常順，為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為善為惡，交戰於胸中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為善，外有惡言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為惡。”然而，這種生來所稟之氣是可以變化的，“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濁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導致變化的條件是“縱情慾則清美變濁惡，明明德則濁惡變清美。”由此他得出結論，教育功用全在於變化氣質，去其昏蔌，復其明德，識見天理。他說：“聖人哀憐故設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這種觀點顯然是程朱理學“復性”之說和“存天理，滅人慾”教育思想的具體表述和發展。

道德教育的方法

許衡根據理學教育變化氣質的原理，在道德教育的原則、方法上提出持敬，謹慎、審察的主張。他在《明明德》一文中認為“為學之初先要持敬呢”，“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怎樣才能做到持敬？他指出：“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敬而靜常念天地鬼神臨之”，“心裡長存敬畏”，“戒慎而不敢忽”，“恐懼而不敢慢”，“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要惶惶然警惕不善之之念，即人慾的發生，以“存天理之本然”。持敬具體表現就是敬身，而敬身之目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有此四目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人能依此涵養；達到“主一”自定常存，無私昏蔽。

許衡主張“持敬”，是說當人獨處時，其心不接觸外物，自然不存在物慾昏蔽的問題。但當臨事接物之時，即要採用“謹慎”的方法，《語錄》上說，心與外物剛剛接觸之時，正是“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正因為人的好壞善惡常常決定於一念之差，所以必須採取“謹慎”的功夫，即防微杜漸的方法，將不善之念禁絕於萌發之際，這是非常重要的。至於說如何防微杜漸，確實作到謹慎，這還要看一個人是否能有“審察”的功夫，這種審察不是向外的觀察，而是一個人通過自省自悟的自覺，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標準。只有時常進行自省自悟的審察，人們才能自覺地謹慎、持敬、保持他本然的善。

綜觀《魯齋遺書》中反映的許衡的教育觀點，不難看出，其理論雖不十分深奧，但卻言簡意賅、明白質樸、達意而止。它是程朱理學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將《小學》、《四書》敬信如神明，而且把教學內容擴及到子史、算學、星曆、名物、兵刑、食貨、水利等方面，幫助學生掌握“治生”的知識和本領；不僅強調“明倫”、“復理”為教育目的，而且吸收陸學之長，強調“本心自悟”，反映出朱陸揉合的傾向，實為明代王學產生之橋樑。他在為設教方面所做的貢獻，正如歐陽元《許衡神道碑》中所做的評述：“其為學也以明德達用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難責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當枘鑿，不少變其理距也。”充分說明，許衡所著《魯齋遺書》是對元代教育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