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游商幫

清商品濟展，商品流領域擴，商躍，逐漸形商幫。著名的有徽商、晉商、江右幫、洞庭商幫、山東商幫、秦商、潮商、閩商、龍游商幫、寧波商幫等十大商幫。

徽商、晉商商爭雄，冷防浙江南崛頗影響龍游商幫。龍游歷史上有一個當年堪稱國家級的大“幫派”，當然，這個大“幫派”系明清時列全國十大商幫之一的龍游商幫。龍游商幫雖以龍游命名，但並非單指龍游一縣的商人，而是實指浙江衢州府所屬龍游、常山縣、西安（今衢縣）、開化和江山五縣的商人，其中以龍游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之名，簡稱“龍游幫”。

商幫，商品濟展標誌。

在明中葉嘉靖、萬曆年間（1522-1620），十大商幫中最活躍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龍游商，當時社會上流傳著兩句諺語：“鑽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龍游商”。這反映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龍游商人遍布全國並雄踞商界的事實。龍遊歷史上為姑篾文化發祥地，更是“入閩要道”、“金衢處徽之沖”，為古代重要鹽道餉道，“通浙孔道，饋餉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閩贛4省交通樞紐。明人徐復初說：“邑（龍游）當孔道，舟車所至，商貨所通，紛總填溢。”龍遊人農耕之外，借交通之便，經商乃成謀生重要手段，加之龍游社會上素不賤商，頭腦活絡之人多選經商之路。龍游有豐富的資源，這也為他們經商提供了物質條件。龍游多山林竹木和茶漆糧油等，這些土特產品成為龍游商最重要的外貿商品。

當時的龍游商幫，以龍游商人為主體，涵蓋了周圍衢州諸縣的商家。龍游商幫的形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發軔於南宋，活躍於明中葉，至清乾隆年間為鼎盛。宋室南遷后，建都杭州，為了方便同長江沿岸抗金前線的聯繫，官府修建了東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贛的官道。這條官道在龍游和壽昌交界的梅嶺關入龍游境，龍游商視此為大好商機，就把木材運到杭州銷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經商致富，如龍游韋塘人朱世榮，“流寓常州致巨富，置產亘常州三縣之半，后歸衢江古碼里，復大置產，當時以為財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個以龍游商人為中心，帶動整個衢州地區商人們的流域性商業團體響亮登場，他們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遠征邊關，漂洋出海，以“遍地龍游”的氣勢被人們稱為“龍游幫”。據史料記載：明萬曆年間，“龍丘之民，往往糊口於四方，誦讀之外，農賈相半”。明天啟年間，“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幾空縣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間至宣府大同做邊貿生意，“一往返旬月，獲利必倍，歲得數萬金，自是兄弟更相往來，垂20餘年，遂成大賈。”至清乾隆年間童氏家族：“多行賈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過十之三四耳。”

龍游商幫不像晉商手握巨資，經營票號，在金融市場上顯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壟斷鹽鹺，聲名顯赫。龍游商幫的顯著特點是，埋頭苦幹，不露聲色，卻在珠寶古董業中獨佔鰲頭，又在印書刻書販書業中從事於文化傳播，還在海外貿易中插上一手，成為頗具實力的一大商幫。

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雇傭關係的新生產關係。龍游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明清時期龍游商幫是當時活躍於商壇的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它之所以能在與實力雄厚的徽商、晉商等競爭中獨樹一幟，在珠寶業、墾拓業、造紙業和印書業中立於不敗之地，除了它有開拓進取、不怕艱苦的精神和善於經營管理之外，恐怕與它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誠實守信職業道德有著密切的關聯。

龍游商人在營商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儒術飾賈事”。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龍游商幫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範，正是龍游商幫獲得成功的要訣。龍游商人傅家來開設傅立宗紙號，視產品質量為企業立身之本，精益求精，所造之紙，質量上乘，且比同行出產的同一件紙號要重十多斤之多。從把握造紙生產流程每個環節入手，嚴格檢驗，次品決不出售。產品享譽大江南北，歷久不衰。為了表示對用戶負責和維持良好的信譽，其產品都統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記。

與龍游商幫誠實守信的職業道德相比，市場信用環境卻長期不容樂觀，少數企業和個人紅眼於周邊地區的發展，心態浮躁，急功近利，甚至不擇手段，前些年上街貿易大樓曾一度聚集眾多商貿私營公司，但多為“殺豬”公司，彼此間以騙取外地客商的貨物為能事；外地車子被當地的貨運配載信息中心所騙的投訴也不絕於耳；當地銀行的不良資產中，因企業“失信”而造成的約佔45%；有關調查也表明，連衢州人對當地企業的信用評價都已信心不足，普遍認為當地企業好於國外企業，省內其他市企業好於當地企業。在這樣的背景下，龍游商人的誠信精神，在當地尤其值得弘揚。信用衢州的建設，除了要繼續加大治理力度之外，內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教化學說的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就在於在實施教化過程中，把社會的道德規範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在這方面，龍游商幫自覺地以儒家道德觀念規範自己的商業行動，把信、誠作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則，無疑為當地經濟主體樹立了極好的榜樣。

馳騁於商界的龍游商幫，其經營區域甚廣，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史書記載：龍游商幫商人“挾資以出守為恆業，即秦、晉、滇、蜀，萬里視若比舍，俗有遍地龍游之諺”。明萬曆年間流傳的“遍地龍游”之民諺，有力地說明了龍游商幫與享有“鑽天洞庭”、“無徽不成鎮”等美譽的洞庭商幫與徽州商幫一樣，都是明清時期稱雄商界的頗有影響的地域商幫。龍游幫商人大多從事長途販銷活動，“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不僅活躍在江南、北京、湖南、湖北和閩粵諸地，而且還一直深入到西北、西南等偏遠省份。如據有關文獻記載：明成化年間，僅雲南姚安府（即今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聚集了浙江龍游商人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萬人。

龍游商幫這種開拓進取、不畏艱辛、不戀家土的敬業精神，和當代溫台地區的企業家精神本質上是一致的，溫台地區農民（農村剩餘勞動力）為尋求生路，寧願背井離鄉，在外面開闊了眼界和有了微薄的積累之後，他們便把自己的信息、知識、經驗及外界人緣等資源向親朋好友擴散。溫台經濟發展最初的衝動來自於民間，由卑微又見多識廣的民間能人推動、發動。遺憾的是龍游商幫的創業衝動卻未能上升為浙西地區的區域人文精神，其可貴的商業精神最終仍淹沒於強勢農耕文化中。到民國時期，連龍游當地商業也幾乎全落入外地商人手中，“遍地龍游之說”也漸成絕唱。當地要大力弘揚“龍游商幫”的走出去精神，一方面要繼續堅定不移地開展勞務輸出，讓廣大農村剩餘勞動力在走出去中接受市場的洗禮，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民間創業者。另一方面在接受產業梯度轉移的同時，還要大力推動和支持市內有比較優勢、市外有市場的企業有計劃、有步驟地到外地辦廠，從而推動從產品到要素、從資本到技術全面主動地進入國內外市場，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明清時期，有許多外籍商人紛紛奔赴龍游經商，有的還寓居於龍游，加入龍游商幫的行列，並把各自的經商經驗帶入到了龍游商幫中，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間曾率眾在龍游經營有典業和田莊；汪文俊在龍游經營有鹽業。又如贛商周學錦在康熙年間從江西撫州趨利業商於龍游，並定居於此。還如閩商三元戴馮氏、黃靜齋、池明英等都先後經商於龍游。清末至民國時期，龍游縣籍商人漸少，客籍居多，他們大多來自浙江的遂昌、蘭溪、義烏、處州、紹興、寧波和徽州府所屬各縣，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見，龍游商幫商人群體融合了徽商、粵商、蘇商、浙商、閩商和贛商等外地商幫商人。龍游商幫的形成基於血緣地緣關係，本質上具有排他性，但他們卻能容納其他商幫的商人的融入，足可見其胸襟的寬大。

然而隨著龍游商幫的沒落，這方曾經如此大氣十足的土地，反而漸生一種“排外”情結。很難想象，前些年在龍游商幫的發源地會發生因眼紅外地布商物美價廉，而引發的哄搶布匹事件。去年投資環境的一項調查也表明，大多數經濟主體有看到、聽到過或有過受本地人欺騙壓制的感覺。證實了衢州人有較濃的排外傾向。這些年的實踐證明，當地要加快發展，就必須承接龍游商幫的開放胸襟，真正培育出兼容並蓄的城市精神。要廣為吸納來自於海內外的技術、資本、管理、人才等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吸收當今最先進的發展理念、思想觀念，為發展服務，培育衢州人友好親善、大度包容、海納百川的胸懷。在加強本地企業家的建設的同時，要引導他們向外來企業家學習，使他們開闊視野，增長才幹，克服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的小農意識，進一步做大做強企業。

後人在嘆惋龍游商幫如此行色匆匆地消失於歷史舞台時，多把原因歸結為當時的交通變化及戰亂。然而外在的條件變化並非根本，如二戰過後的德、日兩國仍然能於滿目瘡夷中復興；溫台地區的商業傳統雖幾經抑制卻是“春風吹又生”。區域經濟的長遠發展歸根到底靠的是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和底蘊。儒學氛圍中崛起的龍游商幫，有著較高的文化水準，這是與當時眾多商幫的最大區別。明代與唐寅（伯虎）、文徵明齊名的一代名士李維楨，即專為龍游商人李汝衡立傳，題為《贈李汝衡序》；龍游商人童佩、胡貿也與一代名士王世貞、歸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龍游商人能與這些清高自許的名士結交，若非氣質相近是很難解釋的。龍游商人“賈而好儒”之風可見一斑。然而文化優勢能助龍游商幫成就一個個奇迹，接下來，傳統文化的桎梏卻註定龍游商幫走不了太遠。地處南宗儒學中心的浙西地區，歷代方誌在記述商業和商人時，都是低調處理。浙西人從內心深處鄙視商業和商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農抑商，二是重仕輕商。在這樣具有很強宗法色彩的儒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龍游商人大多始終未能培植出對商業的忠心。龍游商人中從商而終的極少，多數人無論是發了家或是賠了本，最終還是葉落歸根，返回到以農為本的老路上來。一些富有的商人或把精力和財產投入官場競逐；或如龍游葉氏家族將經商所得巨資悉數投入葉氏建築群，而很少有人去投資產業擴大再生產。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樣受南宗儒學滋養的溫州、金華等浙東南地區，卻批判地繼承了朱子理學，形成了有別於傳統儒家文化的區域文化——“永嘉學派”和“金華呂學”、“永康之學”等流派。文化傳統決定人們的價值選擇，“永嘉學派”“金華呂學”講究實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價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強化了溫州、金華等地的民間心理和區域文化傳統，構成了區域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遺傳因子”。而衢州、龍游雖有柯山、清獻、鳳梧等大書院，但這些書院因循守舊，抱殘守缺，也無一流名家學者，因此即便歷史上因緣際會出現了龍游商幫這樣大規模的商人群體，也未能與之結合，產生充滿活力的重商文化，反而使浙西地區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中庸保守文化傳統的沉重負荷，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了限制，以至幾次與經濟騰飛的契機錯失交臂。當前，要從龍游商幫的衰落中汲取經驗教訓，就必須進一步強化現代商業文化的氛圍，以求縮小與省內發達地區的差距，並爭取在同一梯度地區中佔據優勢。要堅持不懈地導入現代商業文化的先進觀念和相關知識，在幹部和群眾中開展教育、培訓和傳播，以新觀念新知識逐步取代舊觀念。迫切需要強化現代市場經濟觀念與知識、經濟全球化觀念與知識、現代社會法制和經濟倫理觀念與知識、現代商業道德觀念與知識等的教化，克服小農經濟意識、封建主義殘餘意識和傳統計劃經濟意識。當全社會真正形成了有利於企業家生長的社會環境、體制環境、人文環境之時，龍游商幫的復興也就為期不遠了。

時光流逝，沖淡了龍游商幫創立的輝煌業績，只留下一個個散落在浙西大地上的民居大院。作為後人，不能因為只是綴串起這一個個珍珠，向世人炫耀祖上也曾風光過就知足了。什麼時候才能重新迎來浙西新一代“商幫”的復興？這才是當前研究龍游商幫歷史的真實所在。

僻居於浙西山區的龍游商幫在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在明萬曆時已有“遍地龍游”之諺（參見萬曆《龍游縣誌》），與當時馳名的“無徽不成鎮”、“鑽天洞庭”的徽商\蘇商等並駕齊驅。其所以能在市場競爭中嶄露頭角，是與它有著良好的商業道德很有關係，聲譽良好，贏得了人們的信任。反之，也有些商人欺詐造假，只能矇騙一時，不能長久立足於商壇。明代浙江人張應俞編著了《杜騙新書》，列舉24類84則騙術，這就是明代中葉以來商壇上不誠信的劣跡（詳見拙著《明清時期商業及商人書之研究》下篇第6章。該書為《國學精粹叢書》的一種，台灣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

相比之下，龍游商幫的誠實守信就顯得非常可貴。龍游商人傅家來開設傅立宗紙號，非常注重產品的質量，精益求精，所造之紙，堅韌白凈，均勻齊整，比其他家的紙在同一件紙號中重十多斤。造紙是多工序的生產流程，他為了保證質量，層層把關，嚴格檢驗，次品決不出售。產品暢銷大江南北，經久不衰。為了表示對用戶負責和維持良好的信譽，他的產品都統一加印

“西山傅立宗”印記。

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譽著稱，冠為金（華）衢（州）嚴（州）三府第一家。自從胡筱漁接管以來，非常重視信譽，以誠實守信教育每一位職工，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銷，童叟無欺，決不二價。為了防止流通中有銀元摻假損害顧客利益，特聘請了三位有經驗的驗銀工，嚴格檢驗，凡經過他店的銀幣加以“姜益大”印記，讓顧客放心。在經營中目光遠大，不以短期行為來賺錢，為了信譽，寧願承擔暫時的損失。有一次，他在海寧訂購了7500匹石門布，價值6萬銀元，在運輸過程中遭劫，這本不關姜益大店的事，海寧布商亦立即派人來龍游處理此事，主動承擔損失，胡筱漁重義疏財，當場償付了對方6萬元布款，還再訂購了7500匹棉布，並熱情款待海寧布商。由於這一義舉，姜益大布店信譽大增，遐邇聞名，在以後的經商活動中，凡碰到貨物緊俏時，海寧等地布商都首先滿足他的貨源需求，全力支持他渡過難關。他對職工也以禮相待，以誠相待，從不刻薄，職工中年長者，以叔伯相稱，同輩以兄弟、晚輩以弟侄相呼，平等待人。年終還發“紅利壓歲錢”，春節賞每一職工一匹布代價的獎勵金。以心比心，誠摯待人，職工受感動，工作就更負責，保證了姜益大的良好運作。

大絲綢商李汝衡，商品販銷到湖廣十五郡，幾乎壟斷了楚湘的絲綢市場。他職業道德良好，待人寬厚誠信，人望甚好。明代大文人李維楨著文讚揚他：“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龍遊人也。……至汝衡而資益拓，所居積綺縠紵罽，遍四方之珍異，挽舟轉轂以百數，所冠帶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與時低昂，人或就之貰貸無所靳，亦不責子錢，久乃或負之，遂不復言。……楚人慕其誼，爭交歡汝衡。”（《大泌山房集》卷68，《贈李汝衡序》）

龍游本是姑篾故國舊地，素有重文化的傳統，詩書禮樂傳家，耕讀遵禮，弦歌不絕。就是出為賈也不忘讀書，故首選造紙刻書籍為業。龍游新造之紙在明代已具名氣。明著名刻書家余象鬥文台，他刻印書籍尤注重用紙，他品評全國著名紙品有徽歙紙（青光白滑冰翼凝霜，績溪龍鬚，西山觀音紙），江西紙（觀音蓮七紙），鉛山（奏本）紙等，而認為浙江衢紙尤勝，“連四紙，開化縣有連三連四紙亦佳，只要白厚無粉者為妙。”“常山縣有榜紙，並中夾紙奏本紙次於鉛山。”龍游縣溪口鎮是龐大的造紙中心兼銷售市場，紙商麕集。乾隆間閩商林瓊茂來龍擇地上塘設坊造紙，傳至其孫林巨倫，已“積貲巨萬”。書商童佩，名噪一時，刻書販書大江南北，其父彥清，“最稱儒雅，不寢然諾。”幼時從父販書吳越間，“喜讀書，手一帙，坐船間，日夜不輟，歷歲久，流覽既富，所為詩風格清越，不失古音。為他文亦工善，尤善考證書畫金石彝敦之屬。”王世貞稱其“藏書萬卷，皆其手所自校者”，是著名藏書家刻書家。所刻之書質量上乘，深受學者歡迎，時之名流碩儒王世貞、王穉登、歸有光引之座客，並為他作序作傳。他本人有《童子鳴集》、《佩萸雜錄》、《九華遊記》、《南獄東岱詩》、與余湘合纂《龍游縣誌》等。刻印過《徐侍郎集》、《文房四譜》、《楊盈川集》等。他的學問深得名儒稱讚，胡應麟見其書目曰：“所臚列經史子集，皆犁然會心，令人手舞足蹈。”引為“子期”好友，王世貞更稱之為“千古是知音”。龍游童氏是書香門第，業書賈者眾。如童富，“為書賈，往來閩粵吳中貿遷，……為人坦夷朴茂，樂善好施，……湖海之士，多嘖嘖稱之。”另一位書賈胡貿，承父兄書業，“往來賈書肆及士人家”，也是有名的書賈。明代大學問家唐順之荊川謙曰：“非貿，則予事無與成”。與唐深交，胡死後唐曾贈棺以殮。龍游望族余氏也是世代營印書業，曾在江蘇太倉州婁縣開設書肆。“清初，龍游余氏開書肆於婁縣，刊讀本四書字畫無偽，遠近購買。”

上述僅是龍游商幫中的幾個例子。龍游商人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亦賈亦儒，保持著良好的節操，以人品為重，注重自身修養，有社會責任感，誠信為本，終於事業有成。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發揚我國優秀的道德傳統，完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職業道德，提倡人人誠信，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這是這個時代的一項重要工作。

點評：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龍游商幫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龍游縣為中心的衢商集團，它萌發於南宋，興盛於明代中葉，以經營珠寶業、販書業、紙張業著名。明萬曆年間（1573—1602），它於徽商、晉商以及江右幫商人在商場中角逐，稱雄一時，故有“遍地龍游”之諺。它以一府一縣之地為基礎，聚集了大量資金，而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至清代逐漸為寧紹商幫所替代。

主 要 行 業 銷 售 范 圍 重要集鎮、代表商行或人物

1 紙　商　遠銷江蘇一帶　龍游溪口鎮是造紙和紙張貿易中心

2 書　商　浙江、江蘇、河北及山東、京師　明代龍游書商、藏書家童佩

3 糧食商　毗鄰各省　龍游茶圩米市，年銷量1200萬噸

4 山貨商　全國及東南亞各國　衚衕和號，年產各類油10萬餘斤

5 藥材商　毗鄰地區　龍游縣城滋福堂藥店

6 絲綢棉布商　遠銷湖廣一帶　龍游縣城百年老店姜益大廣貨店

7 珠寶商　最大市場在京師　一般單人匹馬經營

8 海外貿易商　日本、東南亞各國　海外走私貿易為主

9 邊貿商　遠銷緬甸、印度　在雲南姚安地區墾荒經商

龍游商幫經營行業頗廣，有山貨、紙、刻印販書、珠寶古董、長途販運、農業屯墾、礦冶等。

山貨業。皆為當地產品竹木茶油漆煙。清康熙年間龍游縣誌記載：“南鄉稍有竹木紙筍之利，可以貿易他郡……北鄉則止有桕油一項。”

造紙業。造紙多以作坊或工遺址龍游北鄉古商道場形式生產，自產自銷，具有若干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溪口鎮是生產和銷售的中心。該鎮：“其繁盛，乃倍於城市焉。”

刻印販書業。龍游多產紙木，可刻印書籍，又有文化傳統，一些文人學士放下架子，從事於刻印販書業以聚財。望族余氏，還在江蘇婁縣開設書坊書肆，刊印讀本安畫，銷路很好。書販胡貿善錐書，經常和一些文人交往。明大學者唐順之因愛書，把胡貿引為座上客。他還說：“非貿，則予事無與成。”把自己成就歸之於與胡貿的交往。

珠寶古董業。經營珠寶業一需有雄厚資金，二需有鑒別觀賞能力，三需有進貨銷貨的渠道，四需有能躲過被劫被盜的應變能力。古書記載：“龍游商賈，其所賈多明珠、翠羽、寶石、貓眼類較（軟）物。千金之貨，只一身自齎京師、販絮、僧鞋、蒙戎、襤褸巨疽、膏藥內皆寶珠所藏，人無所知者。”可見龍游商人不但有雄厚的資金，還具有較高文化和應變能力，處事謹慎，是不事張揚的實幹商人，

長途販運業。據王文祿《策樞》記載，龍游商人李汝衡，擁有重資，常備百餘輛（艘）車船運銷貨物，把絲綢遠銷到湖北一省十五郡之地，佔領了全省銷售市場。明嘉靖年間捕獲的走私貿易中，就有龍游商人參與其事。

礦冶業。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中記載，有龍遊人祝十八，聚礦工有數百人，在平洋銅塘、吳村一帶從事礦冶。龍游商幫肯吃苦，不畏艱辛，不怕路遙道險。

他們足跡遍及全國各地，直至海外日本、呂宋等地。如在明嘉靖年間，就發現海外通商者中有龍游商人。另外，早於明成化元年（1465）龍游商人就與江西安福商人一起，到雲南姚安（今楚雄）從事屯墾，種植糧食和經濟作物。他們數萬人長途跋涉，克服了水土不服等困難，在雲貴一帶從事經商墾荒，享有“天涯賈客”之譽，為我國西南的開發立下汗馬功勞，至今雲貴高原還有許多龍遊人的後代。可以說龍游商幫是中國歷史上西部開發的先驅之一。

龍游商幫之所以名重一時，還因為他們具有寬容、誠信等品性和良好的職業道德。如紙商傅立宗，紙優價實，為保證質量，紙品統加印“西山傅立宗”字樣，從示信用。姜益大棉布號，特聘了3名驗銀工，凡經流通該店的通貨，皆加蓋印記，以示負責。滋福堂是著名中藥店，以重金延請名醫監製丸藥，配製成藥準確無誤，分工細密，層層檢驗，要求葯工對顧客的健康負責。龍游商人從不排外，善待遷居來龍經商者，如經營、鹽、紙等的徽州大商程廷柱率3個弟弟去龍游經商，很快融入龍游社會，所以龍游商幫中就有閩、贛、徽諸商幫的成員。

龍游商幫雖有輝煌的過去，但隨著交通條件的變化，近代海洋文化的興起和海外貿易的發展，它與徽商、晉商等幫一樣未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逐漸衰落。到清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以後，寧波等地被闢為五口通商之埠，此時新興的上海、寧波、潮汕、廈漳等地商幫，取代了龍游等商幫。不過，龍游等商幫在歷史上的業績和經商道德，將永世不泯！

龍游商人初露頭角於南宋，迨至明代已蔚為大觀，萬曆時已是“遍地龍游”的局面，分佈於全國各大市場上。隆萬間任職知縣的萬廷謙就說“龍丘之民，往往湖口於四方，誦讀之外，農賈相半”。晚明時龍游商人更是活躍，趨商者更眾。天啟時，“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幾空縣之半，而居家耕種者，僅當縣之半。”至康乾間，“其居家土著者，不過十之三四耳。”這當然是估計數，不能作準確的計量分析，但總的趨勢是從嘉隆萬間龍游商賈已遍布四方，至康雍乾間有增無減。

由於經商的成功，龍游商幫遂把財富返回家鄉，並將外地的風尚也帶回龍游，社會富庶，消費需求增長，人皆曰俗之侈靡已不可挽回。隆萬時陸瓚就說：“習尚昔固號儉嗇也，今則日事於侈靡。”塗傑亦云：“服飾多用紗絹，器皿多用金銀，侈靡相高，已非一日。”“邑中室廬往稱樸素，萬曆中葉漸以雕琢相高。”社會心理是羨慕奢華，願向生活水平高的地方看齊，競相仿效。萬曆間已呈“俗侈靡，尤效慕三吳之豪”趨勢。生活穩定了，才有可能向蘇杭侈靡的風尚仿效。從這一側面也折射出龍游商幫給龍游帶來經濟的富庶和社會生活的安定。風尚趨於侈靡是當時經濟社會進步的表徵。

龍游商幫與同時代其他商幫相比，它最大特色和優點乃是富於開拓精神，不畏艱險，勇敢地邁出家門，走出山區，投向廣闊的天地，在闖蕩市場中，逐漸地揚棄了“安土重遷”、“骨肉相附”的情結。它是明清時代最早走向西部開發的商壇勁旅。大批離開土地的農民加入商賈行列，也有大批舍儒從商之徒，他們“挾資以出，守為恆業，即秦晉蜀滇萬里，視若比舍，俗有遍地龍游之諺。”

明清時期經濟最發達地區是長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秦晉滇蜀西部地區相對來說較為後進，而龍游商幫不嫌西部經濟不發達，生活艱苦，路途遙遠，行程險阻，以豪邁氣概視天涯海角若比鄰，無遠而不屆，誠為天涯賈客。龍游商人李汝衡，攜絲綢經商於蜀楚。李維楨記：“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龍遊人也。自其父鶴汀賈江陵，迄今人與年蓋兩世矣。父子饒心計，趨時不失累。至汝衡而資益拓，所居積綺縠紵罽，窮四方之珍異，車免舟轉轂以百數，所冠帶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與時低昂，人或就之貰貸無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於嘉靖間，在“宣府大同貿易邊庭，……厥後子若侄嗣其業，資利益饒。”童氏數代在宣大做邊界貿易致巨富。最可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龍游商人群體挺進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區開發。在明清時代交通條件下，攜妻帶子千萬里跋涉至西南決非易事，非得有數月始可抵達。驅動他們長途跋涉行動並非胸懷開發西部的公益心，而利益驅動倒是其原動力。因為在江南華南中原等地商業中競爭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間畢竟有限，他們獲悉滇省尚有大發展的前景，所以才毅然前往，足見龍游商幫對商業信息還是靈通的。

明代成化元年就有大批龍游商人偕同江右商人（江西安福）在雲南邊陲姚安等府經商，姚安即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帶。語言不通，生活習俗不同，自然還會有水土不服的困難，但是他們能克服種種困難，準備長期生存下去，求得發展。他們不是流民，而是有眼光有氣魄的商賈，據官方史籍記載：

“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初七日禮部等衙門題為建言民情等事，該湖廣布政司等衙門右參議等官人等鄭序等建言：……姚安軍民府陰陽學正木甘理言一件，禁約游食，初見雲南遠在萬里，各邊衛指府軍民相參，山多田少，不通舟車，近年雨水不調，五穀少收，米糧涌貴，過活艱難。有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安福龍游等縣客商人等不下三五萬人在衛府坐（生）理，偏處城市鄉村屯堡安歇，生放錢債，利上生利，收債米穀，賤買貴賣，娶妻生子，置買奴僕，游食無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行雲南按察司著落各衛府查勘所屬鄉村屯堡城郭去處，但有江西等處客民，不問從引新舊，盡數拿解原籍當差，不許託故稽遲及窩藏隱蔽，連歇家人等一律治罪，庶使邊食稍寬，奸弊斯革矣。前件雲南按察司查究。”

這節史料充分反映了龍游商幫是數萬人成群結隊來到了黔滇邊陲少數民族聚居地從事於屯墾事業，把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帶到西南，他們來到遠離城市“鄉村屯堡安歇。”乾的是“生放錢債，利上生利；收債米穀，賤買貴賣”的事業。這一方面是高利貸收錢收谷，即放青苗的辦法，利用手頭的雄厚資金進行糧食買賣；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置買奴僕，游食無度”這一句話。可能是流動性的屯墾，即一地一地輪流開發墾拓，利用雇傭制吸收當地閑散的勞動力，以奴僕形式招募勞工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屯墾，這是很有意義的，值得深入研究。關鍵是“奴僕”系何種身份之人，估計不會是具有很強人身隸屬關係的奴僕，應是身份上自由的雇傭勞動者。龍游商人出錢雇傭他們，從事於農業的墾荒、耕種等勞務。在龍游當地就有雇傭仆婢從事家務或商業上勞作的情形，據康熙《龍游縣誌》記：“士庶之家，不能廣置婢僕，仆多傭工，婢則出市貿易，多白首不嫁以終其身。”從“仆多傭工，婢則出市貿易”來看，並無身份上隸屬關係。也許他們把這種雇傭關係的形式也帶到雲南邊陲農業屯墾業中來。如果理解不錯的話，當是龍游商人已具有先進的理營理念，將土地作為生息資本來經營，以先進技術提高生產力，採取農業雇傭制來經營經濟作物，把收成的農產品作為商品再投放市場，這無疑是一種新式的經營方式，把商業資本轉化為農業產業資本。這是一大變革，具有轉型的意義，表示著新的生產方式的萌芽。過去在研討中國封建社會裡資本主義萌芽時人們較普遍重視手工業，礦冶業的商品生產與雇傭制的萌發，也較多著眼於先進的區域如江南以及大中城市的生產方式變革，對農業、對偏遠地區重視不足，今以龍游商人開發大西南的實例來看，不能不注意到他們的創造。龍游商幫等開發西南，對融洽民族關係，開發邊疆地區的經濟是很有意義的。在近世歷史（明清）上是不了起的超前行動，表現了龍游商幫的前衛意識和對西部開發的貢獻，可以說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向西部開發的先驅者。由於缺乏輔證史料，有待於再發掘新史料，現在也只能做如此的推論。

明中央政府及當地政府官員守舊求穩，怕人口流動影響邊陲的社會治安和糧食供應豐足，千方百計下令強制回遷這些在邊陲安家落戶“二三十不回原籍”的商民，採用“拿解原籍當差”，這實是很不明智的短視行為。官方行文如此，到底各級政府執行如何？未見下文，估計龍游安福商民仍會“屯堡安歇”、“娶妻生子”而長期“生理”下去，今之滇省遺民，必有血脈繁衍的安福龍游商人後裔。

商品、市場、商業，信息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槓桿之一，明清時代的龍游商幫已初步意識到它們的意義。他們利用自己稟賦的知識和才能，窺測市場，注重信息，挺身遠出，躋身於收益大的珠寶業和海外貿易業，憑藉自身的優勢，利用知識經營印書業。他們意識到社會資源開發的價值，不辭萬里，融洽民族關係，“進軍”大西南，開發滇省姚安地區，採用雇傭制的方式經營邊陲的屯墾業。這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是一大創造，表明了明清時代龍游商幫具有無遠不屆、天涯賈客的大無畏精神，也展示了他們走在時代前頭，具有先進的理念。他們對西部的開發，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它是中國歷史上真正開發西部的先驅者。

1.為商之道，仁信為本。商戰取勝，理性致上。

2.一招鮮，吃遍天。

3.敢想敢幹，敢為人先。

4.財散人聚，財聚人散；取之有道，用之歡樂。

5.多看則清，多聽則明，多思則准，多干則成。

6.思路決定財路，一切都是人為。

7.裁衣先量體，經商先摸底。

8.不摸行情休開店。

9.常去同行看看，生意不會清淡。

10.貴中看賤，賤中看貴。

11.先賣出手，后買入手。

12.豐年紙馬鋪，歉年糧食行。

13.兵以快勝，商以奇贏。

14.逆境看順境，順境看逆境。順逆都來看，經商風險小。

15.貧賤莫尋親，富貴莫露財。

16.道由天定，事在人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