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生

熊安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虯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后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　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睹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台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並賜象笏及九鐶金帶，自余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並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

主伯、安生既學為儒宗，嘗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并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后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齋澳炒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訁雚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冢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

熊安生精通五經，熟悉“三禮”，在北齊時任國子博士。后入北周，後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宮露門學博士，不久即逝世。

熊安生沿襲東漢儒家經說，撰有《周禮》、《禮記》、《孝經》諸義疏，皆已失傳。清朝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禮記熊氏義疏》四卷遺世。中國古代的禮樂文明，禮樂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禮》、《儀禮》和《禮記》，即通常所說的"三禮"。 《三禮》是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歷代禮制的影響最為深遠。

《周禮》是儒家經典，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熊安生所著，今從其思想內容分析，則說明儒家思想發展到戰國後期，融合道、法、陰陽等家思想，與春秋孔子時思想發生極大變化。《周禮》所涉及之內容極為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曆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為上古文化史之寶庫。

以人法天的理想國綱領《周禮》，西漢的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徵得一批古書，其中一部名為《周官》。原書當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漢儒取性質與之相似的《考工記》補其缺。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並更名為《周禮》。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了出色的注。由於鄭玄的崇高學術聲望，《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成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禮宏深熟討論，鸞輿造請亦登門。

雖居異壤人爭慕，縱閱千年書尚存。

對《周禮》的評價

《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為豐富。《周禮》六官的分工大致為：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冬官主管營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周禮》所記載的禮的體系最為系統，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制度等等的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許多制度僅見於此書，因而尤其寶貴。

《周禮》面世之初，不知什麼原因，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才重又發現此書，並加以著錄。劉歆十分推崇此書，認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跡"。東漢初，劉歆的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鄭眾、賈逵、馬融等鴻儒皆仰承其說，一時注家蜂起，歆學大盛。

遺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卻無法確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書名為《周官》，劉歆說是西周的官制，但書中沒有直接的證明。更為麻煩的是，西漢立於學官的《易》、《詩》、《書》、《儀禮》、《春秋》等儒家經典，都有師承關係可考， 《漢書》的《藝文志》、《儒林傳》都有明確的記載，無可置喙。而《周禮》在西漢突然被發現，沒有授受端緒可尋，而且先秦文獻也沒有提到此書，所以，其真偽和成書年代問題成為聚訟千年的一大公案。歷代學者為此進行了曠代持久的爭論，至少形成了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偽作說等六種說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穆、錢玄同、郭沫若、徐復觀、杜國庠、楊向奎等著名學者都介入了這場討論，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作為主流派的意見，古今判若兩途。古代學者大多宗劉歆、鄭玄之說，認為是周公之典。清代著名學者孫詒讓認為，《周禮》一書，是自黃帝、顓頊以來的典制，"斟酌損益，因襲積累，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稡於是"（ 《周禮正義序》），是五帝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經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學者以五帝、三代為聖明之世、至治之極，其後則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將《周禮》的著作權歸於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近代學者大多反對古人的這種歷史觀。從文獻來看，比較集中地記載先秦官制有《尚書》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周官》已經亡佚。最初曾有人認為，《周禮》原名《周官》，應當就是《尚書》的《周官》篇。但是， 《尚書》二十八篇，每篇不過一、二千字，而《周禮》有四萬餘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制》所記官制，大體可以反映戰國後期列國官制的發達程度，但是總共只有七十多個官名，約為《周禮》的五分之一，而且沒有《周禮》那樣的六官體系。《春秋》、《左傳》、《國語》中有不少東周職官記載，但沒有一國的官制與《周禮》相同。從西周到西漢的每一個時期都可以找到若干與《周禮》相同的官名，但誰也無法指認出與《周禮》職官體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國。

近代學者在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輔之以古文字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研究等手段，對《周禮》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周禮》成書年代偏晚，約作於戰國後期。持其它意見的學者也不少，彼此爭論很激烈。爭論的實質，是對於古代社會的認識，即《周禮》所描述的是怎樣一種性質的社會？它的發展水平究竟與西周、春秋、戰國、秦、西漢的千年歷史中的哪一段相當？由於涉及的問題太複雜，《周禮》的成書年代問題至今沒有定論。

史籍記載

建德六年（五七七）一月二十一日，北周武帝宇文邕進入齊都鄴城（今河北磁縣南），當日即尋訪召見齊國子博士熊安生。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今河北南宮）人。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春秋三傳》，又從房虯受《周禮》，通曉大義，后又師事徐遵明、李寶鼎，博通儒家《五經》，而專以《三禮》授徒，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北齊河清（五六二至五六五）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北周以《周禮》改官制，天和三年（五六八）周使訪齊，語及《周禮》，齊廷無人能對，乃令熊安生至賓館論對，周使嗟服，還朝後告於周武帝，武帝大為欽重。及周武帝入鄴，熊安生令家人掃門，稱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果然宇文邕親幸其宅，親執其手，引與同坐，宣稱滅齊得一賢人為最大收穫，即與問對治國之道及儒家經義。隨駕入長安，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五七八）拜露門博士，時年已八十餘，不久致仕，卒於家。熊安生既為儒宗，弟子有名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所撰有《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并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