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術

機關術，無論是在生產、生活還是軍事乃至一切需要之處，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運用機械力量，巧妙地控制事物，並達到神奇的效果，這是古人對世界的貢獻。而這一貢獻，源自於他們對自然深刻的觀察和思考。因此機關術才如此深奧玄妙。這樣的人在上古被稱為偃師。

法自術起，機由心生。在各種機械裝置里，機關堪稱最要害的部分，它微小而 隱秘，卻“牽一髮而動全身”，控制著整體的運動趨勢，是人類智慧和創造力的至高體現。當現代人用理性的眼光來打量古人生活中充滿奇思妙想的機關之術時，已不僅在尋找機關本身，還會發現機關背後古人的心思。

在中國人心目中，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這位精於內政、長於戰略的武侯在歷史上也留下了不少謎團，其中之一就是他的製造之術。

正史《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中評說：“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鹹得起要雲。”上述種種製作，的確是孔明的手筆，可以大膽地推測，孔明的機械製作術，很可能是繼承了戰國時期墨子和魯班的機關之術，並加以發揮改進，成為令人嘆為觀止的古代科技。

先看連弩，《三國演義》第一○四回，孔明逝世前把這種武器傳給了姜維，書中說“其法長八寸，一弩可十發。”《漢晉春秋》上也有“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的解釋。由此推斷，這種武器的個頭兒不算小，行軍攜帶也不方便，孔明出祁山北伐時，因路途艱險，沒有用它來裝備部隊，所以沒有用於實戰，直到諸葛亮去世后，才在蜀國批量地生產了一點。由於連弩殺傷力極強，把它作為守城的武器是十分理想的。後來，鍾會率領大軍進攻蜀國的時候，諸葛亮的連弩發揮了巨大作用。奇怪的是，至今流傳下來的卻是一弩一箭的小型弓箭，武侯的十矢弩神秘地消失了。

木牛流馬在《三國演義》第一○二回，即孔明六齣祁山時才出場的，而《三國志》中，則有蜀漢建元九年（公元231年）孔明第四次北伐的糧草“以流馬運”的記載，甚至還涉及到製作方法和尺寸比例。書

中說，木牛流馬這種工具“載多而行少”，“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每牛載數十人所食一月之糧，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正如後人所幻想的那樣，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

諸葛亮是一位機械製造的行家裡手，他的妻子黃氏也是一位發明家，民間傳說有一個有趣的故事，說她發明了一種可以用來推磨的木頭人，只要開動機關，那木頭人兒就不知疲倦地推起石磨。如果傳說成立，那這個木頭人兒便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機器人。然而傳說畢竟只是傳說，目前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木頭人存在過，況且，若想要源源不斷地推動石磨這種“重量級”的工具，強大充足的動力是必不可少的，在三國時期，怎可能有方便且充足的動力來源。

我國古代科技高度發達，機關之術也源遠流長，春秋戰國時期，魯班在從事偉大的營造和工具發明之餘，還發明了一種可以在天上飛翔的“木鳶”，這個飛翔的木質大鳥，應該是飛機的祖先。

因為戰爭的緣故，中國古代機關術很多用在了軍事上，最為典型的是諸葛亮的八陣圖，許多史籍中都有記載，最為詳盡的還是《三國演義》第八十四回中，陸遜誤入八陣圖后“狂風大作，飛沙走石”，落得慘敗。《水經注》中這樣論定：“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說明這個陣法的確是很厲害的，因為它不僅有通常的軍事要素，而且，似乎還有許多深奧的玄學，分為“生、死、驚、傷、景、開、休、杜”八種陣法，而且能“變化為周天三百六十五”這樣的陣法，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古代機關之術，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流傳至今，成為現代科技的基石。而很多卻已經失傳，湮沒在浩瀚的歷史中。機關一詞在古代漢語中主要指泛指一般的機械、器械以及為捕捉鳥獸所設的陷阱等等，及至近代則又衍生出了政府辦事機構等含義。本文所介紹的機關術自然屬於機關的前一種解釋，追尋著中華機關術起源的我們需要回首那遙遠的過去，那是中華文明的神話時

根據《墨子》中關於機關術的記載，當時墨家發明出來的機關器械有：

見於《墨子·備高臨》。連弩車是一種置於城牆上可同時放出的大弩箭六十 支，小弩箭無數的大型機械裝置，需十個人駕駛，最為巧妙的是長為十尺的弩箭的箭尾用繩子系住，射出后能用轆轤迅速捲起收回。

見於《墨子·備城門》。轉射機也是一種置於城牆上的大型發射機，機長六尺，由兩人操縱，與連弩車不同的是轉射機更為靈活，能夠在一人射箭的同時由另一人將機座旋轉。

見於《墨子·備城門》。藉車外部包鐵，一部分埋在地下，是能夠投射炭火的機器，由多人操縱用來防備敵方的攻城隊。

偃師，人名，周穆王時人。

《列子·湯問》。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①。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②。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③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④也。巧夫！領⑤其顱，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⑥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⑦之所為。王諦料之⑧，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⑨載之以歸。

夫班輸之雲梯⑩，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偃師獻技”是列子在戰國時科學發展的基礎上所獨創的科學幻想寓言 ,寓言中這個人工材料組裝的歌舞演員倡者,不僅外貌完全像一個真人,能歌善舞,而且還有思想感情,甚至有了情慾,以假亂真,比現在已經造出的機器人還要高出一籌。寓言中的幻想利用了戰國當時的科學技術成果,以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為基礎當做出發點。其深層寓意是對當時墨家代表人物崇尚技巧的議論。

《周禮》的《冬官》部分,漢初已佚,後補入《考工記》,用以代替《周禮·冬官》。《考工記》是一部切實而具體的講述生產技藝的著作,也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的一部記述官府手工業生產工藝和質量規格的書籍。據後人考證,《考工記》成書約在春秋末戰國初,是春秋末戰國初一部有關手工業製造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彙編,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手工業製造的科學技術水平。

《考工記》所記述的攻木之工有七種,攻皮之工有五種,刮摩之工有五種,摶埴之工有兩種,還有設色之工、攻金之工等六大類30個不同工種。手工業工匠在生產實踐中發展了數學、力學和聲學等方面的知識,並且把這種知識具體地應用於手工業製造。春秋末戰國初,公輸般已能削竹木為鵲,墨子已能造木鳶“飛之三日而不集”(《淮南子·齊俗訓》)民間有公輸般造木人,御木車馬,載母其上,一驅不還的傳說。(王充《論衡·儒增篇》)《偃師獻技》正是在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現實基礎上充分展開奇特的想象而創作出來的。

周穆王去西方巡視，越過崑崙，登上弇山。在返回途中，還沒到達國界，路上碰上一個自願奉獻技藝的工匠名叫偃師。穆王召見了他，問道：“你有什麼本領？”偃師回答：“只要是大王的命令，我都願意嘗試。但我已經製造了一件東西，希望大王先觀看一下。”穆王說：“明天你把它帶來，我和你一同看。”第二天，偃師晉見周穆王。穆王召見他，問道：“跟你同來的是什麼人呀？”偃師回答：“是我製造的歌舞藝人。”穆王驚奇地看去，只見那歌舞藝人疾走緩行，俯仰自如，完全像個真人。巧妙啊！它抑低頭就歌唱，歌聲合乎旋律；它抬起兩手就舞蹈，舞步符合節拍。其動作千變萬化，隨心所欲。穆王以為他是個真的人，便叫來自己寵愛的盛姬和妃嬪們一道觀看它的表演。快要演完的時候，歌舞藝人眨著眼睛去挑逗穆王身邊的妃嬪。穆王大怒，要立刻殺死偃師。偃師嚇得半死，立刻把歌舞藝人拆散，展示給穆王看，原來整個兒都是用皮革、木頭、樹脂、漆和白堊、黑炭、丹砂、青雘之類的顏料湊合而成的。穆王又仔細地檢視，只見它裡面有著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部則是筋骨、肢節、皮毛、齒髮，雖然都是假物，但沒有一樣不具備的。把這些東西重新湊攏以後，歌舞藝人又恢復原狀。穆王試著拿掉它的心臟，嘴巴就不能說話；拿掉肝臟，眼睛就不能觀看；拿掉腎臟，雙腳就不能行走。穆王這才高興地嘆道：“人的技藝竟能與天地自然有同樣的功效嗎！”他下令隨從的馬車載上這個歌舞藝人一同回國。

魯班造的雲梯，墨翟做的木鳶，他們都自認為是技能的最高水平了。他們的學生東門賈和禽滑釐聽說了偃師的技藝，就分別告訴自己的老師。於是，這兩位老師傅便終身不敢再談論技藝，而只有時刻老老實實地守著他們做木工用的圓規和直尺勤學苦練。

厚葬習俗在中國由來已久，歷代王侯將相不惜耗費人力、財力，營建陵寢地宮。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盜墓賊侵擾，古人們在墓穴中設置了各種各樣的防衛機關，試圖阻止盜墓者的進入。當掘墓人悄然闖進地宮，他們不但要面對價值連城的寶藏，還要注意防不勝防的機關陷阱。常見的陵墓機關有：弓、弩、連環翻板、水銀等。

這些機械的製造者墨子，生於約公元前468，卒於公元前376年，名翟，《墨子》一書中多稱“子墨子”，是春秋戰國之際小邾國（先後曾為宋、邾、魯、齊等國的附庸）人。墨子有一大串挺嚇人的頭銜：春秋末期戰國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和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這位集五個“家”，一個創始人於一身的墨子是目夷氏（目夷即墨夷，后省為墨姓）的後裔，孤竹君之後，與宋國國君同宗，但是到了墨子一代，其身份已由貴族降為了平民。墨子當過製造器具的工匠。他自稱是“北方之鄙人”(《呂氏春秋·愛類》)，被人稱為“布衣之士”（《呂氏春秋·博志》）和“賤人”（《諸宮舊事》和今天罵人的“賤人”意思不同）。從墨子自詡說“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他還是一個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跟周官史角的傳人學習周禮，“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倫”。但後來逐漸對儒家的煩瑣禮樂感到厭煩，最終“背周道而用夏政”，舍掉了儒學，“法夏宗禹”，創立了自己的墨家學派。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的選擇也是很有魄力的。

墨子擅長工巧和製作，在軍事技術方面高於其他諸子，堪稱博學多才。據說他能在頃刻之間將三寸之木削為可載300公斤重的軸承。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載：“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一日而敗”。他利用槓桿原理研製成桔槔，用於提水。他還製造了轆轤、滑車和雲梯等，用於生產和軍事。他還擅長守城技術（即所謂的“墨守”），其弟子將他的經驗總結成《城守》二十一篇。

墨子的行跡很廣，東到齊，西到鄭、衛，南到楚、越。魯陽文君要攻打鄭國，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說之以理，說服魯陽文君停止攻鄭。他“南遊使衛”，宣講“蓄士”以備守御。又多次訪問楚國，獻書楚惠王。但後來他拒絕了楚王賜給他的封地，離開了楚國。墨子晚年來到齊國，企圖勸止項子牛討伐魯國，但沒有成功。越王邀請墨子作官，並許給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聽吾言，用我道”作為前往條件，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

關於墨子的事迹，最著名，也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

戰國初年，楚惠王意圖攻宋，墨子求見楚惠王，陳述厲害關係，還當著楚惠王的面和公輸般用皮帶當作城牆，用小木板當作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術，來了一場精彩的攻防“論戰”，最終阻止了楚國對宋國的侵略戰爭。其間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先秦的名辯之學到了墨子手中才真正達到完善，成為與古希臘邏各斯，天竺因明鼎立的三大邏輯系統），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他的防禦器械以及讓弟子禽滑嫠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

戰國初年的楚國是一個國力強盛的大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軍事計劃竟然被墨家這個學派的力量所改變，可見墨家在當時具有相當強的實力和影響力。

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並稱為“孔墨顯學”。孟子曾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學出於清廟之守（掌守宗廟），即巫祝，有濃厚的宗教傾向。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項主張：兼愛，即治國者應“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提倡無差別之愛；非攻，即否定非正義戰爭（“攻”），肯定正義戰爭（“誅”）；尚賢，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應唯賢是用；尚同，即“選天下之賢可者，立為天子”，達成社會的統一；節用，即節約財物；節葬，即反對奢侈的喪葬；非樂，即反對當權貴族的“繁飾禮樂”和頹廢淫蕩的靡靡之音；天志，即把一切自然現象看成是上天愛人的表現；明鬼，墨子以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結論；非命，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個明確反對儒家的“命定論”，認為“執有命是天下之大害”。

公元前376年，墨家創始人墨子卒。墨家弟子將開派鼻祖的遺體從簡安葬於狐駘山下的蒼松翠柏之中。他的陪葬品極其簡單，最有價值的是一部《墨子》的手稿。墨子生前對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自己的學說非常自信，曾經慨然而呼：“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猶在。”

墨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在西漢時劉向整理成七十一篇，統稱為《墨子》。其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及《大取》、《小取》六篇，專說名辯和時間、空間、物質結構、力學、光學、聲學、代數、幾何等內容，前人稱其為《墨經》。《墨經》代表著戰國時期中華科學發展的一個最高峰。在力學方面《墨經》中提出了關於機械運動的定義為：“動，域徙也。”意思是說，機械運動的本質是物體位置的移動，這與現代機械運動的定義完全一致。同時墨家學派掌握槓桿定律比阿基米德早了2個世紀。在光學方面，在我國浩如煙海的經史著作中，《墨經》是唯一一本對我國古代幾何光學發展進行系統性論述的典籍。《墨經》中記載了墨子及其學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並對實驗結果作出了精闢的見解，這是對光沿直線傳播的第一次科學解釋。在數學方面，《墨經》提出了一些幾何學的定義，例如中學數學教材中所舉的《墨經》中對圓的定義：“圓，一中同長也。”這與近代數學中圓的定義“對中心一點等距離的點的軌跡”是完全一致的。

在遊戲《軒轅劍》中，墨家大寨的居民是一個秉承了墨家思想的團體。而在真實的歷史上，墨家是中國最早的民間武裝團體。墨家的親信弟子達數百人之多，最高的領袖被成為“巨（鉅）子”，巨子有絕對的權威。巨子的職位是由集團中公認的賢者互相傳讓的，而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嫠則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家的成員都稱為“墨者”，必須服從巨子的領導。墨者大多來自社會的下層，能夠吃苦耐勞，平時一律短衣草鞋，參加勞動，“串足胼胝，面目黎黑”，以吃苦為高尚的事。他們勤於進行實驗，作戰十分勇敢，平時從事生產勞動，主要職業是教師、工匠等。墨子及其門人為人們做好事，即使是犧牲了個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而且他們功成不受賞，施恩不圖報。

墨家有著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的團體。戰國時，秦國巨子的兒子犯法，秦王顧念他年老而饒恕了他的兒子，但巨子卻以墨者的律法將兒子處死了，這足見墨家的紀律非常嚴格。

但是墨家並不是出身於俠的武士團體。而主要是一個學術團體，他們所從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業：完成學業，然後四處遊說，用自己的觀點和辯才去影響諸侯各國，並爭取出仕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建功立業。如墨子他曾使其弟子耕柱子於楚，游高石子於衛，游公孫尚過於越，出曹公子於宋，使勝綽事齊國項子牛。很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味道。

其實，用現代學生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來形容墨家子弟並不為過。墨子的五個“家”裡面就有一個“教育家”。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設有文、理、軍、工等科的綜合性平民學校，就是墨子約在其三十歲之前創辦的。這個學校培養了大批人才，史稱“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墨子的思想的十項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想來應該是這個學校的必修課。

墨子死後，墨家分為三大派別，分別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鄧陵氏之墨（見《韓非子·顯學》）。分別以談辯，從事，說書為主要思想，其中談辯即辯論，從事即研究科學，說書即教書和研究各種典籍。他們各自以為是正宗，不相上下，誰也不服誰，甚至互相傾軋窩裡斗，致使墨家元氣大傷。到了戰國後期，墨家三派又匯合成二支：一支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另一支則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

可惜的是此後的時間，也就是從秦統一六國以後到清朝初年的近兩千年裡，墨學進入最低潮的時期。墨學基本上是處於停滯階段，治墨者屈指可數，能找到的的有：晉時的魯勝，唐時的樂台，宋代的何蕪及元代的陸友等。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謂是“鳳毛麟角”。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秦始皇的以法為教、焚百家之書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政策，但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機和活力，以適應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的內因。大抵說來，還是墨家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難以實行，加上墨家獨特的巨子組織，已經是一種變相的神秘組織，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於心靈，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的應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的沒落了。

但是墨家精神並沒有失傳，而是在中國民間的社會底層流傳著。漢代以後的俠士是墨家“兼愛”精神的繼承者。中國歌頌俠義精神的詩歌和俠士小說，其精神源頭莫不與墨家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繫。

DOMO之所以一再使用墨家文化背景，其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由於墨家主張“明鬼”之說，與中文RPG遊戲當中神人不分的世界觀一致；二是墨家主張“天志”之說，相信天的決斷，同時又反對宿命論，相信自身的努力，在這一點對於當今的青少年上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三是墨家的科技成就很高，在這一點上可以由編劇自由發揮，展現出一段波瀾壯闊的劇情。

作為中文RPG中的人物，輔子轍、輔子洵和水鏡，還有其他一些角色，多少都帶有些“俠”的影子。但是上面說過，墨家有嚴密的組織，並不適宜於具有自由意志、主張人格平等的遊俠，何況墨家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嚴密的邏輯思辨能力，也絕非“重氣輕命”的武俠所能為之。這點倒是可以從水鏡的處境上體現出一二。

然而，墨家卻與俠的生長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墨家對武俠現象進行了觀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俠”觀念和理論主張。《墨子·經上》曰：“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注曰：“謂任俠。”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俠”觀念，指出任俠出身於“士”階層，武俠是“士”的一部分，這是指俠的社會性質。墨子還精粹地概括了“任俠”精神的實質和內核——“損己而益所為”，也就是損己利人。接著，墨子進一步闡述了任俠精神的實踐方式：“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這句話翻譯出來是：干己身所厭惡的事來解放他人的急難。也就是要不顧一切地去扶危救困，為人解難，正是俠的行為準則。墨子對剛出現的武俠現象十分關注，並及時地對俠義精神與俠義行為作了系統的聞述，論證它們是合理的，這無疑給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鮮血去探索行動宗旨的武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可見，墨者對於武俠的出現是充滿同情和好感的。

墨家團體還收留了一些跡近武俠的人。例如被稱為“東方之鉅狡”的索盧參，由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嫠收為及門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將子“帶劍危冠”去見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將子闡述了勇武的真正含義。屈將子為之心折，“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學”。這些記載的字裡行間，保存了墨家對受迫害的俠士加以保護的記錄。而部分俠的棄武就學，也給墨家輸入了新鮮血液。（想想水鏡給墨家帶來了什麼？）

如日中天的日子已經過去了2000多年，如今留下的只是一部殘缺不全的《墨子》和種種神秘的傳說，但墨家的精神永遠不會消亡，因為它閃爍著人性的光輝，它將永遠流傳。實際中的機關術顯然不如遊戲中那樣神奇且令人驚嘆，但以兩千多年前的生產力，能夠設計並製造出如此複雜的機械，也是相當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