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次公

民國8年(1919年)就學於丁甘仁創辦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師事孟河名醫丁甘仁及經方大家曹穎甫，又問學於國學大師章太炎，學業兼優。

民國14年畢業后在上海開業行醫，並任職於廣益中醫院，一度兼任上海市紅十字會醫院中醫部主任；民國19年與陸淵雷、徐衡之合力創辦上海國醫學院。章氏熱心為貧苦病人看病，用藥以驗、便、廉為主，深夜出診常不取酬，有“貧民醫生”之譽。並曾執教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中國醫學院、新中國醫學院、蘇州國醫專科學校；建國后，進入上海市第五門診部工作，任上海市中醫門診部特約醫師兼中醫師進修班教師。1955年冬應邀赴京工作，歷任北京醫院中醫科主任、衛生部中醫顧問、中國醫學科學院院務委員。1958年兼任北京醫院中醫科主任，被選為全國第三屆政協委員。

章氏精研醫書經典及諸家學說，於傷寒學造詣尤深。認為仲景之書確系大經大法，為醫者不可不讀，而明、清溫病學說則是《傷寒論》之發展，應汲取兩家之長。又認為發揚中醫須參合現代醫學理論，打破中西醫間的界限，力求兩者的溝通。臨診主張運用中醫之四診、八綱、辨證論治，兼采現代科學診斷手段，“雙重診斷，一重治療”，提高療效。用藥則博採眾方，無論經方、單方、驗方乃至草藥，兼收並蓄，機動靈活，注重實效。劑量或輕或重，突出重點，擊中要害。尤其善用蟲類藥物，如蜈蚣、全蠍用於頭風痛；蜂房、蘄蛇用於風痹；蟋蟀、螻蛄、蟲用於積聚、腫脹等，對症下藥，每收顯效。章氏對本草深有研究，早年講授藥物學，編有《藥物學》四卷，大部分資料收入《中國醫藥大辭典》，撰有《診余抄》、《道少集》、《立行集》、《雜病醫案》、《中國醫學史話》及醫學論著數十篇。另與徐衡之合輯《章太炎先生論醫集》。晚年擬修訂《歷代醫籍考》和校勘《內經》，未竟病逝。1980年，門人整理出版《章次公醫案》一書。1999年，門人朱良春等彙集其遺著、醫案等出版《章次公醫術經驗集》。

章氏精研醫書經典及諸家學說，於傷寒學造詣尤深。認為仲景之書確系大經大法，為醫者不可不讀，而明、清溫病學說則是《傷寒論》之發展，應汲取兩家之長。又認為發揚中醫須參合現代醫學理論，打破中西醫間的界限，力求兩者的溝通。臨診主張運用中醫之四診、八綱、辨證論治，兼采現代科學診斷手段，“雙重診斷，一重治療”，提高療效。用藥則博採眾方，無論經方、單方、驗方乃至草藥，兼收並蓄，機動靈活，注重實效。劑量或輕或重，突出重點，擊中要害。尤其善用蟲類藥物，如蜈蚣、全蠍用於頭風痛；蜂房、蘄蛇用於風痹；蟋蟀、螻蛄、蟲用於積聚、腫脹等，對症下藥，每收顯效。

章氏對本草深有研究，早年講授藥物學，編有《藥物學》四卷，大部分資料收入《中國醫藥大辭典》，撰有《診余抄》、《道少集》、《立行集》、《雜病醫案》、《中國醫學史話》及醫學論著數十篇。另與徐衡之合輯《章太炎先生論醫集》。晚年擬修訂《歷代醫籍考》和校勘《內經》，未竟病逝。1980年，門人整理出版《章次公醫案》一書。

1.對傷寒學派與溫病學派之爭的見解

中醫界存在著傷寒學派與溫病學派之爭，由來已久。章氏認為這種派別的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他主張闡揚兩家之長，而反對互相排斥。章氏雖服膺曹穎甫先生用經方的經驗，但他曾說：“師治病，非仲景方不用，予雖立程門，有負期許。”他主張博採眾長，不必有經方、時方的界限；對各家的特長，理應兼收並蓄。他認為金元四大家中，河間主涼，子和主攻，東垣主溫補，丹溪主滋陰，分之則抱殘守闕，各執一端，囿於前人之一方一法，合之而取其所長，則可隨宜而施，只要胸有成竹，處方用藥便能得心應手了。他說：“讀古人書，或臧否人物，切不可割斷歷史，最重要的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前人豐富的臨床經驗，來擴大自己的眼界，增加治病的療效。”又說：“《漢書·藝文志》方伎四家，為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經方之所以成為學派，乃當時對待醫經家而分的，漢時任何學問，都重師承家法，醫學當然不能例外。到了宋代以後，醫家用《醫經》的理論解釋《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所謂經方、醫經兩家的界限，已不復存在了。仲景書確是大經大法，它對祖國醫學的發展，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傷寒論》辨證論治的法則，不但為熱性病的治療定出了許多處理方法，而且也可以推廣運用於一般雜病，為中醫整體療法奠定了基礎，在醫學上的貢獻極其偉大。自葉天士總結了前人的理論，充實了許多辨證方法與治療方葯，成為溫病學派，這本是經方的進一步發展。他以衛、氣、營、血作為辨證綱領，也並沒有離開仲景辨證論治的規矩準繩，因此必須肯定傷寒、溫病學說之不可分割。溫病學說原不反對施用仲景方，也並不務求清淡輕靈，說明經方與時方的界限原不存在。”到了解放以後，傷寒、溫病兩派之爭，猶未平息，他就大聲疾呼地說：“在這兩種學說的矛盾中求得統一，才能對多種熱性病的辨證與治療，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如果抒它們對立起來，各立門戶，判若鴻溝，認為這種現象，在這新時代里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時至今日，傷寒、溫病兩派的無謂之爭，似乎已經不再存在，這可說是一大進步，章氏開風氣之先，其功實不可沒。

章氏在中醫學術問題上是沒有門戶之見的，如果他的醫學思想可以作為一個學派的話，那末，不妨這樣說：他的特點是以“不派為派”的。他對仲景所說的“博採眾方”，最為服膺，平時對這方面努力較深，故在臨床上能取得顯著的療效，決非偶然。

2.對中西醫學的看法

“發皇古義，融會新知”這是章氏在五十年前對中西醫學問題的基本看法。這種主張，在當時無疑是先進的。章氏認為：中西醫互有短長，應該互相學習，共同提高，同樣不應該有門戶之見。他極力主張在中醫學院里設置現代醫學課程，使培養出來的中醫新生力量，熟悉現代科學知識，這樣可以更好地繼承、發揚醫學，更好地為人民大眾服務。他認為醫生治病，既要看到局部，也要看到整體，既要治病，又要治人；中醫以四診八綱、辨證論治為主，治病首先從整體著眼，這是中醫的特長，但如果兼能運用現代科學的診斷，加強對病原病灶的認識，那就更加完善了。章氏認為：惟有如此，才能使中西醫學逐步地結合起來，從而可以更好地發揚醫學的長處，提高療效。他主張在必要時應採用雙重診斷和雙重治療，甚至強調說：“科學的診斷應無條件接受，現代的新葯應有條件選擇。”他在臨床上多少年來一直是這樣進行工作的，認為這樣做肯定會給病人帶來更大的好處。

章次公辨證明晰幽微，用藥機動靈活，立案準確精當，善於治病求本，用藥突出重點。對熱性病很注意保護心力，增強抗病能力。在慢性雜病及月經病的調理方面經驗獨到，尤擅使用蟲類藥物治療某些頑固性疾病。方劑如大黃庶蟲丸治干血，抵擋丸治蓄血，鱉甲煎丸治瘧母，蜘蛛散治狐疝等。藥物則常選蜈蚣、全蠍治頭風痛，蘄蛇、露蜂房治風痹走注，庶蟲、螻蛄、蜣螂、蟋蟀治積聚腫脹，效果很好。尤其是蜈蚣、全蠍治頭風，療效顯著，且治療后很少複發。章次公還將蟲類藥物配成丸散，以便長期服用，取法葉天士“新邪宜急散，宿邪宜緩攻”之理

一般治外感時邪，陽證以祛邪為主，陰證以扶正為主，此為常法。但章氏認為陽證高熱不退，最易引起心力衰竭。他說：“凡見脈濡軟而神志迷濛者，應即注意保護心臟，參、附在所不忌。此仲景所謂‘急當救里’者是也。”他又說：“余治時病，多有開手即用溫補者，且處方早晚不同、昨今各異者，不一而足，蓋有此證用此葯，葯隨證轉，經方家之家法，如此而已。”章氏治濕溫症，如病人邪熱尚熾，而心力衰竭之端倪已露，病家又疑懼附子之燥熱而不敢用，他在清熱化濕葯中，用六神丸振奮心臟而獲良效。雷氏六神丸原為外、喉科解毒消癰的良藥，因方中有蟾酥、麝香、冰片等，實兼有振奮心力之效。但他又認為六神丸只能興奮心力，而不能興奮周身細胞的生活力，病人如見膚冷、汗出等陰寒證狀，則非參、附不為功。他說：“濕溫症，神昏譫語，唇燥口渴者，每有用參、附之法，前輩醫案中已數見不鮮。同是神昏譫語，而此中有虛實之分，同是唇燥口渴，而此中有寒熱之判，稍有不慎，危可立待。病者脈已沉細，其為當溫當補，人所易知，倘病人脈大而軟，辨症就很易混淆，在有膽識者，尚不難毅然投以參、附，若顧慮其苔膩不當補，懷疑其神昏不當溫，徘徊於穩健之途，而病者殆矣。章氏認為治療濕溫初起，溫熱學說中有辛涼清解、芳香化濁、苦寒燥濕、淡滲利濕諸法，本不難醫，若三候未愈，便難於應付。他說：“仲景長於扶陽，溫熱家長於滋陰，但溫病後期，每多陰陽兩虛之證，便應兼籌並顧，不可偏執。“章氏治濕溫後期陰陽兩虛之證，每採用《馮氏錦囊秘錄》的全真一氣湯（熟地、麥冬、白朮、牛膝、五味子、制附子、人蔘）陰陽氣血並補，有顯著療效。全真一氣湯的特點，在參、附與地黃同用，附子扶陽，人蔘益氣，地黃滋陰，為治療熱病後期十分重要的一著。章氏看到張景岳治傷寒舌黑如炭，脈細無神，用參、附、地黃，並進大量冷水，認為非有真知灼見，不臻此。他治舌光無苔而脈散亂無序者，亦用此法，獲效比比。蓋舌黑如炭與舌光無苔同為陰液消耗過甚，而脈細無神與脈之散亂無序亦同為心力衰竭之徵，所以參、附、地黃就成為必不可少的要葯了。

徠章氏治療濕溫傷寒，很注重營養療法。他認為凡是日久病重的，最易消耗體內的各種營養物質，應該隨時給予補充。傷寒病人之所以造成骨瘦如柴，一時難以恢復的原因，都是由於在治療過程中抱著“餓不死的傷寒“的舊觀念而囑病人忌口過嚴的關係。他曾說：“先師趙吉浦先生（趙為中醫專門學校教師），對於傷寒症之治療，最重病人全身之營養狀態。他好用養陰葯，尤重食餌療法，其原則是：

1.凡診斷為傷寒症之病人，除舌苔垢膩者外，三餐食餌，常以老鴨湯予之。

2.以大麥糊為副食品，用於病人熱將下降，知飢索食之際。

3.薔薇花露為病人口渴之主要飲料，務令多多益善。

4.一遇舌干無津，雖有黃糙苔，養陰葯即有必要。

以上皆師法之不可湮沒者也。清醫張令韶治傷寒一案，予病人粥食數碗，佐以火肉、鯽魚、白鯗等取效，然則主張營養療法者，固不僅趙師一人而已。”章氏經常囑咐傷寒病人多進藕粉、米湯、蔗漿、鮮稻葉露、薔薇花露，後期病人則持續服用少量的老鴨湯、鯽魚湯及麥糊等。他認為此等食品，不獨能維持營養，增強抵抗力，而且多飲花露，還能補充體內因高熱而消耗的水分，又能通利小便，排除毒素，中藥中有各種花露，是非常值得珍視的。

章氏以善用蟲類藥物治療某些頑固的慢性病著稱。他認為仲景用大黃庶蟲丸治干血，抵當湯丸治蓄血，鱉甲煎丸治瘧母等病，說明蟲類藥物在治療上很早就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葉天士取法仲景，並擷取孫思邈《千金方》、許叔微《本事方》用蟲類葯的經驗，立“初病在經在氣，久病入絡入血”之說，對積聚、瘧母、風寒濕痹、頭痛、胃痛，以及婦女經水不通、小兒單腹脹等多種慢性病，常用蟲蟻搜剔之品，奏通絡追拔之效，頗有卓見，足證葉天士是一個善於繼承仲景遺法的人。章氏早年受了曹穎甫先生的影響，對葉氏學說不敢苟同，後來才明白葉氏治病不僅以輕靈取勝，且能上窮古法，以意化裁，多所創穫，如應用蟲類藥物，即其一端。他認為後人景仰葉氏，如果僅僅效法他輕靈的一面，猶未能盡得葉氏之長。章氏這個論證，對研究香岩（天士）學派者，是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的。章氏經常用蜈蚣、全蠍等治頭風痛，用蘄蛇、露蜂房等治風痹走注，用庶蟲、螻蛄、蜣螂、蟋蟀等治積聚腫脹，效果都很好。特別是用蜈蚣、全蠍治頭風，療效非常突出，經治後有不少患者從未複發。根據歷來使用蜈蚣、全蠍的經驗，不僅有鎮痙之效，而鎮痛之力特強，用之得法，有立竿見影之妙。又川烏與當歸同用，鎮痛之力亦殊不弱，若再配合蜈蚣、全蠍，可以相得益彰。章氏用蟲類藥物，多配成丸劑、散劑，以便常服，此即葉氏“新邪宜急散，宿邪宜緩攻”之義。蟲類藥物對胃部略有刺激，胃納不佳的患者，可復入山藥、陳皮等健胃調氣之品，以解除其副作用，但大多數患者，服之並無任何不良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