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鍾漢

1905年，梁鍾漢和弟弟梁耀漢在武昌組織群學社，並創辦明新公學。後來他入新軍第21混成協第41標當兵。

1906年春天留學日本，肄業於東京路礦業學校。1906年夏，加入同盟會。10月，奉孫中山之命，回湖北發起革命運動，1907年1月，被張之洞下令逮捕入獄。

1909年，梁鍾漢被清政府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押回漢川原籍監禁。

1911年10月10日出獄后，於1911年10月11日夜在湖北漢川發動起義，響應武昌起義，歷任襄河游擊總司令、黎元洪顧問、河北省議會議員。

1913年，由於黎元洪排擠湖北的革命黨人，梁鍾漢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后，他任寶山縣長，參加二次革命，后又調任討袁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兼財政主任。

1915年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任中華革命黨湖北西路總司令，回到湖北起兵討袁。途經上海時，他被袁軍的密探誘捕，關押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蘆家灣監獄。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凱逝世，才獲得保釋出獄。此後他居住在上海。後來南下廣州任孫中山的軍政府大元帥府咨議，后改任參軍。

1917年，梁鍾漢被孫中山派回湖北舉行護法起義。

1920年，梁鍾漢因策劃驅逐靖國鄂軍總司令黎天才未遂，逃到上海。

1921年，梁鍾漢任中國國民黨廣州辦事處幹事及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1922年孫中山北伐，他任大本營咨議。

1925年冬，他和詹大悲、劉伯垂、田桐等先行回湖北響應北伐。

1926年被委任為武昌攻城別動隊總指揮，協助北伐軍攻城。“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因援救進步人士被開除國民黨黨籍。此後，鍾漢逐漸結束了政治生涯，遂專門從事實業和社會福利工作，利用辛亥先驅的聲望，籌辦過西湖水災難民的救濟工作；長期主持蛇山辛亥老兵戲園事務，致力為辛亥老兵謀求生活等。抗日戰爭時期，堅辭日偽誘惑，隱居四川萬縣。日寇投降，親返故里，創辦耀漢中學，新中國成立后，任湖北文史館館員。親著《我的革命經過》，以饗後人。

1959年2月病故於漢口德潤里，時年八十一歲。

1909年，囚於上海“丙牢”的梁鍾漢被清當局判刑三年，押至漢川原籍監禁。梁鍾漢利用家居之便，讓家人施以錢財，賄賂漢川的縣知事和獄吏，得到特殊款待。梁鍾漢坐牢不戴鐐銬，單獨居住，白天可以接待探監的客人，晚上可以出獄走動。心懷大志的梁鍾漢利用這難得的“自由”機會，抓緊在漢川進行反清起義的組織和發動工作。他一是耐心細緻地進行策反宣傳，鼓勵縣城防隊長余治平率隊策反，參加漢川起義；二是布署胞弟梁耀漢與妹夫黃警亞，以維護地方治安為由，在馬口鎮組建自衛隊，積蓄起義力量；三是派遣其妻張蔭蘭和漢川學生岑偉生與武漢和上海的革命黨人聯繫，並遣岑偉生找上海革命黨人運回一批炸藥，交給在武昌念書的張蔭蘭，再讓其轉運回漢川馬口鎮梁家，秘密製造炸彈，以備起義之用。

1911年10月11日上午，漢川襄河碼頭迎來了一艘艘從漢口開來的木船，人們奔走相告：“武昌新兵起義，起義軍佔領了省城！”得知這一消息后，按捺不住喜悅心情的梁鍾漢立即在獄中通知余治平響應起義。下午，漢川縣商會會長毛玉成及縣城士紳代表至獄中請梁鍾漢出獄，主持大計，余治平率全體官兵在牢門外列隊迎接梁鍾漢，並護送至縣衙大堂。梁鍾漢在大堂上發表了起義演說，宣布了起義紀律。此時，梁輝漢、張蔭蘭、黃警亞等人也率領馬口起義部隊千餘人趕到縣城，迎接梁鍾漢回馬口鎮。梁鍾漢回馬口鎮后，即召開大會，率眾向十八星旗行鞠躬禮，眾人剪掉辮子，同飲慶功酒。會後，梁鍾漢深恐縣城有變，又帶領一部分隊伍連夜趕往縣城，召集城內革命同志和商紳代表在高等小學內開會，正式宣布起義，成立漢川軍政分府。眾人推舉梁鍾漢為民軍總司令，研究確定了軍政分府組成人員名單。此時，正值10月11日午夜，距武昌首義的時間不到24小時。因此，從時間上來看，漢川起義是全國響應武昌首義的第一次大起義，梁鍾漢是中華大地上高舉十八星紅旗響應“武昌首義”的第一人。

但是，漢川起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一是漢川起義后的第二天清晨，縣城防隊長余治平悄然離城出走，城防隊嘩然，經梁鍾漢對城防隊士兵做思想政治工作，才安定了軍心、民心；其二，在宣布起義的當晚，有少數起義人員結夥搶劫了富商胡元興的財產，引起民心不穩。梁鍾漢經查明真相后，為維護起義軍的聲譽，果斷地槍斃了“搶犯”，嚴明了軍紀，維護了社會治安；第三，起義之初，經費缺乏，軍無糧餉，士氣不振。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梁鍾漢迅速發動漢川縣城和馬口鎮的富商士紳捐財助軍，梁鍾漢的老家“梁興茂”帶頭捐獻兩罐銀子，帶動其他富商踴躍捐款，終於解決了起義軍的糧餉問題；其四，起義之初，武昌軍政府派張卿雲率十幾名“老兵”來漢川幫助訓練新兵，梁鍾漢去漢陽兵工廠領取槍支彈藥時，漢川的新兵與武昌的老兵發生了摩擦，引起了“內訌”，致使縣城百姓人心惶惶，關門閉戶。梁鍾漢得知后及時趕回，處分了無端滋事的新兵，平息了“內訌”，安定了民心。

一樁樁突發事件，一道道險惡難關，都被梁鍾漢化險為夷。當時，最使他難於對付的不是“內憂”，而是強敵壓境的“外患”。因為清軍協統劉溫玉正率領五營精銳之師，從襄陽開抵仙桃鎮，準備進攻武漢，劉溫玉在仙桃揚言，“踏平漢川，直搗武昌。”當時，敵強我弱？只有打敗驕橫一世的劉溫玉，才能保住漢川，保衛武漢。

面臨來勢洶猛的清兵，梁鍾漢集合部隊，他向起義軍講述了“火燒赤壁”的往事，激勵士兵樹立戰鬥必勝的信心。梁鍾漢這樣講述道：“火燒赤壁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周瑜以五萬兵力打敗了曹軍八十三萬之眾，曹操敗走華容，請求關公饒命。歷史說明，驕兵必敗，哀兵必勝。以少勝多，以弱克強，是完全可能的。三國赤壁之戰，就是先例。古書記載，湖北有三個‘赤壁’。一個在嘉魚，那是真赤壁，一個在黃州，那是蘇東坡的文赤壁，還有一個在我們漢川，就是眼前的赤壁，我把它叫做‘武赤壁’，這是先知的預言，上天的啟示。只要我們有勇氣有智謀有決心，一定可以寧丁敗劉溫玉的驕兵驕將，取得襄河赤壁之戰的勝利。”梁鍾漢的演說，鼓舞了士氣，振奮了軍心。起義軍人人摩拳擦掌，個個躍躍欲戰。梁鍾漢不是一介莽動的武夫，他深知“遇強智取”的兵法，胸有良謀。原來，仙桃與漢川同處襄河下游，相距很近，兩地軍民來往頻繁，關係密切，而且人心思漢。在清軍順河東下的時候，兩地城防隊就簽有“聯防”抗敵的協議。清軍到達仙桃鎮時，沒把漢川民軍放在眼裡，他們只顧享樂，疏於設防。梁鍾漢挑選了部分官兵，潛入仙桃，與城防隊聯繫，當一切安排就緒，梁鍾漢便於10月23日內外夾攻發起猛攻。那日，大火與槍聲、殺聲一片，撲向清軍營房，在醉夢中驚醒的驕兵驕將猝不及防，倉惶逃命，漢川民軍的“敢死隊”緊追不捨，投擲的炸彈在敗軍中不時爆炸，更使清兵潰不成軍。敗兵逃到麻洋潭，又遭到京山起義軍的堵擊，清兵死的死，降得降，劉溫玉收拾不住這些殘兵敗將，只好落荒而走，帶著幾個親兵狼狽地逃回了襄陽。

仙桃大捷，結束了“襄河赤壁之戰”，顯示了梁鍾漢卓越的政治才幹和軍事才能，也打出了漢川起義軍的威風。梁鍾漢因而被湖北軍政府任命為“襄河游擊總司令”。

這時，湖北軍政府任命季雨霖為安襄鄖荊招討使，11月24日，設行署於仙桃鎮。季雨霖統率漢川和京山的起義軍，馳騁襄河沿線，南下荊沙，北取襄樊，光復了鄂中、鄂北廣大漢士，保衛了大武漢。梁鍾漢受命出任襄陽府知事，鎮守鄂北。不久，季雨霖率大軍北伐，直取南陽，劉溫玉被迫投降。當大軍正欲“一鞭直渡清洛河”的時候，忽聞清帝退位，南北議和，民國成立，季雨霖、梁鍾漢乃班師回武昌，部隊改編為“第八師”，季雨霖任師長，梁鍾漢任大元帥府高級顧問，后被選為湖北省議會議員。(當時，梁鍾漢敢於直言，與詹大悲、趙鵬飛合稱議會“三大炮”。

1913年(民國二年)，袁世凱陰謀篡國。他一上台就大肆剷除南方革命勢力，鄂督黎元洪也暗通袁世凱，迫害武漢革命黨人。梁鍾漢與詹大悲、季雨霖、劉英、熊秉坤、彭監九、陳少武、蔡濟民、吳醒漢、丁仁傑等革命黨人被迫逃往漢口日租界。黎元洪為置革命黨人於死地，要日本領事“引渡”革命黨人。為避免不測，日本領事護送他們登上日本“岳陽丸”輪船，直達南京、上海，爾後，梁鍾漢等人參加了“二次革命討袁護國”。

梁鍾漢到達上海后，即出任寶山縣長，協助居正防守吳淞炮台。不久，南京局勢吃緊，討袁軍總司令黃興出走，由何海嗚繼任，梁鍾漢調任總司令部總參議兼財政主任。一次，梁在出城採購軍糧時，被袁軍炮彈擊傷。後來南京、上海相繼失守，“二次革命”失敗。梁鍾漢赴往日本，謁見孫中山，參加了孫中山新建的中華革命黨，被委任為中華革命黨湖北西路總司令，回鄂起兵討袁，途經上海，被袁軍密探誘捕，關進法租界巡捕房的蘆家灣監獄。幸經孫中山及時營救，才未被引渡殺害。從此，坐過中國清王朝省牢、縣牢的梁鍾漢，又關進了法國人的“西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