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維爾斯坦

傳記性小說《拉維爾斯坦》的前兩部分主要是寫拉維爾斯坦人生中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他身患絕症，但卻與病魔做垂死的抗爭，直至逝世；后一部分主要是寫敘述者齊克自身也因食物中毒而徘徊於生死邊緣，但他卻在此時對生存與死亡有了深深地思考。

拉維爾斯坦出生於中部的一個小城市，有著非常不幸的童年生活，他的父親一生窮困潦倒，而且是家中的暴君。從小生活在父親陰影之下的拉維爾斯坦，很早就開始接觸社會，獨自到社會上闖蕩。在努力拚搏奮鬥了多年以後，他終於擺脫了窮苦人民的生活，當上了某知名大學的教授。他所教的學生遍布各個行業，並且有很多都是身居要職，其中還有學生在海灣戰爭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他與他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和頻繁地交往。由於接受了好朋友齊克的建議，他將自己的教學研究成果寫成了一本攻擊相對論、美國的教育體制和美國日益下降的國際地位與影響的暢銷書，因此一舉成名，成了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座上客。從此他便成功躋身於美國這個豐裕社會的上層之列，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就在他享受著功成名就、名利兼收的生活時，卻發現自己患上了絕症。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他要求齊克為他寫一本自傳。

拉維爾斯坦是一個性格極富魅力、充滿悖論的猶太知識分子。拉維爾斯坦帶著酒神的放縱與沉醉和日神的夢想與希冀擁抱生活：他質疑美國當代的社會價值和教育體制，卻又熱衷於各種場合的交際，成為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的座上客；他極力推崇古希臘羅馬的經典文化，熱愛古典音樂，卻又狂熱地追求著世俗的享受，傾心於阿瑪尼的西裝、美國沒有的古巴雪茄、純金的萬寶龍金筆等等；他是美國社會的高級知識分子，舉止行為卻又粗俗不堪，在出席各種名流社交場合時，經常將咖啡或者其他飲品濺灑在價值昂貴的衣服上，直接用嘴就著可樂瓶子喝，讓 T.S.艾略特看得 目瞪口呆；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並不崇拜自由市場，卻又利用他自己的才華製造出了具有價值的商品，一夜暴富；他推崇唯美的、自由的愛情，卻又有著同性戀好友；他從小就想極力擺脫殘暴的家中君主──他的猶太父親，卻又在生活中一直扮演著他學生和朋友的“父親”。

排猶主義

“二戰”時期歐洲瀰漫著反猶主義情緒和實施了滅絕猶太人政策。在20世紀，最可怕的排猶主義的表現莫過於德國納粹政府對數百萬歐洲猶太人的大肆屠殺。

猶太身份

作為現代美國人的猶太人早在14、15世紀伴隨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就曾少量登陸美洲大陸，到18、19世紀時，已有較多的歐洲猶太人移民美洲，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移民浪潮達到高峰。可以說，猶太人在這塊土地上的居住時間已達400多年。經過長時間的摩擦、交流與融合，猶太人早已和其他移民一樣成為了美國人。

就貝婁來說，他的父母是來自俄國的猶太移民，於1913年來到加拿大，貝婁於1915年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勒申市。到1924年，貝婁全家又移居美國的芝加哥。

貝婁從四歲開始，他在家人的影響下開始學習猶太經典和希伯來語，因此，對自己民族傳統有著深刻的認同感。然而，要想在美國這個畸形的社會中生存下去，猶太移民必須適應美國的生活方式。

《拉維爾斯坦》作品中展現了猶太人尷尬的生活處境：他們生活在異化的美國社會，既不願放棄自己的傳統宗教，卻又無法抵禦美國生活方式的誘惑，在兩者之間遊離，最終使自己變成一個惶惶不可終日的喪失“身份”的人。

創作思考

二戰中“大屠殺”的殘暴，促使貝婁深入地反思“大屠殺”的成因和給猶太民族乃至全人類帶來的傷害。

貝婁借寫傳記這一機會和形式，來總結他自己對人生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特別是他自己對反猶主義和“大屠殺”的認識做最終的定位。

從古至今，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發的戰爭一直在演繹著，猶太民族歷來是受迫害和遭屠殺的對象。不能不驚嘆，這個有民族卻沒國家、多災多難的民族在飽受如此磨難的情況下依然能夠保持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屹立於世界的確是一個奇迹。這個奇迹產生的原因主要歸功於猶太民族虔誠的宗教信仰和偉大的文化傳統。貝婁的創作力受西方人文主義影響，但猶太文化及其宗教思想才是影響貝婁寫作的根源。

人物原型

1、拉維爾斯坦人物原型：索爾·貝婁以自己的至交、美國社會學家艾倫·布盧姆（《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的作者）為原型創作。

2、小說中第一人稱的敘述者齊克的人物原型：即作者索爾·貝婁本人。貝婁命名敘述者為齊克（Chick ，小雞），目的在於讓齊克扮演需要接受現實教育的“小弟弟”角色。

拉維爾斯坦

主人公拉維爾斯坦是一個猶太人，出生於美國中部一個小城市，其父一生潦倒，是家中的專制暴君。童年生活的不幸，使他很早就離開家庭，獨自到社會上闖蕩。經過多年的努力奮鬥，他終於成為名牌大學的知名教授、國內外的知名學者。他教出來的學生身居要職，有的甚至在海灣戰爭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他與他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同時，他也是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座上客。

拉維爾斯坦一方面推崇古希臘羅馬，熱愛古典音樂，強調心靈的發展、愛的渴求，另一方面又追求世俗的享受，醉心於阿瑪尼西裝，威登箱包，拉利克水晶器皿以及諸如此類的名牌產品。他既關心偉大的政治，又喜好流言飛語；他才華橫溢，不拘小節，坦坦蕩蕩，率性而為。他是一個具有典型的美國式人格魅力的人。

在好朋友齊克的建議下，拉維爾斯坦將自己的教學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書出版，在世界各地暢銷。隨之而來的滾滾財源，滿足了他對於奢華生活的需求。就在他功成名就、名利雙收之時，卻被診斷出得了艾滋病。他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因而要求他的好友齊克在他死後為他寫一個傳記。

齊克

齊克是經歷二戰並倖免於難的猶太倖存者，他生活在美國。齊克的為人處事原則：從他人的利益出發，以德報怨，遵循猶太教“愛自己愛鄰人”的教義。不論是對待友情還是愛情上，齊克始終抱著與人友好相處的態度。即使拉維爾斯坦一直在利用齊克，齊克也沒有因此怪罪他。齊克始終認為拉維爾斯坦是開誠布公的好朋友，並且一直強調拉維爾斯坦的嚴厲批判對他自己幫助很大。齊克不管是對前妻薇拉還是對現任妻子羅莎曼，他都是一個有責任心的好丈夫。

《拉維爾斯坦》主題思想之一：

德國納粹推行荒謬的理性主義、虛無主義以及犯下的滔天罪行。

作者貝婁在該小說中強調理性主義、虛無主義在德國納粹的產生及其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小說中這樣寫道：“你不得不思考一下，數十萬數百萬人因思想不同而慘遭殺戮——也就是說，帶著一些理性的借口。理性作為秩序的表現或者意圖的明確具有很重要的價值。虛無主義的最狂熱的形式，極其徹底地表現在德國軍隊中。德國的軍國主義產生了最極端和最可怕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引發了普通士兵的最血腥和最瘋狂的復仇主義的謀殺熱情。”

因為這種熱情幾乎完全包含在執行的過程中，所以一切責任追溯到上層發布命令的來源。這段近似議論的文字表明，在貝婁看來，德國納粹及其屠殺人類的劊子手們一方面用理性主義幫助他們為其所進行的大肆屠殺尋找理由，另一方面又用虛無主義為他們日後推卸責任製造借口。因此，對納粹反猶主義的批判應該從歐洲近代以來各種思潮中去尋找原因，而不應只簡單地歸咎於浪漫主義。

其次，貝婁在小說中還進一步分析了現代庸眾對法西斯反猶主義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一方面，他以體育運動和電視節目等大眾傳媒作比，分析了庸眾如何在狂熱而盲目的追捧中成就了像希特勒這樣反人類的法西斯分子。他指出：“你無法分清戰爭和NBA賽事——體育運動，超級大國的魅力，高科技的軍事行動、體育運動和法西斯分子的大型集會互相借鑒。”另一方面，貝婁還認為平庸社會中所普遍存在的軟弱無力，也是讓法西斯分子的張狂能得逞的原因：

總之，在貝婁看來，庸眾的盲目追捧和麻木不仁是現代社會的通病，而這些通病又是造成法西斯納粹“大屠殺”的另一個主要原因。貝婁以此為基點又將批判的鋒芒向歷史縱深，向當下拓展，即從過去單一地指責或批判與德國文化相關的人和事，轉向了批判包括歷史和當下形形色色所有參與迫害猶太民族的反猶主義者。貝婁擴大對反猶主義者的清算是有道理的，因為反猶主義不只是出現在“二戰”大屠殺中，而是由來已久，涉及到世界社會的多層面；參與者也不只是軍隊里的官兵，更有詩人、醫生、哲學家、教授以及其他所謂的體面人。他們共同構成的反猶大軍，以歷史的厚重和當下的迅猛，合力促成了歐洲納粹法西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再次，貝婁在小說中提出了活著的猶太人都是“倖存者”的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始，美國政府坐收漁翁之利，一些生活在美國的猶太人心存僥倖，不願多事，以免惹禍上身。在貝婁看來，這種以旁觀者姿態出現的猶太人其實並沒有意識到他們這樣做的危險性：過去，歐洲法西斯分子“殺害了超過一半以上的歐洲猶太人”，並有“如此多的其他人，成百萬的其他人，希望‘猶太人’他們死”，乃至“猶太人曾經被提供給整個人類作為一個衡量人性邪惡的尺度”；現在“作為猶太人，明白了什麼是可能的。沒人說得出，下面它會從哪一個角落冒出來”——歷史將有可能會重演的，即使猶太人收斂自己，盡量不去招惹是非，但反猶主義者也會施展各種伎倆，其中包括編造有關猶太人的“和陰謀論有聯繫”的神話，以便達到他們毀謗並最終徹底消滅猶太民族的目的。小說中提到的“《錫安山草案》事件就是一例”，正如小說主人公拉維爾斯坦所說的一句話：“一定要時常想一想那些吊在肉鉤子上的人。”可見，貝婁在小說中提出活著的猶太人都是“倖存者”的觀點，其目的就是要讓活著的猶太人意識到自己的獨特身份和可能重演的歷史。

貝婁在這裡藉助小說中的人物表達了一種強烈的種族警覺意識。最後，貝婁在小說中提出了同化和回歸猶太民族的問題。小說中嵌入了一個有關拉維爾斯坦的老朋友莫里斯·赫伯斯特換心臟的故事——象徵性地說明美國猶太人的同化問題。莫里斯是從德國移居到美國的猶太人。他的醫生告訴他“他的心臟已經報廢了”，需要移植一個新的心臟。恰好一個美國年輕人因車禍去世，於是這個年輕人的心臟就變成了莫里斯的心臟。不過，就是這位“胸膛里承載著另外一個人心臟”的莫里斯卻“是一個有信仰的猶太人——雖不十分正統，但也或多或少地遵從教規”，即是說，莫里斯的心雖然被更換了，但是卻沒有被異族人的心臟所主宰，其信仰未變。不僅如此，這顆美國年輕人的心臟還需要“帶著它異己的能量和律動”來“讓自己適應猶太人的需要或獨特的習性”。說莫里斯有信仰，未被異族人的心臟所改變的一個有力的證明就是，莫里斯清醒地認識到，“戰爭清楚地表明，幾乎每一個人都贊同猶太人沒有生存的權利”，並且與拉維爾斯坦得出同樣的結論：“人不可能拋棄自己的血統，猶太人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而且，他在聽說了拉維爾斯坦在臨終前的忠告（“猶太人應該對猶太人的歷史感興趣——對他們的正義原則感興趣”）后，又“肯定拉維爾斯坦給猶太人指出了最好的出路，沒有什麼比這一宗教遺產的價值更大了”。貝婁在小說中嵌入有關莫里斯換心臟故事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即，一是說明有信仰的猶太人是不可能被同化的，二是說明猶太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忘記自己的民族之根。

總而言之，貝婁在《拉維爾斯坦》該小說中從揭露德國納粹思想產生的根源寫起，到譴責古今所有反猶主義者的醜惡面目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再到提出沒有被屠殺的猶太人都是“倖存者”的觀點，最終以猶太人拒絕同化、回歸自己民族作為書寫“大屠殺”的歸結。這樣一個幾乎是面面俱到的書寫，不僅全面地反映了反猶主義和“大屠殺”這一歷史的真實面貌和對猶太人身心的影響，而且還意味深長地表達了貝婁對自己民族的赤子之心。

《拉維爾斯坦》主題思想之二：

為在美國生活的猶太人找到了一條心靈回歸的道路。

猶太民族獨特的歷史背景、社會處境以及猶太人獨具的民族特性使得處在美國文化下的猶太作家在創作時遭遇到了尷尬。生活在美國的猶太人（尤其是處於社會上層的知識分子）既不願意放棄傳統的宗教，又無法抵禦“美國的生活方式”，結果在這種困惑中搖擺不定，因尋找自己的身份而充滿渴望，同時又遭遇失望。

文本中將拉維爾斯坦稱為“他學生的摩西和蘇格拉底”，說他“正帶領著他們朝著那塊上帝的應許之地前進” 。摩西是猶太民族的英雄，他帶領猶太人歷經磨難從埃及回歸迦南，並創立了“摩西十誡” 。他把那些與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律法和習俗交給猶太人，是為了把猶太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和其他民族分隔開來，以便能使他們保持自己獨特的民族特徵。而拉維爾斯坦在現實生活中扮演的正是這樣一個領導者和父親的角色。雖然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裡都不遵守猶太教規，但是他對歷史和現實中的反猶主義有清醒的認識。他指出，英國著名作家吉卜林曾經說過：“猶太人為了他們猶太人的目的，已經扭曲了社會現實。”吉卜林還惡意攻擊身為猶太人的愛因斯坦，說他用相對論破壞物理的現實，企圖給物理世界一個虛假的猶太式的曲解；法國醫生作家塞利納也曾建議像消滅細菌一樣消滅猶太人。拉維爾斯坦認識到，反猶並不是個別現象，所以他沉痛地指出：“猶太人曾經被提供給整個人類作為一個衡量人性邪惡的尺度。”

拉維爾斯坦深受理性的希臘精神的影響，但他對猶太教、對猶太人的生活也極為關切，同時深深受到猶太哲學的影響。“他推崇古代希臘羅馬，更喜歡雅典，不過極端尊重耶路撒冷。”針對人們對猶太區中猶太人的惡意，拉維爾斯坦不妥協地說：“猶太區的猶太人有高度發達的情感，文明的神經，他們有社區和法律，‘猶太區’是一個無知的報紙名詞。”

在彌留之際的拉維爾斯坦正“追隨著一條猶太人的思想或者說猶太人的本質的軌跡”，他一心想著的是猶太《聖經》。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一個人不可能拋棄你的血統，也不可能改變你的猶太人身份。猶太人應該對猶太人的歷史深感興趣——— 感興趣於他們的正義原則。”臨終前，他還要求好友齊克去猶太教堂並且以猶太教規中“猶太人不自殺”的訓誡阻止了一對老夫婦的自殺。

猶太文明十分強調道德因素，講究“節慾”，拉維爾斯坦作為一個徘徊在希伯來文化和美國文化之間的當代猶太知識分子，因為放棄了猶太人的生活方式，享受美國式的奢靡物質生活而葬送了自己，卻在臨終前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道德歸屬地——猶太民族的精神和教義。

齊克雖然意識到了隱藏在事物表象下的仇猶情緒，但是出於某種原因卻不願意去正視，去接受，所以拉維爾斯坦一再對他進行訓導：

“我看見一個猶太人，一個移民的孩子，很認真嚴肅地對待美國的房地產。作為一個美國人，你有權在喜歡的地方買土地，建房屋，充分地享受你的權利。這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你自己，這是事實。至於你，齊克，你正在發布你的全部美國權利宣言。你這樣做非常勇敢，不過你這樣做也有點發狂，周圍幾英里，就你是唯一的猶太人。你的鄰居們互相依靠。你依靠誰——你的非猶太人的夫人？”

很多生活在美國的猶太人不願意被稱為美國猶太人，他們很想隱藏起自己的身份，將自己真正地融入美國社會。齊克因為自己的妻子薇拉而成為了仇猶者的好友，拉維爾斯坦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對人心太軟，齊克，這也不全是天真。你知道他騙人。你們之間有一個不明言的協定，必得讓我說清楚嗎？”這種妥協在拉維爾斯坦眼中就變成了刻意地去忘記歷史，忘記因為仇猶情緒而失去生命的人，忘記自己的民族身份。拉維爾斯坦非常形象地指出：“齊克你自己選擇成為一個夢遊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你是不可教導的，只是意味著什麼時候願意採取行動要取決於你自己。”由於長期生活在異族文化的夾縫中間，猶太人常常產生對自我身份的困惑，這種對身份的自覺追尋在文學文本中常常體現為強烈的局外感、邊緣感乃至非我的異化感，這使得很多猶太人如同一個夢遊者，願意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好夢境中，害怕醒來面對殘酷的事實。

在美國社會中也存在著仇猶現象，雖然在美國讎猶情緒沒有以激進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這股暗流是存在的。齊克的前妻薇拉就是這樣一個代表。她對猶太人沒有好感，卻用她的母親來掩飾，使齊克認為：“老太太非常厭惡‘我’。有一個猶太人做女婿破壞了她的晚年生活。”薇拉需要一個丈夫只不過是為了面子，而並非出自愛情。拉維爾斯坦很形象地指出：“薇拉和齊克的家只是一個家庭而已，不是夫妻之愛甚或感情的所在地。”薇拉試圖左右齊克的生活，最明顯地體現在左右齊克的交友選擇。她反感齊克和拉維爾斯坦的交往，而對仇猶者格里萊斯庫表現出非常大的好感。薇拉結束他們婚姻的方式，也體現了她對自己的丈夫毫無感情：“薇拉給所有的物件貼上淡綠色和紅色的圓片——淡綠色標明是‘我’的財產，橙紅色的貼在她的東西上。”在這裡，貝婁引用了《尤利西斯》中的一段話：“在生命之牆的每一面，都砌上了類似的事實的磚，因此你永遠也不能對它們全部作出解釋，只注意到一些比較觸目的。”齊克看到了這觸目的事實——分割財產。而隱藏在這一表象之下的，是薇拉對他的不屑和蔑視。作為一個猶太人，從自己的婚姻中感受到社會中存在的仇猶情緒，是一種很大的悲哀。

猶太民族的滄桑歷史帶給了猶太人特殊的氣質和感官，他們到達美國後面臨著“身份”問題，“信仰”問題。像貝婁和拉維爾斯坦一樣的猶太人為了追逐“美國夢”而努力，在追逐的過程中拋棄了傳統，接受了美國文化的同化，然而卻在“夢醒時分”，在很多的事實面前，因為沒有了“身份”和“信仰”而恐慌。貝婁想要通過《拉維爾斯坦》該小說表達的正是這種觀點：作為一個猶太人，不能拋棄傳統和民族身份，雖然生活在美國，要對社會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不要被當代歷史中發生的事情所淹沒。

貝婁為自己和在美國生活的猶太人找到了一條心靈回歸的道路，同時對美國社會中存在的仇猶情緒予以了揭示，改變了他以往妥協、避而不談的態度，正像他在小說中寫的：“為拉維爾斯坦做傳，獲得了一個主題中的主題，同時也使他自己從達摩克利斯之劍下獲得了解脫。”

同故事敘述者

《拉維爾斯坦》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它之所以引起公眾的興趣和關注，與作者選擇了第一人稱同故事敘述者密不可分。第一人稱同故事敘述者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當與故事同質的第一人稱見證人或第一人稱主人公講述故事時，節奏張馳有度，結構開啟自如。整個故事由第一人稱敘述者“我”（齊克）漫不經心地、跳躍式地為朋友拉維爾斯坦“立傳”，“我”既是人物也是敘述者。全書一氣呵成，沒有明確的章節劃分，三個部分用明顯的圖示標示，一段故事與另一段故事之間僅用空行隔開。故事從拉維爾斯坦邀請“我”（齊克）和他一道在巴黎的克里戎大酒店度假寫起。前兩部分著重講述拉維爾斯坦生命的最後一段旅程，以及與艾滋病的鬥爭。

最後一部分是“我”（齊克）在加勒比海的一個叫聖馬丁的度假海灣吃了某種毒海魚后痛苦掙扎的感受，其間交叉敘述“我”（齊克）與拉維爾斯坦的交往、“我”（齊克）眼中的拉維爾斯坦對愛情、友誼、死亡的思考與感受。敘述者“我”的意識流不停地在“現在”與“過去”之間穿梭，拉維爾斯坦的“人生”通過“我”一點一滴地拼湊起來。整個故事隨著“我”的意識而自然流動，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幾乎貫徹始終。文本的內容從“我”（齊克）的角度湧出，流出的是“我” （齊克）的經歷、“我”（齊克）的觀察、“我”（齊克）的感受，並受“我”（齊克）的制約。敘述中任何一個片斷均可生髮出無數的枝蔓，但這種枝蔓不是漫無邊際的，敘述者會適時地跳出，利用“我”（齊克）的許可權幫助敘述接受者從“拉維爾斯坦的現在”到達“拉維爾斯坦的過去”。

第一部分的第二節，時間是六月的早晨，地點是巴黎拉維爾斯坦豪華頂層套房，敘述者用一句“我現在對他一生的大概輪廓，已經很熟悉了”，就開始了對主人公家族的敘述。第二部分第二節開頭一句“現在我必須放下巴黎，回到新罕布爾什”，把故事拉回到拉維爾斯坦在新罕布爾什與“我”一家（齊克與前妻薇拉）的交往，以及“我”對薇拉的評判。這樣跳躍式牽拉讀者思緒的敘事還有很多，比如：

“這就是‘我’要向你介紹的拉維爾斯坦。‘我’說過‘我’要通過一點一滴的拼湊來表現拉維爾斯坦。‘我’在想該用什麼樣的詞語來描繪拉維爾斯坦那套大而富麗堂皇的公寓——他在中西部的住處。

‘我’儘可能地讓事實來說話。作為一個誠實的觀察者，‘我’有義務講清楚拉維爾斯坦是怎麼行動的。讓我們繼續講下去。

‘我’儘力把拉維爾斯坦和莫理斯·賀伯斯特之間非同一般的關係表達出來。當‘我’進行這一類簡單描述時，總是意識到拉維爾斯坦的影響。”

總之，敘述者“我”（齊克）總是在用一隻無形的手把敘述接受者拽到拉維爾斯坦的面前，讓他們認識過去、現在、過去中過去的拉維爾斯坦以及他的思想。

第一人稱同故事敘述者的第二個特徵是彰顯真實。“我”（齊克）是一位戲劇化的敘述者，在小說中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一個是拉維爾斯坦，一個是他自己。拉維爾斯坦是位博古通今的哲學教授，他終身以柏拉圖為師，並能向義大利人講授馬基雅維利，向法國人講授盧梭，向英國人講授莎士比亞。他舉辦昂貴的宴會，給同性戀密友買最好的跑車；他盤踞在豪華客廳的沙發上一邊不停抽煙，一邊和他許多身居要職的學生長時間通電話，了解唐寧街或克里姆林宮的動向；他和巴黎高層學者圈交遊，接受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會見；他自高自大、玩世不恭而又憤世嫉俗。

齊克是拉維爾斯坦的摯友，其故事主要集中在第三部分——中毒后的經歷以及對死亡的思考，是拉維爾斯坦的陪襯。採用第一人稱敘述，敘述接受者面對的是一個身為故事中人物的敘述者齊克，他與故事之間的距離因而被大大縮短，“敘述者與人物合一，就使讀者如聽當事人侃侃而談，內容均為敘述者的親見、親聞、親感, 故鮮明生動，真切感人”。與故事同質的敘述者齊克如同和讀者面對面訴說本人及與他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時空的拉維爾斯坦的故事，當他在講述自己直接經歷或耳聞目睹的事情時，或對拉維爾斯坦進行分析點評時，讀者的思想感情很容易與人物的命運產生共鳴，因而實現小說文本的“偽真實”。

內聚焦

貝婁在《拉維爾斯坦》中對傳統的全知視角進行了陌生化處理，他將敘述者的權威位置限制在主要人物齊克身上，讀者幾乎一直都是在他的感官、思維的引領下來認識拉維爾斯坦的世界。

故事的焦點定位於齊克。齊克以他的眼光展開敘事，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皆通過他的聚焦過濾而記錄下來，敘事者、聚焦者和主人公常常是重合的。首先，讀者要通過齊克這個媒介來感知拉維爾斯坦的世界，拉維爾斯坦的世界也只存在於他的眼中，他就像照相機的取景器。除了行為悖論的拉維爾斯坦外，高傲專橫、冷漠的物理學家薇拉，溫柔、善良、體貼的羅莎曼，大男孩尼基，以及巴特爾教授等一系列在拉維爾斯坦的生活中有著重要地位的人物，也都是通過齊克的眼光進入讀者視線的。

其次，《拉維爾斯坦》的聚焦模式的最大特點是聚焦對象的被聚焦更多不是通過聚焦人物的所見所聞，而是通過所思所想，或曰自由聯想。這些自由聯想更多以淡化時間意識的對話出現。

以第三部分的第五節為例。“‘我’（齊克）病重期間，前妻薇拉在我的“幻覺”中出場，場景是在一家投資銀行。‘我’（齊克）與薇拉的對話天馬行空，飄忽不定，一會兒冷凍，一會兒性革命，一會兒死亡與再生。”這些對話與喬伊斯等意識流作家集中探索非理性相比，表現的仍然是人物的理性思考，“我”（齊克）與前妻薇拉鬧翻的過程：薇拉和我的婚姻出現問題，薇拉想把我冷凍起來，一個世紀后復活再繼續我們的婚姻；與前妻相比，現任妻子羅莎曼真正關心自己的生死，是自己患難與共的妻子。

內聚焦可以使讀者直接接觸到齊克的內心世界和感受而無需再藉助於另一個敘述者作為中介轉述，因而橫亘在讀者與作品之間的障礙被無聲地拆除。

人物視角與其說是觀察他人的手段，不如說是揭示聚焦人物性格的窗口。讀者聽到的是他與自“我”之間的對話，因而聚焦者的眼光頻繁地從對聚焦對象的外部觀察內化為聚焦者本人的心理意識。這樣，第一人稱敘事和人物的內心獨白交錯出現，現實與心靈水乳交融，給不在場的讀者一種“在場”的感覺。

傳記性小說《拉維爾斯坦》出版后，在美國批評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稱讚者認為該小說的出版是“一個驚人的成就，貝婁數年來寫的最富有吸引力的一部作品”；質疑者則認為貝婁“暴露”了布魯姆的隱私，把布魯姆搞“同性戀”的事情給泄露了。這牽扯到道德問題，即貝婁無權“將其好友布魯姆的個人隱私公佈於眾”。然而，縱觀已有的評論，其關注的重點無非是圍繞著暴露隱私和有關死亡、友誼、愛情等問題，將一部討論猶太大屠殺和反猶主義這一重大問題的小說用私人化的方式給消解了。應該說，貝婁在84歲高齡創作的這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絕不僅僅是單純地為好友作傳，暢談友誼、愛情和死亡，而且更是對他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場和價值取向的最終定位。從分析小說對大屠殺和反猶主義的表述，可以看出作者貝婁的猶太民族立場，即他的猶太性。

《拉維爾斯坦》的敘事藝術保持了貝婁一貫的敘事風格，從同故事敘述者到第一人稱內聚焦，從顛倒時序到對敘事時距的運籌帷幄，反映了20世紀文學創作中的一種普遍趨勢——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相互交織和滲透，物理寫實與心理展示的完美結合。

——宋德偉（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教授）

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美國作家，被稱為美國當代文學發言人。他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市郊的拉辛鎮，父母是來自俄國聖彼得堡的猶太移民。1924年，全家遷往美國芝加哥定居。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學，兩年後轉學到西北大學，1937年在該校畢業，獲社會學和人類學學士學位。除擔任過一段時間的編輯、記者及在商船上短期服役外，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學里執教。

主要作品有：《兩個早晨的獨白》、《奧吉·馬奇歷險記》、《雨王漢德森》、《賽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禮物》等。1976年，他以“對當代文化富於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