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士

劉英士，生於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零一年），綏遠省安北縣（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人，中國近代平民辦學先驅，安北縣史上第一所私立學堂創始人。一介農民，傾力辦學，跡近武訓先生之行乞辦學，時人尊稱為“西北女武訓”。

少年時尊父母之命婚配郅桂舉，勤勞耕作，持家有道，家境漸趨殷實。其母偶染疾病，久醫無效，遂許願祈祝。母病癒，建廟感佑護之德，然遍訪七里八鄉，叩門求書一匾，終不能得。由是感慨，學之不興已至若斯，遂立志創辦義學。

民國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以半生積蓄並土屋兩間設立學堂。免學費，免貧困者口糧，免費供蔬菜，設立獎學金，學生日用三餐皆親力為之，為學生洗衣補裳。鄉親感其誠，多有送子弟就學者，義學乃立。義學漸彰，經費不繼，為維繼義學，往返安北、五原、陝壩、臨河等地募集，安北縣長喬學曾資助小麥數石，並為學堂題名“英士小學”。其間，五原縣惡勢力橫加干涉，責令取締，往返交涉，終得保全，並以“私立英士小學”正式命名。民國三十五年，徒步赴歸綏（今呼和浩特）募集，報界報導，以“西北女武訓”譽之，引省城各界關注，傅作義聞訊召見，撥款資助。至民國三十七年，已建成四年制小學，校風正派，治學嚴謹，參加安北縣獎學金考試，包攬第一、二名。民國三十八年，受教育部長朱家驊表彰。公元一九五零年，再赴歸綏，教育廳長秦豐川親筆題匾“女中武訓”，並向綏遠省政府副主席楊植霖彙報后，撥萬斤糜米，增派師資，學校更名為“安北縣第五完全小學”，任職校長。

其後，舉國批武訓，牽連蒙冤，卒於公元一九五三年，年五十三。窮一生之力創建之學校以“西小召鎮中心小學”之名而存，嘉惠後世。

英風亮節正學道，士存高義教兒曹

---紀念外曾祖母“西北女武訓”劉英士女士

2011年國慶節回內蒙省親，家兄提及欲為外曾祖母劉英士立碑紀念一事。關於外曾祖母劉英士創辦義學，並被人尊稱為“女武訓”的逸事，我打小就曾聽聞，並素來感佩，便毛遂自薦撰寫墓誌銘。長假結束返京后便整理材料動筆撰寫，所搜集材料中記錄較為詳細的是烏拉特前旗編寫的《劉英士——西北女武訓》一文，其中所述事迹與我從小聽過的大體吻合，當然，因時隔久遠，其中也有一些明顯的錯誤，經向家中長輩考證，做了一些更正。考證撰寫墓誌銘的過程，彷彿重歷了一遍先祖創辦義學的經歷，一切恍若昨天，其精神雖淳樸，卻於今日物慾橫流之社會尤為稀缺。因受墓誌銘篇幅局限，總感未能盡抒胸臆，便動念撰寫一文記錄先祖辦學之經歷，兼為武訓先生誕辰173年紀念。

我的外曾祖母劉英士，生於1901年，綏遠省安北縣人，也就是今天的內蒙古烏拉特前旗。1938年創建義學堂，是安北縣史上第一所私立學堂，比起山東武訓先生1888年首創義學堂晚了50年。從武訓先生創建“崇賢義塾”起，此後60年間陸續有先知受武訓先生精神感召，開創義學堂，學堂多以“武訓”命名，而創辦者也多被人以“武訓”稱呼，這些都稱得上是中國近代平民辦學的先驅。外曾祖母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卻傾其所有創辦義學，為維持義學四方奔走募集，也被當時的人尊稱為“西北女武訓”。不過，就其辦學的起因而言，卻並非是受武訓先生精神影響，而是另有一段緣由。

外曾祖母少年時遵照父母之命與外曾祖父郅桂舉成婚，外曾祖母娘家家境富餘，算得上是大戶人家，而外曾祖父卻是一普通農民。兩人成婚後勤勞耕作，加上外曾祖母持家有道，家境漸趨殷實。一次，外曾祖母的母親生了重病，久治不愈。外曾祖母是極其孝順的人，焦急之下就許願祈祝，如能佑護母親病癒，願建廟感念。之後，母親的病竟然漸漸好轉。撇開迷信的說法，用科學的眼光看，大概一是中醫見效較慢，二是護理得當的緣故。既然許願，就要還願，外曾祖母就依所許建了一座小廟。可是建起廟后，要找一個書寫牌匾的人，卻方圓幾十里都未找到，為此大為感慨，立志創辦義學堂，施教於周邊的貧寒子弟。

一九三八年，外曾祖母從外地聘請了彭承室先生作老師，騰出兩間土房作教室，最初只設一個啟蒙班，算是初步辦起了學堂。學堂不收學費，學生僅需自帶口糧，對於極端貧困者口糧也免除，學生所食蔬菜皆由學堂免費供應，並設立獎學金。外曾祖母視學生猶如自家子弟，一日三餐皆親力為之，並常為住校學生洗補衣裳。鄉親受其誠意所感，多有送子弟就學者，義學得以初立。

外曾祖母創建義學堂之時正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二個年頭，中原大地戰火一片，但是對於安北縣這樣的邊塞小城，日軍尚無暇顧及，相對較為平靜，直到一九三九年，傅作義包頭襲擊日軍後撤退到五原，日軍追擊傅部，傅作義打了那場著名的五原戰役，取得了對日正面戰場的首次勝利——五原大捷，而這段戰爭時間也為時較短，所以整個八年抗戰過程中，安北縣一帶受到的侵擾相對較少，基本保持平靜，所以外曾祖母能在抗日戰爭期間創建學堂並一直維持下來。

外曾祖母家在當時算的上是小康之家，雖薄有家資，就辦學而言，還是力量薄弱，隨著學生人數增多，師資、校舍都得增加，而半生積蓄也基本用盡，為了維持義學，只有出去募集，這與武訓先生的辦學極其相似。

安北縣以及周邊的五原、陝壩、臨河等縣地處河套平原，自古就有“黃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說，屬於北方少有的魚米之鄉，相比內地的戰火侵擾，餓殍遍地而言，這裡的境況在當時要好的多。況且人性向善，外曾祖母傾家辦義學，屬於大善舉，所以在去往安北、五原、陝壩、臨河等地募集時，獲得了一定認可和支持，其中安北縣長喬學曾就曾資助了小麥數石，並為學堂題名“英士小學”。

在眾人的資助下，學堂得以維繼，規模得以擴大，學堂也稍具名望。然而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外曾祖母辦學的地方處於安北縣與五原縣交界處，五原縣政府受人蠱惑，橫加干涉，責令取締，於是外曾祖母又往返交涉數次，最終邪不壓正，學堂得以保全，並以“私立英士小學”正式命名。

一九四六年初，抗日戰爭結束的第一個年頭，內戰尚未爆發，中國進入了難得的短暫和平時期。此時外曾祖母的義學堂經過八年的發展已有三個年級，人數達到五十餘人，隨著辦學規模的擴大，師資和學生的增加，附近的募集已不能維持學堂的運轉，需要得到更大的支持。外曾祖母備足乾糧，準備到綏遠省的省會城市歸綏（今呼和浩特）募集，尋求政府支持。

從安北到歸綏將近七百里路，相傳是徒步，個人感覺可信度不大，外曾祖母是裹腳，一天能行走七八里路已經是很吃力的事，徒步700里難以想象，所以本人揣度乘坐馬車的概率更大一些。饒是如此，一介農家女子，能有此等氣魄和見識也著實令人感佩。到達歸綏后首先找了當地幾家報紙尋求支持。找媒體擴大影響，對於今天的人來說甚是平常，但就當時而言，尤其是一位來自落後農村的女人來說確是了不起的行徑。

其時，戰後中國，滿目瘡痍，若求強國大計，首推教育，而此時的政府正積極籌備內戰無暇顧及教育，倡導民間教育正是惠而不費之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紀念武訓特刊上為武訓題辭：“武訓是中國的裴士托洛齊，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同月六日，《新華月報》發表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紀念武訓的文章，於是“武訓熱”再達高潮。

所以此時外曾祖母主動找到報紙，對報界來說正是難得的素材，省城報界廣為撰文報導，並以“西北女武訓”譽之，引起省城各界人士廣泛關注，這其中就包括時任綏遠省主席的傅作義。

傅作義是有名的“布衣將軍”，一九三一年擔任綏遠省主席以來，倡導“政治民主、經濟平等、言論自由”，採取“治軍治水並重”等多項舉措極大地繁榮了戰時及戰後的綏遠省經濟。素來治亂之法不外乎“懲惡”與“揚善”兩條途徑，不懲惡無以立制，不揚善正氣不張。傅作義治綏遠也是如此，既注重懲惡，更注重揚善。所以傅作義從報紙上獲悉“西北女武訓”其人其事後，大為感慨，便決定親自一見。

傅作義初見外曾祖母，見其頭包圍巾，身著舊式農村衣裳，三寸小腳，完全一副老式農村婦女模樣，心下頗感失望。及至攀談，見其侃侃而談，不卑不亢，從容應對，面無懼色，心下甚覺驚訝。談及辦義學堂之事，更是赤誠之心溢於言表，拳拳之意見於顏色，不覺肅然起敬，改容相向。

長者已逝，傅作義與外曾祖母所談之具體話題已不可考。但是外曾祖母當日應對所表現之風骨，卻多聽家中長輩說起。一介布衣農婦與一省最高長官，其身份地位相差何止百倍，卻能坦然以對，比之今日之世人一見權貴，則卑躬屈膝，滿臉諂媚，以致醜態百出而全不自省相距又何止百倍。

當日傅作義見過外曾祖母后，對其創辦義學之事嘉言褒獎，並撥款一千一百一十九萬元，布兩匹資助辦學。撥款數目巨大，但是到底摺合今天價值幾何，就無從考證了。當時是一九四六年初，內戰尚未爆發，民國政府當時發行的貨幣是法幣，抗戰時期為了避免日本通過收繳法幣聚斂外匯，採用的是貨幣貶值策略，到一九四六年已經過大幅貶值，但是距離一九四八年法幣全面膨脹崩盤尚有兩年時間，所以在當時還是具有一定的購買力。

經過傅作義的支持，到一九四八年，英士小學已建成完整四年制小學，校風正派，治學嚴謹，參加安北縣獎學金考試，包攬第一、二名，成績優異。西北女武訓的名望更為響亮，一九四九年，受到教育部長朱家驊表彰。

受朱家驊表彰一事，現在想來，當時的民國政府已是強弩之末，大概是想通過表彰有名望之人，作最後的安撫民心之舉。其後，在已投誠共產黨的傅作義策劃下，董其武等人實施了綏遠九一九起義，綏遠一省實現和平解放。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國內戰火連綿，而外曾祖母辦的義學堂卻在這十一年間一步步發展起來，並沒有受到戰爭的衝擊，確屬幸事。

一九五零年，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個年頭，土地改革開始，私有經濟體收歸國有，英士小學的命運將何去何從？按照政府的安排，已經五十歲的外曾祖母偕次女郅貞如再赴歸綏向省政府彙報工作，同時尋求支持和幫助，聽取彙報的是綏遠省教育廳廳長秦豐川。

秦豐川畢業於山西省立第三師範，與傅作義是同學，之後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在北平和平起義前在傅作義處擔任隨員，深受傅作義倚重。傅作義會見“西北女武訓”一事，歸綏報界廣為報道，秦豐川雖未曾親見，卻對此事印象頗深，對西北女武訓的事迹甚是讚歎。

於是秦豐川就此事向綏遠省政府副主席楊植霖進行了專項彙報，徵得同意后，教育廳拔萬斤糜米，增派師資，並將“英士小學”更名為“安北縣第五完全小學”，委任外曾祖母劉英士為校長，並親筆題匾“女中武訓”贈送，以示感佩之情。

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零年，經過十二年的操持，義學堂最終完成了使命，以公立小學的身份得以延續。十二載義學，幾多風雨，幾多艱辛，但是在困難中也多得人相助，從喬學曾，到傅作義，再到秦豐川皆為外曾祖母的辦學精神所感，盡其所能提供了幫助。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

據《清史》記載，武訓先生是在眾學童朗朗讀書聲中含笑離開了世界，可謂得其所哉，然而西北女武訓卻沒有那麼幸運。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電影《武訓傳》公映，受到了普遍好評。然而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任何事情都不會循常理出牌。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颶風突起，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對武訓進行了批判。這篇社論不諦是一個旱地驚雷，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歷史研究等部門迅速行動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

到了一九五三年，對武訓的批判愈演愈烈，席捲全國。終於我的外曾祖母，劉英士女士，這位被譽為“西北女武訓”的奇女子，在一片批判聲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離開了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世界。其窮一生之力創建的學校至今仍以“西小召鎮中心小學”之名而存，嘉惠後世。

塞北苦寒之地，文教不興久矣。而我的外曾祖母，一介農家女子，目不識丁，不知孔孟，卻創辦義學十數載，備嘗艱辛，矢志不渝，培育成才者甚眾，終獲成就。子曰：有教無類。傾家以立義學，施教於貧寒子弟，可謂有教無類。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立義學不圖名利，而終能教化一方，可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陶行知曰：教育為公以達天下為公。為辦義學四方募集，公心所致多得人助，可謂教育為公以達天下為公。

外曾祖母育二女，長女郅樹林，次女郅貞如，二女頗有乃母之風。在我年少時，姨祖母郅貞如尚在世，嘗憶起外曾祖母其言其行，其品德之端方，見識之超群，為人之赤誠，處事之幹練，雖鬚眉亦不及。

值此武訓先生誕辰一百七十三周年之際，我們這些晚輩懷念外曾祖母——西北女武訓劉英士，因母疾而立志，可謂之孝；施教貧寒，可謂之仁；不圖名利，可謂之義。先祖以此三者澤被後世，蒙以養正，可謂之大哉！

最後，以此次為懷念外曾祖母所作的一副輓聯結尾：

英風亮節正學道，

士存高義教兒曹。

僅以此文紀念外曾祖母劉英士女士。

註：本文作者為石鑫先生，系劉英士女士曾外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