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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英士

近代平民辦學先驅

劉英士女士(1901-1953),綏遠省安北縣人,中國近代平民辦學先驅,安北縣史上第一所私立學堂創始人,人稱“西北女武訓”。

辦學先驅


劉英士,生於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零一年),綏遠省安北縣(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人,中國近代平民辦學先驅,安北縣史上第一所私立學堂創始人。一介農民,傾力辦學,跡近武訓先生之行乞辦學,時人尊稱為“西北女武訓”。

生平事件


立志辦學

少年時尊父母之命婚配郅桂舉,勤勞耕作,持家有道,家境漸趨殷實。其母偶染疾病,久醫無效,遂許願祈祝。母病癒,建廟感佑護之德,然遍訪七里八鄉,叩門求書一匾,終不能得。由是感慨,學之不興已至若斯,遂立志創辦義學。

得道多助

民國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以半生積蓄並土屋兩間設立學堂。免學費,免貧困者口糧,免費供蔬菜,設立獎學金,學生日用三餐皆親力為之,為學生洗衣補裳。鄉親感其誠,多有送子弟就學者,義學乃立。義學漸彰,經費不繼,為維繼義學,往返安北、五原陝壩臨河等地募集,安北縣長喬學曾資助小麥數石,並為學堂題名“英士小學”。其間,五原縣惡勢力橫加干涉,責令取締,往返交涉,終得保全,並以“私立英士小學”正式命名。民國三十五年,徒步赴歸綏(今呼和浩特)募集,報界報導,以“西北女武訓”譽之,引省城各界關注,傅作義聞訊召見,撥款資助。至民國三十七年,已建成四年制小學,校風正派,治學嚴謹,參加安北縣獎學金考試,包攬第一、二名。民國三十八年,受教育部朱家驊表彰。公元一九五零年,再赴歸綏,教育廳長秦豐川親筆題匾“女中武訓”,並向綏遠省政府副主席楊植霖彙報后,撥萬斤糜米,增派師資,學校更名為“安北縣第五完全小學”,任職校長。

牽連蒙冤

其後,舉國批武訓,牽連蒙冤,卒於公元一九五三年,年五十三。窮一生之力創建之學校以“西小召鎮中心小學”之名而存,嘉惠後世。

後人紀念


英風亮節正學道,士存高義教兒曹
---紀念外曾祖母“西北女武訓”劉英士女士

題記

2011年國慶節回內蒙省親,家兄提及欲為外曾祖母劉英士立碑紀念一事。關於外曾祖母劉英士創辦義學,並被人尊稱為“女武訓”的逸事,我打小就曾聽聞,並素來感佩,便毛遂自薦撰寫墓誌銘。長假結束返京后便整理材料動筆撰寫,所搜集材料中記錄較為詳細的是烏拉特前旗編寫的《劉英士——西北女武訓》一文,其中所述事迹與我從小聽過的大體吻合,當然,因時隔久遠,其中也有一些明顯的錯誤,經向家中長輩考證,做了一些更正。考證撰寫墓誌銘的過程,彷彿重歷了一遍先祖創辦義學的經歷,一切恍若昨天,其精神雖淳樸,卻於今日物慾橫流之社會尤為稀缺。因受墓誌銘篇幅局限,總感未能盡抒胸臆,便動念撰寫一文記錄先祖辦學之經歷,兼為武訓先生誕辰173年紀念。

正文

我的外曾祖母劉英士,生於1901年,綏遠省安北縣人,也就是今天的內蒙古烏拉特前旗。1938年創建義學堂,是安北縣史上第一所私立學堂,比起山東武訓先生1888年首創義學堂晚了50年。從武訓先生創建“崇賢義塾”起,此後60年間陸續有先知受武訓先生精神感召,開創義學堂,學堂多以“武訓”命名,而創辦者也多被人以“武訓”稱呼,這些都稱得上是中國近代平民辦學的先驅。外曾祖母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卻傾其所有創辦義學,為維持義學四方奔走募集,也被當時的人尊稱為“西北女武訓”。不過,就其辦學的起因而言,卻並非是受武訓先生精神影響,而是另有一段緣由。
外曾祖母少年時遵照父母之命與外曾祖父郅桂舉成婚,外曾祖母娘家家境富餘,算得上是大戶人家,而外曾祖父卻是一普通農民。兩人成婚後勤勞耕作,加上外曾祖母持家有道,家境漸趨殷實。一次,外曾祖母的母親生了重病,久治不愈。外曾祖母是極其孝順的人,焦急之下就許願祈祝,如能佑護母親病癒,願建廟感念。之後,母親的病竟然漸漸好轉。撇開迷信的說法,用科學的眼光看,大概一是中醫見效較慢,二是護理得當的緣故。既然許願,就要還願,外曾祖母就依所許建了一座小廟。可是建起廟后,要找一個書寫牌匾的人,卻方圓幾十里都未找到,為此大為感慨,立志創辦義學堂,施教於周邊的貧寒子弟。
一九三八年,外曾祖母從外地聘請了彭承室先生作老師,騰出兩間土房作教室,最初只設一個啟蒙班,算是初步辦起了學堂。學堂不收學費,學生僅需自帶口糧,對於極端貧困者口糧也免除,學生所食蔬菜皆由學堂免費供應,並設立獎學金。外曾祖母視學生猶如自家子弟,一日三餐皆親力為之,並常為住校學生洗補衣裳。鄉親受其誠意所感,多有送子弟就學者,義學得以初立。
外曾祖母創建義學堂之時正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二個年頭,中原大地戰火一片,但是對於安北縣這樣的邊塞小城,日軍尚無暇顧及,相對較為平靜,直到一九三九年,傅作義包頭襲擊日軍後撤退到五原,日軍追擊傅部,傅作義打了那場著名的五原戰役,取得了對日正面戰場的首次勝利——五原大捷,而這段戰爭時間也為時較短,所以整個八年抗戰過程中,安北縣一帶受到的侵擾相對較少,基本保持平靜,所以外曾祖母能在抗日戰爭期間創建學堂並一直維持下來。
外曾祖母家在當時算的上是小康之家,雖薄有家資,就辦學而言,還是力量薄弱,隨著學生人數增多,師資、校舍都得增加,而半生積蓄也基本用盡,為了維持義學,只有出去募集,這與武訓先生的辦學極其相似。
安北縣以及周邊的五原、陝壩、臨河等縣地處河套平原,自古就有“黃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說,屬於北方少有的魚米之鄉,相比內地的戰火侵擾,餓殍遍地而言,這裡的境況在當時要好的多。況且人性向善,外曾祖母傾家辦義學,屬於大善舉,所以在去往安北、五原、陝壩、臨河等地募集時,獲得了一定認可和支持,其中安北縣長喬學曾就曾資助了小麥數石,並為學堂題名“英士小學”。
在眾人的資助下,學堂得以維繼,規模得以擴大,學堂也稍具名望。然而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外曾祖母辦學的地方處於安北縣與五原縣交界處,五原縣政府受人蠱惑,橫加干涉,責令取締,於是外曾祖母又往返交涉數次,最終邪不壓正,學堂得以保全,並以“私立英士小學”正式命名。
一九四六年初,抗日戰爭結束的第一個年頭,內戰尚未爆發,中國進入了難得的短暫和平時期。此時外曾祖母的義學堂經過八年的發展已有三個年級,人數達到五十餘人,隨著辦學規模的擴大,師資和學生的增加,附近的募集已不能維持學堂的運轉,需要得到更大的支持。外曾祖母備足乾糧,準備到綏遠省的省會城市歸綏(今呼和浩特)募集,尋求政府支持。
從安北到歸綏將近七百里路,相傳是徒步,個人感覺可信度不大,外曾祖母是裹腳,一天能行走七八里路已經是很吃力的事,徒步700里難以想象,所以本人揣度乘坐馬車的概率更大一些。饒是如此,一介農家女子,能有此等氣魄和見識也著實令人感佩。到達歸綏后首先找了當地幾家報紙尋求支持。找媒體擴大影響,對於今天的人來說甚是平常,但就當時而言,尤其是一位來自落後農村的女人來說確是了不起的行徑。
其時,戰後中國,滿目瘡痍,若求強國大計,首推教育,而此時的政府正積極籌備內戰無暇顧及教育,倡導民間教育正是惠而不費之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紀念武訓特刊上為武訓題辭:“武訓是中國的裴士托洛齊,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同月六日,《新華月報》發表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紀念武訓的文章,於是“武訓熱”再達高潮。
所以此時外曾祖母主動找到報紙,對報界來說正是難得的素材,省城報界廣為撰文報導,並以“西北女武訓”譽之,引起省城各界人士廣泛關注,這其中就包括時任綏遠省主席的傅作義。
傅作義是有名的“布衣將軍”,一九三一年擔任綏遠省主席以來,倡導“政治民主、經濟平等、言論自由”,採取“治軍治水並重”等多項舉措極大地繁榮了戰時及戰後的綏遠省經濟。素來治亂之法不外乎“懲惡”與“揚善”兩條途徑,不懲惡無以立制,不揚善正氣不張。傅作義治綏遠也是如此,既注重懲惡,更注重揚善。所以傅作義從報紙上獲悉“西北女武訓”其人其事後,大為感慨,便決定親自一見。
傅作義初見外曾祖母,見其頭包圍巾,身著舊式農村衣裳,三寸小腳,完全一副老式農村婦女模樣,心下頗感失望。及至攀談,見其侃侃而談,不卑不亢,從容應對,面無懼色,心下甚覺驚訝。談及辦義學堂之事,更是赤誠之心溢於言表,拳拳之意見於顏色,不覺肅然起敬,改容相向。
長者已逝,傅作義與外曾祖母所談之具體話題已不可考。但是外曾祖母當日應對所表現之風骨,卻多聽家中長輩說起。一介布衣農婦與一省最高長官,其身份地位相差何止百倍,卻能坦然以對,比之今日之世人一見權貴,則卑躬屈膝,滿臉諂媚,以致醜態百出而全不自省相距又何止百倍。
當日傅作義見過外曾祖母后,對其創辦義學之事嘉言褒獎,並撥款一千一百一十九萬元,布兩匹資助辦學。撥款數目巨大,但是到底摺合今天價值幾何,就無從考證了。當時是一九四六年初,內戰尚未爆發,民國政府當時發行的貨幣是法幣抗戰時期為了避免日本通過收繳法幣聚斂外匯,採用的是貨幣貶值策略,到一九四六年已經過大幅貶值,但是距離一九四八年法幣全面膨脹崩盤尚有兩年時間,所以在當時還是具有一定的購買力
經過傅作義的支持,到一九四八年,英士小學已建成完整四年制小學,校風正派,治學嚴謹,參加安北縣獎學金考試,包攬第一、二名,成績優異。西北女武訓的名望更為響亮,一九四九年,受到教育部長朱家驊表彰。
受朱家驊表彰一事,現在想來,當時的民國政府已是強弩之末,大概是想通過表彰有名望之人,作最後的安撫民心之舉。其後,在已投誠共產黨的傅作義策劃下,董其武等人實施了綏遠九一九起義,綏遠一省實現和平解放。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國內戰火連綿,而外曾祖母辦的義學堂卻在這十一年間一步步發展起來,並沒有受到戰爭的衝擊,確屬幸事。
一九五零年,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個年頭,土地改革開始,私有經濟體收歸國有,英士小學的命運將何去何從?按照政府的安排,已經五十歲的外曾祖母偕次女郅貞如再赴歸綏向省政府彙報工作,同時尋求支持和幫助,聽取彙報的是綏遠省教育廳廳長秦豐川。
秦豐川畢業於山西省立第三師範,與傅作義是同學,之後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在北平和平起義前在傅作義處擔任隨員,深受傅作義倚重。傅作義會見“西北女武訓”一事,歸綏報界廣為報道,秦豐川雖未曾親見,卻對此事印象頗深,對西北女武訓的事迹甚是讚歎。
於是秦豐川就此事向綏遠省政府副主席楊植霖進行了專項彙報,徵得同意后,教育廳拔萬斤糜米,增派師資,並將“英士小學”更名為“安北縣第五完全小學”,委任外曾祖母劉英士為校長,並親筆題匾“女中武訓”贈送,以示感佩之情。
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零年,經過十二年的操持,義學堂最終完成了使命,以公立小學的身份得以延續。十二載義學,幾多風雨,幾多艱辛,但是在困難中也多得人相助,從喬學曾,到傅作義,再到秦豐川皆為外曾祖母的辦學精神所感,盡其所能提供了幫助。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
據《清史》記載,武訓先生是在眾學童朗朗讀書聲中含笑離開了世界,可謂得其所哉,然而西北女武訓卻沒有那麼幸運。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電影《武訓傳》公映,受到了普遍好評。然而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任何事情都不會循常理出牌。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颶風突起,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對武訓進行了批判。這篇社論不諦是一個旱地驚雷,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歷史研究等部門迅速行動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
到了一九五三年,對武訓的批判愈演愈烈,席捲全國。終於我的外曾祖母,劉英士女士,這位被譽為“西北女武訓”的奇女子,在一片批判聲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離開了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世界。其窮一生之力創建的學校至今仍以“西小召鎮中心小學”之名而存,嘉惠後世。
塞北苦寒之地,文教不興久矣。而我的外曾祖母,一介農家女子,目不識丁,不知孔孟,卻創辦義學十數載,備嘗艱辛,矢志不渝,培育成才者甚眾,終獲成就。子曰:有教無類。傾家以立義學,施教於貧寒子弟,可謂有教無類。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立義學不圖名利,而終能教化一方,可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陶行知曰:教育為公以達天下為公。為辦義學四方募集,公心所致多得人助,可謂教育為公以達天下為公。
外曾祖母育二女,長女郅樹林,次女郅貞如,二女頗有乃母之風。在我年少時,姨祖母郅貞如尚在世,嘗憶起外曾祖母其言其行,其品德之端方,見識之超群,為人之赤誠,處事之幹練,雖鬚眉亦不及。
值此武訓先生誕辰一百七十三周年之際,我們這些晚輩懷念外曾祖母——西北女武訓劉英士,因母疾而立志,可謂之孝;施教貧寒,可謂之仁;不圖名利,可謂之義。先祖以此三者澤被後世,蒙以養正,可謂之大哉!
最後,以此次為懷念外曾祖母所作的一副輓聯結尾:
英風亮節正學道,
士存高義教兒曹。
僅以此文紀念外曾祖母劉英士女士。
註:本文作者為石鑫先生,系劉英士女士曾外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