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法師

范成法師七歲之年於如皋崇善庵，依悉融和尚剃度出家，在師父教導下，讀書認字，禮佛誦經，如是十餘年。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范成二十二歲，受具戒於鎮江焦山定慧寺。

圓戒后回到如皋掘港西方寺常住，因為西方寺的住持，也是他的剃度師悉融和尚。

宣統二年（1910年），江蘇省僧教育會成立“江蘇僧師範學堂”，由月霞法師出任學堂監督。悉融和尚以范成是可造之材，命他赴南京入學受教。范成在校時，與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同學，這些人後來都是弘化一方的佛門法將。未幾月霞去職，由諦閑法師繼任學堂監督。

宣統三年（1911年）中秋節前後，辛亥革命在武昌起義，繼而革命軍光復南京，僧師範學堂受戰事影響而停辦，范成離校仍回如皋掘港西方寺。

翌年（1912年）革命成功，民國肇建，范成奉師命出任西方寺住持。范成以為∶“佛法的宗要，是切實解除眾生現下之苦，而不只是趕經拜懺為死人服務。”基於此一理念，他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慈善事業，並注重到佛教文物的保護和佛教文化的傳播。

民國十一年（1922年），他把西方寺產四十一多畝荒地開墾耕植，使寺內常住道糧無匱。他並出外行腳募化，在掘港修築“掘虹路”十餘里，並新建“通利橋”一座，以改善掘港對外的交通。另在西方寺內興建納骨塔一座，收納荒冢無主的骸骨。

民國十八年（1929年），他變賣了一部分寺田，創建了一所“皋東私立僧伽圖書館”，藏有佛教法寶經典，儒家經、史、子、集，地方志乘及各種圖書十餘萬冊，及各種雜誌報紙，設專人管理，開放給社會使用；此外，他長期搜集佛教文物，如經書、佛像、碑帖、法器等，打算另行創設一座佛教文物館。他的師父不贊成他這種做法，出面勸阻。二人以理念不同，師弟間發生齟齬。

同時，掘港地方上一些保守的鄉紳者流，對范成以出家人而干預社會事物，也對之表示不滿，范成以此而離開掘港，到了上海。

民國十九年（1930年），陝西大旱，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佛教大護法朱子橋（慶瀾）居士到陝西放賑。他在西安城內的卧龍寺及開元寺，無意中發現這兩處寺院中保存有宋版藏經，仔細鑒定，竟然是世所稱道的《磧砂藏》。

《磧砂藏》是宋代平江府磧砂延聖院比丘尼弘願斷臂募化所刻的，它的全名是《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經》。

此藏始雕版於南宋理宗年間，中途曾因延聖院火災及南宋滅亡等原因，中斷約三十年，到元英宗至治年間始續刻完成，前後歷時約九十年。

這部藏經收經一千五百三十三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分五百九十一函，千字文編號從“天”至“煩”。

該藏是經摺裝本，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折摺成冊。在宋版書中，是最為珍貴的藏經。當時國內外發現於著錄者，僅為部分殘文，而宋氏在西安發現者竟為全藏，這不僅是佛教的無價之寶，也是中國文化史上重大的發現。朱氏回到上海，邀集佛門緇素名流如葉恭綽、狄楚青、蔣維喬、丁福保、李經緯、李圓凈及范成法師等人開會集議。

眾人咸以為宋版《磧砂藏》，是古版藏經中最完善的版本，已流傳六百餘年，不僅為佛教之瑰寶，且亦為中國文化遺產，一致認為有影印流通的價值。與會者組織了“影印宋磧砂藏經會”，設辦事處於上海公共租界威衛路180號，綜理印經事務。在開會時，范師法師被推為常務委員。

影印藏經會組成，須有專人赴西安，檢查經書是否齊全，有無欠缺，並安排照像製版等事宜。這種工作不但要有充裕時間，不辭勞苦，且要精於版本的鑒別。眾人討論良久，認為只有范成法師具備這種條件，眾人一致勸請，最後這件工作由范成法師一肩承擔下來。民國二十年（1931年）春，范成帶領著照相技師、沖印技師及工作助理人員等二十餘人，經南京、徐州、洛陽到達西安。經與地方上有關人士協商，將開元寺和卧龍寺兩處的藏經，運到陝西省立圖書館中，闢室保管，並由雙方人員組成小組，共同開篋清點。在范成致太虛法師的書信中，敘述了清理經書的經過情形∶

“．．．弟爾來在陝西省立圖書館清理宋版藏經，見有三種刻本，一在宋皇佑三年，刻字大而筆畫粗；又有一種字較小者，刻亦不精；惟宋景定五年刻於杭州者，寫刻俱善。此館中有景定刻本兩部，計一萬一千零五十六冊，印刷期一在宋時，一在明朝，檢查冊數，甫告成，部類尚未分析，究屬有無缺乏，莫可知也。昨閱《關中石記》，始知陝地自隨唐以來，有古德若干碑銘，《高僧傳》未登載。弟與康寄遙居士商酌，此種材料，果然重要，可另編輯翻印，藉此勉勵未來學人。．．．”

在陝西省立圖書館檢查的結果，宋代刻印者以開元寺的兩千八百八十九卷與卧龍寺的四千五百四十八卷，兩相比較，除雷同者外，共得五千二百二十六卷，尚欠缺五百七十六卷。後來，查得北平（今北京）松坡圖書館的《宋藏目錄》，有一部分可補西安所有《宋藏》之不足。是年（民國二十年，1931年）7月，太虛法師應華北佛教居士林璁期佛學講習會之請，到北京講《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范成又致書太虛法師雲∶

“．．．因法師處之相近，故請移玉至該館（北平松坡圖書館）調查真象，攝一影本寄下，如能字跡相同，可補缺陝之《宋藏》不足，即有五千六百二十九，僅缺一百七十三卷，系《大般若經》與《大毗娑婆論》等。由此觀之，影印《宋藏》藍本，可不成問題。范成頂禮”

西安、北平兩處的藏經合起來，仍缺一百數十卷，如果就現有者影印，仍屬美中不足。范成與上海的影印藏經會聯絡，會中諸理事及朱子橋，仍委請范成到秦晉各地的古剎中，去查訪藏經舊本。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范成不辭勞苦，徒步行腳，在陝西、山西各地的古剎中查訪。

後來他行腳到山西平勝府趙城縣，在趙城縣的廣勝寺中，發現有古代藏經千餘卷，內中多屬唐宋佚經佚目，依千字文編項，其中有宋景佑二年（1035年）的跋文，捐資刻印的信士，多為晉南蒲州人。經考證其刻版之始，當在五代末年，而刻竣印經，可能在金代。

此經系手卷式，每版一面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字體極古樸。此種版本藏經，向未見於國內之公私記載，在佛學版本史上，可謂之空前的收穫。

這在當時是一件轟動國內佛教界的大事，北平專門研究唯識學的“三時學會”，會長韓清凈居士，委請徐森玉、周叔迦二居士趕到了廣勝寺，選出唯識法相典籍十五種七十三部，借去校勘影印，命名曰《宋藏遺珍》。范成法師則選出了《磧砂藏》中所欠缺者，借去照相製版。其餘尚有少許欠缺部分，不得已則以明版藏經補足。

范成在西安工作了一年多，已拍攝製成了玻璃版四十箱，未拍完的尚在拍制中。是時適長春般若寺的　虛法師，應朱子橋居士之召在西安講經。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9月講經圓滿，要回上海去。范成找到　虛法師說∶“所制《磧砂藏》玻璃版，已照妥四十箱，若用汽車運至潼關，途中恐怕震碎，損失非淺（那時隴海鐵路的火車，由江蘇海州僅通到陝西潼關，潼關至西安一段尚未通車），最完善的辦法，莫如用木船運過渭水河，至潼關上火車。這次你走，要順便做點功德，護送藏經版到潼關，然後坐火車到上海。但渭水河四周，有很多土匪，時常發生搶劫，不知你怕否？”虛法師說∶“出家人能把生死看破，還怕什麼土匪？”虛法師承擔下了運送玻璃版的責任。范成不幸言中，虛法師乘的木船，果然在臨潼的渭水河中遇到了土匪。虧得　虛應付得宜，搶匪只搶了船上普通乘客的銀洋和煙土，經版則微受損失。

影印玻璃版終於運到了上海，以後又運到二十箱，由佛學書局總編輯范古農居士負責影印，到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影印的五百部《磧砂藏》問世。這是集眾人之力完成的功德，而其中出力最大的，當然是范成法師。他為這件事，在陝西、山西兩地忙碌了三年餘，而後回到上海。

影印《磧砂藏》的工作完成後，范成仍在上海，駐錫覺園的“上海佛教凈業社”，協助護法大居士葉恭綽，在覺園內興建“法寶館”，收藏佛教文物，分門別類整理，並輪流展出，供社會人士參觀。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日寇侵華戰爭開始，繼而“八一三”滬戰爆發，上海南市一帶，十數萬難民無家可歸。范成法師參加了中國佛教會的戰地救災組織，奔走於上海名流居士、鉅賈富戶之間，要大家發仁慈之心，布施財物，救濟難民。由於他道德人格的感化，眾人共舉他負責難民救濟事項。他在南市關帝廟設辦事處，主持救災事宜。他破衲草屐，奔走於災區，席不暇暖。滬戰結束后，大部分難民返回家鄉，但仍有近萬名難民無家可歸，賴救濟以活。抗戰時期，日寇佔領下的上海灘，糧食缺乏，市面上有錢也買不到米。但日寇機關知道他買米是救濟難民用的，特允許他購買廉價米。他每日一大早起床，到各地粥場巡視，親自監督放粥，難民得以苟活，范成老和尚就成了他們心中的活菩薩。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9月，日寇侵華戰爭失敗，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獲得勝利。未幾又發生國共內戰，民國三十六、七年（1947、1948年），蘇北通如一帶的戰地，橫屍遍野。范成老和尚此時年逾六十，他睹之於心不忍，發起組織埋葬隊，親率埋葬隊到戰地去掩埋死屍，經埋葬隊掩埋的死屍，前後數以萬計。

1949年，護法居士榮君，請老和尚到蘇州住持結草庵兼主報恩寺。蘇州為歷史文化古城，有寺院庵堂兩百餘所，佛門緇素四眾，對老和尚的熱心救濟的善行早有所知，他到蘇州后，眾人都對他讚歎恭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蘇州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員會，由於范成老和尚長於文物鑒別，特聘他為管理委員會委員。1952年，他在蘇州參與組織佛教協會，當選籌備會主任委員。1953年，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他到北京出席會議，當選為理事。此外，並擔任一些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之類的公職。

老和尚晚年患氣喘痼疾，1958年冬，他回到早年住持的掘港西方寺，查訪他創辦的僧伽圖書館的藏書和文物，發現如皋淪陷初期，以某中學把掘港西方寺作校舍，把十餘萬冊圖書裝了三大船，賣到南通縣廢紙廠做紙漿去了；而寺中法器文物也損失殆盡。

范老的痛心失望可想而知。未幾寒流驟至，他喘疾複發，他的徒孫寶惠想送他回蘇州，范老說∶“生有處，死有地。我自西方寺生，仍在西方寺終。”是年12月17日，他沐浴更衣，跏跌而坐，在念佛聲中示寂。世壽七十五歲，戒臘五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