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鉞

尚鉞（1902～1982），號健庵，字宗武，河南省羅山縣人，尚鉞出身於破落的地主家庭。

1917年，尚鉞入開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學讀書。

1919年投身於“五四”運動，是河南省國貨維持會的活躍分子和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19年暑假，他與同學組織青年學社，創辦《三日報》。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後轉入本科。當時，在魯迅的指導下，參加進步文學活動，編輯刊物，創作小說。其代表作《斧背》與《病》，後來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

魯迅對他的評語是：“尚鉞的創作也是意在諷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黃）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著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人民。”

1926年冬，在李大釗的激勵下，尚鉞未及畢業，便脫下了學生裝，回到家鄉羅山組織農民自衛軍，準備迎接北伐軍的到來。但北伐軍暫時停留武漢，便遵循李大釗的指導，南下上海、武漢參加革命，經郭沫若介紹在北伐軍政治部編審科任上尉科員。

1927年4月，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9月6日經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汪后之介紹，尚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辦省委機關刊物《猛進》。10月受組織派遣到豫南，任中共豫南特委宣傳鼓動部部長、工農革命軍第四大隊第六支隊黨代表兼當地蘇維埃主席。12月受命赴羅山、光山一帶發動農民武裝起義，公開身份是信陽市獅濱中學英語教員。1928年，被任應歧的雜牌土匪軍逮捕入獄，經多方營救獲釋。其間，中共豫南特委遭敵破壞，經武漢赴上海尋找黨組織時再次被捕，被押解至杭州陸軍監獄關押受審。在獄中，受盡酷刑，但始終嚴守黨的機密。后經黨組織營救，被保釋出獄。

1929年春，尚鉞經楚圖南介紹，被派往吉林省毓文中學任教。在學校秘密組織讀書會，與楚圖南共同創辦了《燦星》周刊。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列寧英文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宣傳革命思想，發動師生與學校的反動分子作鬥爭。

這期間，他的學生包括後來成為東北抗日戰爭的骨幹，也包括成為朝鮮革命領導人的金日成。金日成說尚鉞是他“馬列主義的啟蒙老師”。後來，因教育當局無故開除學生，尚鉞為之鳴不平，據理力爭，而被校方解聘。隨後，來到哈爾濱第五中學任教。不久，又因發起組織“反帝同盟”，被當局撤職，勒令離境。

1930年，赴上海尋找黨組織，先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組織部工作，后調黨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任採訪部主任。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尚鉞以往的經歷進行了政審，恢復了其黨組織關係。這裡還要特彆強調的是，就在這一年，他的妻子陳幼清帶著3個孩子隨紅軍到鄂豫皖蘇區，1932年被張國燾當作反革命殺掉，第3子尚海倫失蹤，這是尚鉞第一次喪妻失子。

1932年4月，尚鉞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滿洲省委秘書長。當時，中共滿洲省委要搞飛行集會、示威遊行，尚鉞認為在日本佔領東北的情況下，首先應武裝人民進行抗日鬥爭，由於與省委意見不一致，而被開除黨籍。後到蘇聯找共產國際為自己申訴，沒有結果，於1934年回國，與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聯繫，繼續辦《北方紅旗》刊物。不久，北平市委遭敵破壞，黨的關係完全中斷，便以尚健庵之名，顛沛流離，於1936年來到寧夏中衛縣中學教書，任國文兼英語教員。

在學校，尚鉞一面繼續寫小說，一面在學生中秘密組織團體，讓學生接觸《大眾生活》《全民抗戰》《中國的西北角》等進步書刊，還以學生讀書會名義，自己墊款從平、津、滬一帶設法郵購了《吶喊》《彷徨》《野草》《大地》《母親》等書籍供學生閱讀，啟發學生的思想覺悟。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培養，介紹學生到陝北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937年3月，在離開中衛中學前，與孟長有、姚懷廉、左璉、劉應春等12位學生合影留念，並在照片頂端題字：“青年的弟兄們，我們的道路只有審思、明辨而不撓地前進！”這體現了一個偉大革命者上下求索的心境與足跡，也體現了一個前輩長者與其後訣別的砥礪與期待。幾十年後，年近八旬的尚鉞，在自己的《經歷自述》中寫道：（當時）我的處境十分危險，又找不到黨組織，就決定到延安去找黨。有十二個同學聽說我要走，他們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訴他們我去什麼地方。他們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還不肯回去。半路上我們下馬車去吃飯，我才拿出自己事先寫好的一封信，讓他們拿著到陝北延安去找黨。我的信是寫給延安黨組織的。信中作了自我介紹，並把我在寧夏對這十二個人做過黨的宣傳和教育一事向黨作了彙報，希望黨繼續培養他們做寧夏建黨的骨幹。我帶著孩子、家眷，不能過黃河，只能繞道去陝北。後來我在武漢還收到這十二個人的來信，說他們到延安后不久，黨就分配他們到洛川學習去了，他們很高興……直到“文化大革命”，學校去寧夏調查我以後，我才知道黨真的派這些同志回寧夏去搞建黨工作了。他們當中有的人已成為寧夏的第一批烈士……

告別了中衛中學，尚鉞又來到省城寧夏中學（今銀川一中）任教。一段時間后，為了尋找黨組織，於1937年回到北平，沒有與黨組織聯繫上，便又去了陝北，途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董必武指示他，先去武漢工作，再解決組織關係。1938年到武漢，由郭沫若介紹，到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任中校圖書資料室主任。1939年武漢失守前，又隨第三廳遷往重慶。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三廳被迫解散。他遵照黨的指示，離渝赴滇，先後在昆明瑞雲中學、雲南大學任教，講授國文和中國通史。同時，繼續培養學生走向進步。

1 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傳部長華崗來昆明，做龍雲的統戰工作，同時組織西南文化研究會，幫助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的高級知識分子學習，了解華北八路軍的戰鬥情況和中共的政策。參加文化研究會的有聞一多、吳晗、潘光旦、曹昭掄、李公朴等人。他們後來參加了民盟，對推動雲南的愛國民主運動起到重要作用。當時，尚鉞協助華崗、楚圖南工作，成為西南文化研究會的骨幹。1945年，尚鉞重新入黨。1946年8月，根據黨的指示，先後到上海、山東、華北解放區，在山東大學、山西北方大學、河北正定華北大學任教。1949年秋，隨黨政大軍進京，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尚鉞任歷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並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學部委員。這期間，他除了講授中國歷史等課程外，還編寫了100餘萬字《中國通史講義》，寫了許多學術論文和專著。1954年，主編《中國歷史綱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內容豐富、結構清晰、語言簡練，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深受廣大幹部和歷史教學界的歡迎，多年暢銷（累計至今已發行40餘萬冊），國外還先後出版了日、俄、波蘭文幾種譯本。

1959年，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后，尚鉞、孫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為史學界、經濟學界和文學界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國性的批判，不準尚鉞講課，不準發表文章，黨內醞釀黨籍處分，個別人試圖將他全家下放農村。由於許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於更大的災難。

1960年，受到黨政雙重處分，1962年，組織上對其所謂的問題予以甄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尚鉞不僅受到學術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體上的折磨，罰繁重勞役，蹲牛棚。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兒子尚嘉齊分別自殺。這是尚鉞第二次喪妻失子。就是在這種處境下，他對自己觀點堅持不變，認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領導人的意見，也只是一家之言，應允許平等討論，不應以勢壓人。

1976年，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撤銷了對尚鉞的所有錯誤處分。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他復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1979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恢復他1926年入黨的黨齡。

1980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在全國性報刊發表文章為他恢複名譽。恢復工作后，他不顧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在最後一篇論文中寫道：“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應該能辨別歷史發展的方向，他所爭的不是一時之是非，而是萬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時的榮顯，而是客觀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這位為了追求萬世之是非、追求客觀真理而奮鬥一生的史學家、教育家在受盡苦難之後，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80歲。

尚鉞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在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上，提出不同於“西周封建說”和“戰國封建說”的“魏晉封建說”，成為與前兩說鼎足而峙的第三學派。他深入系統地研究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生﹑演變﹑停滯的歷史。

他認為中國的奴隸社會從魏晉時期才過渡到封建社會；尚鉞還認為明清之際，中國已有資本主義萌芽，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有一句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從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說，這之間的中國都停滯在封建社會制度中。

尚鉞的觀點與毛澤東的上述說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報》、《歷史研究》等中央級的報刊都發表包括一些歷史學權威在內的大量批判文章，把尚鉞的學術觀點說成是“托派觀點”“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等。

他提出中國歷史發展有其自身的線索，不應以鴉片戰爭為界限人為地將其割斷。由於獨特的史學見解，他曾長期受到批判，但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主張治史要有光明磊落﹑實事求是的史德。

尚鉞的主要史學著作有《中國歷史綱要》(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簡明的中國歷史著作，先後出版有日、俄、波蘭等幾種文字譯本)、《中國通史講義》、《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問題的探索》及《尚鉞史學論文選集》等。

尚鉞的文學著作主要有短篇小說集《病》﹑《斧背》﹐長篇小說《預謀》等。

魯迅評論他的短篇小說創作態度嚴肅，取材廣泛：“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