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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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碑傳集》清代人物傳記書。一百六十卷。錢儀吉纂。1932年由燕京大學研究所出版。對
清代人物傳記書。一百六十卷。錢儀吉纂。另總目、作者紀略並引用書目二卷，卷末存文、集外又二卷。道光初成稿。輯清初至嘉慶間名人碑傳文字而成。分宗室、功臣、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撫、河臣、監司、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逸民、理學、經學、文學、孝友、義行、方術、藩臣、列女等二十五類，計二千餘人。有關清人家傳、行狀和墓誌銘的資料，該書搜集最為豐富。光緒十九年（1893），江蘇書局刊行。光緒初，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八十六卷，分類較錢書稍有變動，收道咸同光四朝人物一千一百一十一人。宣統二年（1910）成書。又《碑傳集補》六十卷，近人閔爾昌編。該書除補繆書所遺的清季碑版狀紀外，兼及道咸以前人物，共七百餘人。分二十六類，卷末附集外文一卷。1923年成書，1932年燕京大學研究所刊行。
錢儀吉編輯，有一百六十四卷之巨，是清代第一部大型碑傳文集，不僅彙集了清人碑傳文獻，提供利用之便，還影響後人學習編纂，才有相關著述的不斷問世。
錢氏（1783－1850），字衎石，浙江嘉興人，嘉慶十三年（1808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任戶部主事、工科給事中，參與會典的編纂，主講廣東海學堂、河南大梁書院，著有《三國會要》、《黃輿圖說》、《衎石齋記事稿》和《刻楮集》等書，還有節錄名臣事迹的《先正事略》。《清史列傳》卷73、《清史稿》卷486均有其傳記。茲將《清史列傳》其本傳附后，唯傳內所說的《獻征錄》，是《碑傳集》的早期異名，請讀者不要誤解。
錢氏認為清初以來王侯卿相、碩儒才彥之士有官修傳記，但人們見不到，即使象他那樣因參與修纂會典有機會看得到，但也沒有敢抄錄向外界流傳。他為了人們能夠了解那些名人的生平，乃搜集傳文，編纂圖籍。在編輯過程中，因為一件有關賦役掌故從碑傳文中的發現，進而使他懂得，編這類的圖書還有益於政事的治理。事情是這樣的：嘉道之際，政府要把相沿已久的江西百姓津貼漕糧銀米，由漕項開支，改交中央戶部，在討論中，錢儀吉認為既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事情，必然有其原由，如今不明究竟，不能隨意改動，戶部採納了他的意見，但對那個事情仍然不明原委。他在搜集碑傳文時見到李紱寫的《郎溫勤公墓誌》（郎指郎廷極，康熙中任江西巡撫），文內將民貼產生的事說得很清楚，因此非常高興，並在碑傳集《後序》里寫到當時的心情：“時方輯諸家碑傳，搜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奮不能以已。”所以說編輯這類圖書，不僅有學術意義，對於政事的治理也不無參考價值。
錢氏收集資料，墓誌銘、傳記及具有傳記內容的文字，都在網羅範圍之內，自雲“採集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誌雜傳，得若干篇”，整理編輯而成《碑傳集》一書。錢氏於道光六年（1826年）寫《自序》，時在北京，是開始編輯事務之時。他為搜求傳文，常於琉璃廠書肆索書回家，用子女幫助趕抄，抄迄送還，可見編輯之不易。後到廣東，乃至於晚年在開封，仍繼續搜集資料，所以列女傳文以河南人為多。此書初無定名，或曰《百家獻征錄》、《五百家銀管集》、《湘管集》、《昭德文編》，至道光十六、七年，終以《碑傳集》為名。道光二十五、六年始將體例確定。
《碑傳集》成書後沒有得到及時出版的機會，但是這是人們渴望讀到的書，所以對它傳聞甚多，如曾國藩在《國朝先正事略序》中所寫的：在道光末年聽說有此書，因請錢氏之侄錢應溥抄寫目錄，才知書的大概情形，到了同治初年，又獲知錢氏還有《先正事略》一書，即到這時曾氏也沒有見到《碑傳集》原書，因為它還處於手稿階段。光緒中，江寧布政使、貴州貴築人黃彭年與道員朱之榛立意刻印此書，並請江寧書局提調諸可寶主持其事，因原書為眾人所抄錄，分量又大，錢氏雖編輯用力甚多，但仍需要相當的加工量，黃氏與諸氏著力整理，再次根據類目調整某些傳文的編排，並付梓印刷，至光緒十九年（1893年）竣工，線裝六十冊，一代名著始與廣大讀者見面。此版卷首刻有諸可寶的《校勘記》和錢氏外孫沈吉士的通訊，對此書的編輯和刻印過程敘述甚明。此書版本甚多，這裡再說一種，即靳斯標點本，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十二冊，附有《人名字型大小索引》，其他版本待后與碑傳集續補諸書一併說明。
錢氏編書的體例，在《序》中說是“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之例，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為若干卷”。就是說，他按傳主的爵秩官職、人生特點和生存的時代進行分類。類目分得很細緻，類下又根據需要區分以時段，具體是：宗室；功臣，內分瀋陽、國初、康熙朝；宰輔，內分開國、明臣、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部院大臣，內分國初、明臣、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撫，內分國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河臣；監司，內分國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守令，內分子目同於監司；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逸民；理學；經學；文學；孝友；義行；方術；藩臣；列女，內分賢明、孝淑、節操、烈義、貞潔、合傳（婆媳、妯娌等）。編輯者對所選碑傳文的著者作了簡介，稱作《作者紀略》，還有《引用書目》，都刻於卷首，另有《附存文》、《集外文》。其所有類目，請見該書總目。
《碑傳集》所記錄的人物，多達兩千餘人，而且什麼社會階層的人都有。從目錄里已可看出，上自宗室王公，下至方術列女，旁及遺民、藩臣，而以貴胄和各級官員為主，官吏里不僅分類細緻，且卷數繁多，達一百二十二卷，佔全書的四分之三，其中宗室、功臣、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及督撫六類高官計有五十六卷，表明官員中的將近一半是達官貴人，然則下余的一半以上的官吏是中下級成份，而守令、校官、佐貳雜職等下層官員有二十六卷，為官員總數中的五分之一強。此外學術類的理學、經學和文學有十五卷，列女有十二卷，分量也不算小。總起來看，此書提供中下級官員的碑傳文數量當居第一位，提供的達官貴人的碑傳略居其次，學術人物和女子也有一定的數量，孝友（四卷）、義行（一卷）、方術（一卷）類人物多系平民，且有三教九流各行各業人物，只是數量不多，僅只六卷，不過多少也有出現，說明此書具有下層人物的碑傳文。藩臣最少，僅有一卷（三個人），是美中不足。要之，此書含有各種社會類型人物的碑傳文，是綜合型的碑傳文彙編，欲了解清人的傳記，不妨用此書一查。
此書編輯於道光朝，所收的碑傳文，是清朝開國期至嘉慶朝時期形成的文獻，傳主自然是清初至嘉慶朝的人（包括明臣而入仕清朝者或遺民），所以此書記錄的是嘉慶朝以前清朝二百年間人物的傳記，道光朝以後近百年間清人碑傳文，當求諸於他書，下面即將講到，請讀者耐心一候。
錢氏所收碑傳文，經過嚴格選擇，有內容相同的諸篇選擇其一，對見解不一的篇章則常予保留，以便讀者對照閱覽，傳主子孫的文字一般不取，而確實寫得好的也不排斥，誠如《序》中所說：“或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跡，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間為附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畜德之助。”錢氏表示他編輯此書的目的，是以善人善事濡染人之耳目，使人向善。本來碑傳文就只書善不書惡，錢氏教化人心之意原是向善的，再持此心選文，所選文字就是教化的教材了。今天不必管它的思想傾向，而要看它的敘事內容，看其是否提供傳主的生平事迹，是否能反映那個時代的一些風貌。從這個角度把握，此書提供大量的有用的原始資料。茲以卷104 《守令》中的劉鴻翱作的《劉青天大紳傳》為例，文章敘述長期任縣令的劉大紳清白為官，卻遭到罷斥的歷史。卷124《逸民》所錄的李元鼎撰《朱先生統墓誌銘》，述說了明朝宗室朱統在明清易代之時的避世態度，不願受人重視，數度遷徙，最後逃亡山林，與僧衲為伍。再如卷148的《噶岱默特傳》（選自《回疆通志》），講了維吾爾人噶岱默特降清，參與平定準噶爾阿睦爾撒納部的歷史。此書沒有僧道類，但在卷末《附存文》收有秦瀛的《詩僧野蠶、碎琴傳》，反映塵世不得意的人憤而出家的歷史。
所選文章的作者，有五百六十餘人，為使讀者對他們有所認識，編輯者特製《作者紀略》，置於卷首，其編排以選文出現的先後為序，敘說作者生平，如“鄭文虎，字病也，秀水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左贊善，有《屯松閣集》。”這樣，《作者紀略》又等於五百多人小傳彙編。
所收碑傳文，有一傳主而有二三種文獻的，編者是作了選擇的，但是《清代七百名人傳》的著作者蔡洛冠在該書自序仍然批評《碑傳集》，“所收賅博，而少所甄擇，微病其雜。”有點不合實際。不過書的部頭一大，難於處處精當，惹人議論。
總之，錢氏《碑傳集》，彙編二千餘人的碑傳文，提供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重要人物，乃至稍有特點的人物的傳記文獻，省卻讀者的搜檢之勞，且開了為清人彙集碑傳文的風氣，在清史文獻學上有特殊貢獻。
繆荃孫編著，八十六卷，宣統二年（1910年）成書，當即有江楚編譯書局印本，為續錢氏《碑傳集》之作。
繆氏（1844－1919），江蘇江陰人，晚年號藝風。出身於詩書世家，光緒二年（1876年）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不屑官場的逢迎，得罪大學士兼掌翰林院的徐桐，離任，入湖廣、兩江總督張之洞幕府，主持江楚編譯書局，主講常州南菁、金陵鐘山等書院，充南京高等學堂監督、京師圖書館監督，晚年入清史館參加全書的設計及列傳的纂寫。他一生從事教育和著述，特別是版本目錄學和金石學的研究。著作宏富，有《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學大綱》、《藝風堂文集》、《藝風老人日記》、《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清學部圖書館方誌目》等書；署名張之洞作的《書目答問》，傳雲出自其手；另有《藝風堂友朋書札》，為其與友人的通訊集；主編的方誌很多，並主持《常州先哲遺書》的編務和槧刻。關於繆氏的生平，有其自撰的年譜，有夏孫桐作的《繆藝風先生行狀》，第二章介紹過的費行簡《當代名人小傳》亦有其傳，因其簡明而附錄於後。繆氏在清國史館時擔任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和隱逸五類傳記的寫作，是繼續阮元在史館的工作，這大約也是他後來從事碑傳集編輯的契機。
錢氏《碑傳集》的傳主生存年代至嘉慶朝截至，到了繆氏作書時代已經過了九十年，中間大事頻生，有關的人物傳記頻出，是以繆氏認為需要續纂錢氏之作，遂於光緒七年（1881年）開始搜集資料，圖書文獻之檢索外，同時向名人後裔廣泛徵集碑傳文，歷經三十年而成書。所收作者三百五十九家，志書十六種，記錄道光至光緒時期的歷史人物一千一百餘人。
體例上遵循錢氏書，然根據清代後期的實際情況作了小的變動，體現在二級類目中，如功臣類下瀋陽功臣、國初功臣和宰輔類的開國宰輔、明臣宰輔概行取消，因這些類目的內容到清代後期已無從出現；藩臣類改稱“外藩”，后加“客將”一目（因清朝鎮壓太平天國才產生利用洋將的事情，故有此目的增設）。將經學和理學二類合為“儒學”一類，列女類下加“辨通”一目。計分二十二類，為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屬、督撫、河臣、監司、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藩臣、客將、儒學、文學、孝友、義行、藝術、列女。在宰輔、部院大臣、督撫等類中，又按朝年區分為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小類。具體到人物朝年的確定，以其卒年為準。
繆氏對所選文章持謹慎態度，抱著“借名人之文字，即以存名人之事迹”的目標，不改動人家的文章，發現有誤失的，或作夾注說明。對列女傳的選擇尤其嚴格。他把自己給人寫的碑傳文，有的也選了進來，不是為己身存不朽，而是為了尊重傳主，保存其史料。他在傳主的分類上，自己感到有混亂的地方，如將護理督撫的傳主列入“督撫”類，而將署理督撫的人又沒有列入，卻放在“監司”類，有人應入“九卿”而列進“文學”，應進“文學”的又入了“忠節”。他自我責備是自亂體例，其實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還給乾嘉名人搜集了碑傳文，集成十四卷，原預備附在書內，因故未能刊刻，甚為可惜。以上所敘，多據其《自序》，茲將其附后，供讀者閱讀方便。
所選碑文，多有實際內容，令讀者閱后能獲知傳主的主要行事，如卷四十二《守令三》的楊兆杏傳，有兩份，一為易燮堯作的傳，雲楊氏輾轉各地任縣令，行惠民實政及論為官之道；另一為彭崧毓撰的家傳，比易作多敘述楊氏的家世，又寫作清官而被彈劾罷任，流露出對弊政的不平之意。茲將兩文附載於次，以見選文的一般情形。卷46《校官》的《書豐縣訓導趙君事》、《寶應縣訓導張君墓誌銘》，寫卑官縣學訓導趙氏、張氏的盡職盡責。卷85《列女·辯通》寫秀女的指斥時政，除表現幼女的機辯，讀之對清末敗政及民間的不滿情緒均能有所了解。
對所選文章作者作《撰人小傳》，以介紹其生平。這種作法與《碑傳集》一樣。
閔爾昌輯錄，六十卷，成書於1923年，1932年梓刻。
閔氏，江都人，清末入袁世凱幕，民初為總統府秘書，後為北京輔仁大學文學系講師。長於經史，善作詞章，對人物年譜頗為注意，這應當對其彙編《碑傳集補》有密切關係。著述不少，有《雪海樓詩存》、《雷塘詞》、《江子屏年譜》、《王伯申年譜》、《王石曜年譜》等。他鑒於人物的傳記總在傳主身後的若干時日才會陸續產生，因此繆荃孫所輯的清代晚期人物的傳記，在繆氏編輯時尚未出現，而後才相繼問世，因而有續編的必要和可能，閔氏為此花費十年功夫搜集資料，以補續編的不足。
體例上與錢氏書、繆氏書相近，稍微有所增損。宗室、功臣、藩臣、客將四類皆取消；增“使臣”、“疇人”、“黨人”、“釋老”四類，立“使臣傳”，是因使臣為晚清始設之官，應予增添，而列“疇人傳”，是學的阮元、羅士琳的作法；將理學、經學分為兩類，是恢複錢氏方法；列女傳中取消繆氏的辯通一目，而增“母儀”；又有卷末《集外文》。其作書緣起及體例，具詳其《自序》，茲附錄於後。閔氏保持正編、續編的特點，為所選文章的著者纂寫小傳－《作者紀略》。
全書擁有八百一十五位傳主，所提供的傳文都作了選擇，比較成功。現選錄幾篇於次，請讀者對選文作出判斷。卷八有黃彭年撰《西漚先生墓誌銘》，寫進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李惺伯在家庭為孝子，在鄉里助親鄰，不樂榮達，而任教於書院的淡泊一生。卷十三《使臣傳》收有薛福成、何如璋、楊儒、黃遵憲和許珏五人傳文，馬其昶所寫《清故出使義國大臣許公墓誌銘》之傳主許珏，在使臣中並不出名，然讀這篇傳文後，對其人的立身行事有深刻的印象。卷末收有楊守敬、詹天佑、劉師培等傳，陳衍作《楊守敬傳》，對以“楊圖”著稱於後世的地理學家楊守敬的歷史交代甚明。
汪兆鏞編輯，五十卷，又卷首一卷。筆者閱讀汪氏的《微尚老人自訂年譜》，知其生活在清末民初（生卒年1861年－1939年），一生坎坷，卻對亡清法自內心的懷念。他是廣東番禺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舉，並沒有能夠走上官場，為人作幕客，生活拮据。取齋名“微尚”，大約是表示崇尚微子啟的氣節，這就成為他選擇《碑傳集三編》傳文的一個標準。汪氏處幕，為幕主作文，又勤於治學，後半生尤其如此，所以著述豐富，有《孔門弟子學行考》、《晉會要》、《微尚齋雜文》、《微尚齋詩》、《澳門雜詩》、《嶺南畫征略》、《番禺縣續志》、《廣東遺民錄》等，這后一部書，張爾田在為其寫的墓誌銘中說是汪氏的“自寓”，即其以清異名自居。茲將張氏之文附於后，以便讀者明了汪氏的歷史。汪氏晚年定居澳門，從事《碑傳集三編》和《椶窗雜記》的編著，彌留之際委託友人審定，足見其對彙輯《碑傳集三編》的重視和審慎。
汪氏佩服錢儀吉和繆荃孫的編輯業績，所以本著這兩家宗旨，續作第三編。本來在他編輯過程中，見到閔爾昌的《碑傳集補》，閔氏之作應當是三編，他再編，該是第四編了，而卻自居三編，將閔氏之作排除於外。他認為閔編選文不慎，“采及時流，以媚濁世”，不足計數，因此不論閔編選文如何，他按照自己的設計進行選編。汪氏主旨是要將光緒宣統時期的人物傳文選好，適當補充錢、繆二氏遺漏的文章，所謂：“期於光宣以來，數十年政治之流遷，人才學術之隆替可以考鏡；往昔名流，為錢繆所遺者，亦補輯一二。”具體說是做了四項工作，一是訂偽，有的文獻對歷史人物記載有誤失，汪氏發現有正確記錄的文章，就把它選擇進來，以抵制荒謬記載的流傳；二是補遺，就是對正續編缺漏的人物傳記文加以補充，如杭世駿、翁方綱、朱筠、吳榮光、鮑廷博、舒位、孫原湘等國史館它傳記的人，不能在碑傳集中有遺漏；三是參證，有的不是碑傳文，但有傳記文所不記載的事情，應當把這類文章收入，有與傳記文互相參證；四是續纂，是將死於《清史稿》成書之後的人，依照其人在清朝的社會角色，將其傳文編入書中。以上所敘汪氏編書的設計，見於他的《自敘》，茲附於后，也請讀者一閱。
與此編選原則相適應，基本上遵循錢繆分類法，不同的是創設“算術”、“獨行”二目，前一目收集與科學有關的人物傳記，后一目大約是汪氏遺民觀念的產物。
“三編”與前幾編一樣，備有《作者紀略》，使此類書籍保持一慣作風。
汪氏所選傳文究竟如何，茲舉數例以明之。嘉道時期名宦阮元，清人為他寫作的傳記文很多，筆記中關於他的逸聞趣事也不少，“三編”卷一有《阮文達公逸事》，並非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是從《南海縣續志》、《番禺縣續志》選取的阮元三段故事，另有汪氏所寫的阮元在廣州允許進口西洋米的文字，這幾篇短文合在一起，給人一個鮮明的印象，阮元在廣東做了不少好事，如此選文，反映人物與地方關係，有獨到之處，詳情見原文複印件。“三編”卷二十選有《誥授光祿大夫前新疆布政使陳公墓誌銘》，此文寫傳主陳際唐讀書時代關心經世之學，初理地方事務即顯示出從政務實的才能，後任職新疆，斯時此地靠內地錢糧接濟，而內地財政狀況又很不好，不足依靠，陳氏乃力謀自濟之道，使藩庫貯銀大增；清亡，僑寓天津，主持廣仁堂，辦理善事。民國時期北方有位藏書名家傅增湘，筆者早有耳聞，但不明其根基，及至讀到“三編”卷二十七吳汝綸撰的《江安傅君墓表》，始知其祖傅誠，於太平天國戰後，任佐貳雜職於江南，社會經濟不景氣，人們拋售圖書，傅氏事冗俸薄，然而節衣縮食，購書讀書，藏書逐漸多了起來，後來到天津，吳汝綸見他“僦居斗室”，“蓬頭敝屣”，一面教幾個學童，一面研究學問，而後來諸孫得以發跡。其根源就在於聚書力學。“三編”卷四十六《史苓賓先生傳》，寫傳主是江蘇陽湖人，青年上遇太平天國戰亂僥倖逃生，因而無意於仕進，致力於文詩，辛亥革命后，聽到有人指責清朝，必然憤恨不平地與人爭辯。這是汪氏藉此文抒發自身感情了。
關於清人的四部碑傳集，每一部都有其價值和使用的方便，但是若作有清一代的總體檢索，則要把這四部書一一找來，必費尋覓之力；設若查找這四部書斷限時代的人物，如嘉道之際、同光之際，不知是在哪一部書里？是正編還是續編，抑或是續編與補編、三編？要解決這類不便，最好是將這四部書匯刻在一起。近人深感於此，連續出了三種合集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印的《清代碑傳全集》，包含錢氏、繆氏、閔氏和汪氏四種書，繫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陳金陵等編輯，十六開本，每頁分三欄縮印，計二冊， 1987年發行。編者對原書作了校勘，刪去“三編”的六十六篇，免去與“補編”的重複。編者製作了《姓名字型大小索引》，將四部書的傳主混合編碼，以便讀者迅速查到傳記所在的頁號。這個索引姓名為主，字型大小作參見條目，檢字採用四角號碼編排法。索引附有四角號碼筆畫對照表，便利讀者使用不同方法檢索。詳見索引的《凡例》和《筆畫索引》。
《清代碑傳全集》問世的次年，即1988年，上海書店出版《清碑傳合集》，也是十六開本，每頁分上下兩欄影印，分裝五冊，計四千四百五十頁。第一冊、第二冊為錢氏書，第三冊系繆氏續編，第四冊是閔氏之補作，最後一冊為汪氏書。前面關於各個碑傳集傳文的複印件，大多數是據這個本子複印的。這個本子頁編有《人名索引》，檢索方法與古籍出版社的索引不同，系以姓氏筆畫為序。
台北文海出版社的本子。該社編輯並印行《中國名人傳記叢編》，將清人的四部碑傳集全部收入，並放置在一起，編成總目。分裝四十四冊，即正編十二冊（1－ 12），續編十冊（13－22），補編十而冊（23－34），三編十冊（35－44）。制有人名、字型大小、謚號索引，依姓氏筆畫編排；其對人名索引的製作頗下功夫，在人名下力求注出生卒年、字型大小、籍貫、旗籍、謚號，女性的丈夫姓名，對不知生卒年的則註明朝年。有了這樣的說明，對區別同姓名的人特別有益，入康熙朝有兩個做過兩江總督的于成龍，一個是漢軍旗人，一個是山西永寧人，不作這類說明，要找漢軍于成龍的傳文，可能翻閱的卻是山西于成龍的傳記，豈不費事，有了文海版的索引就不會發生這類問題了。詳見附錄。
清代碑傳彙集本的行世，在兩方面便利了讀者，一是有清一代人物碑傳文的全本，令讀者覓書方便；二是備有索引，且檢索方法多種，使讀者能夠利用其熟悉的方法迅速查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