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洪

馬洪1920年5月出生於山西定襄待陽村。原名牛仁權，曾用名牛黃、牛中黃；在延安時，為準備派往外地做秘密工作的需要，由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為他把牛黃的名字改為馬洪。

1936年加入黨所領導的犧盟會，1937年參加了同蒲鐵路總工會的籌建並被推薦為同蒲鐵路總工會負責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到延安，馬洪先後在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后改名中央研究院）學習和工作。

1941年擔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員、學術秘書。在延安期間還擔任過《共產黨人》雜誌的編輯。

抗日戰爭勝利后，馬洪從延安被派往東北，先在冀察熱遼的寧城縣擔任縣委書記，后又在中共中央東北局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後馬洪先後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東北局委員、副秘書長，后調到中央，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

“高饒事件”時被認為是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下放北京市第一和第三建築公司任副經理，后又調任國家經濟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任負責人。

1965-1978年先後擔任化工部第一設計院副院長、北京石油化工總廠設計院副院長、石化總廠基本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

“文革”以後，馬洪於1978年受命創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並任所長。

197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任國家機械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1985年以後，擔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后改名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馬洪任主任。

1993年以後，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1994年5月起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會長。

馬洪是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長，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馬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馬洪同志2007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馬洪的遺體11月7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馬洪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王剛、王兆國、王岐山、回良玉、劉雲山、劉延東、李源潮、吳儀、汪洋、張高麗、曹剛川、曾培炎、李鵬、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劉華清、尉健行、李嵐清、吳官正、羅干、何勇、王滬寧、李鐵映、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賈春旺、陳奎元和張勁夫、谷牧、田紀雲、陳錦華、鄧力群、韓光等分別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1920年5月13日生於山西定襄，1936年來到太原同蒲鐵路管理局，后參加犧盟會。1937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入延安馬列學 院二班學習。1939年畢業於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后改為中央研究院）。曾是同蒲鐵路總工會負責人之一，1940年冬任《共產黨人》雜誌編輯、1941年以後擔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員、學術秘書、平泉縣縣長、縣委書記、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秘書處處長。1947年冬高崗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到冀察熱遼視察工作時，發現了馬洪的才幹。新中國成立后，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和副秘書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國家經委政策研究室負責人。由於他的成長離不開高崗的信任與提拔，因涉及“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問題，所以最終成了“五虎上將”中的一員，被撤銷了黨內職務。1954年10月，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任副經理，主管財務和材料工作。1955年1月，又被調到北京第一建築公司任副經理。雖然由國家計委的高官直落到建築工地，馬洪與“五虎上將”的其他人一樣，內心苦悶，痛苦憂傷。但一想到自己本來就是個工人，掌握的知識也都是來源於實踐，乾脆就從頭做起，再到實踐這個大課堂去學習吧。於是，馬洪在建築工地上摸爬滾打，努力學習，很快就熟悉了建築行業的特點，成為管理方面的行家。他還針對當時建築設計中的某些復古主義傾向，寫了題為《反對華而不實》的批評文章。馬洪的理論才幹並沒有隨著職務的下降而被人們遺忘。1956年6月，馬洪被調到新組建的國家經濟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以該室負責人的名義從事調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馬洪在國家經濟委員會一干就是十年，他不但參加了《工業七十條》等重要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而且取得了重要學術成就，出版發表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等學術著作和一系列論文。 1965年化工部第一設計院副院長，1970年夏北京石油化工區建設指揮部副指揮（我國第一個大型化工項目——30萬噸乙烯工程），1978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家建委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1985年至1993年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參與了黨中央和國務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1993年4月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因病於2007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經濟學界“頭號元老”

學界曾主張將中國經濟學家分為四代，第一代包括卓炯、顧准、孫冶方和薛暮橋；第二代有吳敬璉、馬洪、劉國光和厲以寧等；第三代以樊綱、周其仁、林毅夫、張維迎等人為代表，而上個世紀末開始活躍的經濟學者屬於第四代。

隨著第一代經濟學家的碩果僅存者薛暮橋於2005年逝世之後，作為第二代經濟學家中最年長者的馬洪已經算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第一號元老”。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的話來說，馬洪絕對屬於老前輩式的人物，“他比薛暮橋年輕一些，比劉國光又年長一些”，“我1980年代在復旦讀書聽過他的講座”。2005年3月，中國規格最高的經濟學獎項———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馬洪與薛暮橋、劉國光、吳敬璉等三位大師級人物一起成為獲獎人，但馬洪當時已因身體原因沒出席頒獎。

按照當時評選委員會的評語，“馬洪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老一輩經濟學家中，他是為數不多的進行跨學科研究並取得全面成就的學者。他是經濟學、管理學理論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決策諮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開拓者和組織領導者。”

“馬洪”名自陳雲

“我是先從事經濟工作的，是沒有辦法才乘上這條船的。”一如薛暮橋等中國經濟學界元老，馬洪並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隆國強眼中，馬洪為人厚道寬和，有長者風範，而“老主任”在成為一個經濟學大師之前，早已是一個“老革命”。

馬洪，原名牛仁權，曾用名牛黃、牛中黃，1920年出生於山西省定襄縣。在定襄縣方圓40里的地域上，在那個年代就產生了閻錫山、徐向前、續范亭、薄一波等名人。

而馬洪本人，正是由薄一波帶進了革命隊伍。1936年冬，馬洪參加了由薄一波領導的山西省統一戰線性質“犧盟會”。那時，16歲的馬洪完全是一個工人運動發動者，和經濟學可以說是毫無瓜葛。

1938年年3月，馬洪赴延安報告工作，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聽完馬洪彙報后，讓他先在延安學習鍛煉，為今後作秘密工作計，陳雲要他把牛黃（參加革命時改名牛黃）這個名字改為馬洪。

當年4月和12月，馬洪先後被選送到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在這裡，馬洪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等政治經濟學著作。值得一提的是，馬列學院當時的院長是張聞天，而18歲的馬洪同班同學中還有新中國成立后授銜大將的徐海東。

對朱鎔基有知遇之恩

馬洪不僅是位經濟學理論工作者，身上更多體現出的是一種“經濟決策參與者”的角色，兼具學者與官員兩種角色。

而對於馬洪而言，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東北則成為了他這樣一種調色板式經濟生涯的真正開端。

1948年6月，馬洪調往東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當時，東北的工業經濟佔全國企業比重的90%，這對馬洪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濟管理時間起點。馬洪研究了蘇聯的經濟理論，又結合當時東北經濟的實際情況，研究出一套全國經濟改革的可操作性模式。

當馬洪把調研成果向時任東北局宣傳部部長、財經委副主任的張聞天彙報時，張聞天十分興奮，又要求馬洪撰寫了《東北經濟的構成和方針》。在這篇報告中，馬洪首次把東北經濟劃分為五種經濟成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秋林經濟”。

毛澤東在看到這份報告后，幾乎完全採納了馬洪的觀點。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全部採用馬洪所歸納的五種經濟成分，只是將不太好理解的“秋林經濟”改為用其本意“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10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也寫入了這五種經濟成分。一直到半個世紀后，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中還涉及到這五種經濟成分有關的類似概念。

而就在此期間，馬洪與後來曾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朱鎔基自1951年秋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即到馬洪手下工作。當時馬洪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東北人民政府副秘書長，23歲的朱鎔基則被任命為東北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

此後，馬洪於1952年從東北調到北京，到剛組建的國家計委工作，朱鎔基也和馬洪一起進京。不久，馬洪出任國家計委委員兼秘書長，朱鎔基則先後在國家計委燃動局和綜合局工作。

很多年後，當馬洪回憶起這段往事，還對自己手下出良才頗感自豪。

“為市場經濟正名”

1961年7月，馬洪作為主要執筆人之一起草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文革”后，鄧小平曾對薄一波回憶，毛主席直到臨終時，還把一本有些破損的《工業七十條》擺在枕頭邊。“馬洪對1980年代關於改革方面的理論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論貢獻。”

“文革”后，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的力主之下，馬洪被調到社科院，創建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經過深入分析后，馬洪力主“改革經濟管理體制要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入手”。這一觀點隨後反映到當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全會《公報》充分肯定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思路和主張，指出應當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

1984年9月，馬洪又上書中央，建議把“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寫進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

馬洪不僅是較早提出和支持“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點的學者，更是中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1988年3月，他明確提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為市場經濟正名”，“過去許多同志曾經把商品經濟混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現在許多同志雖然承認了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卻並不願意承認它還是一種市場經濟。”

1991年前後，理論界對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討論再次鵲起。在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馬洪的文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公開出版，系統地反映了他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的一些重要思路。1993年10月，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指示，馬洪主持撰寫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

2001年，81歲的馬洪還提出了發展新經濟謹防泡沫的觀點，他認為，“新經濟”的提法本身需要進一步討論。儘管馬洪並不否定新經濟所具有的優勢使其成為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力量，但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泡沫經濟首當其衝，這場金融危機使我們更進一步地認識到，舊有的經濟結構以及相關的其他結構已經過時，必須對此進行根本性的改造———但這個改造的過程將是漫長而痛苦的，是要付出代價的。

馬洪這位從戰爭年代走來的“老革命”留下了經濟著作等身的輝煌，也在中國市場經濟的沿革碑上刻下了開拓者的榮光。

1983年8月13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的陳雲同志召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黃克誠、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先楚、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中顧委委員張秀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馬洪、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副主任馬石江，以及遼瀋戰役紀念館的有關人員，在中南海開會，討議《遼瀋決戰》一書的編輯出版事宜。會議確立了《遼瀋決戰》的指導思想和遼瀋戰役紀念館展覽包含的內容，為《遼瀋決戰》的編輯和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會上經陳雲同志提議組建了《遼瀋決戰》編審小組，馬洪為編審小組成員。還把《遼瀋決戰》列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項目，並以中徵發（【1983】10號）文件的形式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在馬宏同志及《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其他成員和《遼瀋決戰》編輯部組成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和解放軍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合編的《遼瀋決戰》（上、下）一書，於1988年10月遼瀋戰役勝利四十周年之際由人民出版社順利出版，並在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時28分，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落成典禮上首發。

《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經濟結構與經濟管理》、《試論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新戰略》、《中國經濟調整改革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馬洪選集》。主編《當代中國》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