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自強

韓自強，安徽省潁上縣人，1936年生，1950年7月參加工作。國家文博研究員，原阜陽地區博物館館長，著名文博學家。“文化大革命”期間冒著政治風險搶救了阜陽地區（今阜陽市、亳州市和鳳台縣）境內的一大批國寶級文物，對保護阜陽的歷史、豐富阜陽博物館的館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郭沫若能夠親筆為阜陽博物館題寫館名，正是基於該館豐富的館藏。韓自強主持並參與過汝陰侯墓的發掘和阜陽漢簡的整理，為中國古籍研究積累了重要的第一手早期資料。經過他整理的阜陽漢簡中有13種簡書已被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重點保護珍貴古籍。主編《阜陽·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系統介紹了阜陽博物館、原阜陽地區各縣博物館、文管所及個人收藏的帶有文字的文物。退休后歷時7年編寫出《阜陽雙古堆漢墓發掘報告》一書，2013年4月已交中華書局出版。

1、舉辦“阜陽古代史陳列”展覽

1958年，全國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於是各行各業都在“大躍進”：全民鍊鋼，全民改稻，全民除四害，全民辦一切事業。文博事業也不例外，“大躍進”期間提出要“縣縣辦博物館”。當時確曾徵集了很多文物。但是要達到“縣縣辦博物館”還有很大的差距：有的縣徵集的文物很少，無法或不值得建館，而文物是歷史的真實，又不能向壁虛構，再“躍進”也不能在短時間內突飛猛進地增加；有的縣雖徵集了相當數量的文物，但當時全國的經濟條件都很差，文物數量多的縣，經濟條件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還是建不起符合標準的博物館，徵集到的文物仍然有損毀、被盜的可能。於是，在“大躍進”的狂熱過去后，如何保護這一部分文物，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1962年，由專署文教局鄧雲鶴局長向專署報告，經張劍華專員同意，把各縣的文物集中接收到阜陽專區博物館，以免損毀。

1961年，韓自強由醫藥公司調配到阜陽專區博物館，整天和文物打交道，深深地愛上了文博事業。面對各縣徵集來的大量文物，愛動腦子的他總希望把這些文物拿出來，讓阜陽人了解阜陽悠久的歷史，激發起廣大人民群眾愛祖國、愛家鄉的熱忱。但是，博物館定期開放，展出的展品又很少，參觀者當然也很少，顯然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如何讓文物發揮它們應有的歷史價值和教育作用，成了年輕的文博工作者韓自強經常思考的問題。

早在1958年，安徽省博物館第一次搞了一個大型“安徽古代史陳列”（陳列的意思是長期展覽，而展覽則只是短期展出），全省各地都有出土文物參展。韓自強轉行文博后，一次到省館參觀后認識到：文物的價值正在於它的歷史價值，阜陽地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物蘊藏，像省館一樣，搞一個集中展覽，既能發揮文物的作用，又能教育人民群眾，豈不是一舉多得？他向專區博物館領導講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領導的支持。於是，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劃后，一場名為“阜陽古代史陳列”的大型文物展覽於1963年春天開幕了。展覽圖文並茂，配以實物陳列，給阜陽人民上了一堂生動直觀的地方歷史教育課。展覽開幕後，先是由各單位組織參觀，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後來就有許多人主動前來參觀，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和高度好評，當時參觀過陳列的許多青年學生，許多年以後還對這一展覽津津樂道，以為受到了不可多得的生動的鄉土歷史教育。

2、廢品堆中揀出個博物館

韓自強於1961年3月開始從事博物館工作，他的任務是到各縣徵集文物。“文革”期間，尤其是文革初期，“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瘋狂舉動使我國的歷史文化遺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滅頂之災，幾乎所有的歷史陳跡都被當成“四舊”給“破”掉了。而且有些“破”得極其荒唐，完全違背了“破四舊、立四新”的初衷。例如，1938年抗戰期間，蔣介石命令拆毀所有的城牆，其時恰逢國民黨安徽省保安處中將處長賴剛來阜陽慰問抗日軍民，他頑固地命令拆毀阜陽城。於是阜陽城的城牆，以及劉公祠（祭祀南宋著名抗金將領劉錡）、白衣樓（敬奉白衣大士觀世音）等都毀於一旦，但仍有部分城牆殘存，鼓樓也還在。諷刺的是，這些殘存的城牆、鼓樓在“文革”中再次遭到劫難，被徹底摧毀，“蔣委員長”沒能徹底完成的夙願被“破四舊”給實現了。同時，所有的文物、古董、線裝書都被當成“四舊”處理（當然主要是毀壞、破壞、燒毀或污染）掉了。不僅如此，就連描龍綉鳳的衣服、被褥、臉盆，帶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日常生活用品等也都被毀壞，許多縣城的圖書館被“造反派”砸開，所有的圖書不經鑒別一律拿到大街上燒毀——事實上很多書被圍觀的群眾撿走，撕掉封面再裝裱一個封面，寫上書名的同音字給珍藏起來了（筆者小時候就是靠讀這樣的課外書籍長大的）。在這樣瘋狂的舉動中，誰膽敢出面保護這些文物古籍，誰就是反動分子，很可能立馬被拉到大街上“批鬥”，打死活該倒霉，打傷自己花錢治去。雖然到了中期（1968年以後），這種瘋狂勁已經過去（因為老祖宗的東西已經沒有多少可破了），但是，“四舊”仍然是大多數人不敢觸碰的“高壓線”。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韓自強卻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搶救阜陽地區的歷史文物。他騎自行車、坐公共汽車，冒嚴寒，頂烈日，跑遍了阜陽地區（包括今天的阜陽市、亳州市和淮南市的鳳台縣）的每一個廢品收購點、銀行、縣公安局庫房和水利工地，向社會宣傳文物知識，並且安排收購人員，凡是“疑似文物”的廢品都不能輕易售出、毀壞，一定要等他來鑒定過後再決定這些“廢品”的去留，通過多年的辛勤勞動，他發現、收藏和保護了一大批文物，其價值不可估量。

這些文物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有：

1、茨淮新河工地上發現的淮河古象骨架

1971年水利部淮委決定開挖茨淮新河，由阜陽縣茨河鋪（今屬阜陽市潁泉區）起，東經利辛、蒙城、鳳台，到懷遠縣入淮河。整個工程由阜陽地區茨淮新河指揮部負責全盤指揮，全部民工都從阜陽地區各縣抽調。施工期間，阜陽地區博物館十分關注出土文物的動向，派出人員沿工地逐個公社、逐段工地詢問、查看。當懷遠境內發現兩具幾十萬年前淮河古象完整骨架化石時，韓自強及時趕到現場，做好化石的保護和發掘工作，並儘快收藏到阜陽博物館。今淮河古象化石主要骨架已由安徽省博物館安裝陳列，阜陽市博物館僅存兩副巨牙，長約2.5米。

2、發現戰國時期楚國金幣

阜陽地區在春秋戰國時代屬楚國，楚國王室、貴族、統治集團在本地留下了大量的活動軌跡，有關的地表和出土的文物不勝枚舉。這裡面最值得一提的是韓自強徵集的在臨泉艾亭、鮦城，阜南三塔出土的三批戰國時期楚國金幣，總重量超過3公斤。不僅因為其重量大，價值高，而且其中有一塊完整的龜殼形的金幣，在全國是首次發現，證實了我國古代曾經使用過貴金屬龜幣，填補了中國錢幣史上的空白。

3、渦陽大王店出土的東漢四層陶戲樓

在渦陽縣大王店出土的東漢四層陶戲樓，是我國最早的戲劇舞台造型，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演出形象。同時，該陶戲樓還表明我國的戲劇演出在漢代就已經走出朝堂和官僚貴族的庭院，出現在大街上，成為面向人民大眾的舞台演出藝術形式。而在此之前，國內出土或存世的戲劇類文物最早只到宋代，詳細的文獻記載也是在這個時期。文獻中雖有唐玄宗入梨園演戲的記載，但梨園仍是皇家教坊，並不能說明戲劇表演已經走上街頭。此陶戲樓的發現，把我國戲劇舞台公開演出的歷史提前到了東漢，徹底改寫了中國舞台戲劇的歷史。毫無疑問，此陶戲樓屬於國家級文物，現上繳國家博物館收藏。

韓自強還收藏了一大批商周戰國時代的青銅器（如分襠鬲、觚、角等），還有一大批各個歷史時期的銅鏡、玉器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藏品如此豐富、在國內地位如此之高的阜陽博物館，幾乎就是韓自強一個人從廢品堆里、從成千上萬人的水利工地上搶救出來的。

3、整理阜陽漢簡

1977年6月，原阜陽縣城郊公社羅庄生產隊社員在雙古堆（今阜陽師範學院新校區教學主樓一帶）西南部取土燒磚時，挖出了施彩的灰陶馬頭數件，隨即上報當時的阜陽地區博物館。7月16日，由中共阜陽地委宣傳部部長楊士林掛帥，組建了“雙古堆清理領導小組”，下設發掘清理組，韓自強主持清理工作，縣文化局幹部王襄天等任領導小組成員。經過清理髮掘，一座漢代汝陰侯夫婦合葬墓展現在世人面前。通過對出土文物銘文的釋讀，人們知道了這是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夫婦的墓葬。

汝陰侯墓雖然早已遭到盜掘，但是，墓中還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計有金、銀、銅、鐵、陶及漆器等文物390多件。尤其是其中的竹簡和漆器，對於研究漢代及先秦的文獻、文字、天文學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剛出土的時候，這些竹簡都膠結在一起，根本無法揭開，更不要說釋讀了。國家文物局經過研究，決定把這批竹簡拿到北京，交國家文物局下屬的文物研究所揭取，揭出的竹簡交古文獻研究室，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河北定縣炭簡、吐魯番文書等等文物一起進行整理研究（當時送到北京時，其它出土的古文獻的整理、研究已經接近尾聲）。阜陽地區參與整理這一部分竹簡的，只有韓自強一個人。整理的方式是：先將這些竹簡揭開，就是在不損傷文字的前提下，把每一片竹簡從粘連在一起的簡塊中剝離出來。這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一不小心就可能揭壞或揭斷。在古文獻研究室文物保護專家胡繼高的精心指導下，韓自強很快就學會了揭開竹簡的技術，能夠獨立操作了。竹簡逐條揭開后，接著就是進行編號、釋文，即對揭開的每一片有文字的竹簡進行編號，以記錄每一片竹簡剝離的次序，然後進行釋讀。釋讀古代原始文獻，需要深厚的古文字基礎和文獻學的功力。阜陽漢簡的釋讀，是先由古文獻研究室的於豪亮釋出239號后，由韓自強釋出388號。下一步是拍照，即把每一片竹簡的文字用照相機記錄下來，防止字跡變形，並能準確地將實物和釋讀文字進行對照，防止釋讀時出現錯誤。在一批竹簡全部揭開后，再根據文字內容進行分類和第二次編號，即把記錄不同文獻的竹簡按文獻內容重新進行分類，並找出某簡出於傳世古籍的某章、某節、某句，然後再進行排列、編號。經過重新編號的竹簡才是完整的、自成體系的，大致還原了原簡的面貌。由於竹簡經過了2000多年的地下埋藏，字跡已經很不清楚，加之殘缺嚴重，進行研究時閱讀非常吃力，也不便於整理印刷，所以這些竹簡還需要進行臨摹。這更是一個高難度的技術活，當時先後請了阜陽著名書法家顧祖英、歷史學家劉奕雲進行臨摹。顧祖英臨摹時，由於是用毛筆臨摹，進展緩慢，而且當時條件非常艱苦，生活全部需要自理，所以顧祖英只幹了2個月就回阜陽了。劉奕雲堅持了半年，仍然沒有全部臨完。最後是由古文獻研究室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陳平先生用鋼筆臨摹完畢。截止到2013年8月，所有出版的阜陽漢簡的印刷品，都是陳平先生臨摹的。

韓自強在北京整理阜陽漢簡整整用了10年。當時即使在北京條件也是非常艱苦的，北京夏天比阜陽熱，冬天比阜陽冷，對於年輕力壯的韓自強來說，這都還不是問題。難就難在初去的時候生活不能自理，一切都要從頭學起。中午在工作地點的食堂里吃一點，晚上回到宿舍就要自己做飯，又做不好，經常吃夾生飯；最難過的是洗衣服。那時旅店裡沒有洗衣服務，即使有，洗衣的費用也不是一般工作人員所能承擔得了的，只有自己洗，又不會，洗棉褲、襖，也不知道拆開把棉胎拿出來，就那樣囫圇個兒捺到水裡洗，多少天都曬不幹，只好濕著穿身上。當時的艱苦真是一言難盡！就這樣，經過10年的艱辛工作，汝陰侯墓陪葬的竹簡最終清理出來，編號為3809號，存字16427字，殘293字；木牘3件，511字。通過對阜陽漢簡的揭剝、清洗、整理、釋校，阜陽漢簡已整理出的文獻典籍有《詩經》、《周易》、《呂氏春秋》、《莊子·雜篇》、《楚辭》、《倉頡篇》、《年表》、《大事記》、《萬物》、《作務員程》、《算經》、《行氣》、《相狗經》、《刑德》、《日書》、《五行》、《干支》、《星宿》、《辰星》、《春秋事語》、《儒家者言》、《漢初閏朔表》等20餘種，多系亡佚千年之久的秦末漢初的珍貴文本，其中的《詩經》、《周易》、《莊子·雜篇》、《楚辭》、《倉頡篇》、《年表》、《大事記》、《春秋事語》、《儒家者言》、《萬物》等13種簡書已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重點保護珍貴古籍。

在韓自強到北京整理阜陽漢簡期間，1980年，前任館長劉景新病故，當時文化局向宣傳部推薦新館長人選，提名韓自強任副館長，而由另外一女性（部隊家屬）任館長。但是，當時的阜陽地委宣傳部部長施培毅覺得韓自強熱愛文博工作，又愛鑽研、敢負責，遂力排眾議，直接任命韓自強為博物館館長。這既是對他多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對他為阜陽博物館曾經作出奉獻的一種酬勞。可以說，施培毅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知人善任的領導者之一，他讓韓自強擔任館長，充分發揮他的特長，為阜陽博物館的健康發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韓自強在積極工作的同時，也勤奮筆耕。他與王樹民、韓明祥共同編校了《戴名世遺文集》，2002年3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獨著《阜陽漢簡〈周易〉研究》，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4年主編《阜陽·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系統介紹了阜陽博物館、阜陽地區各縣（含今阜陽市、亳州市各縣市區和淮南市的鳳台縣）博物館、文管所及個人收藏的文物。此書本已與出版社達成出版意向，但因須花錢買書號，而韓先生一生清廉，無能為力，最後只好由某企業贊助印刷，作為內部出版物印行。中國版權制度之妨礙學術進步，於此可見一斑。但是，沒有正式出版並不影響這本書的實際價值，相反，在史學界和文博工作者眼中，這部書是無價之寶，印成以後就得到了廣泛讚譽和高度評價，現在已是一書難求。退休后，韓先生歷時7年著《阜陽雙古堆漢墓發掘報告》，2013年4月已交由中華書局出版。

除了系統著述外，韓先生還在全國性刊物《文物》、《考古》、《文物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國歷史文物》、《東南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等雜誌上發表文章30餘篇。這些著述和文章，奠定了韓自強在中國史學界和文博界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