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二世·亞歷山大德羅維奇，1868年5月18日生在聖彼得堡附近的沙皇村（沙皇的夏宮），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與皇后瑪麗亞·費奧多蘿芙娜（丹麥公主達格瑪）之長子。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階級矛盾日趨激化。除了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外，出現了初期的工人運動。亞歷山大三世是在他的父親亞歷山大二世被民粹派刺殺后帶著恐懼的心情上台的。為了躲避謀殺，他放棄在彼得堡優雅豪華的生活，移居到加特奇那行宮，在戒備森嚴中膽顫心驚地過日子。因此，當時人們恥笑他為“加特奇那囚犯”。

但是，亞歷山大三世卻絲毫沒有放鬆他手中的權利。相反，他一開始就宣布，他將按照“對於專制政體之力量與法理的信念”行事。出於對父親亞歷山大二世遭到刺殺的憤怒，亞歷山大三世取消了自1861年以後開始的許多具有進步傾向的改革。他禁止車夫、僕役、洗衣婦、小店主的子女上中學，扼殺國民教育，剝奪教務會議選舉校長和教授的權利，取消大學自治；人民稍有反抗即施以酷刑，對革命運動實行高壓政策。亞歷山大三世的開倒車做法，在尼古拉身上深深地打下烙印。

年輕時代的尼古拉，因為身體虛弱、優柔寡斷，沒有博得亞歷山大三世的歡心。亞歷山大三世沒有認真考慮讓他來繼承自己的皇位。然而，尼古拉畢竟受過嚴格的教育。他會說一口流利的德語、英語和法語，也受過一定的軍事訓練。亞歷山大三世的謀臣、東正教事務總管理局局長頗別多諾斯柴夫是尼古拉的私人教師，對尼古拉的思想有很大影響。1890—1891年，亞歷山大三世派尼古拉出國旅行。尼古拉經過希臘、埃及、印度、日本和中國，再從西伯利亞返回。其間曾在日本大津被刺傷（大津事件）。他是俄國皇帝中第一個到過亞洲的人。

1894年10月20日，亞歷山大三世逝世。尼古拉二世繼位。頗別多諾斯柴夫曾擔心，年輕而缺乏經驗的尼古拉二世會受到有損於專制制度的“惡勢力”所包圍。他繼續扶持尼古拉二世，直到1905年。

1894年11月14日，尼古拉二世結婚。婚禮是在冬宮舉行的。由於服喪的關係，沒有舉行什麼隆重的儀式。皇后是德國黑森一達姆施塔特大公爵路德維希四世的女兒，名叫阿里克斯，婚後改名亞歷山德拉·費奧多蘿芙娜。她是一個玩弄權術、歇斯底里般的女人。她倔強、任性，在一定程度上對尼古拉二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難怪乎尼古拉二世曾稱皇後為“我絕對信任的人。”

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正是俄國從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沙皇制度已變得更加腐朽了。尼古拉二世繼承亞歷山大三世的反動衣缽，在其統治的初年，就製造了一場血腥的災難。1896年5月18日，尼古拉二世加冕。在莫斯科郊外賀登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遊園活動。廣場擺著馬戲場和各種攤子。人們聽說按照傳統的習慣，沙皇將給群眾分禮物，於是，許多人紛紛擁到賀登廣場。在約九平方公里的地里集中了50萬以上的人。廣場凹凸不平，有不少坑窪、溝渠，政府又沒有採取任何安全措施。結果，人群起鬨，後面的人擠了前面的人，擠死兩千人，擠傷幾萬人。人們把這場災難叫做“賀登卡”（賀登災難）。災難發生后，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亞歷山德拉依然在當天晚上出席舞會，尋歡作樂，好象未曾有什麼事故似的。後來因皇太子阿列克謝患有血友病，沙皇的多數時間隱居在聖彼得堡的皇村和黑海的利瓦吉亞宮，與家人待在一起。

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時代，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變革時期。從19世紀末起，以重工業為中心的俄羅斯工業體系得到完善，尼古拉二世的資本主義改革造成了俄國國內不小的社會矛盾。而俄國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大量農民破產，社會矛盾激化。面對這些情況，他從維護統治的角度出發，繼續對內改革，對外擴張。

尼古拉二世繼位后，地方自治局沙皇政府的縣和州的管理機關的自由派曾希望新的統治者給予一個機會來緩和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但是，尼古拉二世對自由派這種溫和的請求完全置之不理。1895年，在接見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代表時，尼古拉二世訓斥道：“地方自治局代表中竟有些人在胡思亂想，認為地方自治局代表要參加國家行政管理。希望大家都知道，我要堅定不移地保持專制制度的原則，就如同我那不能令人忘懷的先父一樣”。

尼古拉二世繼續留用大部分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的大臣、官吏。除了頗別多諾斯柴夫外，還有維亞切斯拉夫·普列維（曾任內務大臣）、謝爾蓋·維特（曾任財政大臣、內閣首相）等，作為他保證繼續推行反動政策所必需的馴服奴才。

1896年，尼古拉二世示意清政府派李鴻章前去慶賀沙皇加冕典禮，並與李鴻章密談。接著，沙皇政府以300萬盧布的巨款賄賂李鴻章出賣中國的主權。6月3日，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按照密約，俄國以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為借口，企圖使清政府接受自己的控制；俄國軍艦取得駛進中國任何口岸的權利；俄國取得在黑龍江、吉林修築鐵路（中東鐵路）的權利。以後，俄國又在中國修築南滿鐵路，強行租借旅順、大連。這樣，整個中國東北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

1900年，俄國參加八國聯軍，絞殺義和團運動，並乘機佔據中國東北。尼古拉二世給俄軍指示：“我們不能半途而廢，我國的軍隊應在滿洲由北向南通過”。隨著侵略活動的進行，尼古拉二世的胃口日益膨脹。1903年2月16日，俄國陸軍大臣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皇上的腦袋中有宏大的計劃：為俄國奪取滿洲，把東北併入俄國，還想把西藏併入本國。要奪取波斯，不僅要佔博斯普魯斯，還要佔達達尼爾。”這充分地暴露了尼古拉二世的狂妄野心。為實現尼古拉二世的掠奪計劃，他還同威廉二世一唱一和，別有用心地宣揚”黃禍論”。

1904年，俄國同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了日俄戰爭。俄國在這場戰爭中遭到慘敗，太平洋艦隊全軍覆沒。但尼古拉二世仍不甘罷休，繼續準備更大規模的軍事冒險。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使尼古拉二世不得不為緩和國內不滿情緒而向自由主義讓步，他任用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為內務大臣。並於11月批准召開地方自治機構代表大會。由於米爾斯基的自由主義傾向，他向地方自治機構代表暗示，可以私下召開會議。解放同盟對於米爾斯基的主動示好不以為意，並認為這是尼古拉二世示意政府故意修好，於是於年末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旨在召開立憲會議的“宴會運動”。而米爾斯基希望利用自治機關中多數自由主義者對他的信任，實行由政府主導的自由主義改革，實現政府與社會的合作。他擬定了一個自由主義改革計劃，吸收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參加立法活動，由此建立一個協商性的人民代表機關。鑒於革命形勢高漲，此時的尼古拉二世在維持反動統治與接受改良之間游移不定。為此尼古拉二世召開國務會議討論改革方案。大臣委員會主席謝·尤·維特等多數官員認為，無論如何也不能恢復舊政策了，否則將招致滅頂之災。無奈之下，尼古拉二世授意維特和大臣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諾爾德起草詔令，同意在不危害專制制度的前提下，擴大地方自治機關和城市杜馬的權力，還同意吸收社會賢能參與國事討論。

12月12日，尼古拉二世頒布了《完善國家制度的規劃詔令》。這個詔令不涉及國家制度的變革，只許諾擴大地方自治機關和城市杜馬的權利、使農民逐步取得與其他等級平等的權利、改善非俄羅斯民族和非東正教徒的地位、對工人實行國家保險等。同時發布政府通告，稱解放同盟組織的“宴會運動”為不法行為，明令禁止在公共集會上提及憲法問題。米爾斯基的政府自由主義改革方案遂告失敗，自由主義反對派與政府間的矛盾激化。人們認識到詔令是一個騙局，地方自治機關並沒能擴大權利。切爾尼哥夫省地方自治會議通過決議，要求召集人民代表。對此尼古拉二世呵斥切爾尼戈夫省地方自治會議主席為“粗魯的，不知分寸的。”並斷言“國家管理的問題不是地方自治會議的事情。”尼古拉二世此時堅決捍衛帝國《根本法》，不接受哪怕是自由派主張的最溫和的社會改良，不肯向社會做出讓步，從根本上抵觸變革。

1904年12月，位於聖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廠（俄語：Путиловский завод，拉丁語：Putilovsky Zavod）發生罷工，聖彼得堡各界認同罷工的民眾不斷增加，罷工人數攀升至八萬人。1905年1月22日（儒略曆1月9日）清早，東正教神職人員蓋龐神父（又譯作加邦神父或葛朋神父）帶領一個為數約三萬人的工人組織到冬宮外廣場和平示威，目的是向沙皇遞交請願書，以表達勞工階層與社會底層人民的困苦，與遭受到的欺壓，請求沙皇進行社會改革與終止日俄戰爭，並期望不要有超時的工作與合理的待遇。

尼古拉二世從1月8日起已移居在皇村，和平示威當天不在冬宮，當時負責守護宮庭的武裝士兵，列陣與示威群眾對峙，而聚集的民眾已漸漸增加到二十萬人，大家手拿著聖像、沙皇圖像，唱著聖詩與愛國歌曲，士兵後來對空鳴槍示警，不久之後便向群眾射擊，民眾在驚慌中逃亡而爭相推擠，蓋龐神父也在混亂中身亡。官方宣稱傷亡人數為96人死333人受傷，反對勢力宣稱死亡人數超過4,000人，保守估計約1,000人傷亡。

值得一提的是，沙皇本人並沒有下令對民眾們開槍。

1905年10月，在全俄總政治罷工高潮中，尼古拉二世被迫讓步簽署10月17日宣言，答應“賜給”公民人身不可侵犯、信仰、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召開立法性的國家杜馬（代表會議，類似議會），不經國家杜馬同意，任何法律無效。但是，簽署宣言的墨跡未乾，尼古拉二世就派遣討伐隊，到處槍殺革命者，鼓勵黑幫蹂躪猶太人。1905年12月，尼古拉二世把大量軍隊從彼得堡調到莫斯科，殘酷地鎮壓了莫斯科武裝起義。12月武裝起義失敗后，由於革命尚未消失，尼古拉二世被迫召開國家杜馬。當感到杜馬並不馴服時，他解散了第一屆杜馬。1907年6月3日，他又解散第二屆杜馬，並頒布進一步剝奪工農群眾政治權利、保證地主、資本家和黑幫政黨（反動保皇的組織）及其黨羽在杜馬中居穩定多數的選舉法。這樣，尼古拉二世徹底地背棄了10月17日宣言中所宣布的未經杜馬同意、不頒布法律的冠冕堂皇的一切諾言。為了緩解國內矛盾，尼古拉任命斯托雷平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勉強使沙俄渡過了生存危機。

尼古拉二世積極推行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政策、瘋狂地對外侵略擴張。還在遠東之行時，中國和朝鮮的領土與財富已為皇太子尼古拉所垂涎。九十年代，俄國開始修築橫貫西伯利亞大鐵路。尼古拉為這條鐵道奠基，併當了修築這條鐵道的名義監督。這表明他企圖通過鐵路加強對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控制、在遠東爭奪霸權的迫切心情。登上皇位后，他更是野心勃勃。他已經是“全俄皇帝和專制君主，兼波蘭國王、芬蘭大公等等”，卻還夢想給自己再加上“中國皇帝”、“日本天皇”等等稱號。

1895年他與德皇威廉二世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三國干涉還遼）。1896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時，俄國示意清政府派李鴻章前去慶賀。尼古拉二世與李鴻章密談。接著，沙皇政府以300萬盧布的巨款賄賂李鴻章出賣中國的主權。6月3日，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按照這個密約，俄國以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為借口，企圖使清政府接受自己的控制；俄國軍艦取得駛進中國任何口岸的權利；俄國取得在黑龍江、吉林修築鐵路（中東鐵路）的權利。以後，俄國又在中國修築南滿鐵路，強行租借旅順、大連。這樣，整個中國東北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

1900年，俄國參加八國聯軍，絞殺中國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鬥爭，並乘機佔據中國東北。尼古拉二世曾給俄國侵略軍指示：“我們不能半途而廢，我國的軍隊應在滿洲由北向南通過”。隨著侵略活動的進行，尼古拉二世的胃口日益膨脹。1903年2月16日，俄國陸軍大臣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皇上的腦袋中有宏大的計劃：為俄國奪取滿洲，把東北併入俄國，還想把西藏併入本國。要奪取波斯，不僅要佔博斯普魯斯，還要佔達達尼爾。”這充分地暴露了尼古拉二世的狂妄野心。尼古拉二世還同德國皇帝一唱一和，別有用心地宣揚”黃禍論”。為實現尼古拉二世的掠奪計劃，1904—1905年，俄國同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了日俄戰爭。俄國在這場戰爭中遭到慘敗，太平洋艦隊全軍覆沒。但它仍不甘罷休，繼續準備更大規模的軍事冒險。

俄法兩國在1893年已經簽訂了軍事協定。二十世紀初，由於英德矛盾尖銳化，德國曾企圖拉攏俄國。1904年，德皇威廉二世向尼古拉二世提議建立反英同盟，並把法國拉進來。尼古拉複電威廉，表示同意，但認為必須先得到法國的贊同。威廉對此大為不滿，埋怨尼古拉“被法國佬嚇得出一身冷汗”，“欠了法國佬的債，所以也就變得太沒有骨氣了。”1905年7月，威廉二世利用沙皇政府因國內革命高漲和對日戰爭失利所處的困境，再次提議德俄結盟。兩國皇帝在芬蘭的比約克島上籤訂了反英同盟條約。對尼古拉二世來說，這是輕率的決定。他的大臣們為之手足失措，因為這就意味著俄國將擺脫對法國的依賴，並加劇同英國的衝突，不能從巴黎和倫敦得到俄國所急需的借款。尼古拉二世只好寫信告訴德皇：在同法國談判以前，條約不應生效。從此，俄國加緊同法英國勾結。1907年，英俄協定簽訂，形成了英、法、俄協約國帝國主義集團，同德奧同盟國帝國主義集團對峙。

1914年，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它企圖從奧斯曼帝國手裡奪取黑海海峽、君士坦丁堡和土屬亞美尼亞，從奧匈帝國手裡奪取加里西亞。和一切帝國主義者常常用和平的謊言來掩蓋自己的侵略陰謀和發動戰爭的準備一樣，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但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維護者，而且把自己打扮成世界和平的倡議者。他曾先後兩次（1899、1907）主持了海牙國際和平會議。但是，尼古拉二世一面高唱和平、裁軍，鼓吹“尋求防止威脅整個世界的災難的途徑”；一面加緊制定侵略戰爭計劃，擴充軍備，終於成為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魁之一。尼古拉二世簽署了戰爭的動員令，並在1915年解除了頗有才幹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職務，親自擔任俄軍最高總司令，把俄國推進罪惡的帝國主義戰爭之中。由於戰況不利、糧食困難等原因，激起人民的不滿。1917年，列寧從瑞士回到俄國，領導革命，以使俄國退出戰爭。1917年3月，首都聖彼得堡市民發動反飢餓遊行，引發二月革命。

尼古拉二世是一個平庸的君主。他認為他的君權是“天賜”的，而他個人只須對上帝負責。他不喜歡同臣民有密切的接觸，更妒忌那些出色的、有能力的、有主見的大臣，因為他知道，他們的智慧居於自己之上，總是擔心有朝一日大臣們要奪走他的君權。所以，尼古拉二世逐步拋棄了當初為他效勞的大臣。一些敷衍塞責的、但又善於阿諛奉承的人卻得到他的信任。這種人向他反映某些虛假的情況，往往比官方的報告，更容易得到他的稱讚。於是，各色各樣的騙子、冒險家，利用尼古拉二世的昏庸、無知，都混跡沙皇朝廷。最大的騙子是拉斯普廷。拉斯普廷本是西伯利亞一個農民，經過幾年流浪生活后，以曾經受過秘密傳授醫道訓練的僧侶出現，並冒充“預言家”，到處招搖撞騙。1905年，他被引進沙皇朝廷，得到亞歷山德拉和尼古拉二世的寵信。亞歷山德拉把他看成是上帝派來拯救皇位和扶持俄國的聖人，看成是保持對專制制度虔誠的庶民的化身。對拉斯普廷的醜事，亞歷山德拉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當時在沙皇朝廷，如果有人敢直率地講出拉斯普廷的壞話，一定會惹起亞歷山德拉的不快。於是，拉斯普廷日漸得勢。在尼古拉二世統治的末年，特別是1915年他主持前線指揮后，以拉斯普廷為首的沙皇朝庭內的狐群狗黨在手中掌握了皇室的極大權力，直到任免內閣首相、大臣、給投機商人發放許可證。在拉斯普廷及其黨羽的操縱下，整個國家機構癱瘓無力。充分暴露了沙皇制度的全部腐敗和醜惡。

尼古拉二世腐敗的統治，激起俄國人民不斷起來進行革命鬥爭。從1915年開始，俄國革命運動因戰爭而重新發展起來。在統治階級內部，內鬥愈演愈烈。朝廷內外，醜聞百出。亞歷山德拉甚至被懷疑是德國的間諜。朝廷內部也有人在醞釀廢黜尼古拉二世，另立沙皇。拉斯普廷成為尼古拉二世的替罪羊，於1916年被暗殺。刺客並非革命黨人，恰恰是一夥企圖挽救專制制度的貴族。尼古拉二世及其寵臣於是策劃同德國單獨媾和，以便騰出手來，撲滅革命，穩定國內局勢。但是，二月革命的爆發，徹底粉碎了沙皇制度。

1917年初，俄國革命時機已經成熟。在彼得格勒，罷工運動迅猛展開。2月25日，罷工開始發展為武裝起義。尼古拉二世慌了手腳，連忙詔令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哈巴洛夫：“著令於明日，將京都騷亂悉行制止”。於是，在屋頂和角樓架起了機關槍，向示威的群眾射擊。但是，沙皇的血腥鎮壓只能促進人民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軍隊受到革命的感召，先後轉到起義人民方面。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勝利。沙皇失去了軍部、官僚和資本家的支持。3月2日，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想傳位給弟弟米哈伊爾大公，但是遭到他的拒絕，於是羅曼諾夫王朝滅亡。

從1917年3月9日到8月14日，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軟禁在沙皇村的亞歷山大皇宮。當時的政府或許曾經嘗試為皇室建立符合皇家地位的生活環境，然而由於政府缺乏實權，理想無法落實。

此時在彼得格勒革命活動如火如荼，臨時議會擔心皇室囚犯的安危，決定將他們遷往俄國內地。經過多時的辯論，確定他們的居住城市是托博爾斯克，羅曼諾夫一家便遷往該地。他們被允許從皇宮帶走必須的傢具、私人物品，以及自願隨行並伺候他們的侍從。出發前夕，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攜同前沙皇的兄弟米哈伊爾騠虎煓德拉維奇來訪，兄弟倆最後一次見面、交談，從此以後再也無緣重逢。米哈伊爾騠虎煓德拉維奇被發送到彼爾姆，1918年6月12～13日夜裡被地方當局殺死。

1917年3月8日，在聖彼得堡工人和士兵的要求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不得不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屬逮捕，禁於皇村。臨時政府曾準備把他們送到英國，投奔沙皇的表兄英國國王喬治五世，英國議會也已經批准，但喬治五世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害怕引發政治危機甚至革命（當時英國工會同情布爾什維克），從而拒絕，沒有成功。以後，尼古拉二世全家被轉移到西伯利亞的托博爾斯克，十月革命后又被轉移到葉卡捷琳堡，關押在商人伊帕季耶夫的寓所。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家族包括和他們在一起的僕人近10人被看管他們的布爾什維克秘密警察趕到地下室，使用機關槍掃射集體處決。他們的屍體被澆上硫酸和汽油銷毀，殘餘骨渣被埋藏在葉卡捷琳堡地區的一個廢棄洞穴中。那年，尼古拉二世50歲，他妻子46歲，兒子阿列克謝14歲，大女兒奧爾加23歲，二女兒塔季婭娜21歲，三女兒瑪利婭19歲，小女兒阿納斯塔西婭17歲。

除此之外，沙皇家族的其他人也紛紛被逮捕和轉移。算得上幸運的，是尼古拉二世的母親瑪利婭·費奧多羅芙娜輾轉回到了自己的故國丹麥。羅曼諾夫家族有個別的血脈到了國外，但尼古拉二世一脈沒有倖存下的人。末代沙皇的亂世情仇就這樣在俄羅斯無產階級凱歌行進的號聲和“紅色革命”的槍聲中結束了。

關於殺害沙皇一家，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這是葉卡捷林堡的地方政權自作主張，政權最高當局堅持這一說法；另一種說法是，對沙皇一家執行死刑是奉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的，堅持這一說法的是參與這一行動的“契卡”人員。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在沙皇一家被處決后，蘇維埃中央機構確認了這次行動。1918年7月18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了此事，隨後作出的決議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這一決定是無條件正確的”。7月23日，《烏拉爾工人報》發表了如下消息：“7月16～17日夜間，根據烏拉爾州工人、農民和紅軍士兵蘇維埃的決議，槍決了前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這個帶著皇冠的劊子手利用革命的仁慈，活得太久了。”

蘇聯解體后，一切都變了樣，沙皇一家的遺體被重新找到，並經DNA檢測得到確認。只有皇儲阿列克謝和瑪麗亞的遺體未被發現。1998年，根據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命令，沙皇一家的遺體被隆重安葬在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教堂中。2000年，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俄羅斯東正教會追封為殉教聖徒。2007年夏天，研究者在葉卡捷琳堡附近的烏拉爾山脈的森林中發現了一些遺骸，並送往俄羅斯、奧地利和美國的實驗室進行DNA檢測。2008年6月，俄羅斯總檢察長辦公室下屬調查委員會發言人弗拉基米爾·馬爾金在一份聲明中說，檢測證明這些最新找到的遺骸正是沙皇子女的遺骸。聲明列出了迄今為止收集的詳盡資料，包括彈道、牙齒、化學元素分析等檢測結果。悲劇終於畫上了一個句號，一切傳言到此似乎也將停止，但是他們為什麼沒有和沙皇埋葬在一起，似乎已成為永久的迷團……。

2008年10月1日，俄羅斯最高法院正式為尼古拉二世平反，宣布他的家族是蘇聯鎮壓下的受害者。俄國當局正式推翻有關羅曼諾夫皇族罪有應得的觀念，而此一皇族所遭指控的罪名正是九十年前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將沙皇一家處死的重要正當性依據。最高法院發言人奧金佐夫說：“本院主席團宣布，對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鎮壓毫無理由，並恢復他們的名譽。”

在屍檢之前，人們一直懷疑皇帝的小女兒阿納斯塔西婭·尼古拉耶芙娜·羅曼諾娃是否真的死於那場謀殺，因此才會有了後來著名的電影《真假公主》和97年動畫音樂劇《阿娜斯塔西婭》。

從19世紀末起，以重工業為中心的俄羅斯工業體系得到完善，尼古拉二世的資本主義改革造成了俄國國內不小的社會矛盾。而俄國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大量農民破產，社會矛盾激化。面對這些情況，他從維護統治的角度出發，繼續對內改革，對外擴張。

鬥爭中確立憲政

尼古拉二世在剛登基的時候就曾斥責地方自治的代表、市民等提出的參與內政的想法是痴人說夢，他強調他將如他父親一般堅定地維護專制的原則。在對專制制度的堅持上，關乎尼古拉二世對民族特性的考量。沙皇希望通過政府的作用將君權神授的思想向擁有1.29億人口的帝國傳播。儘管尼古拉二世了解他不可能控制人民的所有活動，但是他希望在他所關心的問題上，無論多麼的瑣碎，他的話都是不容忽視的。而且他的權力不應該被公共機構所抵消，創造一個主動型的國家，而這些機構的職能要小於西方國家的那種模式，絕大部分機構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家。在1905年革命前後，尼古拉二世認識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需要進行改革來維持沙皇專制的統治，所以尼古拉二世從一開始堅決不同意選出人民代表機構，到後來同意成立國家杜馬，其轉變正是他意識到讓人們幫他分擔責任。但不管做出什麼讓步，尼古拉二世始終堅持專制制度不可動搖。

1900—1903年的經濟危機波及俄國，經濟狀況的波動推動了國內不滿情緒的增長，社會與政權的對立日益嚴峻，引發了國內政局的動蕩。在1904年間，動亂紛紛興起。尼古拉二世於12月12日以上諭的形式公布了改革的方案，但改革方案中只提到了行政改革和從某種程度上擴大居民權利和出版的自由，但措辭十分含糊。對建立一是正式的禁止在公共集會上提及憲法問題。尼古拉二世堅持自己的立場，導致社會衝突愈演愈烈。在建立代表機構的時候，自由派主張走改革立憲道路。尼古拉二世表示自己對代表活動不是很懂，如果非要建立，那也要在最高權力的授權下進行。在1905年2月18日頒布宣言的那天，尼古拉二世說：“俄國的專制制度堅如磐石，任何企圖破壞這種基礎的人都將受到應有的懲罰。”雖然尼古拉二世希望保持專制制度的不動搖，但是科科夫佐夫、索爾斯基、維特、布里根等大臣都強烈反對，尼古拉二世無奈簽署了2月18日詔書。他說：“朕受神之庇佑，擬從現在起吸收由民眾選舉的道德高尚、人民信任的人參與預先討論和制定立法議案”，但“一定要保持帝國根本法不可動搖”。

2月18日詔書頒布之後，尼古拉二世並不想著手實施建立代表機構，而是採取了拖延的政策。但當時的形勢十分緊迫。當5月24日—25日，地方自治局召開的聯合代表大會決定派出一個代表團覲見尼古拉二世敦促他改變政策時，自由主義者特魯別茲科伊便成了首選。在稍作猶豫之後，尼古拉二世決定於6月6日接見特魯別茲科伊。特魯別茲科伊面見尼古拉二世之後，刻意迴避了在未來立法工作中的具體建議，只談了對代表來源的建議。他說：“俄國的沙皇是全俄羅斯人民的沙皇，所以從全體人民中選出的代表，應該幫助您處理國家事務，為大眾服務而不是為個人利益服務。”尼古拉二世仍需要思索這項建議。在尼古拉二世的官方回復中，他重申了要進行重大改革的意圖：“打消你的疑慮吧！我，沙皇將會堅定不移地從人民中選出代表。將會把他們吸引過來有條不紊的開展國家治理的工作，我每天都在思考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夠幫助我進行這項工作。”

尼古拉二世同意國家實行憲政，但在實行憲政到底要進行到什麼樣的程度上有自己的看法。尼古拉二世認為人民的公民意識還不夠健全，1905年革命中不管是工人還是農民，都只是為了生存層面的需求做出反抗，而公民意識顯然還不夠。尼古拉二世同薩佐諾夫談話時，嘲笑了他對俄羅斯半自由主義的幼稚認識。尼古拉二世對自己的這位外交大臣說：“請相信我說的，如果你，以及類似你這樣的人，有時間和俄羅斯民眾直接接觸，過不了兩周，你們的看法就會全改變。”

布里根杜馬的建立並沒有平息革命，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做出讓步，並於1905年10月17日簽署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在其頒布的前一天，尼古拉二世表示要給俄國賜予一部憲法。我寧願現在主動地去做，總好過以後被迫做出讓步甚至到達退無可退的境地。尼古拉二世說道：“面臨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把叛亂鎮壓下去，這意味著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另一條是給人民言論、出版的自由，所有的法律都是由國家杜馬批准——當然，這本身就等於制定憲法。他起草了一個帝國宣言，經過三天討論，借上帝一臂之力，我在上面簽了字，我的慰藉是：這個重大的決策會使俄國結束混亂。”之後尼古拉二世在回復於2月18日向沙皇表示忠誠的城市專制君主主義黨的電報中說到，他將會秉持《十月十七日宣言》中的精神，發誓不經立法機關批准不頒布任何法律。但是他也在其他場合表示“沙皇專制統治依舊如初，感謝你們對我的付出。”俄羅斯帝國在接觸自由主義思想兩個多世紀，經歷了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開明專制”，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的自由主義改革，十二月黨人運動，討論了諸如斯佩蘭斯基、莫爾德維諾夫、米柳京、瓦魯耶夫等貴族改革者的種種方案后，尼古拉二世終於帶領俄羅斯嘗試著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

改革根本法

1905年10月19日，尼古拉二世任命維特出任大臣會議主席，主持政府工作。1905年10月28日，國務會議主席Д.М.索爾斯基伯爵主持特別會議，會上就增補《國家根本法》、修訂《國家杜馬章程》和改組國務會議等議題展開了全面工作，成立了專司制定各項法案的委員會。遵照尼古拉二世的指示，伊克斯庫爾男爵組織人員擬定了三份《根本法》修正案。成為《根本法》基礎性文件的是由國家辦公廳負責擬定的第三份方案。

第三份方案開頭就明確規定了國家構成、領土、語言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舊帝國《根本法》（1892年版）中明確規定：“全俄羅斯皇帝是專制的和無限的君主。服從他的最高統治不僅是出於敬畏，也是出於良知，這是上帝的旨意。”國家辦公廳擬定的修正案方案中則刪掉了“無限的”和“專制的”二詞，其表述為：“俄羅斯帝國的最高權力屬於皇帝陛下”。修正案中還規定了沙皇與國家杜馬分享立法權，而立法動議權、批准及執行法律命令權、法律補充權也被賦予了沙皇。此外沙皇被授予多項最高權力等等。2月20日，維特將這份由國家辦公廳草擬的《根本法》修正案提交大臣會議，3月間，大臣會議共召開五次會議討論該草案。19日，在基礎上產生了大臣會議方案及備忘錄，一併提交尼古拉二世。閱讀該文件后，尼古拉二世又在1906年4月間先後四次主持召開帝國高級負責人會議，對《根本法》草案進行最後討論。提交帝國高級負責人會議審議的總共有三個方案：原國家辦公廳方案，大臣會議方案（實際上是維特方案），還有埃赫里曼教授方案（按維特授意擬定）。

4月7日在第一次會議上，尼古拉二世致開幕詞說到：“事情很嚴重，生命攸關。討論幾次比馬上做決定、使自己和整個國家遭受可怕的危險更好。所以，我希望每個人都坦誠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圍繞《根本法》草案內容，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一、沙皇權力和特權問題。二、司法人員終身制問題。三、財產權、土地所有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問題。四、公民權利的問題。五、關於徵集新兵條款等問題。

在討論第一個問題時，尼古拉二世和眾臣就是否保留專制君主稱號展開激烈爭論。他不願意刪除“專制的、無限的”兩個修飾詞。他說：“從《根本法》修正案第一次擺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關於我是否有權改變我從前輩那裡得到的權力的範圍，我內心一直進行著鬥爭…坦白地說，如果我確信俄羅斯願意我放棄專制權力，那麼我將很願意為了它的利益這麼做。十月十七日法令完全是我有意識賜予的。我堅決要把它貫徹到底。但我不信此時有必要放棄專制權力。”經過多位大臣的勸阻，尼古拉二世最終同意了刪去“無限的”。在勸服沙皇刪除這詞時，斯基申斯基提出：“要刪掉的只是個詞，而權力保住了。”新版國家根本法的編纂者雖然一直強調是以西方國家的經驗為基礎的，“但實際上還是帶有濃厚的俄國特色的，反映了俄國自由主義者對沙皇的依賴。”

另外，就沙皇是否擁有修改《國家根本法》的特權問題，與會大臣展開激烈爭論。維特傾向於使沙皇保留相當的修改《根本法》的權力，國務會議成員弗里施反對維特觀點，他認為倘若沙皇可以隨意修改《根本法》，就違背了10月17日宣言的精神。皇帝只能有立法動議權，而且法案的審議也要經過國家杜馬和國務會議，他還補充說，應當立法權與行政權分離。弗里施的建議已經能夠體現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分權制衡的原則了。尼古拉二世對這一提議沒有明顯異議，只是要求《根本法》中涉及皇室的部分不列入國家杜馬和國務會議審議之列，君主應保留該方面特權。圍繞國家杜馬和國務會議是否有權修訂《國家根本法》的問題上，議會成員同樣分成兩派，以杜爾諾沃、斯季申斯基為代表的保守分子不僅主張不予杜馬動議權，甚至主張剝奪其討論權。杜爾諾沃表示：“《根本法》不需經杜馬和國務會議的任何參與就可修改。”他甚至指責10月17日宣言招致混亂，主張恢復舊秩序。而薩布羅夫、戈盧別夫等人則堅持保留杜馬對法律的修改權，尼古拉二世則最終批准杜爾諾沃的部分意見。此外，在司法人員終身制的問題上，司法大臣阿基莫夫和總理維特不贊成終身制，而曾任亞歷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的帕連伯爵和戈列梅金反對非終身制。最後沙皇批准了終身制，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關於徵集新兵的條款，禁衛軍總司令、尼古拉二世的表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主張每年新兵徵集的數量由最高指揮部決定，無需通過立法會議。而皇帝的親叔叔弗拉基米爾大公則認為徵兵之事必須經過國家杜馬和國務會議。尼古拉二世最終採納後者意見。可見尼古拉二世最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和承認了作為分權機關的杜馬和國務會議的作用。

4月18日，穆羅姆采夫將自己提出的修改意見轉呈沙皇，而後，以司法大臣、二等文官米哈伊爾·阿基莫夫為首的一批高級文官綜合各種方案及穆羅姆采夫修改意見，制定出了《國家根本法》的最終文本，1906年4月23日（俄歷），由尼古拉二世批准生效，新版《國家根本法》出台。

支持維特設立杜馬

1905年革命使尼古拉二世和其近臣們惶惶不可終日，1905年1月，尼古拉二世就國內局勢詢問國有財產大臣阿·葉爾莫洛夫。葉爾莫洛夫認為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只有應社會要求建立人民代表機構，大臣會議的大臣大多同意他的意見，於是尼古拉二世授命內務大臣布里根起草建立人民代表機構的敕令。2月18日，尼古拉二世簽署詔書，並表示“從現在起，在保持帝國《根本法》不可動搖的情況下，吸收從居民中選出的、得到了人民信任、值得尊敬的人參與制定和討論立法議案。”布里根按照尼古拉二世指示，成立特別會議討論此事。最後由維特推薦出席大臣會議的克雷扎諾夫斯基擬定出布里根杜馬方案提交大臣會議討論。大臣們對杜馬許可權，杜馬產生的選舉方式等問題進行了激烈地爭論。7月19日到26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哥夫宮主持召開秘密會議，審議大臣會議通過的國家杜馬方案。原內務副大臣、國務會議成員、沙皇機要顧問亞歷山大·斯季申斯基為首的頑固守舊分子企圖阻止任何改革，他們堅持要在杜馬法案和杜馬成員。誓詞中提到制度的專制性。他們認為杜馬選舉的本質從歷史上看不是俄羅斯的，而是與俄羅斯格格不入的西歐的模式。“按照西歐議會的模式設計的杜馬選舉將招致更大的動亂，‘最終將使專制制度原則本身遭到動搖’”另一派以國務會議成員尼古拉·塔甘采夫和歷史學家瓦·克柳切夫斯基為代表，主張擴大杜馬權力。他們認為，國家杜馬無論按什麼組織原則建立，都將損害專制制度，然而這正是有利於立法的，是歷史的進步。會上，沙皇曾建議不將杜馬稱為國家杜馬，而稱作“皇帝的杜馬”，這一提議遭到反對，遂作罷。

1905年8月6日，尼古拉二世頒布了《關於設立國家杜馬的詔書》《國家杜馬章程》和《國家杜馬選舉條例》三個法令，並保證國家杜馬的選舉在12月10日前進行，杜馬會議召開不遲於1906年1月。布里根杜馬的咨議性和無權性無法滿足社會要求。方案出台後，革命形勢進一步發展。改革不得不進一步深化。1905年12月11日，尼古拉二世發布《關於修改國家杜馬選舉條例》，1906年2月20日，頒布《國家杜馬章程》。相應的，新設立的國家杜馬成了近代意義上的立法機關，和國務會議構成了君主立憲政體中的下院和上院。

然而國家杜馬召開后，尼古拉二世不禁大失所望。第一屆國家杜馬非但不幫政府“出主意”，反而頻頻詰難政府，表示對政府的不信任。第一屆國家杜馬召開不久，大臣會議就出現了要求解散杜馬的聲音。原因是杜馬的答辭過於激進，政府沒法與之協同工作。事實上，就是否解散國家杜馬，大臣會議分成兩派，展開爭論。尼古拉二世猶豫不決，之所以未敢輕易解散杜馬，主要考慮到民眾情緒。隨著第一屆國家杜馬的激進性和反政府的特點逐漸凸顯，沙皇及其部分臣屬開始感到恐慌。時任內務大臣戈列梅金在1906年6月就表示，除了解散國家杜馬沒有什麼其他辦法。終於，政府藉機將杜馬解散。對於第二屆國家杜馬，尼古拉二世同樣是抵制態度。甚至在選舉還未結束之時，沙皇就考慮如何解散它了。在給母親的信中，尼古拉二世表示，最好在他們沒有做出什麼愚蠢的決定時就將其解散。

任用斯托雷平行政改革

20世紀初的俄國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面對1905年革命，俄國對憲政體製作出了初步的嘗試，新的憲政體制對沙皇和大臣會議主席的關係作出了一定的要求。尼古拉二世急需尋求一位強有力的大臣會議主席來有效地進行改革，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革命給斯托雷平的上台提供了機會，他在薩拉托夫省鎮壓革命的手段和關於改革國家土地制度的想法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賞識，於1906年7月9日接任大臣會議主席。尼古拉二世面對國家體制的改變，有著自己的妥協和堅持，斯托雷平對國家的改革有著全面的理解。在實施改革的過程中面對三屆杜馬，斯托雷平和尼古拉二世在當時的形勢下，兩人在處理杜馬問題上殊途同歸。在法律的規定下，改革的實施中，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的地位得到了確立。

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都認可在傳統東正教和君主制下的立法機關的設立以及改善社會的生存狀況，但在改革的表達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在對待杜馬問題上，尼古拉二世認為俄國社會意識發展不健全，建立咨議式的杜馬比較符合當下俄國的情況，而斯托雷平則認為杜馬是國家實行憲政的重要途徑，有了杜馬這樣一個平台，才更利於俄國法治國家的建立。而他們在與杜馬的互動中，能體現出他們對待國家法治問題上不同程度的改革思想。

實際上，國家杜馬開幕之後，尼古拉二世對國家杜馬的活動可以說得上是冷淡甚至是抵制的。這是因為，尼古拉二世對現在這種形式下的國家杜馬是否能起到作用還存在保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對杜馬抱有十分的冷淡的態度。從沙皇的話“我設立國家杜馬不是要讓它管理我，而是要讓它給我出主意”可以看出，沙皇尼古拉二世認為杜馬還不夠成熟到能行使立憲的職責，杜馬的性質最好還是咨議式的。所以在國家杜馬開幕之後，他對國家杜馬的活動也表現得十分冷淡。在尼古拉二世的影響下，總理大臣戈列梅金連國家杜馬會議都拒絕列席。

推動土地改革

1905年之後解決農民問題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是19世紀末期的俄國農業落後，政府沒有任何政策可以有效的幫助農民改善其落後的情況，加在農民身上的稅收更重了。斯托雷平之前在內務部和農業部工作的經歷使他對俄國的農業狀況有了初步的了解，對農業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04年，作為薩拉托夫省省長的斯托雷平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關於薩拉托夫省的報告。斯托雷平的中心就是要告知尼古拉二世基礎改革的重要性。雖然現在改革面臨著很多的苦難，但是至少要在政策上減輕對農民的影響。他試圖讓尼古拉二世了解必須尋找一條途徑使農民脫離農村公社，成為獨立的勞動致富的居民。而這些土地的穩定擁有者代表者將會成為穩定國家秩序的中流砥柱。面對農民的騷亂，政府要採取治標又治本的措施。一方面要採取嚴厲的懲治手段，調動軍隊鎮壓，另一方面也是根本的是為農民開闢出一條自由地盡其所能利用土地的道路。而這些觀點都十分符合尼古拉二世的心意。

而早在斯托雷平提出這些解決措施之前，尼古拉二世也曾為解決俄國農業問題作出了一定的嘗試和努力。右翼君主政黨了解到商品經濟的流通會破壞原有的宗法制度，農業上出現的分化會導致專制統治失去在農村的社會基礎。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的出現，尼古拉二世採納了右翼分子的建議，於1893年12月14日簽署了關於禁止轉讓農民土地的法令。該法令規定：只有根據村社大會決議並取得權力機關同意之後才能出售村社土地，而農村的份地也只能出售給本村社的成員。俄國土地問題解決起來十分困難。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農民應有權擁有土地。政府之前避重就輕的法令沒能讓農民就此罷休，相反更加刺激了農民起來採取暴力行為。1902年春天發生在波爾塔瓦和哈爾科夫的較大規模的動亂使政府開始正視起土地問題。

1901年在維特的提議下，於1901年11月16日成立了“農業中心區貧弱原因研究委員會”（簡稱“中心委員會”）。委員會由國務秘書科科夫佐夫擔任主席，主要是為了研究1901年農業歉收和歐俄農業中心區農民經濟衰退的問題。在維特的提議下，尼古拉二世同意設立委員會來研究農民問題，並且希望維特在解決農民問題的時候，以亞歷山大二世所制定的並且實行的具體措施作為行動準則，並希望維特能擔任委員會的主席。並於1902年1月22日正式成立“農業工業需要問題專門會議”（簡稱“專門會議”），主要研究關於農業工業需求的一切事務，希望能讓農民安居樂業。

1905年11月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發布了兩部詔書。第一個詔書是從1906年的1月1日起，減少農民50%的贖金，直至1907年1月1日完全取消贖金。第二個詔書規定對農民銀行的還貸期限予以放寬。其實就是變相的用取消贖金的方式讓農民從村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1906年1月到2月期間流行的對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法主要是三種觀念。一是原有土地關係的保留，“從今以後徹底廢除一切土地私有制”。二是改變土地關係，鼓勵農民離開村社。三是徵收私有土地緩解農民土地短缺問題。而庫特列爾是第三種觀點的主要支持者，但沙皇尼古拉二世明確表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打算採取農業大臣古爾科路線。成立分別古爾科委員會即“內部編纂委員會”，專門研究法令問題，也起草一些破壞傳統農村的條款。它強調政府以農民份地為基礎嚴格地整理土地，並逐漸地脫離村社。而克瑞弗辛委員會即“土地和解委員會”主要關注的土地問題，幫助農民將他們的條狀的變成單一的土地，以優質的土地來取代貧瘠的土地。而在提交給沙皇審閱的報告中，沙皇在報告中批註：“列舉在報告中的措施我完全批准，鑒於事情的緊迫性，內務部將會立刻進行討論。”大臣會議對土地規劃工作的設想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1906年3月4日，尼古拉二世簽署了關於成立了土地規劃事務委員會及其地方委員會的方案，是為1906年3月4日法令。該法令明確規定了改革組織的中央機構是“土地整理事務委員會”，由農業部大臣領導。還設立了“省土地整理委員會”和“縣土地整理委員會”以便更好地幫助農民銀行購買土地以此來賣給農民。尼古拉二世賦予了土地規劃很大的意義，在這點上，他和斯托雷平都認為土地規劃是土地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發動日俄戰爭

尼古拉二世積極推行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政策、瘋狂地對外侵略擴張。還在遠東之行時，中國和朝鮮的領土與財富已為皇太子尼古拉所垂涎。19世紀90年代，尼古拉二世為西伯利亞大鐵路奠基，併當了修築這條鐵道的名義監督。這表明他企圖通過鐵路加強對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控制、在遠東爭奪霸權的迫切心情。登上皇位后，他已經是“全俄皇帝和專制君主，兼波蘭國王、芬蘭大公等等”，卻還夢想通過發動戰爭給自己再加上“中國皇帝”、“日本天皇”等等稱號。20世紀初，面對俄國國內風起雲湧的革命形勢，尼古拉二世決定發動對外戰爭，開發國外市場來轉嫁國內矛盾。於是，1904年2月8日，日俄雙方進行了日俄戰爭。

俄國國內的三個權力集團通過對俄國在遠東國際形勢的分析，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充滿自信。這種情緒充斥俄國上下。尼古拉二世甚至認為，俄國人“扔帽子都可以把日本壓倒”。但是，戰爭的形勢遠遠不如尼古拉二世預想的那樣順利。而由於尼古拉二世將文官充斥進指揮層並不按才能考察，導致俄國高級指揮官的素質低下。海軍中將阿列克塞耶夫原來是一名普通的海軍軍官，僅因為得到亞歷山大羅維奇器重，任遠東大總督並擔任俄軍總司令。他對陸軍一竅不通，在任期間，軍事訓練、射擊技術以及戰術等各方面都荒廢了。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尼古拉二世改派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為全軍總指揮，但是沒有撤消阿列克塞耶夫的職務。兩人意見常不統一，矛盾日益突出，互不信任。這樣俄國軍隊由兩個人來指揮造成指揮上混亂不堪。種種因素致使俄國在戰爭中遭受失利，加重了人民的災難，徹底暴露了沙皇專制制度的腐朽。日俄戰爭從1904年2月開始進行了一年多后，日俄雙方都無意再進行戰爭。國內矛盾不斷激化讓尼古拉二世焦頭爛額。1905年爆發的革命和在軍隊發生的“塔夫利達公爵彼將金號”水兵起義，動搖著尼古拉專制統治。於是在美國支持下，兩國簽訂《朴茨茅斯和約》，但這也充分暴露了俄國軍事實力的不足，但尼古拉二世仍沒有具體認識到俄國種種制度所體現的缺陷導致了俄國的失敗。

支持軍事改革

日俄戰爭失敗促使許多有識之士思考軍隊的發展之策。高級軍事領導機構的改革是此次軍事改革的起點。成立一個高於所有部門之上的常設委員會性質的機構問題早在1898年就被提出。1904年博布林斯基則建議成立國防委員會，作為最高諮議機構。尼古拉二世並不急於解決這一問題。但是，日俄戰爭的失敗迫使尼古拉二世及其親信把建立國防委員會的問題提上日程。6月8日，尼古拉二世下達設置國防委員會的詔令。國防委員會的主席名義上是尼古拉二世，實際上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他有權親自向尼古拉二世報告工作。國防委員會在其存在期間，制定了軍事建設計劃，在日俄戰爭后恢復武裝力量的戰鬥能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05年5月21日，在皇村由尼古拉二世主持召開會議，還決定立即設立總參謀長一職，專門從事戰略計劃的制定。6月21日，頒布了總參謀長條例，總參謀長直屬尼古拉二世，有權面見沙皇報告。並擔任國防委員會成員。參謀本部一劈兩半，一部分轉給總參謀長，另一部分留在參謀本部。4天後，總參總局成立，這對於加強中央指揮機構的總參職能是有好處的，但是，對總參謀長的定位卻造成了多頭領導的局面。1909年後第二階段軍事改革，尼古拉二世領導致力於消除這種局面，撤銷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職務，國防委員會實際停止了存在，尼古拉二世加強了陸軍大臣的權力，並直屬於自己。

在軍事改革第一階段，由於經費的限制，俄軍只能在財政允許的範圍內採取一些恢復軍事實力的措施。這一時期的主要收穫，是歷經曲折制定出了武裝力量下一步的發展構想。1906年2月，尼古拉二世不允許向杜馬提出撥款滿足陸軍部的需求的問題。出路只有一個，就是裁減軍隊，用省出的錢對軍隊進行現代化。這就意味著沙皇俄國必須放棄大國對外政策，而尼古拉二世不同意這一點。就在陸軍部想方設法找錢，高層領導頻繁換馬的同時，國防委員會繼續制定各種軍隊改革方案。1908年1-2月，大臣會議對軍隊改革問題進行了討論，決定製定改革的專門構想。2月1日，尼古拉二世在大臣會議日誌上作了如下批示：“內防的總計劃應當簡短而明確著眼於10年或20年——一旦計劃確定下來，就應堅定不移地予以執行。”根據沙皇的批示，斯托雷平交待帕利岑制定這一計劃。總參謀長很快就拿出了一個《國防總計劃》，這是“把武裝力量的各種需求結合成一個整體的首次嘗試”。5月7日，計劃呈送斯托雷平，同時分發給陸軍部各部門，要求它們準備出與實行規定的措施相關的計算標準。《國防總計劃》規定了武裝力量全面改革的目的與內容。改革的目的是：重建俄國的軍事實力，以保障國家的安全並保持它的政治和國際地位。重建俄軍實力的首批措施是：根據日俄戰爭前規定的計算標準向軍隊提供所有必要的東西，根據戰爭的經驗加強對軍隊的供給，在遠東建立儲備，採取措施改進軍隊的組織結構和動員等。1909年12月，陸軍大臣蘇霍姆利諾夫根據帕利岑報告的精神向沙皇呈送了一份《國防措施報告》。這份報告是陸軍改革的具體計劃。尼古拉二世批准了，這份計劃很快得到執行，軍隊的建設有條不紊地展開。

發動一戰

和一切帝國主義者常常用和平的謊言來掩蓋自己的侵略陰謀和發動戰爭的準備一樣，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但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維護者，而且把自己打扮成世界和平的倡議者。他曾先後兩次（1899、1907）主持了海牙國際和平會議。但是，尼古拉二世一面高唱和平、裁軍，鼓吹“尋求防止威脅整個世界的災難的途徑”；一面加緊制定侵略戰爭計劃，擴充軍備，終於成為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魁之一。

積極對華滲透

1895年，西伯利亞大鐵路已經修到了外貝加爾，按原方案，將從赤塔沿石勒喀河南下，繞過黑龍江北岸，經烏蘇里江到達海參崴。但勘測顯示，在石勒喀河北岸修路有很大困難。財政大臣維特因此認為，該鐵路若能穿過中國東北地區，不僅能節約成本，更重要的是“俄國將永遠把滿洲保持在手中”。在上書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摺中，維特從戰略角度闡述了自己主張，他指出，一旦鐵路建成，將使“俄國能在任何時間內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軍事力量運到海參崴及集中於滿洲、黃海海岸及離中國首都的近距離處，大大增強俄國不僅在中國、並且在遠東的威信和影響。”尼古拉二世對維特的計劃大加讚賞，並要求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就鐵路穿過滿洲問題與清政府進行交涉，但中國遲遲未應允，交涉進展緩慢。無計可施的維特決定採取賄買手段，收買中國權臣，以實現“借地築路”的目的。恰逢1896年，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舉行加冕禮，李鴻章作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赴俄參加加冕禮，同時對英、德等國進行訪問。尼古拉二世政府認為這是一個施展外交計謀的好機會。

為了進一步侵略中國以及稱霸遠東，尼古拉二世一直圖謀在中國北方攫取一個不凍港。經過勘察，沙俄最終選定了旅大。此時，德國正意圖佔領膠州灣，這為俄國創造了機會。早在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就曾致函尼古拉二世，表示要在中國取得一個港口，希望取得沙俄支持，尼古拉二世表示對此“絕無異議”。德國後來選定了膠州灣，可該地早已是俄國的囊中之物（俄國在1895年就已迫使清政府同意俄艦在膠州灣停靠）。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訪問彼得堡，就膠州灣問題詢問沙皇的意見，尼古拉二世表示，在獲得稍北的海港前俄國暫時還不能完全放棄膠州灣。雙方最終達成“膠州灣歸德，北方的海港歸俄”的協議。其後不久，德國以“山東教案”為借口，於1897年11月10日佔領膠州灣。俄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隨即向沙皇奏稱：“由於山東的已成事件，看來我們應不失時機，即由我國艦隊佔領大連灣，或者依照我國海軍部所指示的另一港口。”12月14日，俄國打著“保護中國不受德國人侵犯”的幌子，派艦隊進駐旅順口。

1898年，鑒於英德貸款已接近尾聲，尼古拉二世決定放棄對華貸款，轉而向清政府要求租借旅順大連並建築南滿鐵路，並積極謀求與英、日妥協，先是向英國許諾把大連作為通商口岸，后又向日本承諾放棄俄國在朝鮮的優勢。3月3日，沙俄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旅大和修築南滿鐵路的要求，同時賄賂李鴻章和張蔭桓。1898年3月27日，《旅大租地條約》正式簽署。其主要內容是：中國將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水面租與俄國；租借地內的行政權歸屬俄國，旅順口為俄方所有；租借地以北地區作為中立區（包括整個遼東半島），其行政權屬於中國，但須經俄方同意中國軍隊才能進入；准許俄國修建中東鐵路至旅大的支線。1899年，沙皇俄國擅自將旅大租借地改稱“關東省”，以旅順為首府設總督。這使得尼古拉二世獨霸東北的陰謀紮實走好了第一步。

引發日俄外交爭端

日英同盟的建立，對遠東國際關係格局造成重大影響，1902年4月8日，俄中兩國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俄國承諾從中國東北撤軍，對此它是十分不願的。俄國政府對東三省的政策本質是繼續維持這種佔領，並“把這種統治建立在不可動搖的基礎上”。在這種背景下，反對維特的別佐布拉佐夫集團乘機對其在中國東北的各項政策予以抨擊，並提出俄國遠東政策的“新方針”，其主要內容是：（1）留駐滿洲，加強駐軍；（2）以維護滿洲利益為由染指朝鮮，使日本北進滿洲的企圖難以實現；（3）禁止其他外國人進入滿洲；（4）設立專門處理遠東問題的大臣特別會議，以加強對遠東政策的指導。這些主張得到尼古拉二世的支持。

1903年5月20日，別佐布拉佐夫集團的政策在政府特別會議上獲得通過。10月13日，以尼古拉二世為首的“遠東事務特別委員會”正式成立，該集團成員阿巴扎任辦公廳主任。8月29日，維特被解除財政大臣職務。俄國國內不同政治派別勢力的此消彼長，導致俄國在東北問題上重新對清政府施壓，俄、日兩國在“滿鮮問題”上的衝突與對立也在不斷升級，日俄兩國的戰爭一觸即發。

俄國蓄意撕毀《交收東三省條約》，於1903年4月18日，向清政府提出七項要求作為繼續撤軍的條件，主要內容包括：俄國交還中國的領土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讓其他國家；未經俄國同意，中國不在滿洲任何地方設立新的通商口岸等。清政府拒絕了俄國的要求。10月28日，最後撤軍期限已過，俄國不但不撤軍，反而派兵重新佔領奉天省城，將撤軍條約親手撕毀，尼古拉二世長期霸佔東三省的目的完全暴露，這使使其與美、英、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進一步深化。在日英同盟條約締結后，日本政府就決定不惜通過戰爭手段解決與俄國的矛盾衝突。在1903年6月23日的日本內閣會議上，日本政府決定就朝鮮和中國東北問題與俄國進行最終“解決”，日俄戰爭的危險至此已迫在眉睫。

在這種緊張局勢下，12月18日，尼古拉二世主持召開遠東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就對日答覆與戰爭問題進行討論。1904年1月6日，俄國向日本發出照會，表示若日本同意俄國提出的要求，則日本目前在東北境內“享有的特權”將得到沙皇政府的承認。從表面上看俄國對日本做了重大讓步，然而就在該照會發出兩天後，尼古拉二世即詔令遠東總督宣布“滿洲進入戰時狀態”。日本堅持自己的立場，並於1月13日向俄國外交部遞交了實為最後通牒的照會，聲言若在合理的時間內得不到俄國的滿意答覆，它就要採取有效的手段。2月4日，日本召開御前會議，通過了新的決議案，表明政府已對繼續談判失去信心，必須終止談判。俄國對與日談判的進展也一直未抱大的期望，遠東總督阿列克謝耶夫認為，與日本繼續談判，不僅無法調和雙方的利益，相反會更加激化兩國的矛盾。尼古拉二世對此非常贊成。他於2月8日電令總督：“最好讓日本人先展開軍事行動”，“但他們的戰艦如果越過北緯38°線以北，不必等他們先開第一槍，你就可以發動進攻”。當天夜裡，日軍偷襲駐紮在仁川和旅順口的俄國艦隊，正式拉開戰爭的帷幕。2月10日，雙方相互宣戰，日俄戰爭爆發。

反對酗酒

俄國民眾大規模酗酒現象始於16世紀中葉；19世紀末期，由於民眾酗酒程度進一步加重，再加上沙俄帝國晚期普遍激化的社會矛盾，俄國興起了一場反酗酒運動。

到了19世紀末，許多保守派人士提出酒壟斷既能增加稅收又能控制酗酒蔓延。1893年，在財政部長謝爾蓋·維特的推動下，政府正式通過酒銷售壟斷政策。尼古拉二世於1894年批准了新的售酒令，規定在若干地區銷售酒和酒製品國家具有特權；酒類生產和加工可以在官營和私營工廠進行，裝瓶應在官營廠內完成；財政大臣根據國家訂貨決定從事酒類蒸餾加工的條件以及價格；官營酒鋪和私營酒鋪均銷售國家指定產品等，此外，還規定了酒精度數、標準容量、個人單次攜帶量等內容。但事實證明酒壟斷增加了稅收但並沒有減少酒消費，反而使矛盾激化。於是隨著一戰的爆發，走向禁酒的政策趨勢開始體現在軍隊當中，包括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在內的統治階層都開始進一步響應反酗酒呼聲，地方自治局、國家和城市杜馬也開始提起各類反酗酒草案。前財政部長維特也抨擊自己的作品。1914年1月，維特講到，“改革（壟斷）的目的不是要增加收入，而是要減少人民酗酒的現象”，但日俄戰爭使得局勢發生了變化，謀取收入成為主要目的。他建議國家酒稅應當設置上限（每年7億盧布），剩餘部分則用於資助禁酒協會。非法私釀和公共場所酗酒應當嚴懲不貸。

並不嗜酒的尼古拉二世注意到這些言論。1913年，他去了一些莫斯科和一些省份做了視察，1914年初他任命彼得·巴爾克為新任財政部長，並向巴爾克做了一項指示：“去年，在上帝的保佑下，我完成了穿越大俄羅斯好幾個省份的旅程，這給了我一個機會能夠直接體察我的人民最需要什麼。令人深感悲切的是，我看到了人們無助的不幸畫面：家庭困苦，支離破碎，以及酗酒帶來的一切必要後果。我們不能讓我們的財政繁榮建立在眾多國民的精神墮落和經濟毀滅上，因此，有必要調控我們的政策，從我國人民和勤勞和創新中，從來自土地的不竭財富中尋求政府收入。”

1914年，出於多種原因，尼古拉二世已下決心要改變伏特加壟斷制度。他的法令得到了較好的響應，內務部長Н.А.馬克拉科夫（Н.А.Маклаков）指示各省長，“為了落實表達沙皇陛下意願的法令，警察必須採取措施限制濫飲酒精飲料，並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儘可能地幫助所有抵制酗酒的個人和團體。”國家杜馬也於1914年初通過法案，允許村社投票關閉酒類專賣店。到8月22日，尼古拉二世正式頒布了戰時酒精銷售禁令。“立即關閉帝國範圍內所有伏特加、葡萄酒和啤酒商店，只有一等飯店才允許有例外”。1914年禁酒令的頒布是沙俄首次公開大範圍抵制飲酒的政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酗酒運動最為成功的一筆，其在輿論導向和社會潮流方面的成效是顯而易見的。

西部地區：調整去波蘭化

19世紀末，沙皇政府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波蘭路線“見效甚微”。1898年，華沙總督伊梅列金斯基在給尼古拉二世的奏章中特彆強調指出：“如果我們依舊把波蘭看作是一個滿懷革命意圖的邊區，認為這樣的意圖能被各種不同的現行限制法令的外部力量所鎮壓，那麼，波蘭人對俄國政府的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增強。”於是，尼古拉二世決定在某些問題上作出讓步。1897年，根據尼古拉二世的提倡，政府廢除了1863年實行的向西部地區波蘭人徵收一定比例的地產稅和不動產稅，以此作為對波蘭起義的懲罰和專制政府對其鎮壓所用支出的補償來源，在對參政院的最高指令中沙皇聲稱，這樣做是希望“在人民的記憶中逐漸淡化吸引波蘭人民違背忠君義務的那種罪惡的錯誤認識。”1898年，伊梅列金斯基建議中止在學校中僅使用俄語的行為。“從教學的角度來看，保持這種方式是值得懷疑的。”尼古拉二世命令“要認真考慮和討論華沙總督的建議。然而，特殊會議卻制定出波蘭語使用範圍的規定，希望保證俄語的穩固地位。1906年初，波蘭總督斯卡隆向尼古拉二世彙報說：“政府力求在教學上俄羅斯化的行為，不僅沒有獲得所預想的結果，而且還引起完全相反的後果。”

尼古拉二世也沒有指示政府廢除禁止波蘭人在波蘭擔任國家公職的限制。正如華沙總督馬克西莫維奇和他的前任者們所聲明的那樣，專制政府“還沒有找到對波蘭人像對俄羅斯人那樣抱有無限信任的理由”，結果，1905年6月，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大臣委員會關於重新審查波蘭人權利限制的報告，報告中包含了“不能錄用波蘭人”填補空缺職位的秘密條款。剛從內部省份武裝起義的運動中喘過氣來，尼古拉二世又開始主導政府加強對邊區的壓制。

在西部邊區，沙皇政府仍然保留著對波蘭天主教徒的限制，只允許他們從波蘭人那裡購買土地，即使是用於工業目的也只能獲得不大的一塊土地。恢複選舉首席貴族和在初等學校中允許使用波蘭語和立陶宛語是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最大的讓步。在反對波蘭化的鬥爭中，尼古拉二世授意政府暫時支持和維護“西部邊區非波蘭民族自覺意識的發展，因為這種自覺意識不會危害到帝國的完整統一，與此同時，它還能促進幾個世紀以來，在西部邊區同波蘭化鬥爭問題的解決”，科夫諾省省長他寫到，“為了更有效的使立陶宛人俄羅斯化，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讓他們波蘭化，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就必須讓立陶宛人認識到自己就是立陶宛人”，他的論斷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贊同。

南部和東部：實用主義政策

對於俄羅斯帝國的南部和東部地區，沙皇政府的俄羅斯化政策傾向表現較弱。在政策上，一方面，尼古拉二世延續歷代皇帝的政策，希望通過移民及其他措施，將距離龐大區域牢固的納入帝國整體中來，另一方面，主要出於安全上的考慮，俄國政府繼續發揮實用主義政策的傳統，達到同化異己的目的。

在不斷發生革命運動的條件下，尼古拉二世決定在高加索恢復總督職位並委任過去的宮廷事務大臣伯爵伊·伊·沃隆佐夫—達什科夫為總督，總督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因此沃隆佐夫—達什科夫擁有一定的行動自由權。他主張實行溫和的民族政策。在民族運動和革命運動複雜交織在一起的情況下，沃隆佐夫—達什科夫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依靠“思想上可靠的臣民”，鎮壓最極端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活動的政策，使“安靜的民族主義者同革命的恐怖主義者”隔離開。對於“穩定”高加索的計劃，沃隆佐夫—達什科夫還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了信仰自由、保護宗教等級制度和親近所有高加索民族的原則。總督辦公廳主任恩·勒·彼得松在認為必須利用革命綱領中可以接受的內容，以此才能削弱革命，這獲得了尼古拉二世的同意。

尼古拉二世是一個平庸的君主。他認為他的君權是“天賜”的，而他個人只須對上帝負責。他不喜歡同臣民有密切的接觸，更妒忌那些出色的、有能力的、有主見的大臣，因為他知道，他們的智慧居於自己之上，總是擔心有朝一日大臣們要奪走他的君權。所以，尼古拉二世逐步拋棄了當初為他效勞的大臣。一些敷衍塞責的、但又善於阿諛奉承的人卻得到他的信任。這種人向他反映某些虛假的情況，往往比官方的報告，更容易得到他的稱讚。於是，各色各樣的騙子、冒險家，利用尼古拉二世的昏庸、無知，都混跡沙皇朝廷。最大的騙子是拉斯普廷。拉斯普廷本是西伯利亞一個農民，經過幾年流浪生活后，以曾經受過秘密傳授醫道訓練的僧侶出現，並冒充“預言家”，到處招搖撞騙。

1905年，他被引進沙皇朝廷，得到亞歷山德拉和尼古拉二世的寵信。亞歷山德拉把他看成是上帝派來拯救皇位和扶持俄國的聖人，看成是保持對專制制度虔誠的庶民的化身。對拉斯普廷的醜事，亞歷山德拉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當時在沙皇朝廷，如果有人敢直率地講出拉斯普廷的壞話，一定會惹起亞歷山德拉的不快。於是，拉斯普廷日漸得勢。

在尼古拉二世統治的末年，特別是1915年他主持前線指揮后，以拉斯普廷為首的沙皇朝庭內的狐群狗黨在手中掌握了皇室的極大權力，直到任免內閣首相、大臣、給投機商人發放許可證。在拉斯普廷及其黨羽的操縱下，整個國家機構癱瘓無力。作為皇帝本該保持公正的尼古拉二世卻沒有對愛妻進行干預，甚至在皇儲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維奇身患血友病時，皇帝聽信了皇后的話，請了拉斯普廷為皇儲“治療”。事實上，拉斯普廷沒有什麼本事，但他幸運的“運功”治好了皇儲的病痛。

至1907年，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二世的頭銜全稱為：上帝保佑，全俄羅斯的皇帝；莫斯科、基輔、弗拉基米爾、諾夫哥羅德的沙皇和獨裁者；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波蘭沙皇，西伯利亞沙皇，克里米亞（Tauric）和南克里米亞（Chersonesos）沙皇，喬治亞沙皇；普斯科夫領主；斯摩棱斯克大公，立陶宛大公，沃里尼亞（西烏克蘭）大公，波多利亞（中烏克蘭）大公，芬蘭大公；愛沙尼亞親王，立窩尼亞親王，庫爾蘭和塞米加利亞（拉脫維亞）親王，薩莫吉提亞（東立陶宛）親王，比亞韋斯托克親王，卡累利阿親王，特維爾親王，尤格拉親王，彼爾姆親王，弗拉特卡親王，保加利亞以及其他領地的親王；下諾夫哥羅德、切爾尼戈夫、梁贊、波羅茨克、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爾、別洛熱爾斯克、烏多爾、奧勃多爾、康迪亞、維捷布斯克、姆斯季斯拉夫和所有北方地區的領主和大公；伊弗里亞（南喬治亞）、卡提里亞（東喬治亞）、卡巴爾達和亞美尼亞所有省份的領主和君主；切爾克斯人和山地高加索人的領主；土耳其斯坦領主；挪威王位繼承人，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斯托爾曼因、迪特馬申和奧爾登堡公爵，等等。

平反活動

尼古拉二世被俄羅斯東正教封為聖人

1998年，根據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命令，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遺體被隆重安葬在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大教堂中。2000年，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俄羅斯東正教會追封為殉教聖徒。2007年，挖掘出阿列克謝王儲和瑪麗亞女大公的遺骸，他們的遺體被保存在俄羅斯檔案館。

2008年10月1日，俄羅斯最高法院正式為尼古拉二世平反，宣布他的家族是蘇聯鎮壓下的受害者。俄羅斯當局正式推翻有關羅曼諾夫家族罪有應得的觀念，而此一皇族所遭指控的罪名正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將沙皇一家處死的重要正當性依據。最高法院發言人奧金佐夫說：“本院主席團宣布，對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鎮壓毫無理由，並恢復他們的名譽。”

2015年，俄羅斯東正教會申請將王儲、瑪麗亞女大公遺體與尼古拉二世夫婦、姐妹合葬。在得到允許后，調查委員會重新開棺，檢驗王室成員的遺骸DNA來確認身份，以保證合葬的合理性。

2018年，塞爾維亞東正教會紀念沙皇尼古拉二世逝世100周年，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紀念活動。

看守：尼古拉跟我們一樣都是一類人。但是他的目光、舉止、步態等與大多數人是不一樣的。他在陽光下曬太陽，兩眼下垂，人們感到他身上有一種固有的力量。我經常想，他在內心裡是瞧不起這些農民的，這些粗野的嘲笑他的人現在變成了看守人員。然而，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過去是我的主人。他對誰態度都和藹可親，知道心平氣和地用恰當的字眼講話。他講話聲音柔和清楚，舉止恰如其分。當我們這些笨頭笨腦的人，由於飲酒過度而干蠢事或說粗話，他總是彬彬有禮和酎心地回答。

列寧：第一次革命以及接著到來的反革命時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實質，使它達到了“極限”揭露了以窮凶極惡的拉斯普廷為首的沙皇尼古拉匪幫的極端厚顏無恥，揭露了羅曼諾夫家族的全部獸行，正是這些大暴行製造者使猶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鮮血灑遍了俄國，正是這佔有幾百萬俄畝土地的“頭號”地主（指尼古拉二世曾在全俄人口調查的職業上寫下全俄土地的主人）為了保全自己和本階級的“神聖的私有制”而無惡不作，無罪不犯。

高爾基：最後一個羅曼諾夫當政期間給俄國人民造成的禍害，比十九世紀曆次戰爭造成的禍害還要大。他超過了他以前的臭名遠揚的阿卜杜爾·哈米德（阿卜杜爾一哈米德，1876至1909年為土耳其蘇丹、以殘酷屠殺亞美尼亞人而著稱。列寧曾稱他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並以血腥的榮譽使他黯然失，他除自已本身和自己的生命之外，對一切都殘酷無情。讓他的生命永遠悲慘，充滿死亡的恐懼和良心的折磨吧！

列夫·托爾斯泰：人們認為沙皇是聖人，但只有成為一個笨蛋，或者成為一個惡棍，或者是一個瘋子，才能做出尼古拉二世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尼古拉不改變自己的政策和行為，他遲早會不得好死，在他身後，在人民中和歷史上遺臭萬年。這個血腥羅曼諾夫王朝的君主們是名副其實的殺人兇手，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尤其是它的末代皇帝。除屠殺和折磨人外，他和他的王朝祖先從來沒有別的統治手段。對待（末代）沙皇應該象對待兇手那樣，無須特別的憐惜。當然，他不得不逃跑，連路易十六世沒有犯下如此的罪行也被處死了。

謝爾蓋·維特：尼古拉二世繼承了巴維爾一世和亞歷山大一世個人品性中最壞的部分：毫無個性、搖擺不定、睚眥必報，總是處在那些邪惡、鼠目寸光的人的影響之下，他向許多人徵求意見，卻經常向那些提出意見使他屈服的人進行報復。甫一登上皇位，尼古拉二世就不喜歡，甚至厭惡那些擁有鮮明個性的人，也就是那些對自己的想法、言語和行動都十分堅定的人。

卡斯維諾夫：無需掩飾，尼古拉二世和羅曼諾夫皇室的下場是可怕的。但是他們慘死的恐怖較之他們活著時的恐怖，遜色多了。他一意孤行，所以得到應有的報應。人民在大聲疾呼地要求進行革命的公正審判，首先是要求血腥的尼古拉二世、沙皇制度贖罪。烏拉爾判決不是對專制制度的思辨的、抽象的定罪。這是對羅曼諾夫王朝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作出的判決，而尼古拉二世把它和祖宗的全部榮耀都推向了歷史的審判台。羅曼諾夫王朝從科斯特羅馬附近的伊帕季耶夫修道院開始到葉卡捷琳堡山坡上的伊帕季耶夫寓所，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最後一個沙皇、血腥的尼古拉走向他命中注定的終點的道路，卻是筆直的。在二十三個拾級而下的台階上，尼古拉二世已經走到了這個腐朽王朝的最後一步，除了他自己的無能加快了向下下滑的深淵外，這個家族已經沒有理由不覆滅了。

B.阿爾希片科：尼古拉二世在其為數眾多的先輩中，最崇拜的人，是革命前的歷史文獻中被半官方稱之為“溫文爾雅”的第二個羅曼諾夫一一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選擇仿效的楷模，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說明選擇者的興味和性格。但末代專制君主卻未能成為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他在世時為人民深惡痛絕，並獲得了一個無法洗刷的“血腥沙皇"的臭名。在俄羅斯帝國的達官顯宦中，熟識他的人無不認為，憑他的資質完全不適於做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統治者，雖然不能稱他為傻瓜，但他智力不高，受的教育平庸，缺乏天賦的才能。性格不開朗，有些奏靡不振，外貌“中等”，這些對治理國家來說，當然是不相干的。但智力、氣質、知識——凡此種種他顯然是不夠的。他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都不約而同地認為，尼古拉無論如何也不能列入傑出人物之列……恐怖政策不是如同西方歷史學家和蘇聯學學家證實的那樣，受“意志脆弱的國君”縱容而執行的。恐怖政策不僅是以他的名義，而且是按他的直接授意採取的。他對恐怖負有不可推卸的全部責任。列寧獻身於入民的解放事業，深深體驗過所有這些被沙皇意旨聖潔化了的屠殺，因而不惜給最後一個羅曼諾夫取了一些最嚴厲的外號：“最兇殘的人民公敵”，“嗜血鬼”，“絞刑兇手”，“劊子手”，“摧殘者”，"惡棍”....的確，他本質上就是這樣的人，儘管他外表溫文爾雅，甚至有幾分靦腆，長著一雙微帶醉意的眼睛，眼神略顯幾分愁意。不管用什麼油彩，都無法塗抹掉人民的摧殘者、血腥沙皇的臭名。人民從未寬恕，也不能寬恕沙皇對他們的屠殺、奉他的旨意造成的罪行，以及對千百萬受壓迫和處在絕望中的人的命運採取的全然蔑視的態度。這些就預先決定了這最後一位專制君主在那動蕩的1918年7月的命運。

莫斯：成人後的尼古拉二世是一個守本分的兒子，很少表現出反抗性或獨立性。正如他晚年生活所表明的那樣，他常常表現為宿命論者，消極被動地接受他以為是不可避免的苦難。在他成為沙皇后，觀察家們屢屢指出他彬彬有禮，具有魅力…他平常總是謹慎小心而又多疑，有時甚至很固執。但他卻憎恨與人作對。同樣，他痛恨複雜性，雖然他並不缺乏智力，但卻缺乏理性的毅力，以便徹底解決一些複雜問題。然而他和大多數羅曼諾夫家族成員一樣，具有高度責任感，並對專制獨裁有著堅定的信仰。雖然他在位時能夠盡其所能，但也許當他說他從來就不曾想過要當一個沙皇時，這話的確也是肺腑之言。但是，就連許多“樂觀主義者們”也都承認，尼古拉二世對於俄國的失敗和戰爭中士氣的低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確，他繼承了太多的難題，諸如過時的專制體制、一個經濟上比其他歐洲強國落後很多的國家，但他自己在戰時的錯誤也是難辭其咎的。雖然在後蘇聯的俄國對這位悲劇性沙皇、一個愛妻憐子的丈夫和父親的同情在逐漸增加一尼古拉二世依然是一個低能的統治者。

亨利·特羅亞：尼古拉二世成為贖罪的犧牲品，他為幾世紀的專制壓迫和社會不平等付出了生命代價。他個人的無能與可怖的下場之間沒有共同的衡量標準。從他登基開始，發生的種種事件都是他力所不能及的。平庯的人卻碰到了翻天覆地的大災難。如果沒有1914年的戰爭，如果沒有革命，革命是因戰爭而爆發的，且不說是由軍事失敗起決定因素，那麼，尼古拉二世的統治可能向制憲的和平的王朝發展，充分發展的俄羅斯可能成為世界上最繁榮最富強的國家。因此，這個命運悲慘的蒼白的君主，儘管他犯了許多錯誤，還配得上他最後的信徒們授予的稱號：“殉難的沙皇”。

李永昌：尼古拉二世是俄國歷史上最複雜最具矛盾性、最具神秘色彩的傳奇性人物，他所有的只是一種超凡的，冷酷的政治化了的人格。他疼愛子女信任妻子，但對其他人的死活，甚至是最得力的大臣斯托雷平遇刺身亡，都無動於衷。他雖不具備專制君主所需的才能氣質，但唯一的信念就是堅定不移地維護專制的原則。他在位23年，這期間，國內慘案頻繁發生，對外戰爭迭起，生靈塗炭，怨聲載道。正是由於他的黑暗、血腥統治，最後葬送了羅曼諾夫王朝。他不是保皇黨人所說的無辜殉難者，而是一個瘋狂的司機，即使當埋葬沙皇專制制度的革命迫在眉睫之時，仍駕駛著羅曼諾夫王朝這架破車在毀滅的道路上疾馳。

趙文亮：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身為專制主義國家的元首，卻有著軟弱怯懦的性格；對軍事最感興趣，有發動戰爭的權力卻沒有指揮戰爭的能力；作為一家之主，熱愛並維護家人，而作為一國之君，卻對人民冷漠無情，國家風雨飄搖，卻仍堅持對外擴張。身為君主，責任放大了他的缺點，戰爭與革命又難以逃避，這一切都註定了他的悲慘結局。尼古拉二世在位23年，對內沒有太大政績，面對叛亂採用暴力鎮壓，在民間一直有著“血腥沙皇”的稱號；對外堅持擴張，日俄戰爭和一戰徹底攪亂了勉強維持的表象，改革是大勢所趨，他只是沒有能力去領導。面對變革時代的各種動蕩，他只會堅持專制主義的方法。他的悲劇就在於命運賦予他歷史上空前的大任，而他卻無法勝任。就像即位時他所畏懼的那樣，他沒有準備好去做沙皇，即使已經成為沙皇，也沒有學會如何管理國家。而其本人又沒有令人真心臣服的氣概和能力，前朝積弊已久，終歸需要一位終結者，而他只是不幸地被歷史所選中。

白建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既沒有其先祖彼得大帝的雄才大略，也沒有其父亞歷山大三世的充沛精力、堅強意志，而是一個軟弱無能、愚昧固執之輩。這就使他既無能力阻止革命的發生，又無能力在革命發生后迅速鎮壓革命，使曾經顯赫一時的羅曼諾夫王朝、不可一世的俄羅斯帝國最終斷送在他的手裡。但是，這種偶然性又是由於沙皇專制制度的本質決定的，是封建的君主專制制度使愚昧無能的他在老沙皇父親死後繼承了皇位，最終導致了俄羅斯帝國的覆滅。

科洛尼茨基：尼古拉二世不是一個好的政客。他不允許進行改革一這符合他的信念，他是君主制的虔誠擁護者。因此，俄羅斯的複雜局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進一步升級”了。我不敢說一位好的政客就一定能帶領俄羅斯這艘大船安然駛過暗礁。當時的挑戰非常峻。老百姓常常說這位末代沙皇有點蠢，其實他並不笨。他是一一個異常保守的人，把家庭視為最重要的事情，但同時也有著自己的人格魅力。尼古拉二世相當固執，但不是一個手腕強硬的人，對他任命的人有時會看走眼。他想當一個獨裁者，但他不具備獨裁者的性格。

關於殺害沙皇一家，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這是葉卡捷林堡的地方政權自作主張，政權最高當局堅持這一說法；另一種說法是，對沙皇一家執行死刑是奉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的，堅持這一說法的是參與這一行動的“契卡”人員。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在沙皇一家被處決后，蘇維埃中央機構確認了這次行動。1918年7月18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了此事，隨後作出的決議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這一決定是無條件正確的”。7月23日，《烏拉爾工人報》發表了如下消息：“7月16-17日夜間，根據烏拉爾州工人、農民和紅軍士兵蘇維埃的決議，槍決了前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這個帶著皇冠的劊子手利用革命的仁慈，活得太久了。”

蘇聯解體后，沙皇一家的遺體被重新找到，並經DNA檢測得到確認。只有皇儲阿列克謝和瑪麗亞的遺體未被發現。2007年夏天，研究者在葉卡捷琳堡附近的烏拉爾山脈的森林中發現了一些遺骸，並送往俄羅斯、奧地利和美國的實驗室進行DNA檢測。2008年6月，俄羅斯總檢察長辦公室下屬調查委員會發言人弗拉基米爾·馬爾金在一份聲明中說，檢測證明這些最新找到的遺骸正是沙皇子女的遺骸。聲明列出了迄今為止收集的詳盡資料，包括彈道、牙齒、化學元素分析等檢測結果。

在屍檢之前，人們一直懷疑皇帝的小女兒阿納斯塔西婭·尼古拉耶芙娜是否真的死於那場謀殺，因此才會有了後來著名的電影《真假公主》和97年動畫音樂劇《阿娜斯塔西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