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北華人聚居區
緬甸北部的華人聚居區
緬甸北部也稱“上緬甸”,主要由馬圭、曼德勒、實皆等省和欽邦、克耶邦、撣邦、克欽邦等組成。撣邦既是歷史上從雲南遷徙的華人移民主要的移民地,又是一個複雜而敏感的地區,主要由於近年來華人新移民大量湧入。撣邦的主要民族撣族與中國境內傣族、泰國泰族同族,與緬族之間長期存有矛盾。撣邦南部有主張獨立的武裝力量存在,西部與泰、老交界地帶即有名的金三角地區,北部與中國接壤,既是歷史上緬甸共產黨的根據地,又是緬甸境內果敢族(漢族)主要的聚居地。
緬甸撣邦有四個特區,均由原緬共分化而來。1986年以後至1989年緬共徹底解體,其原屬武裝統轄地一分為四,成為今天緬甸撣邦的果敢第一特區、佤邦第二特區、克欽第三特區,勐拉第四特區。
唐朝,南詔國通過滇緬古道與緬甸開展頻繁的貿易活動。據史載唐代已有由滇入緬的道路,即自大理經永昌(今保山)、騰越(今騰衝)、金齒(今德宏)至於驃國(在今緬甸中部)。中國商人以絲綢等名產換取緬甸的寶石、翡翠、木棉等。驃國商人到中國經商時以本國的海貝作為貨幣進行交易。海貝作為南詔與驃國間的商貿貨幣,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唐朝在緬甸開始設移信使,兼任國際貿易領事,朝貢時隨帶商人入境貿易。在雙方境內各自設立集市,如中國的河賧(今大理)、緬甸的大銀孔(景棟),便於雙方集市貿易。
元朝滅大理國后,開始在雲南各地設置大量交通驛站,並延伸到緬甸北部。截至元末,元朝廷一共在雲南設置驛站達78處。雲南至緬甸的驛路起自大理,經永昌、龍陵、茫施、勐卯至緬甸,或經永昌、龍陵、騰衝至緬甸,為元緬之問的路上貿易提供了交通便利。
明朝時期,兩國間的貿易通道的陸路仍為南方絲綢之路,即由雲南大理沿太平江至緬甸八莫,或由雲南騰衝經隴川至八莫,再經伊洛瓦底江至蒲甘、勃固等地。明清時期,大規模的馬幫商隊即己在滇緬通道上出現,兩國貿易在更大規模的基礎上進行。1770年前後,大商隊以三、四百頭牛,或以2000匹馬在中緬之間馱運貨物。撣族在上緬甸建立的阿瓦王朝和孟族在下緬甸建立的白古王朝長期爭戰。明朝利用此機會,在16世紀中葉之前的近兩百年時間內,與阿瓦王朝及緬北土司建立並保持了一種類似藩屬的密切關係。
1394年,明朝在阿瓦設置緬中宣慰使司,任命阿瓦王為宣慰使。此後又在緬甸南部設兩個宣慰使司及五個長官司。此外,緬北及中緬地區的各大土司為了生存積極爭取明朝認可,紛紛向明朝納貢稱臣,請求頒賜封號。明朝將各土司視為藩屬,冊封為宣慰司、安撫司、長官司。明朝為採辦緬甸珠寶玉石,在雲南專門設立太監主辦。兩國之間“棉鹽貿易’’空前繁盛,促進雲南各地紡織業的發展。中國商人大量入緬,將制瓷、制陶、開礦、煉銀、銅鐵器打制等方面的手工藝生產技術帶入緬甸,並在緬甸長期居住生活。
1659年,南明永曆帝朱由榔率隨從近千人(一說為18000人,一說為10萬人左右)自雲南逃往緬甸避難。兩年後吳三桂率軍10萬人兵臨阿瓦城下,脅迫緬王莽白交出永曆帝。永曆帝的隨從及大批南明官兵仍滯留在中緬邊境,後來形成了早期旅緬華僑中的桂家和敏家。他們利用明代自中國傳入緬甸的開採冶鍊技術,在緬甸開採銀礦、創辦銀廠,並不斷吸納陸續進入緬甸的開礦華工,使緬北華人數量大量增長,並最終形成了最早的果敢族的雛形。這些早期旅緬華僑對促進緬甸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他們也將大乘佛教中的彌勒信仰傳入緬甸,促進了兩國之間佛教文化交流。
1769年清緬戰爭之後,雙方戰俘大量滯留國外。在戰爭的進行過程中,有不少中國官兵潰散流落於緬甸農村。中國戰俘中有許多製造兵器的鐵匠,他們將鐵器鑄造技術傳入緬甸,促進了緬甸農業及手工業的發展。中國戰俘中還有相當一批造船工人,被俘后留在緬甸從事造船業。緬文中“唐舡"、“舢板”等帆船用詞乃為他們傳入。農業方面,中國戰俘將芹菜、蠶豆、荔枝、枇杷等傳到緬甸,發展了緬甸的菜蔬生產和水果種植業。
1770年前後,中國大商隊以大量牛、馬和騾作為運輸工具在中國與八莫之間馱運貨物。一部分雲南商人沿太平江及伊洛瓦底江水路用平底大木船運載貨物直抵緬甸阿瓦、曼德勒及實皆等沿江城鎮。大量的馬幫進入緬北的同時,也促成了人流、物流規模的擴大,相當數量的商人、趕馬人等由於各種原因而留在緬甸定居。緬北豐富的礦藏也吸引了大批華工,在18世紀,每年平均有5萬滇西居民前往緬甸當礦工。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東南沿海人民大批從海路赴緬,緬北則仍為從雲南前往緬甸採礦、經商的華僑。
到19世紀末緬甸境內的華僑人數迅速增加,他們從事於各種行業,緬北雲南籍華僑多經營寶石與土木業,福建籍多經營米業與外貿,廣東籍則以經營木業、酒樓者居多。
19世紀70年代,雲南回民起義失敗后,部分回民逃難進入邊境地區,居住於班弄等地。
1885年,英國侵佔了整個緬甸,並把它併入成為英屬印度的一個省,其後,大規模華人通過海峽殖民地,由海路移民緬甸。清末,緬甸華僑社會基本形成。據統計,1891年旅緬華僑約有37000人,到1911年達到了12萬多。
1919年,華僑李忠在緬北南坎地區率二百餘眾起義抗英。
1920年,滇籍華僑李明清聚眾抗英,同緬甸人民一起收復了緬北的許多重鎮。二戰前雲南每年前往撣邦工作的季節性工人約有7、8萬人。
1942年2月,中國國民黨第五軍、第六軍和第六十六軍組成中國遠征軍11萬人進入緬甸與日軍作戰。1942年5月以後,戰局處於極度不利局面,遠征軍在撤退回國及撤往緬甸過程中損失慘重,部分人員與部隊離散,散落於緬北山區。
1947年2月,昂山等人聯合各族土司、頭人在撣邦東枝附近的彬龍鎮舉行會議,通過了著名的《彬龍協議》,使邊區少數民族與緬族地區在國家統一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
1950年,雲南解放前,邊境地區許多地主階層出於對階級鬥爭的恐懼,將可轉移的家產及財富運到緬甸境內“避難”。原國民黨第8軍和第26軍余部潰逃到緬北地區,並以此為根據地進行“反共”活動,並逐漸佔據了薩爾溫江以東80%的土地。
1951年開始,國民黨殘部開始通過大規模武裝販運鴉片來籌集經費,鼓勵當地少數民族種植罌粟。
1959年3月,通過的《緬甸憲法修正案》,要求對撣邦和克耶邦進行民主改革,以贖買方式取消封建土司頭人的世襲統治特權。同時推行土地國有化政策,並迫使撣邦土司交出警察、司法等方面的權力。1959年左右,“撣邦約有華僑7至8萬人(多數居住在北撣邦),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大幫:雲南幫人數最多,其中工人及小商人佔多數,也有少數大商人;廣東幫人數次之,多從事修建事業;福建幫,多經商。"
1961年8月,緬甸政府宣布把佛教定為國教,希望藉助宗教的力量使緬甸人民團結起來。但事與願違,各民族要求自治與獨立的呼聲愈加高漲。1961年底,克欽族山官早相兄弟以政府宣布佛教為國教侵犯了克飲族基督徒的信仰自由為借口,組建克欽獨立軍;提出建立克欽獨立國的口號。
1988年以後,緬甸北部局勢逐步趨向穩定,經濟發展以及改革開放開始成為緬甸政府的重要政策轉向。隨著90年代初中緬邊境貿易的活躍,口岸貿易的興起,華人因經商、務工等原因從雲南大量進入緬甸,形成了緬甸的華人移民新浪潮。
歷史與地理
•歷史文化背景
撣邦位於緬甸聯邦東北部,面積約16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面積的四分之一,是緬甸14個省、邦中面積最大的一個。撣邦南北長約500公里,東西寬280一450公里,從北向南與中國雲南省有長約1000多公里的邊境線。撣邦的主要居民是撣族。緬甸的撣族人約250萬,絕大多數居住在撣邦。
緬甸的撣族和中國的傣族本為同一民族,緬甸的撣族自稱也是泰,撣族是緬族和其他一些民族對他們的稱呼。從歷史記載來看,泰民族的一部分在歷史上一度為中國的臣民,其居住的區域也均屬中國的版圖。
元朝末年,今雲南西部中緬邊境一帶地區的傣撣民族以麓川為中心逐漸擺脫元朝的控制,形成了一股分裂割據勢力。明代後期,許多原先屬於中國的傣族地區淪於緬甸,主要地區有: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孟密宣撫司、蠻莫安撫司、孟定御夷府、孟良御夷府。“對於上述地區,緬甸統治者並不是都能完全控制,清初,一些早先附緬的泰族首領又在中緬之間徘徊。
緬王對其所控制的泰族地區即緬人所稱的撣族諸邦的統治也是一種“半自治"形式。緬王也允許撣族的首領保留他們的世襲職位,並給予封號。
歷史上,撣邦以撣族為主,緬族在該地區從來不佔統治地位。而撣族緬甸歷史上也曾有輝煌的歷史,曾建立過阿瓦王朝等幾個疆域遼闊的政權。撣族的獨特文化及強烈的民族自覺傾向,使撣邦自古以來就處於高度自治的一種狀態,而撣族獨立傾向在緬甸各邦中一直十分明顯,因此緬甸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在撣邦一直都不能得到完全實現。歷史上緬甸中央政府以大緬族主義排外的心態和對中國強大實力的提防心理,從來對華人的遷入非常敏感,外僑非法入境是緬甸政府認為很重要的問題,因而加強外僑登記工作,但北撣邦等地的外僑向土司賄賂后就可受到土司的包庇。
•地理環境
撣邦由於土司封建割據,地形崎嶇,交通不便等原因,經濟上呈現顯著的分散性。一個局部性的山間盆地,往往自成一格小型經濟區,而以盆地中心的小市鎮為核心。撣邦城鎮都帶有濃厚的“邊城”性質,孤立地分佈開來。"固雖然撣族占撣邦人口的比例最大,但撣邦呈現出的是撣族居住地並不集中,而是犬牙交錯、零星分佈、各民族大雜居的狀況。民族居住地上沒有嚴格的地域劃分,便於新的外來移民的進入。
撣邦豐富的自然資源是吸引華人大量移居的重要因素。撣邦是緬甸最主要的金屬礦區,北撣邦的包德溫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銀鉛鋅礦,二戰前產量即已佔緬甸金屬礦的60%左右。此外還有爐房及南撣邦摸生等礦。撣邦南部有巨大的鎢錫礦,緬甸是全世界僅次於中國的產鎢國,南撣邦產錫,北撣邦產鎢,北部的毛溪礦,在20世紀50年代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大的鎢礦及第三大錫礦。北撣邦的南渡(波頓)礦場規模大、儲量豐富、需要大量中國技術人員及勞工,幾乎緬甸全部的鉛、銀、鋅、銅、鎳均產於此。
南撣邦的勞開鋅礦等礦場。每年大批季節性勞工進入緬北礦場勞動,撣邦一直以來是緬甸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區。稀少的人口和大量可供開墾的荒地,吸引了中國移民前往撣邦南部等新開發區從事農業種植等活動,並在當地定居下來。
在佤邦特區對南佤邦移民的過程中,可供開墾土地的廣袤是最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二戰前,撣邦有稻田約50萬英畝,其中南撣邦約32萬英畝,北撣邦約18萬英畝。戰後,由於受戰爭影響,到1959年只有稻田28.2萬英畝,其中南撣邦18.8萬英畝,北撣邦9.4萬英畝,佔全緬疆域四分之一的撣邦,所有開墾的稻田面積佔全緬稻用面積1030萬英畝的2.7%。中國人多地少,農民具有豐富種植經驗,與撣邦農業開發的需要構成互補。
•商業通道
緬甸自古以來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及密切交往。而緬北則是中緬之間友好往來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國經緬北向西至印度或向東至泰北、寮國的重要商貿通道的必經之地。獨特的地理位置,使數個交通要道上的商業城鎮自古以來就有大量華人華僑的存在。近代雲南馬幫驛運的興盛,促使緬北地區華人移民大量增加,中國影響更加根深蒂固。
社會政治
•緬甸共產黨
緬北華人聚居區基本是由原緬共武裝力量所控制地區構成。1989年緬共分裂前,緬共控制的地區大致為撣邦北部靠近中國邊境一側的長條地帶,包括果敢、貴概、棒賽、北佤、勐固等縣。緬共分裂后形成四個部分,分別為撣邦的第一至四特區,其中第一特區果敢、第二特區佤邦、第四特區勐拉都是華僑華人佔大多數的地區,最終隨著經濟建設的開展,逐步發展成各自獨立、疆域相連、關係友好密切的緬北華人聚居。
中國對緬共的支持客觀上使中國影響力在緬北強化。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緬共在政治上是完全靠攏中國的,並在理論指導思想上、發展的道路上,乃至武裝鬥爭及建設的戰略戰術上都完全模仿中國的革命經驗。
經濟上由於與緬政府軍作戰,緬北地區只能與雲南進行貿易等經濟往來。一大批後來成為緬北各自治區首領的原緬共軍官本身即為華僑華人,又在中國國內進行過長期訓練或教育,對中國既有了解又有好感,而自然在控制各自治區后實行親近中國的對外政策。而緬共控制緬北這一地區的時代,中國邊民、知青等參與到緬共軍隊中,更使華人移民數量增加,中國文化影響力增強。
•民族主義
緬甸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關係錯綜複雜,直到公元11世紀才形成鬆散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在此後直到19世紀中期最後一個王朝雍籍牙王朝滅亡的8個多世紀中,孟、撣和若開等民族建立起各自的政權甚至一度統治過緬甸(例如撣族),但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緬族政權的統治之下,克欽族、克倫族、欽族實行部落或民族的首領統治,成為封建領土或土司。這個時期的少數民族與緬族封建王朝的關係主要是朝貢或交納賦稅的關係。獨立以前的緬甸從來沒有在全緬範圍內形成過一個真正統一的多民族融合的王朝。隨著英國殖民者的到來,殖民主義者採取的“分而治之"政策給緬甸民族關係帶來了更為疏遠和衝突更多的後果,使得少數民族和緬族地區在社會制度和行政制度等方面出現了更大的差異。
1948年緬甸獨立后,由於多方面的原因,緬甸成為世界上民族矛盾最尖銳、最複雜的國家之一,少數民族長期與政府武裝對抗。緬甸獨立后,吳努政府逐漸加快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統一全國,對獨立時許諾給少數民族上層的權利採取了限制、削減和收回的方針。
1990年全國大選之後,失敗的軍政府為了達到繼續把持政權的目的,對獲勝的反對派大肆鎮壓,一些少數民族政黨也因此遭到解散和迫害。緬北各族華人得不到緬政府的認可,幾乎從法律意義上被剝奪了作為緬甸公民的權利,這對緬北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及效忠感,構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此外,對緬北華人聚居區,緬甸中央政府採取“民族隔離”政策。客觀來看,緬甸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大緬族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之間的尖銳矛盾,促使緬北地區加快向中國靠攏。
緬北華人聚居區與世界上其他華人社區相比,有以下幾個比較突出的特徵:
1.從疆域上看,連接成片、規模較大。緬北華人聚居區與世界上其他華人聚居較集中的地區相比,面積廣大,約有3.8萬平方公里(其中佤邦北佤1.5萬平方公里,南佤為原坤沙控制地盤,約有1.8萬平方公里,並可能仍在擴大中),是新加坡的54倍。與緬北政府控制區內華人聚居地情況相比,後者主要集中於商貿城市,如木姐、曼德勒、臘戌等,或集中於交通線、商業通道附近,呈點狀、線狀分佈;而前者則基本連成一片(北佤到南佤之間、佤邦到勐拉之間有少量政府軍部隊隔開),形成一個完整的塊狀分佈區域。
2.從人口來看,人數眾多,增長較快,人口密度相對較小。該地區已大概有一百五十萬以上的人口,且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大量吸引移民進入,人口在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戰亂等不穩定因素導致該地區人口密度是緬甸最小的地區,地廣人稀,仍有容納大量移民的空間。
緬甸華僑、華人人口簡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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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人口 | 資料來源 |
1891年 | 3.7萬 | 估計 |
1911年 | 12.2萬 | 緬甸戶口調查 |
1931年 | 19.3594萬 | 緬甸戶口調查 |
1936年 | 22.5萬 | 緬甸戶口調查 |
1951年 | 30.9萬 | 北京中僑委估計 |
1953年 | 35萬 | 緬甸外長在國會報告 |
1980年 | 60餘萬 | 台北《華僑經濟年鑒》估計 |
1986年 | 71萬 | 學者估計 |
1988年 | 80餘萬 | 香港《亞洲周刊》文章估計 |
1991年 | 150萬 | 台北《華僑經濟年鑒》估計 |
3.陸地上與中國接壤,是中國沿邊唯一的一個較大境外華人聚居區。儘管中國國境線漫長,與多個國家接壤,但緬北華人聚居區這樣在特定的歷史、自然、政治條件下形成的華人聚居區卻是唯一的。雲南省與寮國、越南也接壤,但卻沒有形成同等規模、有同等影響力的華人社會或聚居點。
4.社會文化特殊,中國化程度很深。此區域內,幾乎不存在相對於中國的異域文化或本土文化,仍屬於中國文化圈在邊疆地區的外延部分。特區內地方政權的政治體制、法律規章、政治文化都源於緬甸共產黨,間接來自中國,且現階段在加快學習中國。漢語和漢字是特區內官方語言,中國官方電視、廣播等媒體占統治地位。
5.經濟上仍屬於中華經濟圈範疇。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傾向於與中國的聯繫。中國是最主要的原料、投資來源地,產品銷售市場,貿易夥伴。人民幣是主要流通貨幣,被所有當地居民認可,且已成為官方結算貨幣和大眾觀念中的貨幣單位。
6.華人新移民情況特殊,在中國海外華人中有典型性。與歷史上滇籍主要移民上緬甸,閩粵籍主要移民下緬甸不同,且與近年來中國海外移民泉州籍、福清籍、溫州籍有相對集中移民目標不同,該地區移民來源多元化的情況非常突出,且性別年齡上也非常複雜。
7.緬北華人聚居區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因素。該聚居區內幾個特區政府本身地位仍具有較大不確定性,華人新移民身份也未得到緬甸聯邦政府認可。在多邊關係複雜、外來因素影響大幹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不成熟的情況下,該華人聚居區仍在發展過程中,離成熟階段還有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