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札記

大江健三郎訪台　紀念出版──

出版40年，「大江健三郎．岩坡書店沖繩戰審判案」再掀話題

大江健三郎：「我一生只有唯一一次被告，但是我絕不能輸！」

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日本社會的良心大江健三郎，影響一生寫作志業的關鍵作。

我希望透過自己身為小說家的工作，使那些用語言表達訊息以及接收訊息的人，

不但從個人、也從時代的痛苦中平復。

作為儲藏美軍核武器的前沿基地，沖繩也是朝鮮戰爭直至越南戰爭的戰場。沖繩一直被日本和日本人置之不顧，那裡的人們痛苦而執著地鬥爭著。「日本人的良心」大江健三郎通過多次訪問沖繩，徹底重新追問：何謂本土？所謂日本人在關注何物？以及，何謂戰後民主主義？

時年剛過30歲，完成《廣島札記》而受到日本文壇注目的年輕作家大江健三郎，行訪「日本的」「離島」──沖繩，出席沖繩獨立自決組織運動推動者古堅宗憲的告別式。年輕的作家在書中透過大量史典考究、與該地居民的往來，在書中所想要闡明的主旨有三：其一、自日本明治近代化以來，通過不斷的行政命令，沖繩人被納入日本體制；在整個過程中，徹底的皇民化教育塑造了怎樣的民眾意識？如何釀成1945年沖繩戰中的悲劇？其二、隨著二次大戰後、日本政府與美方駐軍所協定的《三藩市和平條約》生效，那個所謂曾離開日本本土的沖繩，在美國軍事政治統治下將繼續忍受大規模軍事基地的存續，以及由此帶來的苦難（即為核武基地的設置、美軍進行越戰相關毒氣武器的前哨安置點）。其三、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現代歷史中，本土日本人對沖繩一直持歧視態度。戰後，日本本土的和平與繁榮又是以沖繩付出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的，不能不思考的是：本土的日本人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進而追問：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並努力尋找答案。

不同於廣島核爆在日本已定論的「共識」，沖繩懸而未解甚至歧視連連的狀態，讓當年的大江在進行寫作時，常陷入癱軟無力和絕望的狀態，文中經常出現「深淵」、「無力」、「絕望」等字眼；那些向沖繩投以歧視目光的、用沖繩巨大的犧牲換來自己的和平、繁榮的本土日本人，無可否認的就是自己的同盟、替身，或是血脈相連的兄弟，甚至就是他自己。以自我批判為契機，清晰明瞭地揭示了沖繩的處境，並揭發沖繩戰中民眾集體自殺的事實。

作為「戰後的民主主義者」，大江健三郎反對一切凌駕於民主主義的權威和價值觀。《沖繩札記》出版近40年後，右翼團體發動「大江健三郎．岩坡書店沖繩戰審判案」，否定沖繩戰中日軍下達集體自殺的命令；同時，日本文部省刪去教科書上該事件相關字眼，引發沖繩當地八十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2008年3月，大江健三郎二審獲得勝訴，最高法院持續審理中。

章節名稱序章憤怒於死者的憤怒而哀悼Ⅰ日本屬於沖繩Ⅱ《八重山民謠志》’69Ⅲ　面向多樣性Ⅳ內部琉球處分Ⅴ苦世Ⅵ接受抗議Ⅶ戰後一代的堅持Ⅷ日本的民眾意識Ⅸ「本土」實際並不存在譯後記當內心的法庭遭遇世俗的法庭（陳言）

作者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者在中譯本序中說：“論述了我一生的主題的，則是《沖繩札記》。”這是一本長篇隨筆，作者設圖在書中思考這樣一些的問題：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形成的？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備是在緊鄰諸國中，居於怎樣的存在？它真強大嗎？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於是，作者把焦點轉向沖繩。那個叫琉球的國家是如何被納入日本的？作者寫了日本近代化歷史中沖繩和沖繩縣民與日本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作為日本唯一的地面戰場的沖繩遭到美國襲擊的沖繩戰；他還論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以及由美國返還的沖繩縣民在戰後的續存狀態。書中，作者不斷追問：“何謂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種“黯淡的內省”卻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為“自虐”史觀。《沖繩札記》並因此被推上審判庭。

人物簡介

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的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35年出生於日本四國地

區一個被森林圍擁的小山村，少年時代在母親影響下對魯迅開始了此後不曾間斷的閱讀，大學時代在渡邊一夫教授的引領下沐浴了歐洲人文主義的光芒，並由此走上了創作道路。1960年對中國進行的第一次訪問，使得“農村包圍城市”與文化人類學的邊緣和中心之概念結合起來，最終演化為《萬延元年的Footbabll》、《同時代的遊戲》等諸多作品中的根據地/烏托邦。

1994年以《個人的體驗》和《萬元延年的Football》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大江健三郎更強烈地意識到作家的責任，藉助《空翻》、《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別了，我的書！》等作品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並於《在自己的樹下》、《兩百年的孩子》等作品里表現了對新人、孩子和童子等未來之象徵所寄予的希望……

出版作品

1957年5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小說《奇妙的工作》，獲該報五月祭獎。8月，在《文學界》雜誌發表《死者的奢華》，成為「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

1958年1月，在《文學界》雜誌發表《飼育》，獲第39界「芥川文學獎」。同年，發表《感化院的少年》。 1959年，發表《我們的時代》。同年，發表《我們的性世界》。

1960年2月，創作電視歌劇《昏暗的鏡子》。同年9月，在《新潮》雜誌連載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 1961年，發表《政治少年之死》。

1963年5月，發表中篇小說《性的人》。

1964年8月，出版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獲新潮文學獎；10月，在《世界》雜誌連載長篇隨筆《廣島札記》。

1967年1月，在《群像》雜誌連載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同年9月講談社出版，獲第3屆「谷崎潤一郎獎」；同年，發表《為與沖繩共嘆共怒》。

1968年4月，發表《參院選舉反映了民意嗎——當投票意味著放棄權利的時候》。同年8月，發表《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

1969年8月，在《世界》雜誌連載《沖繩札記》

1970年7月，在新潮社出版演講集《核時代的想像力》

1971年7月，出版與重籐文夫的對談錄《遭受原子彈爆炸之後的人》

1973年，新潮社出版長篇小說《洪水湧上我的靈魂》，獲「野間文藝獎」

1974年11月，新潮社出版《文學筆記》

1978年5月，岩波書店出版《小說的方法》

1979年11月，新潮社出版長篇小說《同時代的遊戲》

1980年1月，在《文學界》雜誌發表《聰明的雨樹》

1982年7月，新潮社出版短篇小說集《聽雨樹的女人們》

1983年，講談社出版短篇小說集《新人啊，醒來吧》；4月，在《波》雜誌連載隨筆《小說的圖謀·理性的愉悅》。

1984年1月，在《朝日新聞》發表與作家掘田善衛的通信《核時代的烏托邦》

1985年，發表長篇小說《M/T》序章

1986年，岩波書店出版《M/T與森林裡奇異的故事》

1988年，岩波書店出版理論論著《為了新的文學》

1993年，創作長篇三步曲《燃燒的綠樹》

1994年，朝日新聞社出版《小說的經驗》

1998年，《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

圍繞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引發的訴訟歷時6年，在4月22日，終於迎來終審判決：大江健三郎以及日本最具人文傳統的出版重鎮岩波書店贏得最後勝利。日本最高法院裁定，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日本平民集體自殺與日軍的參與有關，《沖繩札記》中所涉相關內容並未損害他人名譽，駁回原告的上訴請求。

《沖繩札記》論述了琉球被納入日本的過程，指出沖繩戰的悲劇和沖繩人的命運是日本近代化以來皇民化教育的結果．它還論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以及由美國返還施政權的沖繩縣民在戰後的存續狀態，揭示了在核時代的東亞體制中沖繩的棋子角色和棄子命運。其主旨是要讓日本人牢記歷史教訓，否則日本將來仍將是戰爭之國。該書以及圍繞該書的訴訟意涵豐富，原本應該引起輿論的普遍關注。

但是，日本國內的幾家大報只是將訴訟結果作為普通新聞，以通稿形式做了報道，盡量淡化了訴訟的焦點、終審后原被告雙方的反應以及意義的問題等。而中國的重要媒體幾乎沒有注意到圍繞《沖繩札記》的訴訟案。這與中國的媒體和學界長期忽視沖繩問題有關，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沖繩問題僅僅是日本國內的政治問題，與中國無關。同樣的漠視，一方出於故意，一方則出於無知。

因此，我們有必要去探究“大江健三郎·岩波書店”沖繩戰訴訟案的意義。

首先，法院的裁定有利於日本文部科學省在審查歷史教科書時做出參照，使沖繩問題能夠在教科書中得到正確表述。然而，就在4月初通過日本文部科學省審查的歷史教科書，依舊篡改了沖繩戰役中沖繩居民被日軍逼迫集體自殺的歷史。而原告也聲稱其目的並非僅在挽回個人名譽，而是讓訴訟成為一個事件，敦促通過審查的教科書刪除“命令”、 “強制”的字眼，重寫歷史教科書，進而重塑國民的歷史認識。與歷史教科書審查問題互為表裡的還有恢復日本軍的名譽問題、改憲問題、維持還是改變日美同盟問題等。雖說大江案的勝訴有助於粉碎日本推卸戰爭責任、走向戰爭的企圖，但可以預見的是，從勝訴到認識論層面的根本變革，還有相當漫長的道路要走。

其次，大江的勝訴有助於進一步推動市民運動的發展，推動市民社會抵制戰爭企圖。在圍繞《沖繩札記》的訴訟過程中，大江健三郎獲得市民的廣泛支持，在東京有“首都國會”，在全國有不同形式的支援聯絡會。日本民眾曾經積極支持侵略戰爭，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而他們通過集會、講演與大江健三郎形成互動，豐富了相關知識和歷史認知，而更重要的是，勝訴將沖繩問題再次推到人們眼前，希求日本政府能夠調整、減少和撤除美軍基地，明確指出沖繩在日美安保條約下被迫付出的巨大犧牲。我們早已經注意到，日本媒體漠視大江健三郎訴訟案的原因在於：日本政府和媒體已經達成默契，對所有反對政府路線的社會運動一律不予報道或者少報道，而這種迴避的態度在有關日美安保條約的社會運動上表現尤為明顯，其中又以沖繩問題的報道最為突出。這裡試圖遮蔽的問題是：日本政府無視自己作為美國推行世界戰略的亞洲工具，無視生活於美軍基地的沖繩人在處於戰備境況下隨時面臨生命危險的事實，這裡掩藏著日本對於歷史和未來走向的認知的奧秘。

導語

在《沖繩札記》中，作者試圖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形成的？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緊鄰諸國中，居於怎樣的存在？它真強大嗎？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於是，作者把焦點轉向沖繩，講述了那個叫琉球的國家是如何被納入日本的，還論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以及由美國返還的沖繩縣民在戰後的生存狀態。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中譯本序中說，論述了他一生的主題的，就是《沖繩札記》。

前言

最期待的翻譯

《沖繩札記》中譯本的出版，我期待已久。當我聽說該書已經譯完的時候，內心滿是喜悅。

首先，《沖繩札記》中譯本是最早的外語版本。而這是一本對我非常重要的書。在還很年輕的時候，我就開始寫小說了。那時，我還沒有下定決心是否把文學與自己的一生聯繫起來。

少年時期，母親送給我一些書，我從中發現了小說。即便是孩子，也能感受到那不僅僅是娛樂之物。魯迅的短篇讓我理解了對人性的敬重。而我在大學開始學習法語的時候，以閱讀讓·保羅·薩特為主，也日益堅定了社會介人之心。

雖說從二十多歲就開始寫小說了，然而我實在不能把握：通過自己的閱讀學到的所謂“文學”和“文學家”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在將來的工作中踐行。而立將至之年，智力殘障的長子誕生了。我打算與他共生，也決意去思考到那時為止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活意義。

於是就有了《個人的體驗》這樣的小說；接下來創作了《廣島札記》和《沖繩札記》這樣的長篇隨筆。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人類製造了具有大規模殺傷性的核武器，並且供以使用，也就是說，人類第一次面臨滅絕的危機。但是我相信，在遭受原子彈轟炸的人們趨於康復的生活中，以及在人類存續的未來，仍有希望的出路。我就寫下了這種想法。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廢除核武器有多大的可能一直是我評論活動的主題。

而其中論述了我的一生的主題的，則是《沖繩札記》。我在書中試圖思考的問題是：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強大嗎？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近鄰諸國中居於怎樣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

於是我將焦點轉向沖繩。在近代日本成立之際，那個一直處於特殊狀態的獨立國家琉球是如何被納入日本這個國家的？在最初的情況調查中，我還接觸到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他在中國的名字叫林世功，在琉球則被稱為名城裡之子親雲上)。

在這本書里，我寫了日本近代化歷史中沖繩和沖繩縣民與日本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作為日本唯一地面戰戰場的沖繩遭到美軍襲擊的沖繩戰；我還論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以及由美國返還施政權的沖繩縣民在戰後的存續狀態。

而我也常常把“何謂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種“黯淡的內省”作為人的主題來追問，然而卻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為“自虐”史觀，這是事實。不過，《沖繩札記》的寫作與歷經大約四十年的被閱讀，使我超越了自我批判，構築了積極的亞洲觀、世界觀同樣也是事實。我打算紮根在自己的文學中、作為文學家來走完自己的人生。

五年前，《沖繩札記》被上述的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審判庭。在一審和二審中，我都勝訴了。現在正等待最高法院的判決(就因為在等待，我遲遲沒寫這篇序言，給譯者和出版社帶來了很大麻煩，我表示由衷的歉意)。

審判中論爭圍繞本書中所涉及的被日軍強制集體自殺事件展開。很多倖存者的證言向忘記了(或者不了解)事實的日本市民傳達了真相。在高等法院的二審中，有證言說，當時在場的少年，他耳聞目睹島上那位可憐的審判長命令島民說：你們不能死！審判長斷定那是謊言。但是，慫恿做偽證的協力者們編纂的教科書今年重新被幾所學校採用，這也是日本的現狀。

我希望學習這種教科書的中學生們通過課堂討論，能夠去思考：在日本，以及在面對亞洲、面對世界的時候，將來如何成為不靠說謊去生活的日本人。而我也相信這樣的希望是能夠實現的。這就是我現在的日本觀和日本人觀。在五年審判期間，法庭內有勇敢而誠實的證言，法庭外則對這些勇敢而誠實的證言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就是我被賦予信心的根據。

後記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清晨。在東京的一位友人家裡，當看到電視里在圍繞《沖繩札記》引起的訴訟中大江健三郎氏勝訴的畫面時，我和友人相擁慶祝，為公理戰勝而喜悅。而接下來，大江氏在採訪中所表現出的平靜——那張臉很難讀出笑意——倒讓我感覺自己有些滑稽，有些無所適從。因了我的喜悅和無所適從，內心生出想要了解大江氏、了解《沖繩札記》的急迫。

要了解《沖繩札記》，就不得不追溯到自琉球處分至沖繩戰乃至戰後的琉球·沖繩那段歷史。十四世紀確立的琉球王國接受明朝冊封，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從事中繼貿易，其時日本處於戰國時代。就在日本結束戰國時代，從“天下統一”到建立幕藩體制的過程中便出現征服琉球的動向。一六。九年，薩摩藩出兵入侵琉球。因為薩摩討伐琉球的真正意圖在於通過統治琉球而獲得琉球對明朝貿易上的地位，在對琉球實行禁武政策的同時，極力保密攻佔琉球之事，仍然讓琉球以獨立王國之形態繼續存在。這樣，琉球一方面沿襲了明朝的冊封體制，一方面逐漸被納入幕藩體制。也就是說，幕藩體制下琉球的地位，是以東亞冊封體制的存在為前提建立起來的。就在清朝日趨衰落之際，日本決定通過打破冊封關係實現其入侵海外企圖。一八七二年日本設琉球藩王，完成琉球所屬第一步。一八七四年征討台灣，製造否定清朝對琉球冊封關係的既成事實。次年，強迫琉球國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貢。一八七九年，強行“廢藩置縣”，改‘毓球”為“沖繩”。甲午戰後，日本乘佔領台灣之際正式“解決”琉球的歸屬問題。至此所完成的“琉球處分”，使日本邁出走向殖民國家的第一步。

如果說“琉球”會喚起近代以來我國知識人的鄉愁，那麼在時隔半個世紀后的太平洋戰爭末期，在沖繩島上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沖繩戰對於我們來說則是遙遠而陌生的，那場戰爭只讓我們記住了兇殘的日本，或者依稀還有廣島、長崎的原爆記憶，十萬沖繩島民的血痕不僅在日本的教科書中一點點地被抹拭，也為我們漠然視之。那是一九四五年三月。美軍為掌握整個琉球群島的制海權和制空權，建立進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攻佔沖繩島。為了達到盡量遲滯美軍進攻日本本土這一目的，日本軍隊決定在沖繩全力抵抗美軍。當時，駐守沖繩的日軍第三十二軍司令官下達“軍官民同生共死”的命令，軍隊還下達“為了不妨礙部隊行動，為了向部隊提供糧食，民眾需要英勇自決”的命令。而沖繩島民認為成為敵軍的俘虜是最為可恥的事，加之軍方宣傳“一旦投降，男人便會被殺死，女人則將遭到強暴”，並向島民提供手榴彈，在美軍登陸、進攻之際，至此而進行的所有這些準備使得集體自殺一下子成為事實。而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后，於沖繩人而言的“戰後”，只不過是“戰火”中的戰後：沖繩又成了貯藏美軍核武器的基地，並成為從朝鮮戰爭一直持續至越戰的戰場。自琉球處分以來，沖繩不斷遭到日本和日本人的棄絕，那裡的人們痛苦而執著地鬥爭著。

在圍繞《沖繩札記》的訴訟中，大江氏明確表示，作為本土的戰後一代，他在該書中想要闡明的主旨有三：其一，自明治近代化以來，通過不斷的琉球處分，沖繩人被納入日本體制。在這個過程中，徹底的皇民化教育塑造了怎樣的民眾意識？如何釀成一九四五年沖繩戰中的悲劇‘？其二，隨著《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離開本土的沖繩在美國軍事政治統治下將繼續忍受大規模軍事基地的存續，以及由此帶來的苦難。其三，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近現代歷史中，本土日本人對沖繩一直持歧視態度；戰後，本土的和平與繁榮又是以沖繩付出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的，大江氏在思考：本土的日本人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進而追問：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並努力尋找答案。這些問題的探討讓大江氏陷入深暗冥晦的精神深淵，陷入癱軟無力和絕望的狀態，故而行文處常常出現“探淵”、“無力”、“絕望”等字眼。原因是，那些向沖繩投以歧視目光的、用沖繩巨大的犧牲換來自己的和平、繁榮的本土日本人，就是自己的同盟、替身，或者是血脈相連的兄弟，甚至就是他自己。儘管屬於戰後～代，作為本土日本人，他無法自外於那場戰爭，無法自外於沖繩人的鮮血，沖繩人的犧牲就是對生而受苦的他的懲罰，他被判了罪，他感到苦澀、顫慄、恐怖，但他無法、也不願意澄清自己存在的無辜，並且發自內心地、真誠地認同沖繩人對自己的拒斥。以自我批判、達成自我認識為契機，他清晰明了地揭示了上述一系列問題，並揭發了沖繩戰中集體自殺的事實。也正是札記中有關集體自殺的記述，使他日後成了這一場民事訴訟中的被告。儘管其間時隔幾十年，內心法庭的審判——無論是就過程而言，還是就其意義而言——尚未終結，他卻突然被推上世俗法庭的被告席，無法不讓人感到擔當存在的荒誕，這或許就是被宣告勝訴后的大江氏面無表情的真正理由？在大江氏看來，自琉球處分以來，以琉球、沖繩民眾之死作為抵押來贖回本土日本人的生，這個命題在血腥的沖繩戰場清晰有形，並一直綿亘至核戰略體制下的今天。只要衝繩的現狀還在持續，那麼從公共的立場上講，對於沖繩和沖繩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贖，也不存在真正的懺悔。然而事實上，集體自殺事件的責任人安然無恙地回到二十七度線隔開的追究不到戰爭責任的日本本土，隱匿在人群中，搖身一變，成了“善良”的市民、慈愛的父親，直至今天也沒有對沖繩進行任何贖罪。相反，他們依靠日漸稀薄的、歪曲的記憶將罪孽加以相對化，並不遺餘力地篡改過去的事實。比 …… 就我而言，是為大江氏的理性、激情與勇氣所召喚的其中一個。在人生的彷徨期偶然地、或者又是必然地碰觸到這位作家之後，就愈加痛苦，並且從那時起就未能擺脫，也不願意、甚至害怕擺脫，我害怕痛苦擺脫之後那難以承受的“輕”。我喜歡他那雙充滿溫情而又冷酷的眼神，那眼神直擊人性的怯懦、自私與麻木，執拗地阻撓著那些只關心自身利益的人和政權。說到這本書的翻譯，我以為它實在是上帝對我的慰安，給了我這隻黑暗中的飛蛾興奮與追求，在生活的磨難中安定了我的靈魂。同時，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憑自己的日語語言功底，無論怎麼努力，面對這部內涵豐富的作品，都不禁無力嘆息。我能感受到文字的聲音之美、意義之美和文氣文體形式之美，卻常常顧其義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望其體，無法把文義文神文氣文體及聲音之美完全同時譯出。是我眾多師友的不斷鼓勵與謬獎讓我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我首先願意把這本譯作獻給我兩年的東大留學生活以及在那裡遇見的眾多師友。那兩年，尤其是第二年，只要是一出門，無論是上課、去圖書館，還是遠足，隨身攜帶《聖經》與《沖繩札記》的情景永遠都是清晰的。而那種種生活圖景則因為周圍師友而變得格外生動。第一次走進我的導師藤井省三先生的研究室，我就開始用蹩腳的日語跟他交流，從那以後，他很少給我說中文的機會，無論在每次論文發表前我如何試圖討價還價。是尾崎文昭先生的鼓勵，讓我走上了日文翻譯的道路。我無法忘記與寺田德子先生相處的點點滴滴，她用她那獨有的溫柔與嚴謹熔化了我，讓我對日語、日本文化和日本生出更為親切的感覺。感謝董炳月師兄的信任，在得知我翻譯這本書時，充分肯定了它的價值，主動幫助聯繫出版事宜，並且幫助校譯了部分內容，可謂一路扶持。我在東大的語伴、中國古典文學博士生荒木達雄君熱情、有耐心，是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給我幫助最多的人。每周在東大留學生中心與戶田聰子女士的對談，也幫助我解決了不少問題。好友關立丹君、陳春蓮君分別幫我校對了日文的翻譯和中文的表述，她們的嚴苛讓我感受到友誼的力量。感謝劉曉峰先生和偶然相遇的沖繩友人內原英聰君的不吝賜教，讓我在翻譯沖繩民謠、沖繩官職稱謂等特有的文化現象時能做到更為精準的理解。葉彤先生和三聯出版社慨然答應出版拙譯，讓我在翻譯的過程中對自己變得更加嚴苛，同時也衷心感謝葉彤先生在編輯過程中提出的寶貴意見。我不諱言對摯友張兆林君書法的喜愛，而他遵循拙意為封面題字，自是欣喜。有些人，比如家人、同事，比如聞敏師、黎湘萍師、王向遠師、柳書琴師，比如東大讀書會的諸位友人，比如李娜、鈺淩、曉星、雪鷹、郭蓓等等師友，我並不曾就該書翻譯的具體問題與他們談論過，但一路走來，無論風雨，總有他們的陪伴、批評與鼓勵，也兼申謝意。關於拙譯，其中的訛謬，尚希鑒諒，亦望方家匡正，然而我願承擔全部責任。陳言 2009年5月5日記於一二書房

精彩片段

我為什麼去沖繩？這個從我自己內部發出的聲音，與那來自沖繩的拒絕聲“你為什麼來沖繩？”互相嚙咬著，要將我撕裂。你簡直是個廢物！飯桶！兩個聲音同時在說。就那樣去(來)沖繩容易嗎？詰問不斷。我暗自思量，不，對我來說去沖繩是不容易的。我日益強烈地感受到，每次去沖繩，都會遭到從那裡瘋狂襲來的理應拒絕我的壓力。形成那拒絕的壓力的，是歷史，是現狀，是人，是事物，是明天的全部。而壓力的焦點，則是在多次沖繩旅行時我所領承的最愛的人的絕對的友善以及與之交織在一起的強烈的拒絕。問題因此棘手起來。

我是為了更深刻地了解他們而去沖繩的。然而，所謂的更深刻地了解他們，也就是近乎絕望地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會很友善並且斷然地拒絕我。即便如此，我還是要去沖繩。我時常感到，我能夠用完全客觀的視野捕捉到自己，就像我能用自己的眼睛來眺望那個落荒而逃的自己的背影。這個廢物、飯桶——我冷靜地觀察——很可憐，很寒酸，赤手空拳，我沒有什麼淵博的學問，也沒有依靠行動來超越現實壁壘的經驗，我只是患了熱病而漸趨衰弱，卻像是受了什麼驅使一般，還是要鑽牛角尖，奔走不息，苦思不斷：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那傢伙活像一隻早早地從自己的勢力範圍里跳出去的水老鼠，或許會有失體面地癱倒在廣場中心吧？真是可笑。但是那個傢伙自己折騰著自己，把那算好了的賬單統統記入他的名下，並搖搖晃晃地跑來跑去。正因為如此，儘管他腦袋中的命題有多麼不自量力、誇大其辭，那也都是那個廢物、那個飯桶的自由。

實際上這些年，特別是最近一年間，我發現自己就像是無能的膽小鬼，露著瘦削多毛的小腿，虛張聲勢，苦苦思索著：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如果那個時候對著鏡子窺視自己，那裡一定會出現一副貧血的面孔，是因為衰弱而非亢奮，被發燒弄得神志不清，那麼這個時候我大概會從鏡子前悄然離開吧。有時覺察到自己在茫然地，或者是黯然地思索著“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些問題時，不禁露出連自己都會感到討厭的冷笑。某天凌晨，古堅氏突然死去。他生於沖繩、長於沖繩，他的死也清晰地昭示了沖繩。接到他死訊的那天凌晨，我想到自身的死亡問題，想到襲向友人的死有可能也正伺機襲向我，那如死亡的恐懼一樣的恐懼、無力感、孤立感和悲觀情緒扼住我的喉嚨，讓我不顧體面地流著淚水：在死亡來臨之前，對“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樣的命題，我能交出自己的答案嗎？

之所以這麼寫，是因為前往沖繩時，我肩負著“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樣的命題，我試圖去弄清楚。就像前面說的，那屬於日常生活空間。正因為如此，對於我個人而言，我才違拗著內心猶疑的聲音以及來自沖繩的拒絕的聲音，或者也說不定甚至是藉助那種抵抗感，切實感到有必要反覆出發去沖繩。當然，我並不是要以這樣的開頭來為自己準備任何意義上的免罪符。並且，也不打算要以懺悔者進行懺悔的方式將寫作繼續下去。只要衝繩的現狀還在繼續，那麼從公共的立場上講，對於沖繩以及沖繩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贖，並且他們也不可能真正地懺悔。來自沖繩的拒絕的聲音，不用說就是對假的免罪符、對死死糾纏的懺悔意向做出的清高嚴正的拒絕。從個人角度上說，在我就沖繩以及沖繩人的敘述中屢次犯下的錯誤，自己也不能沒有察覺。即使局限在琉球處分之後的沖繩近現代史，本土日本人關於沖繩以及沖繩人的堆積如山的觀察和批評中，不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的確存在大量恬不知恥的歪曲和錯誤。這無疑是對沖繩的歧視，更是日本人對自己最可憎的特性進行的自我宣傳，是諸如此類的歪曲與錯誤。

那關乎日本人特性的歪曲和錯誤，也不能說與我毫無干係。坦率地說，每次對沖繩所進行的恬不知恥的觀察和批評，那就是我自己的觀察，那就是我自己的批評，我不得不承認。這是我常有的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沖繩之旅終究沒有走出個人的視野也是確鑿的。儘管如此，它卻讓我從悲觀主義深淵的盡頭艱難地升騰、突破，思考著“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個命題。

我最初的沖繩之旅是在一九六五年春天。至少對於飛往那霸的飛機上的我而言，因為無知，因為缺乏足夠的想象力，沖繩只是作為概念而存在，我無法把握它的實體；也因為我還沒有建立起自己與將要著陸的那片土地上的人之間的聯繫，這層層防禦網造成了我內心的猶疑和來自沖繩的拒絕。我一度動搖又回到原狀，甚至沒有覺察到，我們必須反覆地進行難堪的自省。那時候我只是個天真幼稚的旅行者。

但是，在結束預定的旅行計劃之後，我再也無法做一個天真幼稚的旅行者了。我獨自留在那霸，在與現在的沖繩休戚相關的感覺纏繞中，我寫下了這篇文章。我現在承認，“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個問題在那個時候已然在我的腦海里萌芽了。文章開頭這樣寫道：

不論哪個國家，不論什麼樣地方，那片土地上的人最為昂揚美麗的時候，他的美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身軀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徵有關。任何獨特的地域特徵都會在他那富有魅力的外表鮮明地呈現出來。反之亦然，那個地域的人最為猥瑣醜陋的時候，他的醜陋同樣與他的身軀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徵有關。也就是說，所謂的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地域個性，與當地人的美醜緊密相關，大概宛如盾的兩面。若說我們是美的，那與日本這樣的地域個性相關。若說我們是醜陋的，那醜陋則集中了日本人地域特性中所有的負面要素，實在是日本人才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