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閭大學

三閭( lǘ )大學是《圍城》中一個很重要的場景，也是全書最精彩情節的發生地。

三閭大學是什麼意思，為何取做三閭大學，三閭大學有什麼隱喻和暗含的意義？答案有很多。比如有許多人就認為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等。『閭』按照《現代漢語詞典》意指民間、貧民的意思。這顯然無法滿足對於三閭大學的內涵。

從《圍城》原文中可以看到：

當初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發給方鴻漸的電報——敬聘為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酌送路費，盼電復，國立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方鴻漸一行五人經過千辛萬苦來到學校，高松年以方鴻漸的學歷，沒有學位，只是個各國遊盪的遊學生，並且並非學政治為由，聘方鴻漸當教授太冤枉了！至多做副教授。

方鴻漸在見高松年之前，想自己是高松年直接打電報來的，一個這樣機關的首領好意思說話不作準么？

我願意請先生來當政治系的教授，因為先生是辛楣介紹的，說先生是留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開來的學歷上並沒有學位——並且不是學政治的。高松年以想當然的邏輯思維，趙辛楣是學政治出身的，他的朋友方鴻漸也應該是學政治的，換句話說，假如方鴻漸是學政治的，且有學位，我以前說的話就作準。

事後，鴻漸對辛楣說：怪不得貴老師高先生打電報聘我做教授，來了只給我個副教授。——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進入第二年春，鴻漸自覺上課，駕輕就熟，漸漸得法。學生對他印象也好像好了些。至於與同事們的關係，只有比上學期壞。韓學愈彷彿脖子扭了筋，點頭勉強得很，韓太太瞪著眼遠眺鴻漸身後的背影。陸子瀟跟他十分疏遠，大家心照不宣。最使他煩惱的是，劉東方好像冷淡了許多。一路同來的李梅亭、顧爾謙，套用辛楣的話：鴻漸，這次走路真添了不少經驗，總算功德圓滿，取經到了西天，至少以後跟李梅亭、顧爾謙兩位敬而遠之了。李梅亭不用說，顧爾謙脅肩諂笑的醜態，也真叫人吃不消。

汪處厚對他（方鴻漸）副教授的事十分關心，這是方鴻漸唯一的安慰，他知道老汪要做文學院長，所以禮賢下士。鴻漸知道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居然有被老汪收編的資格，足見未可妄自菲薄。汪處厚對方鴻漸許下承諾，春假后，叫華陽哲學系的朋友寫封信來，托我轉請你去。我先把信給高校長看，在旁打幾下邊鼓，他一定升你，而且不用你自己費心。

有人肯這樣提拔，還不自振作，那真是廢物了。所以鴻漸預備功課，特別加料，漸漸做起“名教授”的好夢……

方鴻漸是受聘為教授而來到三閭大學，到校后，高校長不守信，只給了個副教授的頭銜。在學校與同事的關係不是很好，受到排擠。那麼汪處厚是高松年身邊的紅人，汪處厚是能與高松年溝通的人，通過汪處厚，高校長或許會兌現初次見面答應下學年升為教授的承諾……

有關“三閭大學”的原型猜測有很多。但根據學者的研究考證，較為大家所公認的“三閭大學”的原型是藍田國立師範學院。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即通常所說的國立師範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大部分校址在今湖南省漣源市漣源一中的校區內。該校傳達室三閭鐘樓既是在原校址上建成的，而國立師範大學的建築已經蕩然無存了。平成是“平安成化”之意的縮語，即暗指安化縣，當時的藍田鎮屬安化縣。

三閭大學是《圍城》中一個很重要的場景，也是全書最精彩情節的發生地。其原型所在地為安化藍田(今湖南漣源)在版圖上不過一彈丸小鎮，但卻是當年抗戰時期轉移至後方的大學－－國立師範學院的校址所在。

1939年，錢鍾書被聘為該校教授，在此生活、講課兩年後，於1941年返回上海。短短的兩年時間，這座南方小城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錢鍾書的痕迹。因為，《圍城》實在是太有名了，不僅小說，後來在漣源取景的同名電影，同樣是廣受歡迎。

因為感情上遭到嚴重打擊，加上事業發展不順，以及抗戰形勢變化，從子虛烏有的“克萊登大學”博士畢業的方鴻漸（《圍城》主人公，有人認為錢鍾書以自己為原型創造）接到了從三閭大學（原型即邀請錢鍾書前往教書的國立師範大學）發來的聘函。同時接到聘書的還有他的朋友李梅亭、趙辛楣等人，他們結伴從上海起程。

方鴻漸一行水陸兼程。從上海坐船到浙江寧波，然後再坐長途汽車到金華，留宿“歐亞大酒店”幾日後，搭乘火車到江西鷹潭，因為車票緊張，在江西境內他們又耽擱了幾天，終於到達江西與湖南交界的界化隴，從此地轉乘湖南的長途汽車經過四天顛簸後到達邵陽。

根據後來的考證，錢鍾書在《圍城》中安排方鴻漸去三閭大學的路線，在邵陽以前完全與他本人前往國立師範大學的路線重合。從邵陽到目的地“平化”，《圍城》中描述為“到學校全是山路，得換坐轎子。”他們第一天走了七十多里，然後在途中歇息一晚上，第二天傍晚時分到達學校。而邵陽到藍田的距離為一百二十里，從時間上推算，三閭大學原型應正好是錢鍾書當年供職的國立師範大學。只是在小說中為迴避真實，錢鍾書才虛構了目的地。

據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中說，《圍城》中的人物很多都可以在錢鍾書去湖南執教同行的人中找到一些影子；至於“三閭大學”中的袞袞諸公，如高松年、汪處厚、劉東方、韓學愈、范小姐等，也不可能不打上國師的烙印。

國立師範學院的主要建築都位於如今的漣源一中校園內，大部分現已被漣源一中於解放后的上十次的翻修中不斷被更新，昔日的破敗早已被簇新的建築所代替，教學樓外象徵性的“三閭鐘樓”牌匾試圖努力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是錢鍾書生活、工作的地方。幸運的是，國師搬遷后，這裡歷辦湖南省立15中、漣源一中等學校，使得校園中的古樹悉數得以保存。據一中教師介紹，整個校園內，有百年古樹數十棵。

只要細心，在這裡還可以找到不少小說中描寫的細節。錢鍾書在《圍城》里描述，“三閭大學”是一座“搖籃”，這“搖籃也挑選得很好，在平成縣鄉下一個本地財主的花園裡，面溪背山”， “花園”就是指李園；“溪”就是藍田的昇平河；“山”就是漣源一中校園裡的光明山。

只可惜，“花園”已成了漣源市政府的一角，前幾年仍然可以看到的花園大門，已經被一排商業門面佔據，不時傳來小販們的吆喝聲；“溪”則早已流成了小河；只有“山”，除了新修了游泳池，並補栽了一些樹木以外，基本上沒有受到破壞。反而樹木越發繁茂，小路曲折，氣氛幽靜。山上小亭子里，不時能見到幾個手捧書本用功的學生，讓我總懷疑他們手裡拿的是不是《圍城》。也許，當年在這裡讀書的國師學生們也和他們一樣，徘徊讀書於此。

《圍城》里關於“三閭大學”的另外一些景物描寫都可以找到原型。《圍城》里寫道：“汪家租的黑磚半西式平房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築，跟校舍隔一條溪”，這建築就是當時的“德志園”，在如今的看守所下來不遠處的分岔口旁，這建築有一棟還在！《圍城》里寫道：“水涸的時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橋而踏著石子過溪……”這木板橋確實有過，當時，附近一村民為了方便國師的師生過溪，在現藍郊村李家院子前的河灣處架了一座木板橋，這座木板橋後來被洪水沖走了。

《圍城》里寫道：“表上剛九點鐘，可是校門口大操場上人影都沒有……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試聲的青蛙……”這大操場就是現光明山大禮堂前的大操場，2004年，這裡被當地政府開發成一個大商場。除此之外，《圍城》里描寫的酒店、書店等到也可以找到它的原型。

李洪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圍城》裡面的三閭大學應該是以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為原型。我找過這個學院的院刊，對學校有非常詳細的介紹。把介紹中的有些文字和錢鍾書《圍城》中的有些文字進行對照的話，就發現兩者頗多一致之處。讀者猜測三閭大學可能是西南聯大，可能是因為藍田國立師範學院與西南聯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它們都是新組建的一所學校；全國各地的人由於抗戰到那裡去等等。我認為，三閭大學不是西南聯大的原因有幾個： 1.錢鍾書在西南聯大教書的時間非常短，他在湖南教書時間相對較長。 2.西南聯大是由我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組成的，它的規模非常大，人非常多，而藍田國立師範學院非常小，人際關係更能凸顯出來。藍田是個小地方，比較閉塞；昆明是個大地方，與外面的聯繫相對方便。錢鍾書在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的時候，學校對他的重視超過他在西南聯大。 3.西南聯大是名教授濟濟，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也彙集了國內的一些優秀學者，但無法與西南聯大相比，錢鍾書在這裡擔任的是英文系主任，地位比他在西南聯大要高。再加上他的父親錢基博先生在這裡擔任領導職務。這些都是一一對應的。

曹元朗原型應為葉公超儘管李洪岩認為三閭大學不是西南聯大，但《圍城》中寫的人物卻有西南聯大的人物原型，當然，也有非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的原型。錢鍾書在昆明很不愉快，因為葉公超小心眼，對他深受學生歡迎這一點產生了妒忌，《吳宓日記》證實了此事。錢鍾書的嘴大概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當若干年後有人向葉公超問起錢鍾書在聯大的情況時，葉公超竟回答說他不記得錢鍾書曾在那裡教過書。講起葉公超，總使人想起《圍城》中的曹元朗。倒不是因為葉公超有一張“圓如太極的肥臉”，“臉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而因為曹元朗是留學牛津劍橋的新詩人。這得從大詩人艾略特（T·S·Eliot，《圍城》中為“愛利惡德”）談起。艾略特主張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錯雜著、對較著，他要把古今的知覺和情緒融混為一，組成一個同時局面。詩的文字是隱喻的、緊張的，不是平鋪直敘的、解釋的，而是凝縮、格外地鋒利。這就是葉公超的女弟子趙蘿蕤先生對艾略特詩歌創作理論的一般性概括。再來看葉公超本人的看法。1925年，葉公超來到英國，幸運地認識了艾略特，后成為我國第一位介紹艾略特詩與詩論給國人的人。他說：艾氏“主張把英詩的各種體裁都混合起來，而成為一種特殊詩風，能代表已往所有的詩。所以，他往往在詩里要引用英文以外的詩體。換句話說，他寫詩主張維持中國用典的作風：用舊有的典故，將歷代流傳下來的觀念聯合起來，匯成文化的源流。一個人寫詩，一定是要表現文化的素質。如果僅是表現個人才氣，結果一定很有限。因為，個人才氣絕不能與整個文化相比。這樣一來，他認為他的詩超出了詩人個人的經驗與感覺，而可以代表文化。”“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種擴大錯綜的知覺，表現整個文明心靈，要理解過去的存在性……造成一個古今錯綜的意義。”葉公超很希望自己能寫出《荒原》那樣的詩，但沒有成功。有人說他是“中國的約翰生博士”。對照一下《圍城》中曹元朗的議論：“你只要看忽而用這個人的詩句，忽而用那個人的詩句，中文裡夾了西文，自然有一種雜湊烏合的印象”、“拉雜錯綜的印象”。“詩有出典，給識貨人看了，愈覺得滋味濃厚，讀著一首詩就聯想到無數詩來烘雲托月。方先生，你該念念愛利惡德的詩，你就知道現代西洋詩人的東西，也是句句有來歷的。” 《圍城》寫道：“蘇小姐在里昂研究法國文學，做了一篇中國18家白話詩人的論文，新授博士。她的18家詩人里好像沒講曹元朗，再版的時候應該補上。”而陳夢家《新月詩選》，1931年刊行，收徐志摩等18人的作品，但沒有葉公超。葉公超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他的書法很好。《圍城》裡面寫曹元朗把自己的詩集寫得工工整整的，印在一個非常考究的本子上，送給他心愛的女人。這也很相似。葉公超是錢鍾書的老師，錢鍾書對他比較熟悉，他有把他寫進去的可能。綜上所述，我認為，曹元朗的原型就是葉公超。

●孫郁（學者，魯迅博物館館長）

錢鍾書把自己的部分生活經歷投射到了方鴻漸身上，像留學、在大學任教等等都是這樣。方鴻漸身上有錢鍾書的影子，但是，這一點不能太誇大，錢鍾書主要還是喜歡站在一邊，遊戲他人。我覺得，方鴻漸是錢鍾書的反面，錢鍾書厭惡的一些東西，方鴻漸身上全有。

●李洪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褚慎明與許思園之相似處，大致有如下理由： 1.《圍城》中的褚慎明原名褚家寶，成名以後，嫌“家寶”這名字不合哲學家身份，據斯賓諾莎改名的先例，換稱“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許思園，原名壽康，號思玄，后改名思園，作有《論斯賓諾莎》一文。祖父許珏（靜山，1843—1916年），近代最早的外交官之一，視許思園為家中之寶。 2.《圍城》中寫褚慎明，他自小負神童之譽，但有人說他是神經病。許思園九歲時能寫桌面大的毛筆字，曾在無錫公園多壽樓當場揮毫。好玄思，善談玄，性格很“怪”，山東大學即有人說他“講話雲山霧罩，像精神不正常。” 3.《圍城》中褚慎明小學、中學、大學都不肯畢業，因為他覺得沒有先生配教他、考他。許思園16歲考入上海大同大學，曾與施蟄存同屋，與傅雷同學。不承認自己有導師，有人說他是熊十力的學生，他不首肯。也不承認在法國留學，只承認在巴黎大學登記作哲學博士論文。 4.《圍城》中褚慎明常說人性里有天性跟獸性兩部分。許思園於1933年自印英文著作《人性與人之使命》一書，將人性劃分為知解和性靈兩部分，主張存天理、節人慾，仁義并行。 5.《圍城》中褚慎明常翻外國哲學雜誌，查出世界大哲學家的通信處，寫信給他們，外國哲學家便回信贊褚慎明是中國新哲學的創始人，還有送書給他的。褚慎明靠著三四十封這類信，嚇倒了無數人。許思園在《人性與人之使命》出版后，將其分寄給海內外著名人士，先後收到約翰·曼斯菲爾德、白克司、紀德、托馬斯·曼、杜里舒、范佛勒、桑塔亞那、泰戈爾等人的回信約40封，在“文革”中全部被毀。他到法國后，更曾遍訪法國名人。 6.《圍城》中有位愛才的闊官僚花一萬金送褚慎明出洋。許思園出國曾受到吳稚暉的金錢幫助。 7.《圍城》中羅素請褚慎明喝過一次茶，他從此研究數理邏輯。許思園的姑祖父是華蘅芳（1833—1902），故而自幼即喜歡鑽研數學，后著有《相對論駁議》、《從一種新觀點論幾何學基礎》、《波動力學的基礎及其哲學含義》等。許思園反對相對論，曾與愛因斯坦當面討論。

冒效魯也是一個寫舊詩的詩人，他有家學淵源，是冒辟疆的後代。他的爸爸叫冒鶴亭，這與《圍城》中的董斜川正好對應上。冒效魯的夫人是一個畫家，這與董斜川也正好對應上。另外，冒效魯是做具有同光體風格的詩，這些一條一條的，都能和董斜川對應上。冒效魯有一個弟弟叫冒舒諲，是一個雜文家，他看到我考證董斜川的原型是冒效魯的這段文字，認為寫得很好，就收到自己寫的集子裡面去作為附錄。可見，這種考證已經得到了他弟弟的認可。我從側面聽來的消息，冒效魯知道這個人物是以他為原型寫的之後哈哈大笑。

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中稱，“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鍾書把方鴻漸作為故事的中心，常從他的眼裡看事，從他的心裡感受。不經意的讀者會對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關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為一。許多讀者以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婁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麼，錢鍾書照樣可說：“方鴻漸，就是我。’不過還有許多男女角色都可說是錢鍾書，不光是方鴻漸一個。方鴻漸和錢鍾書不過都是無錫人罷了，他們的經歷遠不相同。”

根據湖南師範大學的校史記載，湖南師範大學是1938年創立於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的國立師範學院。

湖南師範大學發源於“國立師範學院”，是中部地區唯一省屬“211”師範院校，實力位居師範類第六。

1938年夏，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創建一所獨立的國立師範學院，由上海光華大學副校長廖世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和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教授汪德耀組成國立師範學院籌備委員會，廖世承為主任。1938年10月2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行文批准國立師範學院正式成立，校名為“國立師範學院”，廖世承為院長，校址設湖南安化縣藍田鎮。國立師範學院可以說是群英薈萃，眾多知名學者彙集於此，其中有錢基博、錢鍾書、皮名舉、孟憲承、陳傳璋、高覺敷、儲安平等著名學者。1953年8月全國院系調整，國立師範學院更名為湖南師範學院。 1953年9月，根據中南教育部的指示，湖南師範學院合併了湖南大學、南昌大學、河南平原師範學院部分系科，和清華大學、湖南大學、南昌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學院、河南平原師範學院部分學生，成為當時全國專業設置最多的師範院校之一。 1957年至1961年，長沙師範專科學校、湖南體育學院、湖南藝術學院相繼併入。1984年，正式更名為湖南師範大學。

1996年成為湖南省省屬高校中唯一一所進入國家首批“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

2000年以來，先後與湖南教育學院等3所高校合併，組建成新的湖南師範大學。在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學校由單一的師範學院發展成師範與非師範並舉的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師範大學，現已成為湖南省省屬高校中師資力量最雄厚、辦學實力最強的排頭兵，進入了全國同類院校的先進行列。

三閭大學的原型現普遍認為是國立師範學院。

湖南漣源藍田辦事處，解放前為湖南安化縣藍田鎮。1938年，日寇侵犯華東，國土大面積淪陷。國民黨政府為了收容從戰區逃亡的青年學生和名流學者，保存高等教育實力，就指定廖世承等人在藍田籌辦國立師範學院。於是就借用辛亥革命元勛李燮和、李雲龍兄弟的李園住宅，再在緊鄰的光明山（今在漣源一中內）修建教室、寢室、辦公樓、圖書館、音樂教室等。1938年10月27日，籌備工作結束。不久，國文系、英文系的教師陸續從上海、長沙等地輾轉來到藍田。同年11月12日新生開始報到，12月1日正式開學。后又在大學部不遠的六畝塘建造附中校舍，在藍田街郊租房辦附小，還辦有多所民眾教育館。第二年，大學部又增設史地、數學、博物、教育、公民等科系，並設有體育、童子軍和音樂專修科。到1943年，學生達755人，附中學生400多人，附小學生200多人，民眾學生800多人，學生總人數達2000多人。先後有87名教授、46名副教授任教。著名教授有江蘇的錢基博、錢鍾書、廖世承、孟憲承、儲安平、鍾泰、汪德耀，浙江的高覺敷、謝扶雅、朱有獻、金兆均、黃子通，安徽的有楊善基、李修睦、程宗潮、章元石，湖南的有馬宗霍、皮名舉、李劍農、李達、梁希傑、駱鷗凱、周邦式、塗文、劉佛年、顏昌山堯，江西的有郭一嶺、伍仲、孫光佑，以及其他地方的汪樹封、朱有光、黃渭川、梁國東等。由於有這麼多名師執教，儘管當時國統區一片白色恐怖，但國師的學術空氣仍然十分濃厚；雖然條件非常艱苦，但是它還是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學子投奔它。這像國師的學生後來回憶時所說的：“藍田光明山，這塊並不富饒的土地，哺育國師好幾年，國師也用辛勤的汗水澆灌了這塊土地，為藍田增添了光彩。50年物換星移，事早已成陳跡；但是這段崢嶸歲月所創造的百年樹人的業績是與日同輝的。”（伍大希《山溝里有一群名教授》）

在這所大學里，雖是國民黨政府主辦的，但是師生中有許多地下共產黨員，如劉佛年在倫敦博物館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國師講台上把唯物論改為物質論，把辨證論改為有機論，稱馬克思為卡爾，稱列寧為伊里奇，避開特務們的注意，講述唯物論、辯證法；並在宿舍里給進步學生講馬克思主義。再如教師熊德基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是中共地下黨的總支書記，來到國立師院，在講課中，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歌頌歷史上的農民戰爭。

1943年，日寇進逼藍田。1944年，國師不得不西遷到湖南漵浦。國師西遷以後，留下全部校舍及一些難以搬走和來不搬走和教學、生活用具，給再辦學校留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1946年，湖南省教育廳為收容國立中學中的湘籍流亡學生和複員軍人就讀，便利用了國師的原址及其遺留的設備，設立了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學。解放后，省不直管中學，1952年8月，省立十五中移交縣辦，改名為漣源一中。

經過調查研究，基本弄清了國師布局的情況。現漣源藍田辦事處光明山大禮堂前的大操場，是國師的大操場。除租賃李園外，還在現漣源市政府大樓前建有兩棟教室。現漣源市園林處原苗圃是國師音樂糸，每天早晨音樂糸的學生在河邊練嗓子。在現藍田辦事處藍郊村一組租賃德志園兩棟房子做為教師住宿，國師的學生每天早晨和下午在德志園前面的田野里吟誦詩文或朗讀英語。國師的主要建築在現漣源一中內，現校門口的單車棚處是國師的體童科，現科學樓處的樟樹后是國師的校門，現中山樓是國師中山樓的原址；原教研室房子處東端是國師醫務所；現三閭鐘樓是國師的圖書館，在這圖書館前的兩邊分別各是三棟並列的教室；現女生宿舍處是國師的青年服務部（內有飲食店、理髮店等），現樟樹樓處是國師的郵局處，現男生宿舍處是國師的女生宿舍處，現運動場處是國師的男生宿舍處；運動場主席台後面是國師教師新村；現禮堂（第二食堂）是國師的禮堂原址，禮堂的東南角處是國師的金盆園；現新世紀樓后的圍牆外是國師的鍋爐房和發電機房；原教工食堂西端的後邊有國師的兩棟教室；現校辦工廠處是國師的聯誼社……

三閭大學附屬中學即國師附中。

1940年4月，國立師範學院（以下簡稱國師）院長廖世承呈請國民政府中央教育部，要求創立國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獲核准。

國師附中創辦於抗日烽火瀰漫之際，有著數次搬遷的遭遇，艱苦創業的過程，不曾進入過城市，而長期處於鄉村。勤儉艱苦之風，賴以養成。

朱有瓛校長對師資的選擇，均要求學驗俱佳，事業心和責任心強，國師附中恰好有著取之不盡的師資來源。抗戰勝利后，教師薪俸甚為微薄，生活艱苦，但能以為國育才為樂。學校對學生之管理，初中按童子軍之準則，要求從嚴。卻又強調愛生，建立融洽的師生關係。因此能在短期內從尊師重道之境進入親師樂道之境，形成紀律嚴明而又活潑生動的局面。

對於學生，重質不重量。招生考試嚴格，擇優錄取，班不超過50人，組不超過30人。國師附中創辦之初就採用導師制。平時注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將強國興邦只希望寄託於莘莘學子，注重學生之艱苦創業的精神，強調勞動實踐，以糾正以往讀書人的通病。而於體育，注重普及而反對選手式的錦標主義；強調學生的儀錶儀態，要求學生著裝整潔，瀟灑大方，彬彬有禮。

教學方面，認為教與學是雙邊活動，強調學生自學、獨立思考、全神貫注聽講，即所謂“上學以神聽”；基本技能方面，提倡多讀、多寫、多思考、多練習、多實踐，即所謂“熟能生巧”；基礎知識強調博聞強識，而用之於解決實際問題，反對以記為最後目的的死記硬背。

1947年以前，有“思潮”等學術社，1949年上期，社團如雨後春筍，出現“大眾”、“浪潭”、“格致”等社，社團均有自己的刊物，一般辦牆報。有的有油印刊物，少數用鉛印，這些刊物，常成為社團成員對某一問題發表意見的園地。

國師附中因附屬於國師，學生思想頗受國師學生之影響，感應全國青年之脈搏更為靈敏。1947年6月，南嶽爆發由國師學生髮起的遊行，包括劉正在內的60餘名附中學生參加。

1950年2月，與湖南省立第十二中學（以下簡稱省立十二中）合併為省立衡山中學，並搬遷至衡山縣城西街兩路口原省立十二中校址所在地。

至此，國師附中完成了它全部的歷史任務，並相繼由湖南省立衡山中學、衡山第二中學、衡山第一中學和衡東縣第一中學薪火相傳。

國師附中自創辦到合併，僅僅十年時間，卻創造了輝煌和奇迹，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辦學經驗，成為今天衡東一中最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