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文化

同樣，施耐庵在《水滸傳》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自己對“義”的崇敬和對“忠”的嚮往，歌頌“義”而又追求“忠”，讓“忠、義”的水滸英雄們至死不悔。儒教道德中的“忠”是第一位的，為了忠可以不顧一切。施耐庵一生也想盡忠，也想展志，但為官不能行其事，助人不能顯其志，只能棄官歸里，捉筆著書，為了寄託情懷，寫下了《水滸傳》。為了“義”，他塑造了一百單八位俠肝義膽的水滸英雄，為了“忠”又讓宋江率眾招安，成了為朝廷效命沙場的官員。但他畢竟是位現實主義作家，歷史的規律農民起義必然遭至失敗，所以又不得不給水滸英雄們安排一個悲劇下場。為了更進一步展示“忠”得徹底，還讓宋江帶著李逵去死，然後又託夢吳用、花榮，致使他們也來陪葬，並一齊神聚蓼兒窪，向徽宗皇帝哭訴衷腸，以求身後的彰顯。前半部是波瀾壯闊的“逼上梁山”，中間是為朝廷拚死征殺，結尾卻是屈死楚州。所以《水滸傳》的主旨多有爭議，是歌頌這種至死不悔的“忠”，還是隱示“不可忠”？裡面透出了作者深深的矛盾和無奈。

施耐庵是任過小吏的書生，他在《水滸傳》中寫的是平生之志，抒的是鬱郁之情，書的成功在於真實地反映了北宋末年的社會現狀，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更在於作者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出眾的藝術才華。但是《水滸傳》畢竟只是一部由文人撰寫的書籍，雖然這部書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歷史影響，但與水滸文化卻並非完全同一概念。水滸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是魯西一帶幾千年形成並代代傳承發展的獨特文化。這種文化在《水滸傳》之前雖然沒有專門的稱謂，但做為土著文化卻在民風民俗中根深蒂固，這種文化的核心便是“勇武”和“俠義”。

勇武和俠義也是《水滸傳》英雄共有的特徵，正是賴於這種特徵，才使梁山好漢們有了炫目的光彩和魅力。而勇武和俠義更是魯西和魯西南一帶民風民俗中最顯著的特點，舉宋江及晁蓋的故里鄆城來說，史書記載：戰國時此處為魯國西鄙，鄰曹、衛，集結著大規模的軍隊。魯成公四年築城為“鄆”，取屯兵於城之意。《說文解字》釋：鄆，軍聲，從邑。所以鄆城在兩千多年前就是邊防哨所，刀光劍影，戰事不斷，形成勇武剛健、強悍不屈的民風。大軍事家孫臏便是那個時期的代表。《史記》載：臏生於鄄、阿之間。臏為齊人，鄄、阿之間的齊地只有鄆城。鄆城的陳坡、水堡一帶至今留有許多關於孫臏習文練武的遺址和傳說，而水堡也正是宋江的故里，即《水滸傳》中所說的“宋家莊”。上溯至唐，冤句人（今菏澤市）黃巢起義，“我花開后百花殺”，充滿了叛逆和征殺之氣，菏澤與鄆同屬一地，許多鄆人參加了那次起義。這種叛逆和征殺絕非偶然，據傳隋唐之交瓦崗山起義便是源於鄆城，歷城人秦瓊喜好結交天下英雄，三十六人大結拜便是在鄆城的二十里鋪村，后被演義成“賈家集”。這三十六人多是綠林響馬，成為隋唐演義的主力軍。秦瓊在結拜中排位第二，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為朋友兩肋插刀”，這一典型的俠義精神，也成為後來宋江的主要人格特徵。“二哥”這一稱謂流行至今，成為公平、正直和義氣的代名詞，地方上至今有“官二哥”，即無論長幼人人稱之為“二哥”，可以主持地方事務。所以鄆城出了宋江和晁蓋，人們並不以為奇，地理和歷史淵源使然。明末又發生了震撼朝廷的徐鴻儒白蓮教大起義，橫掃半個中國，始於鄆城敗於鄆城，至今還有全軍覆沒葬於一處的“萬人崮堆”。此次農民起義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宋江起義，並非佔山為王，而是立國稱帝，建立了政權。而白蓮教又直接引發了李自成起義，如黃河之浪，前後相涌，清代著名的捻軍起義也正是在這一帶捉拿了曾格林沁。魯西自古多貧窮多戰亂，官逼民反也好，窮逼民反也好，草寇響馬不斷，拉杆扯旗的現象老百姓視為平常。正是這些久遠的勇武文化的影響，此處的人們習武成風，白日勞作，夜間學武，各種拳門競相發展，達幾十種之多，其中之一便稱為《水滸拳》，並參與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鄆城至今仍是國家命名的武術之鄉。

《水滸傳》問世之後，人們漸漸將這種勇武俠義之風稱之為“水滸文化”，所以，水滸文化是一種具有叛逆和昂揚精神的深厚而質樸的民間文化。《水滸傳》與水滸文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如做對比，則會發現吳用有孫臏的“智”，宋江有秦瓊的“義”，晁蓋有黃巢的“武”，李逵有徐鴻儒的“反”，但他們仍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即《水滸傳》中的文化屬於儒家思想的忠孝文化，義是忠孝派生的理念。而水滸文化則是純粹意義上的俠義文化，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這種精神，以人為本，不以朝廷為貴，不以功名利祿為念，重“義”輕“忠”，立身處事皆俠義當先。求“智”求“義”求“武”，唯獨不講求“忠”——當然，此處的“忠”只指對於朝廷的愚忠。敢作敢為有勇有智俠義當先的人便會被人們稱之為英雄，千年不變。除了跟隨李世民造反的秦瓊成了正果，其餘人皆不得善終，但毫不影響他們的聲名，即便在後來的各種形式的演義中也不肯更改他們的結局，不論成敗論英雄，更不願擅改初衷讓他們投降朝廷。即便《水滸傳》影響極大，這一帶人也只愛看梁山好漢造反的章節而不願談及他們的招安，在理上便覺得那是一種污點。這一地域的人文精神中有一塊反骨，英雄豪傑如果沒有了反骨便不成為豪傑，所以宋江的投降在當地人的情感上是非常勉強的，更不願認可最終的鴆殺。這不僅是個理念問題，還有個情感問題：讓本土英雄如此枉死難以接受。

宋江一行最終下場如何，歷史上已很難考證，施氏的安排也自是一家之言。歷史上的宋江農民起義並非大規模起義，只是施氏為舒其志而揮筆寫來。又只是《水滸傳》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非凡的藝術性，左右了人們的意念，才形成水滸好漢結局悲慘的社會認定。而在水滸文化中，卻根本不存在那種下走的傾向，人們自有心中的英雄模式。隨著社會的前進，水滸文化也在向多元化發展，除了勇武和俠義的核心精神之外，又注入了經濟和文化的內容。走進魯西一帶，隨處可見以渲染著水滸精神的水滸文化產業，水滸旅遊方興未艾，水滸企業商標比比皆是，梁山以“義酒”為尊，東平湖以水泊為貴，陽谷以景陽岡著名，鄆城有個宋江武校，甚至有個規模挺大的木材加工企業，取名就叫“水滸木業”，而董事長就叫宋保江。

所以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播出后，舉國一片噓聲。《水》劇遵循的是原著的某種理念，而這種理念在某些方面與大水滸文化相悖，與人們的價值取向相悖，是人們忽視不計或根本不認可的。更何況表演中誇大了投降成分，縮減了俠義成分，雙向反差很大。也許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只是民間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碰撞，這種碰撞古已有之。總之《水滸傳》和水滸文化有著很大的區別。竊以為，以大眾為傳播對象的當代文化媒體，還是順應民意尊重民意為好，因為文化是人類的文化，是為社會為人民服務的。（作者：楊彩雲）

忠義豪放的水滸文化

造化垂青於水泊梁山，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誕生了高山仰止的儒學思想，又孕育了忠義豪放的水滸文化。東文西武，相得益彰，構成獨具特色的水滸文化。水滸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閃耀著不盡的光輝。2005年6月19日，由山東省水滸文化交流中心舉辦的“首屆山東省水滸文化與經濟發展論壇”在濟南召開。論壇認為，水滸文化是山東省獨有的地方文化，其“熱情好客、誠實守信、忠義豪放”的精神也是山東省人的人文內涵之一。實際上水滸的團隊精神是現代企業所應該倡導的企業文化的內涵。

施耐庵與《水滸傳》

《水滸傳》是我國第一部以農民起義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取材於北宋末年宋江領導的梁山水泊農民起義。

北宋中後期，政治黑暗，土地兼并嚴重，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濟寧一帶自然災害連年不斷，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1119年，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起義軍打出“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號，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支持和擁護。起義軍以梁山泊為根據地，展開流動作戰，殺貪官，除惡霸，打官兵，襲州縣，聲震山東，橫掃河朔，威逼京師。宋徽宗先後派童貫、高俅率十幾萬人馬前往梁山泊圍剿，義軍先後取得兩敗童貫、三敗高俅的重大勝利。隨後，義軍進入淮南地區攻取淮陰（今江蘇邳縣東），轉戰江北，向楚州（今江蘇淮安）、海州（今江蘇連雲港）等地挺進。宋徽宗急令海州知府張叔夜鎮壓和招降義軍。張叔夜設伏兵襲擊義軍，起義遭到重創後退守梁山。官兵乘勝追擊，義軍瀕臨絕境，宋江招安投降，起義失敗。

從宋江起義失敗到《水滸傳》成書，正值女真、蒙古族率先南下，廣大人民在民族和階級的雙重壓迫下，紛紛高舉義旗，嘯聚山林進行反抗，宋江等人的英雄事迹和傳奇故事，就成為人們歌頌的對象，在民間長期流傳。

南宋後期，畫家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初次完整地記錄和描繪了宋江等三十六頭領的姓名和綽號，民間藝人講述、演唱水滸，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話本和戲劇相繼問世。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中“小說開闢”條目中記有“公案類石頭孫立”、“朴刀類青面獸”、“桿棒類花和尚、武行者”等。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遺事》有四千餘字敘述宋江起義的情節。元代雜劇中出現了一大批水滸戲。在這些戲中，水滸英雄由三十六人發展到七十二人，一百零八人，水滸根據地梁山泊水寨已渲染的有相當規模。至此，水滸故事中人物塑造、規模擴展、場面烘托、情節充實，便日益豐富起來。

以宋江起義為原型，民間傳說為鋪墊，藝人演繹為基礎，著名小 說家施耐庵把這些不同地區流傳的故事，彙集起來，經過選擇、加工、再創作，終於寫成中國歷史上一大奇書——《水滸傳》。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小說家。名彥端，字肇端，號子安，別號耐庵，祖籍錢塘（今浙江杭州）。施耐庵自幼聰明好學，1314年中秀才，1324年中舉人。后赴元大都會試，落第。經友人推薦到山東鄆城任訓導。在山東，他搜遍梁山附近有關宋江起義的英雄事迹，熟悉了山東的風土人情。1332年施耐庵考中進士，到錢塘任縣令，因與當道權貴不合，兩年後懸印辭官。1353年，施耐庵受元末農民起義首領張士誠之邀成為其幕僚，后遭冷落，遂離開張士誠。這段經歷使施耐庵熟悉了農起起義的軍旅生活。走出軍營，施耐庵在江淮一帶以教書為生，潛心創作《江湖豪客傳》。書成后，施耐庵依《詩經》詩句，改名為《水滸傳》。

傳說施耐庵寫《水滸傳》，有一段時間是在一座小樓上。他有一個習慣，當寫作思路一時堵塞時，就情不自禁地“嘖嘖”有聲。他家養了一條小狗，當它聽到主人“嘖嘖”時，就以為是喚它吃食，連忙跑上樓來。施耐庵一見，怕狗打斷自己的思路，就用腳跺著樓板，把它趕下去。就這樣，他咂嘴，狗上來；他跺腳，狗下去。時間一長，那塊樓板竟被他跺斷了。而那條小狗也為找不到食物而被餓死。施耐庵創作《水滸傳》的艱辛由此可見。

《水滸傳》不僅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暴腐朽，揭示出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而且在主觀的思想感情方面，施耐庵相當程度地衝破封建正統觀念的束縛，滿懷熱情地歌頌和描繪了農民起義運動，把起義英雄作為正面形象進行著力刻畫，塑造了許多起義英雄的鮮明形象，具有光輝的思想價值。

忠義豪邁的水滸文化

一次起義造就出無數英雄，一部奇書樹立了一座豐碑。戰火與硝煙隨著時空的轉換已經散去，文化與精神卻在歷史的積澱中豐富發展起來。八百年的滄桑，八百年洗鍊，水滸文化以頑強的生命力，恢宏的氣勢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水滸文化不僅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本內容，而且更具有自己的特徵：正義誠信，豪邁直爽，樂善好施的忠義精神；不畏權勢，愛憎分明，奮起抗爭的造反精神；勇敢向上，一往無前，不怕艱險的進取精神；膽肝相照，榮辱與共，協作配合的團隊精神。

《水滸傳》以細緻、深刻的筆觸大膽地為來自社會底層或從上層排擠出來的一批人物樹碑立傳，形形色色的人物閃耀著忠義豪邁的水滸精神。“《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他們“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金聖嘆語），俠肝義膽，愛憎分明，敢報天下不平。逼上梁山奮力抗爭—“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苑子城中藏虎豹，蓼兒窪內聚蛟龍”；俠肝義膽英雄情懷—“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腳來時風雨驚”，“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從智取生辰綱、大劫牢、三打祝家莊，到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再到“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忠義堂排座次，將梁山好漢團隊協作精神體現的淋離盡致。從魯智深“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金聖嘆語），到阮小二“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綉錦，成瓮吃酒，大塊吃肉”，到李逵“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無不折射出梁山好漢的英雄本色，至性至情，如鑿石裂空，光明如日，澎湃似潮。

義聚梁山，夢斷愚忠。梁山英雄重義氣，互相幫助，扶貧濟弱，表現的是“小義”，梁山泊群雄會集，表現的是團結反抗封建統治，實現“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大義”。儘管義旗在梁山頂獵獵飄揚，但是盲目的忠君思想卻成為束縛義軍的桎梏。義軍將領中除李逵等極少數將領，目無皇帝，“天也不怕”外，絕大多數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種“忠君”思想給起義軍造成極大危害，終於導致轟轟烈烈的梁山農民起義因招安而失敗告終。

水滸文化是多元的，還包括商業文化、飲食文化、建築文化、民俗文化以及酒文化等。

水滸文化在梁山

水滸文化是梁山最靚麗的文化瑰寶之一。梁山作為水滸故事的發祥地，積澱了豪邁奔放，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這裡是眾多的水滸英雄的誕生地，是氣勢恢弘的古戰場，眾多的水滸遺跡，提供了豐富的旅遊資源。古戰場已不在，遺跡猶存，以水滸文化內涵為主的梁山風景名勝區景點星羅棋布。水滸旅遊是山東省委、省政府所規劃實施的一條十分重要的線路。在這裡，水滸寨、忠義堂、大型唐三彩壁畫“梁山泊英雄聚義圖”、三十六天罡星塑像交相輝映；斷金亭、黑風亭、疏財台三景鼎立，古樸壯觀；黑風口，李逵像相互點綴，遙相呼應。新辟的上山線路原始古樸，粗獷陡峭，獨具水滸特色，沿途一關、二關景點雄關壁壘，盡顯山寨氣勢；著名書法家范曾先生親自撰文並書寫的《水泊梁山記》鐫刻在140多平方米的摩崖上，文筆流暢，氣勢宏偉，堪稱中國當代第一摩崖書；新建的仿宋建築——水滸街，充分再現了宋代市井場景。

不久前，梁山縣旅遊部門適時提出了造水工程，委託北京大學風景規劃設計中心進行了具體規劃，以局部再現八百里水泊的風貌。整個造水工程分兩部分。一部分是環山一周的環山河，依據現有地勢，形成一條寬幾十米至數百米不等、蜿蜒曲折的河道。沿途設置水上軍事設施，給人以港汊縱模、莫知深淺的意境，並以此消除山腳地帶因開山採石造成的破敗景象。目前，這條全長7公里的環山河已開挖了4公里，下挖深度4米左右。另一部分是在梁山北麓，利用廢棄窯坑，建造一水庫。第一期工程先形成400餘畝的水面，營造水泊景象，再現當年蓼兒窪煙波浩蕩的風貌。該水庫現已完成勘察設計，山東省政府撥款200萬元專項資金用於水庫建設。造水工程的完成，必將大大改善梁山風景區的旅遊環境。

梁山民風淳樸，武術表演、鬥雞、斗羊別具特色。梁山是中國武術四大發源地之一，把水滸旅遊與中國武術結合起來，開展武術比賽、武術表演、武術修學旅遊、武術研究等活動，吸引水滸愛好者和武術愛好者彙集梁山，以武促旅。

打響水滸文化牌，促進經濟發展。水滸文化是一個響亮的文化品牌，其域名、其人物、其精神等均具有較高的商業價值。目前，梁山縣成功舉辦了“梁山國際武術節”、“梁山國際汽車展”等大型活動。

水滸文化的發展與傳播

宋元時期，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話本、戲劇相繼在民間傳播。《水滸傳》的問世，標誌著我國已有數百年歷史的白話文，進入成熟的階段。但是在以後的歷史風雲中，水滸故事作為文化的載體隨著政治的需要，也在進行著變化並且不斷地完善和發展。

《水滸傳》的版本很複雜。一般認為，明朝人高儒在《百川書志》中題為“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的《忠義水滸傳一百卷》是《水滸傳》的祖本。明嘉靖年間百回本，在藝術上有了較多的加工。明萬曆年間余象斗的一百二十回本，增加了“征田虎”“征王慶”的故事。明天啟、崇禎年間楊定見的一百二十回本，除增飾了余象斗本中的故事外，主要依據嘉靖版本。明末清初金聖嘆腰斬《水滸傳》，改成七十回本，以盧俊義做噩夢形式把一百零八將一網打盡而結束。因為它保存了水滸故事的主要部分，文字較洗鍊和統一，因此就成為了清代最為流行的文本。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倡白話文，以《水滸傳》的語言特色為範例，可見這部小說對我國新文學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毛澤東發起的“評《水滸》，批宋江”運動，在客觀上促進了《水滸傳》在全國的出版與傳播，形成了短暫的繁榮景象。

《水滸傳》成書後被傳到了國外，以後又被譯成了多種文字走向了世界，在國際上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蘇聯大百科全書》稱“《水滸傳》是14世紀中國文學的紀念碑，這部小說首次通過現實主義形式反映了反對地主和專政的中世紀農民起義，是一部具有豐富形象的畫廊。”日本漢學家木村英雄、倉石武四郎等給《水滸傳》以高度評價。2005年6月8日，馬來西亞翻譯出版的《水滸傳》在吉隆坡面市。

《水滸文化》由縣委宣傳部主辦、水滸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承辦。雙月刊，每期印刷5000—10000本，向省內外免費發行。截止到2010年8月，已出版發行35期。

《水滸文化》植根於水泊梁山，開闢不同的欄目，整理、編撰水滸故事、傳說，把祖國傳統的優秀文化推介開來；反映新時期的梁山變化，謳歌為鄆城發展做出貢獻的優秀人物，描繪梁山風土人情，為梁山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該刊以水滸文化見長。專註於文學性、藝術性、趣味性、可讀性。令人淡化浮燥，凈化心靈；描畫一幅長長的歷史畫卷，展示水滸文化歷史背景，人物畫廊、故里風情，社會景觀。

該刊以開放的精神辦刊：獨特的文字，獨到的見解，精敏豐饒的情趣，溫馨的生活以及與水滸有關的風土人情，為鍾情水滸、熱愛文字的人們提供一個寬廣的舞台。同時，與商家和企業合作辦刊，向公眾展示優秀企業文化、實用商業信息，搭起商家通往市場的橋樑。

《水滸文化》秉承“弘揚水滸文化，發展梁山經濟”的宗旨，立足水滸故里，致力於水滸文化的研究，以較強的知識性和趣味性得到了廣大讀者的好評，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它已超越縣市成為水滸研究方面影響比較廣泛的刊物，先後被評為“菏澤市優秀刊物”、菏澤市“優秀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由於辦刊成績突出，水滸文化藝術中心被評為“對外宣傳工作先進單位”，榮獲“山東省水滸文化事業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