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倫理

學界有一普遍性共識：現代社會出現了異化消費。法國後現代哲學家波德里亞甚至把當代社會稱為“消費社會”。可以說，消費倫理問題的提出，不是按照倫理學的內在原理，從邏輯上推論出來的。消費倫理問題的提出是與當代人類消費狀況緊密相關的。這種狀況概括起來就是“消費異化”或“異化的消費”。正是因為出現了異化的消費，才有消費倫理問題的提出。

過度地消費使人的感官、感受獲得極大的刺激和滿足。“光芒四射、琳琅滿目的商品不斷地刺激著人的慾望，使消費成為非理性的狂歡”。但是，這種消費的結果卻不是使消費主體佔有更多的幸福。消費的目的存千幸福，可是陷入更加深入的焦慮之中。當然不是 消費自身的理性反省，而是謀求獲得感官超越的消費焦慮，更深層次的是對冒著被排除主流文化的風險的焦慮。消費作為見證身份的符號給予主體以尊嚴和安全，這種異化的消費只能把人的欲求推向“惡”無限。

消費作為人的實踐活動，在傳統社會那裡並不存在於倫理領域的。因為表面看來，消費是人對物的關係，而不是人對人的關係，故而不存在什麼倫理關係。傳統的消費大多是生命的基本需要的滿足。這種消費根源於生命的自然需求，因此不存在異化問題。然而，按照波德里亞的觀點，現代社會“已經從‘物的消費’過渡到‘符號消費’。消費也不再是物的佔有和消耗，而是指向符號的消費。”對符號的追求超過了對物的功能的需求。今天的需要是超越了生命基本需要的需要，如丹尼爾·貝爾所說的“欲求”，馬爾庫塞所說的“虛假的需要”。這種消費在物面前表現為過度地“愛好”，以至於不能自我抑制，其結果必然導致對責任的褻瀆。因為過度地需要已經把他人作為工具而不是目的(在消費倫理的語境下，他人主要指的就是當下不在場的後代)。對類的關照同樣具有不可質疑的絕對必然性，也許這在人那裡更具有本能性。本能是不需要反思的絕對必然性。過度地消費造成了對人類持存的威脅。過度地消費直接的後果使有限資源在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公正分配成為問題。正是這一異化消費，才使消費倫理問題在當代成為可能。

一邊是墮落，一邊是救贖。沒有危機的消費，也不會有消費倫理的提出。人只有在困境中才能自救。著名學者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認為，“必須發展一種使用物質資源的新道德”。 ]作為救贖的道德律令，消費倫理自然在當代被引入到道德領域進行反思，即能消費的是否是應該消費的？對利益的沉迷與愛好必然要與人的道德律令相衝突。“他們的理想往往是：高高築起的鈔票、光芒四射的金銀、豪華漂亮的汽車、舒適華麗的住宅。人總要在競爭和攀比中凸顯自己的價值、標識自己的地位，然而現代人往往只知道以物去凸顯自己的價值或標識自己的地位??卻很少想到，人也可以通過完美人格的鑄造、高尚性情的陶冶而實現自己的價值並獲得自己的尊嚴，很少想到擁有豐富的精神世界比擁有金錢和汽車更重要。”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消費倫理的現狀，本文從消費行為和消費文化兩個角度進行考察。

1.從消費行為的價值取向看，消費倫理價值觀已從傳統節儉的消費觀轉向奢侈的消費觀。

中國傳統消費倫理理念是勤勞節儉為德，它肯定了勞動在創造消費資料中的基礎性作用，肯定了勞動所具有的道德價值，“賴其力苦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宣公十二年》)。這些精論都明確指出。勞動是生活的基礎，是創造的源泉，只有通過辛勤的勞動創造出物質財富，才能進行消費，才能享受生活。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人們形成了崇儉黜奢的消費習慣和道德觀念，因此中國古人把勤勞節儉作為美德，把貪慾奢靡作惡行。

《左傳》認為：“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秦思想家孔子的“禮與其奢也，寧儉”；孟子的“賢王必恭儉”，墨子的“儉節則倡，淫佚則亡”都是闡述從儉求富。利民生財的道德。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是崇儉派的集大成者，他從“小國寡民”的思想出發把“崇儉黜奢”推向禁慾主義的極端，認為“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他把儉視為人生之寶。到近代的宋明理學時，提倡“存天理、滅人慾”消費倫理觀，這種節儉消費觀達到一種近乎“禁慾”的境地，這是不利於生產發展的，違背了經濟規律。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對消費作出許多精闢的論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著作中，把節儉視為“吝嗇”與“奢侈”的“中道”。他還指出“正確的消費才是合乎德性的”在他看來所謂正確的消費也就是符合中道原則的消費即節儉的消費。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視慾望為萬惡之源，這種脫離甚至拋棄物質的消費倫理觀，否定了人的基本物質生活需要，事實上也就否定了人的存在和發展。文藝復興之後，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亞當·斯密節約消費倫理觀是這一時代的產物並為這一時代服務。

斯密認為崇尚節儉摒棄奢侈可以真正帶來社會財富的增加。“資本增加，由於節儉；資本減少，由於奢侈和妄為。”馬克思，韋伯為資本主義振興找到了理論根據即新教倫理，新教倫理鼓勵人們勤儉工作，並把它看成上帝的直接意願，同時又束縛著浪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他指出：“一旦限制消費與謀利行為的解放結合起來，不可避免的實際結果顯然是強迫節省的禁慾導致了資本的積累。在財富消費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夠通過生產資料使財富增加”，這種消費價值觀有著把致富從中世紀禁慾倫理的禁錮中解脫出來的心理效果。2O世紀3O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頻繁發生，為了刺激消費，凱恩思反對勤勞節儉，主張擴大消費。他認為節儉是導致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隨著資本主義的宗教精神逐漸被世俗精神所取代。

以美國為例，從2O世紀初，美國的文化界和青年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向清教傳統發起了進攻。他們蔑視新教倫理，否定新教倫理強調的工作、節儉、節慾和嚴肅的人生態度，否定人的道德規範和社會責任。造成傳統資產階級價值體系崩潰的，正是資本主義商業文化宣傳的佔有和消費物質，不斷破壞著強調節約、儉樸、自我約束的傳統價值體系。現代新科技和市場的作用，促成了消費社會的形成，步入消費社會，人們消費行為的價值取向是奢侈型消費，主要表現在攀比型消費、炫耀型消費和無效消費(虛假消費)等，這種消費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和人自身的危機。

2.從消費文化的角度看，消費倫理已從物的消費轉向符號消費。

物的消費主要指的是工業社會以前的消費，符號消費主要指的是后工業社會的消費。前者是對商品的消費，側重點在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後者是對與商品有關的周圍世界意義的消費。正如鮑得里亞所云：“消費既不是一種物質實踐，也不是一種富裕現象學，它既不是依據我們的食物、服飾及駕駛的汽車來界定的，也不是依據形象與信息的視覺與聲音實體來界定的，而是通過把所有這些東西組成意義實體來界定的。消費是在具有某種程度連貫性的話語中所呈現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實總體性。因此，有意義的消費乃是一種系統化的符號操作行為。”

物的消費主要體現在商品社會中。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從表面上看，似乎人們在生產勞動中相互得到需要的滿足，相互實現著消費關係，但實際上，每個為他人的需要而進行生產是一種假象，隱藏在這個假象背後的是人們之間的相互掠奪，相互欺騙和相互奴役的實質。人的需要的滿足不但沒有成為人的本質的實現，反而成為人走向奴役之路的手段和橋樑。因為你的需要“它們根本不是一種賦予你支配我的產品的權力和手段，倒是一種賦予我支配你的權力和手段。”這表明人對物的消費已轉向對物的頂禮膜拜即人物化，人的社會關係轉化物的社會關係；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實質上是人的消費異化。

弗洛姆認為，現代社會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給人以快樂，滿足人的多方面生活，豐富人的情感，而是單純的為消費而消費，消費本身成為目的。人們購買了許多東西，“只不過是為要有；我們對無用的擁有感到滿意”，而“人的思想、理性被機械性消費所取代，人變成了一架沒有思想，沒有情感的消費機器”。_一般來說，消費就是對物的佔有、使用和消耗。物之所以能被消費，正是因為其具有功能價值(使用價值)。消費是和人的需要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當然消費不僅僅限於物質上的，還包括精神文化消費，如各種各樣的時尚消費和休閑娛樂消費。精神文化消費的前提條件是物質極大豐富，這正符合當前消費社會所具有的特徵 消費社會是一個被物所包圍，並以物(商品)的大規模消費為特徵的社會，這種大規模的物(商品)的消費，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係和生活方式。

其標誌是：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福特製”是對“泰勒制”改進和完善，發明了依靠非熟練工人在中心裝配線上使用通用零部件的大規模生產方式，設計完善的裝配線和統一精緻的通用零部件降低了工人手工技能的要求，同時也使工人失去了對自己勞動的控制，哪怕在最小的細節上也被迫從屬於生產過程。這使得工人沒有餘暇在工作時間內恢復體力，導致筋疲力盡的工人在下班后不再可能去從事生活資料的家庭生產。可見，福特主義(工業社會)把工人看作工廠這一巨大齒輪上的螺絲釘。而大規模的生產必然要求大規模的消費，這造成福特主義一個主要的弊端是“僵化”，很難適應迅速變化的市場需要，於是它被靈活的後福特主義(后工業社會)所取代。它的靈活性體現在：一是生產針對“目標消費群體”的小規模、小批量的產品；二是採用新的信息技術(大眾媒體)來聯接生產與銷售，以適應後現代社會迅速變化的時尚和趣味。

在這種理論基礎上促使了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的興起。可見，作為生產邏輯延伸的消費不但對經濟的作用和貢獻加大，而且在社會生活中從原來的“邊緣角色”變成了“時代的主角”。正是在此意義上，鮑得里亞一反傳統的消費觀，他認為消費不等於需要的滿足，消費不是被動的吸收和佔有，而是一種建立關係的主動模式。“告訴我你消費的什麼，我就會告訴你你是誰，你屬於哪個階級或階層的”，消費物品的符號已經成為劃分身份和地位的象徵。鮑得里亞企圖運用符號社會超越商品社會，這是有失偏頗的。在消費社會中，我們並不能否定符號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象徵意義，但是決不能用符號決定消費來取代生產決定消費這一經濟規律。無論是攀比型消費、炫耀型消費還是消費主義都是消費異化的結果。消費異化源於生產異化，生產異化源於人性的異化即人自身的物化和商品化。

造成的結果是人自身存在著內在的分裂，即人在消費過程中既不能認識自己也不認識他人，人在自身建構的物體系中，像一束電流在消費物中來回穿梭。在消費社會中，人的消費異化形式已從物的異化轉向符號異化。正是在此基礎上法蘭克福學派以批判的眼光剖析西方消費主義文化，他們認為西方消費主義文化隱含著政治目的和操縱意識對人們生活方式起著麻醉和“物化”的效果。在一種同一的和大眾的消費文化的統攝下，消費者產生的是虛假需要，人們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他們面對眾多的商品，卻已失去了判斷和選擇能力。消費者不再有創造和解讀消費文化的慾望，因為這時的消費文化已不再是一種基於消費者需求生產出來的與消費者貼近的日常生活文化，而成為一種異己的意識形態力量。鮑德里亞在此上確信，消費主義不只是一種地區性經濟文化癥候，也正成為全球性的經濟文化特徵。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當然不只是一種消費市場的西方化擴張過程，也是“消費主義”甚至“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過程。正是西方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控制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紛紛仿效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及其派生出來的消費方式，使得奢侈型的消費方式逐漸向全球擴展，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普遍性。

(一)消費倫理的審美維度

那麼，消費倫理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消費倫理是要把作為消費對象的自然物納入到倫理中來嗎？顯然不是。消費倫理不是更換倫理的對象，不是讓人對人的倫理關照發展出人對物的倫理關照(表面上看是使人在消費物時多一些倫理關懷，其實不然)。既然自然物作為沒有理性的存在，並不具有自身作為主體的功能，就無法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類似傳統的倫理關係，至多是人在自然物面前超越功利，構建一種審美的價值關係(這是人與自然和諧關係可能的一個維度)。

消費固然指向一個作為自然物的對象。人與自然物之間，首先是一種功利關係，即自然物是人類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手段。但僅是這一功利關係，則人類只是把自然物看作了工具，而沒有把自然物本身看作是人的倫理對象。因此，在消費倫理的語境中，自然物如果能夠作為超越功利的對象，那麼，人與自然物之間也會建立一種倫理關係。而這種關係恰恰就是審美活動。只當人把自然物作為人的審美對象，而不是功利對象的時候，則人與自然物之間才能建立一種倫理關係。然而，問題是，當人把自然物作為審美對象的時候，也並非是建立了人與自然物之間的倫理關係，其實質仍然是人與人自身的倫理關係。也就是說，當人把自然物作為審美對象的時候，恰好表明的是人以人的目光—— 人遵照自己的審美情趣—— 構造出來的對象，是人與自己的倫理關係通過自然物得到的彰顯。在這個意義上，消費倫理仍然是人與人自身的倫理關係，而不是人與自然物之間的倫理關係。

(二)消費倫理是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倫理關係

消費倫理的提出並非顛覆傳統倫理觀念，旨在與其殊途同歸。與其說是擴大傳統論理學的邊界，到不如說是拓深倫理的層次，使倫理進一步自我完成。

物所遮蔽的說到底還是人與人之問的關係，仍然是人對人的道德關係，其實質是當代人之間的倫理關係拓深到當代人與下一代的倫理關係。這樣的關係從來不是強加到人身上的，即使動物也存在對類的持存的本能。人的本性之中固有對“類”的形而上學的關照。這樣的倫理反思更能拷問人的理性能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能否為自己的愛好私利找到“絕對必然性”。理性能力只能在非理性擴張之際得到確證，正像馬克思所言，異化的揚棄和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羅爾斯頓指出，環境倫理是一個人的道德境界的新的試金石。那麼消費倫理無疑是人作為類的存在的“敲門磚”。如果人不能對其同類負責任，又如何談及對異類(自然和動物)存在道德呢?“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夠在一代一代之後存在下來的是物，是經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築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產生、完善與消亡的卻是我們自己。”我們到底能留下什麼確證曾經存在的意義?

(三)消費倫理是對時代性的人類問題的理論自覺和哲學反思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任何時代的人類性問題必然在作為時代精華的哲學中得到表徵。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消費文化擴張的外在誘發、人類生存困境的內在驅動，需要我們對現有的消費觀念進行反思。消費倫理問題提出既是對時代問題的應答，同時也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論自覺。

本來消費是一個經濟概念，是人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行為。“我們需要的是消費品的使用價值，我們所消費的也是消費品的使用價值。”農業文明的消費模式就是這種以滿足自身需要為目的的節約性的消費。當然這種模式的消費是以人沒有過度消費的能力相適應的。科學技術水平下的生產力，這個狀態下的消費是符合需要的，所謂的消費倫理問題是不在場的，是沒有意義的。“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工業文明的消費方式打開了人的感性慾望的閘門，同時作為人的理性本能又不斷自我批判和反思。人的存在就是矛盾。人無知時，所有的東西都不是問題。當人有知時，作為知的知既刺激了人的渴望，同時作為知的知又跳出來約束和遏制人的慾望。

人掙扎在理性和感性之中。科學技術的“座架”，人的工具理性的高揚，使原本消費使用價值的行為突破了原有的界限。人的消費蛻變成為“時尚消費”、“符號消費”等揮霍性的？肖費。這種消費超越審美，超越使用價值。那麼，這種消費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審美情趣的提高呢？還是奢華之下空虛無所適從的掩飾呢？是人的身心真的在這種消費得到真正的自由呢？還是為了得到他人對符號的艷羨獲得的滿足，從而在他人的目光中以此乞求沒有底氣的從容呢？人剛剛掙脫了“本質主義的肆虐”的風暴，又陷入了“存在主義的焦慮”的旋渦。物化的時代消費同樣是異化的。而這種異化的消費源於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人自身的存在方式決定人只能是自我救贖。對異化消費的超越，呼喚對？肖費的倫理制約就是對凸顯的消費問題的理論自覺和哲學反思，表徵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自在、自覺到自為。人的崇高和偉大不是在於“出生牛犢不怕虎”，無知的自信是空的，沒有內容的，也就不能稱之為“自信”。而是在於我是知的，我是自覺的，我是自律的。我能為我自己設定的問題自我解決。這是理性的偉大，這種自信是真實的，有內容的。

消費倫理問題的提出適時地表徵了人類對A身行為的擔憂，對未來可持續生存的茫然恐懼。消費倫理就是要為人的過度消費行為設定必要的原則，即：人能消費的，未必是應當消費的。這一原則的前提是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對類的關照是所有生命的本能。在生命這樣原初的衝動之中，所有的物種都是一樣的。動物對類的關照是本能的、直接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本能就是最根本徹底的理由，因為動物的全部存在就是本能。而人的對類的關照則是形而上學的、是反思的，人的存在是本能和超本能的。人能自我意識其為本能、超越本能。在“人身依附關係中”，人和？肖費和而為一。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狀態中，人與消費是分離的。啟蒙和開化愈使人對自己的豐富性感到新奇，同時愈使人無所適從、慾壑難填。人消費的不是需要，而是慾望。慾望無限，人在消費中自我迷失。對消費品的渴求以及對之獲得的幸福嚮往的體驗隨著對消費品的佔有而消失，隨之邇來的是對下一個能夠獲得滿足的消費品的搜索和渴望。實際情況是：不是佔有了消費品讓人幸福，而是在對消費的意淫中找到了快感。消費背離了自身，消費背離了人，消費操縱了人。這就是現代社會中異化了的消費。

一方面，消費倫理仍然堅持著作為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這是傳統倫理確立的有效界限。但消費倫理又超越了這一界限，即把後代人拓展為倫理對象。馬克斯·韋伯曾經深刻地指出：一個事物若失去了傳統價值意義系統的支持很容易陷入合法性的危機，而消費倫理學企圖擴大傳統倫理學的邊界，也就常常面臨著顛覆傳統倫理從而導致失去傳統道德資源的支持並造成人們對其存在的正當性產生懷疑。在這個意義上，消費倫理不是要建立人與物之間的倫理，而仍然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倫理。但它已經超出了傳統倫理的範圍，而是拓展到了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倫理關係。

另一方面，消費倫理的建立不是要返回人類蒙昧的狀態，而是要在人的理性被啟蒙之後建立消費倫理“自律”。而消費倫理從表面而言，是人與自然矛盾的關係的凸顯。消費倫理似乎超越了傳統倫理的邊界，而無法得到傳統道德理論的支持，這種具有顛覆性的倫理觀念的建立顯得力量單薄和舉步維堅。傳統是我們從祖宗手裡接過的傳家寶，當然不是僵死的東西，因為我們不能原封不動地傳下去，因為我們存在過，就有存在的意義。這個意義恰恰在於時代性和對人自身類的持存的保證，至少是焦慮。消費倫理無非是要求人的消費理性化，而根植在人的本性中的理性是與生俱在的。似乎科學的日益發展越來證明人知道的越多，而人的需要越多，而約束自己的東西也越多，因為每個感性的知的背後都垂立著理性的冷峻目光。消費倫理不是要倫理而不要消費，不消費則不存在所謂的消費倫理問題，消費與對消費批判同在。“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消費源於人的生存的匱乏。馬克思所說的吃穿住顯然符合了人的基本的生存需求。需要是匱乏的表現。過度地消費反映的是什麼匱乏呢？物的滿足生理的需求已經轉變為滿足心理的、精神的需求，以對物的崇拜來填補精神的空虛，人在更淺薄的意義上存在，道德與崇高退入背景，成為被傳誦的神話。這樣的邏輯後果必然造成自我毀滅的人文景觀。

總之，消費倫理問題在當代的凸顯，給傳統倫理學帶來了挑戰。一方面，消費倫理仍然作為人與人(後代人)之間的倫理；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在傳統倫理的有效範圍之內，而是把倫理拓展到了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這其中必然遇到種種理論困境。如何能夠消除異化消費，在“消費社會”的今天，如何建構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倫理，成為了當今時代倫理學的一個重要主題。

無論是消費行為從節儉的消費觀到奢侈的消費觀的轉變，還是消費文化從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的轉變，在一定社會意義上都是消費倫理從一種極端到另一種極端的轉變。為了扭轉這種極端，克服人的異化現象必須堅持如下原則。

1.生態化適度性原則

生態化適度性的消費理念，是對人類與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約辨證關係的深刻意識和把握，是對消費主義文化的揚棄，是對追求消費增長超限性、無度性的批判否定，是人類在更高層次上對自身消費活動的理性約束和規範，是未來生態文明時代人類消費活動的基本原則。適度性原則追求的目標是人類需求和自然需求相和諧，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相協調，消費數量增長與消費質量的提高相結合，力求改變消費過度和消費不足並存的不均衡現實。它是人類消費倫理的重新選擇。適度性消費，強調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協調發展，以提高生活質量為中心。它不是通過消費量的無限增長來企求幸福，而是通過提高精神生活水平來獲得幸福感，它既不是過度消費也不是消費不足，既反對禁慾主義貶抑消費，又反對縱慾主義張揚消費，它並不反對隨著科學進步和經濟發展提高消費，它倡導的是健康理性的有節制的消費。適度消費觀以提高生活質量為標準，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完善。生活質量強調的是生活舒適、便利的程度，精神上得到享受和樂趣，生活意義和精神價值。在現在物質生活比較豐富的前提下，生活質量的提高一個顯著標志就是人的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的豐富和充實。

生態化適度性消費又是一種均衡性消費，要求人類代內之間以及代際之間的消費公正。生態環境破壞的根源在於人類擁有太多或太少，而只要“太多”和“太少”的消費“鴻溝”存在，地球就不會倖免於難。當今世界，雖然地球只有一個，但是世界卻有兩個：一個是富人的世界，他們越來越富；另一個是窮人的世界，他們越來越貧困。四分之一人口的富人世界消費世界60%一80%的資源；四分之三人口的窮人只消費世界20%一40%的資源。這實際上，剝奪了大多數人的發展機會。更令人憤憤不平的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垃圾”。“一個地球，兩個世界”，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縱慾無度，另一方面是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仍然為生存需要苦苦掙扎。西方許多消費品實際上是大多數貧困人的奢侈品。沒有翻 的人類社會關係，哪裡會有和渚的 與自然關係？哪裡會有自然生態的祥和安 於?{=i=相當長的時間內、人與自然的關係在國際間變成了人控制人、人奴役人的關係：因此，生態化適度性的腰則要求改，變當今這種畸形型的消費差距，使人類走上綠色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2.和諧原則

和諧是指人的和諧及其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人怎樣看待自己，怎樣處理自身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就怎麼看待自然。因此說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就沒有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和安寧，人的和諧是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前提和基礎。人的和諧包括人自身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自身的和諧指人自身消費的多元化。目前，人自身定位多是一元化，主要表現在以消費更多的物質資源表示高檔，而不是以它的知識和智慧價值含量為標準。消費多元化要求消費需求的多樣化，即商品和服務的種類、質量和數量的多樣化，適應消費者利於發揮自己個性的主觀要求和愛好，使人有更多的選擇消費的自由。然而，西方社會意識形態宣傳消費主義文化製造的是“強迫性消費”和“虛假消費”。

馬爾庫塞指出：“資本主義不是憑藉壓制消費，而是通過製造消費來壓抑人的解放，並刺激勞動。人處於被灌輸和受操縱的地位，不能自由地決定真正的需要，由廣告、廣播和電視等傳播媒體製造出來的需要是虛假的。人們為了他們的商品而生活，把汽車、兩層雙向寬陽台住宅、高保真的音響、高級廚房設備等數不清的商品作為‘生活靈魂”於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怪現象：有的人儘管沒有一點藝術的鑒賞力，卻可以買下最珍貴的畫；儘管五音不全卻擁有高級的音響；儘管僅僅為了買弄才偶爾使用圖書，卻買下一座圖書館等等，這就是人自身消費異化的典型的表現。人怎樣對待自己就怎樣對待他人，人自身的異化必然導致人與他人之間關係的異化，即人與人關係失調。其結果是，現代人的消費行為不是越來越個性化，豐富多樣化。反倒是越來越“齊一化”、“雷同化”、簡單化。所謂“可口可樂”、“麥當勞化”之類的說法，正是這種趨勢的例證。

馬爾庫塞指出，“大眾傳播媒介消滅思想的豐富性和人多樣性”，“發達工業社會”創造了把個人融入現存生產和消費體系的虛假需求，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塑造出人們的新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這一切又再生產現存的體系並且力圖消除、否定批判和對立。結果是思想和行為“單向性”，“單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聞信息的提供者系統地推進的”.還他指出，傳播媒介和公共領域所使用的“單向語言”起到了壓抑意識形態的功能性，富裕社會憑藉大眾傳媒以無孔不入的方式擠進人們的內心深處，消滅了從思想上顛覆和改變現狀的文化。從文化層面說，消費一旦同質化，就意味著文化的生態平衡被瓦解。生態受制於平衡才呈現繁榮興旺的可持續態勢，文化環境中失去自主性和多樣性，類似於自然環境失去了目主性和多樣性。因此，我們應提防富裕社會憑藉大眾媒介的方式灌輸他們 消費主義意識形，保持消費倫理的多樣性和 衡性。

3.“以人為本”原則

無論是確立生態化適度性原則還是堅持和諧原則，最終目的是為了人通過人最終實現人本質的徒現，使人從消費異化中擺脫出來，在一個乾淨的良性循環的環境中成長。從價值論的角度來看，人類如何對待周圍的自然界，實際上是人類如何對待自己的問題，是人類的部分與整體、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關係問題。當我們把周圍的自然界叫做“環境”的時；當我們把自然的許多存在物叫做“資源”時；當我們把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叫做“生態危機”時；我們實際上都是在把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作為人類自身的問題而提出來思考和處理的。

資源和環境問題本身就是從人類角度提出的問題，當然也只能由人類本身以人的方式、按照人的需要和能力來解決問題。人的消費方式，消費的內容、消費的社會意義等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可能有差異，然而，基於物質(商品)或商品的象徵性的一元化的消費又是人的一種“單向度”的消費。人所以為人，在於人的消費的豐富性，多樣性和多層次性，世上沒有整齊劃一的消費模式和消費意識。但我們提倡“以人為本”的消費倫理原貝lj，並非“人類中心主義”，因為它在滿足人的多方面需要的同時還兼顧滿足自然需要，克服和避免了人在消費領域中異化。它體現著人與自然之間是友好和諧關係，而非人對自然的征服之欲。

我國現階段消費倫理要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適應，要與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特點相適應。具體來說，現階段構建我國社會主義消費倫理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原則

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的消費倫理必須符合這個基本國情。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要以其統帥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規範。消費倫理作為社會倫理體系的組成部分，也必然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落後的生產力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消費倫理要促進社會

生產力的發展，要有利於全體人民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要最終服務於提升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二)尊重歷史原則

任何倫理道德規範都具有歷史繼承性，消費倫理也不例外。數千年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對我國消費倫理具有重要的影響。構建新時代的消費倫理必須承認歷史、尊重歷史，發揚傳統的優良道德。在東西文明的衝擊融合過程中，只有堅持民族的、科學的東西，才能夠真正實現人民福利的不斷提高。例如，中國歷史上素來注重倫理對行為的約束，在消費上強調要符合道義，一方面“民以食為天”，強調消費要滿足自身需要，另一方面“不食嗟來之食”，強調消

費行為的道義性。再如，崇尚節儉，反對浪費，是我國優良傳統，“崇儉黜奢”是貫穿我國消費倫理的一條主線。很多的消費傳統和習慣已經具有了很強的文化色彩。所有這些在構建新時代消費倫理時都必須予以足夠的尊重。

(三)公平正義原則

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大任務。公平正義不論是作為價值、原則，還是作為制度、規則，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在的本質的要求。消費是各項經濟活動的最終歸宿，消費行為要求較之其他經濟活動對公平正義的要求更為強烈。消費倫理的公平正義不僅包括消費者消費權利公平、消費機會公平、消費規則公平和消費環境公平等，也包括代際消費公平和人類消費行為與自然界之間的公平。

(四)社會和諧原則

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各種社會矛盾，社會發展就是這些矛盾運動的過程。和諧社會就是要在發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消費是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構建社會主義消費倫理必須在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基礎上，兼顧各方利益，促進和諧消費。

消費倫理涉及到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其形成機制十分複雜，必須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來建設。

(一)採取有效措施，積極培育社會主義倫理道德

社會主義消費倫理是社會主義倫理規範在消費中的具體體現，建設社會主義消費倫理，就是要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生為指導人們消費行為的自覺行為規範。首先，要加強教育引導，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轉化為社會群體意識。要在全社會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宣傳教育活動，各類媒體要成為推廣主流價值觀念的主渠道，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滲透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之中。其次，要注重實踐養成，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業的規章制度，使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人們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第三，強化機制保障，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體現到制度設計、政策法規制定和社會管理之中。要充分發揮政策的導向作用，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政策都有利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使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行為得到鼓勵，違背主流意識形態的行為受到制約。

(二)培育消費者的社會責任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社會主體行為要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倫理道德規範，胡錦濤同志倡導的“八榮八恥”是社會主義倫理道德的概括和總結，每一個公民都應該用來指導約束自己的日常行為，包括消費行為。人們通常將消費視為個人的經濟的範疇，而對其社會性缺乏足夠的重視。實際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消費行為具有非常強的社會性。首先，個人消費具有示範性，個人消費行為對周邊以及相關人員的消費具有一定的影響，例如明星消費行為對大眾消費的示範性，父母消費習慣對子女消費觀念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性等等；其次，個人消費

行為結果的綜合形成總的社會消費，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三，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體的行為取決於貨幣“選票”，消費者購買行為實際上是對產品和生產者的“投票”過程，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對企業行為具有很大影響。消費行為的社會性要求消費者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將社會道德納入消費者效用函數，做有道德的消費者，進行合理消費，積極地行使消費者主權，強化對生產企業消費者外部治理，推動全社會良好的道德形成。具體來說，就是消費者要積極支持注重環境保護、社會公益、誠實守信等具有社會責任的企業產品，主動拒絕危害社會公益企業的產品。例如，關注保護環境，消費者就要主動拒絕環境污染企業的產品，倡導綠色消費；愛國主義在消費上體現為積極培育民族品牌，支持國貨等等。

(三)突出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的主體地位

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社會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物質和文化需要，因此，消費過程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為最終目的。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體現了消費過程中的人本主義，消費是消費者的自主行為。消費者消費主體地位要求消費者按照自身的效用函數做出是否消費以及如何消費的自主決策；要求消費者消費行為不得損害其他消費者的利益；要求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配置社會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需要；要求賦予廣大人民平等的消費地位，杜絕特權消費；要求為消費者創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和消費秩序等等。確立消費者消費過程的主體地位，就是要切實落實消費者各項權利，如安全權、知情權、自主選擇權、求償權等。同時，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應主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行使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利。

(四)樹立可持續的消費觀

消費以滿足人們需要為目的，但是人類的需要是無窮盡的，任何消費都以社會資源為支撐，而資源總量上是有限的。消費慾望的無限性與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構成消費倫理的基本矛盾。人類社會要發展，消費行為就要不斷地延續，可持續地消費人類作為消費主體再生產的基本前提。消費行為要求資源約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這裡的效用最大化不是一個靜態的最優，而是長期、動態的最優化。可持續的消費觀是消費者消費過程中主體地位的必然要求。可持續的消費觀包括消費主體消費能力的可持續性和消費需求資源保證能力的可持續性兩個方面。消費主體消費能力的可持續性包括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要有利於自身的健康，杜絕不健康的消費方式和消費習慣；消費要滿足當代和後代消費能力的可持續性。消費需求資源保證能力的可持續性包括消費要在資源保證能力之內進行，不能涸澤而漁，透支資源環境，要保證資源環境的再生能力，為人類的未來消費保存充足的資源環境基礎。

(五)崇尚節儉，反對浪費

節約與浪費始終是消費倫理中重要的課題。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升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消費又是總需求的重要內容，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有效地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發達國家市場經濟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持續地生產能力過剩，面對經濟大蕭條，凱恩斯主義提出了著名的“節儉悖論”，一段時間以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奢侈浪費曾經被稱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美德。然而，人類過度高消費很快遇到了資源短缺的硬約束，資源環境不斷惡化已成為困擾現代人類世界性問題。另一方面，在資源總量既定的前提下，部分人的奢侈生活建立在更多人的貧困之上。浪費是部分資源沒有產生足夠的效用，從而造成總體人民福利的減少或下降。崇尚節儉，反對浪費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有利於優化消費資源配置，提高全民消費水平。需要注意的是，節儉不等同於節慾，節儉不是遏制正常的消費需求，而是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增進總體的消費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