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平

王一平，男，漢族，1914年12月生，山東榮成東山鎮八河孔家村人。

1932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文登鄉師肄業。

1932年至1935年，在山東省立第七（文登）鄉村師範學校學習，任黨支部書記。

1935年至1937年，任山東省榮成縣徐家村小學教員，在西安東北軍學兵隊學習，任東北軍抗日先鋒大隊政治處政工人員。

1937年至1938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任黨支部書記，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38年至1945年，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4支隊中隊指導員、3團黨總支部書記、4團政治處主任，山東縱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1支隊（旅）政治部主任，山東縱隊第4支隊政治委員，泰山軍分區政治委員，沂蒙軍分區政治委員兼地委書記，中共魯中二地委書記。

1945年至1949年，任山東軍區第4師政治委員，魯中軍區前方政治部主任，華東野戰軍第8縱隊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

1949年至1952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6軍政治委員、第22軍政治委員，第8兵團政治部主任。

1952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委員。

1956年6月至1957年4月，任中國科學院上海辦事處主任。

1956年8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62年5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

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市委秘書長、市委外事小組組長（1964年8月起）。

1965年3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市委秘書長、市委外事小組組長。

1966年至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下放幹校和工廠勞動。1971年至1972年，在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調查組工作，任地區組核心組成員。

1972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

1977年1月至1983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

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第五屆政協主席。

王一平是黨的八大、十一大代表、十二大候補代表、十三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王一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7年2月28日21時08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3歲。

2007年3月9日上午，各界人士600餘，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上海龍華殯儀館，為王一平同志送別。

王一平病重期間和逝世后，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王兆國、劉雲山、吳儀、賀國強、王剛、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李嵐清、顧秀蓮、盛華仁、路甬祥、烏雲其木格、華建敏、陳至立、肖揚、劉延東、阿沛·阿旺晉美、羅豪才、徐匡迪和李德生、肖克、張勁夫、彭沖、王芳、谷牧、鄭天翔、劉復之、楊白冰、田紀雲、遲浩田、張萬年、王漢斌、張震、倪志福、李錫銘、鄒家華、布赫、彭佩雲、韓杼濱、吳學謙、錢學森、葉選平、楊汝岱、任建新、孫孚凌、朱光亞、陳錦華、毛致用、鄧力群、張廷發、韓光等分別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谷牧介紹他加入共產黨

王一平，原名王炳真，1914年12月出生在山東榮成的一個漁民家庭，1932年夏，王一平以優異成績考取山東省立鄉村第七師範學校（即文登鄉師），很快接受進步思想和地下黨的教育。同年10月，由劉家語（谷牧）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工作。

1935年秋，王一平參加了由共產黨領導的膠東“一一·四”武裝暴動，因敵我力量懸殊，武裝暴動很快失敗，王一平也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他連夜坐小船先到煙台，再從煙台到北平，與先期到達北平正在從事“左聯”工作的谷牧取得了聯繫。王一平是家中的獨子，忽然離家出走，奶奶傷心之至，憂心如焚，竟哭瞎了雙眼。

1936年8月，受黨組織委派，王一平、谷牧等一批黨員和大批平津愛國青年來到西安，到東北軍學習軍事，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統稱“學兵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之後，王一平在隨東北軍撤離西安的途中，接到上級黨組織的指令，轉往延安。

王一平於1937年初到達延安，加入紅軍。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而後在中央黨校學習。畢業后，黨組織安排王一平回山東，參加抗日武裝鬥爭。王一平憑著堅定的信念和出眾的才能，在黨組織的培養下，迅速成長為我軍的高級政工幹部。淮海戰役時，王一平任華野第八縱隊政委，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戰役時任第二十六軍政委，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打‘老虎’，不該定指標！”

1952年2月，由陳毅親自點將，時任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的王一平轉業到地方，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與此同時，任濟南市委書記的谷牧也奉命調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當時正值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的“三反”運動進入高潮，上級嚴厲批評上海“打虎”工作不力，說“其他地方‘老虎’越打越多，上海‘老虎’為什麼越打越少”。緊接著，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在上海召開全市黨員動員大會，批評上海“三反”運動落後於全國各地，會上宣布了對15名貪污和“打虎”不力的負責幹部撤職、查辦、停職反省等處分，要求改變運動遲緩狀態，身為“三反”領導小組成員的王一平，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王一平說：“什麼叫‘老虎’越打越多，‘老虎’越打越少？‘老虎’在社會上有多少就打多少，更不該定指標。最後上海打“大老虎”1390隻，“小老虎”8303隻，比預定的指標多打了1000多隻。其結果，打出了許多假“老虎”，造成了許多的冤案。後來，黨中央發現了“打虎”運動的擴大化問題，要求各地進行甄別工作。5月下旬，全市布置各單位進行一次複查，結果“小老虎”的數量由原來的8303隻下降為1012隻，“大老虎”由1390隻下降為36隻。

事實證明，王一平當時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由於王一平的思想與當時的“思潮”是不合拍的。再加上他患有神經衰弱等疾病，就辭去了組織部長的職務，到大連、青島休養。

“將彭柏山打成反革命，我做不到！”

1955年1月，王一平復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不久，全國開始了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彭柏山因與胡風上世紀30年代就認識，彼此之間又有書信往來，被內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黨內的代理人。上海市委成立了“彭柏山專案組”，由市委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陳丕顯任組長，王一平任副組長。在此之前，王一平和彭柏山並不熟悉，沒有私交，只是工作關係。解放上海時，王一平是二十六軍政委，彭柏山是二十四軍副政委，兩人只是在華東軍區開會時才見面。彭柏山是1953年3月調市委宣傳部接谷牧任宣傳部長的。王一平懷著對工作對同志極端負責任的態度，認真查閱了彭柏山與胡風之間的來往書信和其他的材料，並沒有發現兩人有什麼反革命言論和行為。因此，王一平不同意將彭柏山定為反革命分子。在一次討論彭柏山問題的專題會議上，王一平與專案組的有些同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有關領導還是根據上面的意思，執意要逮捕彭柏山。王一平聞訊便將所有專案組的材料，放在桌子上說，要我僅憑這些材料將彭柏山打成反革命，我做不到，你們另請高明吧！不久后，他又毅然辭去了組織部長和專案組副組長的職務，再次休養。

王一平的努力和抗爭並未改變彭柏山的命運，會後彭柏山當即遭到逮捕，被開除黨籍，判處徒刑。在獄中彭柏山曾經自殺過一次，后提出要見王一平。經組織批准，王一平到獄中看望彭柏山，並做了思想工作，彭柏山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刑滿釋放后，彭柏山流放青海，隨後又安排到廈門大學當一名普通員工。60年代初，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王一平受柯慶施同志的委派，前往福建前線檢查戰備工作。他順便還到廈門大學看望了彭柏山。後來有人向中央寫信告狀，說彭柏山這樣的人不宜放在福建前線，於是彭柏山再被調往鄭州河南農學院。他在“文革”初期被紅衛兵造反派活活打死。粉碎“四人幫”后，彭柏山的冤案得到徹底的平反昭雪。王一平參加了彭柏山的追悼會。

王一平的“不識抬舉”，激怒了張春橋

在1967年的“一月風暴”中，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奪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黨、政大權，王一平和其他市領導一起遭到批鬥。隨即被隔離審查，然後又被送往“五七幹校”強迫勞動，交代“問題”。在幹校中，王一平埋頭苦幹。他划船、挑擔樣樣在行，受到好評。

由於王一平長期在部隊工作，除“走資派”外，造反派也搞不出其他什麼問題。一天，馬天水、王少庸突然找到王一平，表示只要王一平站出來揭發陳丕顯就可以馬上“解放”。王一平心裡當然清楚，“解放”對他意味著什麼，但王一平是很有原則的，他決不是見風使舵的人。王一平明確表示，我也是書記處書記，如果市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也有責任，決不能由第一書記一人負責。再說我是分管幹部的，現在上海那麼多部、委、辦、區、縣、局的幹部都沒有“解放”，我現在“解放”是不合適的。馬天水、王少庸碰了壁，灰溜溜地走了。王一平如此“不識抬舉”，大大激怒了張春橋。張春橋日後在一份“五七幹校”的簡報上惡狠狠地批示：“王一平勞動表現好，但思想反動。”王一平一直到1971年下半年才被“解放”。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補發的數千元工資全部交了黨費。

1972年秋，在一次北京召開的全國會議上，王一平的老戰友紛紛指責張春橋，說：“王一平‘解放’了，為什麼不安排工作？”周總理知道后，親自點名，是年底王一平擔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一平主動提出分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

為穩定上海殫精竭慮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中央領導專門派人於7日晚，找到王一平，一是向王一平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二是要求王一平儘快了解“四人幫”餘黨的動態，及時彙報中央。因為王一平當時只是一名沒有實權的市革會副主任，根本無法接觸“四人幫”的核心機密。這時，王一平想到了一個人，即時任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廳主任的張敬標。張敬標也是一個老幹部，“文革”前曾任楊浦區委書記，是王一平的老部下，“文革”中他投靠造反派，成了“上海幫”的核心成員和骨幹。王一平向張敬標曉以大義，陳明利害。結果，張終於將“四人幫”餘黨內部開會的內容，包括文件的副本交給了王一平，王一平通過專人及時地向中央作了報告。

黨中央對上海可能發生的武裝叛亂，及時地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先後將馬、徐、王調往北京。當上海的“四人幫”爪牙感到中央出了“大事”，企圖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時，主持會議的張敬標卻以“市領導”不在，情況不明為由，使武裝叛亂未能付諸行動。

1977年1月，中央任命王一平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和市委班子的主要領導團結一致，和衷共濟，夜以繼日地工作。從1976年10月開展清查運動，到1979年底，上海基本查清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中的重大事件，摧毀了“四人幫”在上海的幫派體系。上海在清查工作中獲得“四人幫”的罪證有98件，均被列入中央印發的“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中。審判“四人幫”時，由上海法庭提供的證據達174件，佔全部材料的三分之一，確保了對“四人幫”審判的順利進行，同時保證了上海社會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將畢生珍藏捐給國家

王一平在80年代初就離開領導崗位，只擔任中顧委委員，1995年正式離休。王一平離休后，堅拒為他配備專職秘書，王一平說：“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很不容易，我現在已經不工作了，再配一個秘書跟著我，就是浪費，也影響秘書的個人發展和前途。”

王一平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而且對藝術品收藏情有獨鍾。幾十年來，他的工資除了交黨費、房租等開支外，其餘的都花在了藝術品收藏上。60年代初，王一平要購買一件難得一見的明代花鳥畫家林良的紙本精品，但要價800元，加上紫檀木盒共計900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了。錢不夠，王一平就拿一張幾年前從文物商店購買的吳昌碩的《秋菊》圖去變賣。當時文物商店給的收購價格遠高於購買價格，王一平卻執意按購買價格收了錢款。用市場經濟的眼光看，這可能是過於迂腐了，但這也反映出王一平注重藝術本原、漠視商業價值的收藏理念。王一平的收藏求“真”求“精”不求多，其水準在收藏圈內是有口皆碑的，同時還帶動了上海一大批老幹部熱心收藏，此亦傳為佳話。

隨著年事漸高，王一平對家裡收藏品的去留有了慎重而周密的考慮。王一平夫人去世后不久，王一平就召集5個子女開家庭會議，提出將他收藏的古代藝術品捐給國家，而把現代畫留給子女作紀念。子女經過簡短合議后，一致表態支持王一平捐古畫、留現代畫的意願。1998年夏天，南方發生特大洪災，他決定捐款100萬元，支援災區人民。錢從何來？他認為留給子女們的現代畫也是有一定經濟價值的，他要子女們先湊足100萬元，再將現代畫留下作紀念。如此，一方面既了卻了他的捐助災區的心愿，另一方面，在留給子女們藝術品財產的同時，讓孩子們一起參加這一善舉，很有意義。實質上，他是以另一種方式將這批現代畫提前捐了出去。為了湊足這筆錢，他的小兒子還向單位預借60萬元，以後從每月的工資中扣還。1998年下半年，王一平分別約見上海博物館和青島博物館的有關同志，把包括前述林良作品在內的一批古代藝術品捐給上博，把4幅古代膠東籍（父親故鄉）書畫家的作品捐給青博，完成了他捐贈古代藝術藏品的心愿。

對家人嚴格要求

王一平的“過分”，是出了名的。他對家人的嚴格要求，幾乎已達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先說對他的夫人張梅修。粉碎“四人幫”后，王一平官居市委書記，分管組織、紀檢等工作。當時，市委籌組市紀委，組織上欲調張梅修去工作，她自己也願意去。誰知，王一平不同意。理由是：“我分管的部門，你不能去。”張梅修生氣地說：“如你當第一書記，是否我就不能在上海工作了呢？”但最後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只能作罷。上世紀70年代末，市園林局黨委擬提張梅修等兩位同志為局黨委副書記，市委批件下來后，不見了張梅修的名字。時任園林局黨委書記的白書章也忍不住責怪說：“一平太過分了。”張梅修1938年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是正處級幹部。按理論資歷論能力，都屬於正常提拔。張梅修一直到離休前都是正處級。

再說，對待子女們。上世紀80年代，他的二女兒夫婦倆按政策可以從部隊轉業回上海。但王一平不同意。理由竟然是，他曾分管過上山下鄉工作，當時上海老百姓幾乎家家都有子女在外地，自己的孩子不能全留在身邊。王一平一言九鼎，二女兒一家至今還生活在外地。王一平雖然長期分管幹部工作，但他卻從不讓子女們走“仕途”。因此，5個子女包括配偶，沒有一個當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