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姓七望

李氏分為兩大支。

隴西李氏源自於顓頊孫皋陶之後，世為理官，到了周朝時相傳有道家鼻祖老子李耳。其後是秦國的司徒李曇長子隴西郡郡守李崇，李崇之次子瑤為南郡守，封狄道侯；其孫李信為大將軍，封隴西侯。其子孫飛將軍李廣是漢朝時的重要人物。魏晉時期，隴西李氏在亂世中興起，西涼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國主。南北朝時隴西李氏高官累世不斷，門第高華，與趙郡李、清河博陵崔、范陽盧、滎陽鄭、太原王並為中原五大高門士族，到了唐高宗時頒布法令禁止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隴西李氏到唐朝時連續出了10位宰相。隴西李氏一支李淵滅隋，建立唐朝，開創了一個文化興盛的偉大時代。到南宋鄭樵編《李氏源流》時，“言李者稱隴西”。

趙郡李氏，是李姓第二大分支，僅次於隴西李氏。趙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北魏時期設殷州，治所邢台隆堯，北齊時期更名趙州，仍治於邢台隆堯，到隋代時期更名趙郡，治所遷移至趙縣，此支李氏，其開基始祖為柏人侯李曇，李曇，字貴遠，秦御史大夫，后入趙封柏人侯，柏人，今邢台隆堯，死葬柏人西，遂以柏人為籍里，為李姓先祖。李曇生四子：崇（李崇）、辨、昭、璣（李璣）。崇為隴西房之祖，璣為趙郡房之祖。”李璣生子李牧，為戰國四大名將之一。李曇為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的共同祖先，李曇墓位於今邢台隆堯縣。

位於隴山以西、渭水河畔的古隴郡是華夏古老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也是中華李氏的發祥地。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巍巍隴山，泱泱渭水，孕育了內涵豐富、源遠流長的隴西李氏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敦煌文化、天水伏羲文化、拉卜楞寺藏傳佛教文化齊名的甘肅四大文化之一。

隴西是李氏宗族的發源地，或是出於忌吊，唐朝廢隴西郡，但“隴西”二字已作為李姓的標誌為族人所銘記。

崔姓在歷史上源於姜姓，相傳是炎帝的後代。西周初年，炎帝裔孫姜尚因輔佐文王、武王建周有功，被分封於齊，建齊國，為公爵。數傳至齊丁公時，有長子姜季子應襲公爵，但辭而不受，讓位於胞弟叔乙。叔乙繼位后，把崔邑（今山東章丘西北）一帶的地方賞賜給他作為食邑。從此，季子的子孫便在崔邑居住下來，後來又把食邑的名稱崔當作姓氏，從而成為崔姓人。

崔姓得姓以後，世代在齊國擔任重要官職，是當時的公卿世家之一。如季子八世孫崔杼是齊國權臣，獨攬朝政大權多年。後來由於他在政爭中失敗，崔姓才在齊國失去權勢，南遷魯國（今山東曲阜一帶）。秦朝時，崔杼裔孫崔意如被封為東萊侯。入漢以後，崔意如長子崔業襲封這一爵位，並在清河東武城（今河北清河東北）定居下來。崔業弟崔仲牟，另居博陵安平（今屬河北），二人的後代在漢魏南北朝及隋唐時各發展成為強宗大族，名賢輩出，史稱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由於兩支崔姓人繁衍眾多，加上仕宦遷徙等原因，崔姓又進一步分衍出鄭州崔氏、鄢陵崔氏、齊州崔氏、青州崔氏，以及清河大房崔氏、清河小房崔氏、博陵大房崔氏、博陵第二房崔氏、博陵第三房崔氏、南祖房崔氏等。公在唐代，崔姓就由清河、博陵二望分出10房崔氏，累計出了29位宰相。當時天下有“言貴姓者莫如崔盧李鄭王”的俗諺，崔姓被當作天下最著名的姓氏之一，公認為“天下第一高門，北方豪族之首”。

范陽盧氏出自姜姓，齊國後裔，因封地盧邑而受姓盧氏，秦有博士盧敖，子孫遷居至涿水一帶之後，定居涿地，以范陽為郡望，後世遂稱范陽人。始祖盧植以儒學顯名東漢，肇其基業，三國盧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後盧欽、盧珽、盧志、盧諶累居高官，至北魏太武帝時盧玄“首應旌命”，入局朝廷，盧氏成為北方一流高門。北魏定一等大姓[王崔盧李鄭]（這五姓只指北方，不指全國），經西魏到北周，再由隋而唐，經唐代已衰，至五代基本消亡。

北魏分裂后，戰亂頻仍，政局動蕩，范陽盧氏受到打擊，官位不顯，部分成員入仕北齊、北周。唐初，李唐政權打擊山東士族，范陽盧氏暫時沉寂，直至唐代中期復又崛起，先後有八位范陽盧氏成員官至宰相，進入政事堂議事。在婚姻上，范陽盧氏注重門第婚姻，婚姻圈子大致穩定在清河崔氏、滎陽鄭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幾個大族，唐代又增加了太原王氏、博陵崔氏兩家，北魏和北齊時期與皇室通婚頻繁，而隋唐時期未有與皇室通婚現象。在文化方面，范陽盧氏以儒學傳家，尤以盧植一脈為代表。

鄭氏，中文姓氏之一，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姬姓、子姓、姜姓及少數民族改姓等。周朝的鄭桓公為得姓始祖。漢末之後仍為望族，后因科舉制的實行，影響逐漸衰落，但仍為天下鄭氏中，最為顯赫的一支。

在中華百家姓中，王姓擁有最多的郡望，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王姓家族的超強繁榮。

起源於山西的太原，從魏晉到唐朝都非常顯赫，與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等七族並列為五姓七族高門。

太原王氏是王姓的肇興之郡、望出之郡，最早登上一流門閥士族的地位。她開基於兩漢之間，東漢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國家、社稷上的力挽狂瀾而把這一家族推為天下名門。歷史進入魏晉南北朝之後，門閥政治走向興盛，太原王氏既是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們曾封侯拜相，出將入相，也曾屢遭磨難，坎坷備歷。

歷盡興衰沉浮之後，在北魏，太原王氏最終還是憑藉祖上蔭功和貴族身份，得以位列天下一流望族，興盛不墜達兩百年之久。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譽流行開來。流風餘韻，厚積薄發，到了唐朝，太原王氏這塊沃土中終於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渙、王昌齡、王維等一批頂尖詩人，形成大唐詩歌史上一個目不暇接的詩壇盛宴。

在重視門第出身的時代，一個家族往往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順應歷史潮流則興，逆歷史潮流而動則亡，縱觀太原王氏的興衰史，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也很深刻，一個家族的沉浮不僅跟家教有關，往往跟社會的興衰有關，跟適應歷史潮流有關，“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現在的王氏更趨向於“不王而王”，這樣的生存哲學更有利於王氏的生存與發展。唐高宗的王皇后即出自太原王氏。

位於隴山以西、渭水河畔的古隴郡是華夏古老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也是中華李氏的發祥地。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巍巍隴山，泱泱渭水，孕育了內涵豐富、源遠流長的隴西李氏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敦煌文化、天水伏羲文化、拉卜楞寺藏傳佛教文化齊名的甘肅四大文化之一。

隴西是李氏宗族的發源地，或是出於忌吊，唐朝廢隴西郡，但“隴西”二字已作為大唐李姓的標誌為世人所銘記。

北魏太和年間設殷州，治所邢台隆堯，北齊時期更名趙州，治所仍位於邢台隆堯，隋代時期更名趙郡，治所遷徙至趙縣。

隋朝，文帝進行了行政建置改革，把南北朝以來的州、郡、縣三級行政區，改為州縣兩級制，其後，又改為州、縣兩級制。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趙州更名趙郡，治所遷徙平棘（趙縣）。一直到唐武德初，罷趙郡為趙州。入唐為趙州。

漢高帝置郡。后屢改為國，元帝永光後為郡。治青陽（今清河東南）。元帝以後轄境相當今河北清河及棗強、南宮各一部分，山東臨清、夏津、武城及高唐、平原各一部分地。東漢改為清河是我國張姓、貝姓、房姓和崔姓發源地之一。

遠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周朝，清河這地方名叫甘泉。春秋時期，第一個稱霸主的齊桓公佔領了這一帶，把甘泉改名貝丘，為齊國屬邑。戰國七雄相爭，貝丘地方為趙國所有。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最後滅齊統一中國，定天下為三十六郡時，將貝丘舊地劃出一部，另建了一個厝縣，歸巨鹿郡管轄，一直到漢朝。

清河之名，因水而得。據《戰國策》說，張儀遊說趙國"奉告齊使，興師渡清河"，就是指貝丘的清水河。漢朝初年，把原來厝縣地從巨鹿郡分出來，以境內清水河為名，建立了清河郡。國，移治甘陵（今臨清東）。晉以後轄境縮小。北魏仍為郡。北齊移至武城（今清河西北），隋開皇初廢。大業及唐天寶、至德時又曾改貝州為清河郡。隋大業七年（公元611年）張金稱、高金達起義於此。

概況：東漢本初元年置郡，治所在博陵。西晉置國，治所在安平。相當於今河北安平縣、深州市、饒陽、安國等地。

博陵一名的確在諸多人中還是頗有歧義的。歷史上究竟有幾個博陵，博陵到底指的是哪兒，還真是件一時說不清楚。中學課本中的註解，博陵在今河北定縣。而如今的蠡縣、博野、安平、深州、定州等地的街區、店面等，多有冠以“博陵”之名者。是博陵崔氏的發源地。

范陽是中國古代的地名和行政區劃名。范陽在歷史上所轄區域多有變動，約在今北京市和河北省保定市北部。從唐大曆四年(769年)起，所謂“范陽”則僅限於涿州范陽縣，為涿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涿州市。

廣義上的范陽有時和幽州通用。

范陽一帶是歷史上很多名門望族的發源地。兩晉時期，北方許多望族南渡后，其中相當一部分仍稱范陽為祖籍之所在。

其中主要有：

1.盧姓，其中北魏時期的名門望族范陽盧氏即出於此。在今河北省涿州市有盧氏宗祠。

2.鄒姓、簡姓、燕姓的堂號為范陽堂，即來源於此。

3.苑姓、邵姓。

滎陽鄭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鄭國，其王室國滅后仍以鄭為姓，以故地滎陽為郡望。東漢末年，以鄭當時一脈的鄭渾、鄭泰等人為開始，逐漸發展為高門望族。歷經變遷入唐之後，鄭姓仍為望族，后因科舉制的實行，影響逐漸衰落，但仍為天下鄭氏中，最為顯赫的一支。

在今太原一帶有秦置晉陽縣。以後迭為太原郡、并州治所。西晉擴建。北齊於汾水東岸增築新城，旋在舊城增設龍山縣。隋以龍山為晉陽，晉陽為太原。五代為北漢都城。歷經秦漢、三國、南北朝、隋唐、五代，於宋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毀於戰火。

晉陽古城東西長約4500米，方位為北偏東18°，面積約20平方公里。1962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晉陽古城遺址發現數段城牆和三座小城遺址。近年還發現建築基礎、磚瓦、琉璃構件和石刻造像。在古城附近發現有一些重要的古墓葬。在城址的西部地區還發現有天龍山石窟、蒙山大佛、童子寺等六朝、隋唐時期的石窟遺存。在古城營村內還保存有創建於隋唐、明代重修的惠明寺塔和金代創建、明清重修的九龍廟等建築。

晉陽古城較完整地保存了唐、五代時期城市的面貌。遺址出土的石刻造像為研究當時的文化藝術提供了資料。

宋滅北漢，毀晉陽，移并州至陽曲，即今太原。

宋朝滅北漢后，太宗認為晉陽有王氣，因為五代十國大都在山西發跡，晉陽是山西都城，所以先放火燒城，據說燒了三年，然後掘河灌城，晉陽徹底被毀，當時死亡的包括晉陽城裡無數百姓和官兵

春秋末，晉國大卿趙簡子家臣董安於築晉陽城，從戰國時期魏國《竹書紀年》看，“十六年（公元前319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可知，趙簡子所建晉陽城在蒲坂、封陵一帶，今永濟市境內。是不對的，趙卿趙簡子久居晉陽，是現在的太原，而不是永濟。太原以及發現了趙簡子的陵墓。

中國歷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於東漢中期，亡覆於唐朝末年。於是，在一種感覺上認為：士族政治，從東漢，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隨著經濟上的“占田蔭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兩大特權的消失，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因為，就歷史事實看，中國士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為輝煌，一是兩晉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時，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相反，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這並非簡單意義上的“迴光返照”。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漢族士人講求門第出身，這種影響波及胡人政權，以至於鮮卑建北魏，出於與漢人高門達成政治合作的考慮，亦極重視門第，在孝文帝時代，曾十分隆重地對漢人腹地——“山東”地區的士族進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這裡的“山東”（崤山以東），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東、河北大部與河南。在時人眼裡，“山東士族”最高門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門了。排姓氏時，隴西李氏擔心不在尊位，故乘駝星夜赴洛陽，但到時“四姓高門”已定：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沒有隴西李氏。其實，在當時，隴西李氏亦十分顯貴，孝文帝定士族，隴西李氏（雖然當時其房支已內遷至“山東”各地）雖未列“四姓高門”，但其李寶一支亦被定為甲族，最終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盧、鄭、王名列“四姓高門”，與當時掌握重權的隴西李沖有密切關係：“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特別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沖的推薦。但王家的影響力在北魏時已減退，至唐時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故唐時新“四姓”已為崔、盧、李、鄭。

崔、李均有兩支，所以唐時“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中的哪兩支一直為後世所爭議。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響力低於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時起，清河崔氏開始趕超，因至北魏時出現崔宏、崔浩、崔鴻這樣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達到頂峰，一舉超越了博陵崔氏。當時，清河崔甗對范陽盧元明說：“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陵）崔（氏）、趙（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響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干為天下第一門戶，且整個唐朝，來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來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為士族之冠”。至於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在北魏時，前者的地位要高於後者，同是到了唐朝，後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時，趙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並肩前進：“（帝）納隴西李沖女為夫人，納崔、盧、鄭、王‘四姓’女充後宮。趙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風。世言高華以五姓為首。”有唐一代，趙郡李氏更為顯赫，出宰相17人，於世家大族中為最多。博崔、趙李之榮盛，是依整個唐朝而綜觀的，若按傳統理解，唐初時的“崔、盧、李、鄭”，仍指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不過，由於自唐起博崔、趙李已正式成為超級豪門，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說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向，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實際上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中唐開始，人們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間仍有著極深的鴻溝。“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如按北魏以來的傳統，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為婚姻；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為婚姻；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婚姻，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世代婚姻，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為婚。於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屬以韋、裴、柳、薛為成員的“關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見其影響。貞觀中，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當時，太宗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於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預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實際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東士族”時是極不自信的，因為同時皇室又自稱其祖出自隴西李氏且以此為榮。高宗時代，依舊打壓世家大族，並以法律的形式頒布禁婚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結果依舊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們互相為婚，反倒在無形中增加了這些大族的資本：“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他們不僅蔑視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雖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但受懷疑，且有胡化之風，不為崔盧所重）。唐文宗時，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為此文宗無語：“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為嚴重。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盛唐時，“五姓”在朝廷上並無絕對優勢。原因一是，當時建唐的功勛——“關隴軍事集團”仍有很大勢力；二是皇帝有意壓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製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但“安史之亂”后，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藉助於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比如滎陽鄭氏，盛唐時為宰相者難尋身影，而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任宰相的僅有2人，事變後進入中唐，則陸續有8人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與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係，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製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考試中佔有特別的優勢。如范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量令人驚異。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藉助於家風與知識之厚。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