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允植

金允植出身朝鮮王朝的官宦世家，他是朝鮮王朝中期名臣金堉的9世孫，其家族出過明聖王后、孝懿王后兩位王妃，但他所屬的這支連續數代地位不顯，其父金益泰生前只是一介儒生而已。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朝鮮憲宗元年）十月初三日，金允植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在他八歲那年相繼失去了母親和父親，因此在京畿道楊根郡的遠房族叔金益鼎家成長。金允植自幼在家塾中接受嚴格的儒學教育，潛心研讀中國歷代經史子集。道光三十年（1850年，朝鮮哲宗元年）師從儒學家俞莘煥，後由於他的叔母（金益鼎之妻）朴氏是開化思想鼻祖朴珪壽的堂妹，在此因緣下又拜朴珪壽為師，並在朴珪壽門下接受了開化思想。這兩位老師奠定了金允植一生的思想基礎。

同治三年（1864年，朝鮮高宗元年），金允植參加科舉考試，翌年五月中進士（朝鮮的進士與中國不同，不代表及第），十二月由蔭敘出仕，擔任健寢郎等小官。光緒元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增廣文科丙科及第。此後歷任黃海道暗行御史、副應教、副校理等官職。光緒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由於他在科舉中公正監考，故擢升為順天府使。

光緒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閏七月，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決定以金允植為領選使，率從事官尹泰駿、翻譯官卞元圭率領人數近百人（學徒25人，工匠13人，其他隨員31人，另有“學徒等私帶隨從以備使喚者”數十人）的使團出使中國，並常駐中國天津學習洋務。九月十九日，金允植被授吏曹參議銜，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從漢城出發，經陸路進入中國。金允植的這次領選使之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他此行的目的，金允植在他事後多年所撰的《天津奉使緣起》說得非常清楚：“我國素無他交，惟北事中國、東通日本而已。自數十年來，宇內情形日變。歐洲雄長，東洋諸國皆遵其公法，舍此則孤立寡助，無以自保。”也就是說此行並非僅僅是考察洋務，更隱藏著一個重大的外交任務。這個任務就是高宗命金允植前往中國商討與美國的建交通商問題。

原來清朝重臣李鴻章一向主張朝鮮“以夷制夷”，與美國修好，以牽制日本。為此他採取了多方途徑疏通朝鮮政府，力主朝美建交。同時美國政府也派海軍中將薛斐爾來華，請求李鴻章斡旋朝美建交。李鴻章等人的建議得到了執政的閔妃集團的首肯，但朝鮮國內的保守勢力非常強大，他們發起了“辛巳斥邪運動”，堅決反對同“犬羊夷狄”——美國建交。儘管國王高宗和王妃閔妃對保守勢力進行嚴厲彈壓，但畢竟考慮到國內抗議無法控制的話就會威脅其政權，因此不得不低調行事。金允植早已在朴珪壽門下接受其思想，而朴珪壽正是主張對外開放的，所以派金允植去商談朝美建交事宜非常合適。在這種背景下，金允植一行以學習洋務為名義，來到中國，暗中商討朝美締約之事。

在天津，北洋大臣李鴻章對金允植一行非常熱情周到，邀請他們參觀天津的東局、南局、海關、招商局等許多中國洋務運動期間興辦的機構，並安排朝鮮學徒和工匠在天津的工廠和學堂中分別學習技術、英語和科學知識。金允植與李鴻章先後進行了7次筆談，一方面金允植向李鴻章介紹朝鮮國情，並商討自強之策；另一方面大致將朝美締約的一些基本原則確立下來。金允植則“將每談罷歸館，手繕談草，付上本國，以備乙覽”。然而金允植沒有朝鮮國王的全權委任狀，所以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與美國代表薛斐爾會談。但金允植與李鴻章的會談亦為《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做好了鋪墊。

金允植在天津除了與李鴻章商談朝美建交事宜以外，還先後與馬建忠、游智開、許其光、周馥、劉含芳、唐廷樞等洋務派官員會晤。從他們的會談記錄中可以看出金允植對於朝鮮前途的憂慮及思考，以及他對中國洋務運動經驗的借鑒。經過此次出使中國之行，金允植更加堅定了他的開化派立場，並開始在朝鮮政壇發揮重要影響。

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九日，朝鮮爆發了“壬午兵變”，閔妃逃出宮廷，興宣大院君（高宗生父）執掌國政，而閔謙鎬、李最應等閔妃集團高官則在這場變亂中被軍民殺死，亦有多名日本人遇害，故日本在兵變後派大軍到朝鮮“問罪”。消息傳到中國，令金允植非常震驚。當時朝鮮政局分為閔妃及大院君兩派，金允植在當時是屬於閔妃集團的官員，大院君的執政自然令他極其不滿，而日本的介入亦令他憂心忡忡，所以金允植在與清朝官員會談的過程中極力要求中國出兵朝鮮，請求中國“伐叛討逆，扶危定亂”“毋使日人乘機取便焉”。而後金允植更是明確指出壬午兵變的罪魁禍首就是大院君，甚至向清軍提議拘捕大院君並給出捉拿他的方法。在金允植及朝鮮問議官魚允中的大力勸誘和督促下，加之清廷本身就打算強化與朝鮮的宗藩關係，所以清政府斷然決定出兵朝鮮。

七月二日，金允植登上了停泊在天津紫竹林的商船“日新”號，準備隨清軍回到朝鮮。在這艘船上，金允植遇見了清軍軍官、23歲的袁世凱，兩人一見如故，以筆談方式攀談許久，金允植對袁世凱稱讚有加，說他“為人樂易英俊，有壯志。自言少不喜讀書，留心兵事。僕從數十人，皆武藝精熟，謹受節制。論我國事，亦通達無礙，令人驚嘆。”評價袁世凱“英達夙成，志氣軒豁”。從此金允植和袁世凱結為忘年之交，金允植從未批評過袁世凱干涉朝鮮內政，反而認為朝鮮正需要袁世凱這種敢作敢為的青年。他們之間的聯繫一直保持到袁世凱去世。

金允植到達朝鮮后，與趙寧夏、魚允中等人積極參與清廷逮捕大院君計劃的謀議，他建議對大院君“好言誘之”、“然後圖之”，趁其不備將他逮捕。吳長慶、馬建忠等清朝官員接納了他的建議並於七月十三日捉拿了大院君，將其帶回中國軟禁。其後壬午兵變被清軍平定，閔妃得以從大院君手中奪回政權，重返宮廷。金允植作為平定壬午兵變的關鍵人物得到了高宗和閔妃的重視，命他與趙寧夏、魚允中、金弘集等人參與機務。壬午兵變后高宗頒告朝鮮八道的三道教書均出自金允植之手，足見此時金允植在朝鮮政壇的重要地位。

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九月，金允植再度出使中國，與另一路使臣趙寧夏會合，將在中國留學的38名學徒和工匠帶回朝鮮。他們歸國時，帶回大批科學書籍、機器模型和圖紙，金允植一行還聘請了中國技術人員袁榮燦等，另購機器，在漢城三清洞成立了機器廠，這是朝鮮半島歷史上最早的近代企業，同時又效仿京師同文館創辦“同文學”，開啟了朝鮮的外語教育。這表明金允植導入的中國洋務運動體制開始在朝鮮近代化道路上踐行了。

其後金允植擔任江華府留守，選拔500名士兵成立了鎮撫營，並邀請袁世凱訓練這支軍隊。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八月被任命為工曹判書。這個時候，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與閔妃集團組成的“事大黨”矛盾逐漸激化，金允植處在這兩派中間，既主張開化思想，又堅持親華路線，維持儒家體制以及與中國的宗藩關係。他在那時走“東道西器”的路線，與中國洋務派提出的“中體西用”非常相似，這充分說明了他當時的政治立場。魚允中、金弘集等人在當時也持相同立場，所以金允植等人被後世韓國史學家歸為“穩健開化派”，而主張全面改革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則被稱為“急進開化派”，這兩派之間的關係相對比較緩和，但最終仍免不了決裂。

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金玉均等開化黨人聯合日本發動“甲申政變”，挾持國王高宗，殺死閔台鎬、閔泳穆、趙寧夏等6名守舊大臣，成立了以開化黨為核心的新政府。金允植、金弘集等“穩健開化派”人士被吸收進這個新政府，金允植被任命為禮曹判書。但金允植內心非常反感開化黨屠殺朝廷重臣、廢止對華朝貢、勾結日本勢力等行徑，因此他非但沒有赴任，反而“力勸世凱救車駕”。袁世凱同意了金允植的請求，果斷率清兵及他訓練的朝鮮兵攻入昌德宮鎮壓開化黨，開化黨人死的死，逃的逃，甲申政變只過了3天就平息了。事後金允植作詩表達對袁世凱的感激之情：“驚心時事淚汍瀾，慷慨惟君不避難。試聽滿城加額語，千年宗社賴誰安？”

然而，金玉均等人主張的開化思想畢竟是金允植深所認同的，金玉均也不把他當敵人，仍然授予他高級官職，因此金允植極力要求鎮壓開化黨不免有失情理。後來，金允植對此辯解道：“初古愚（金玉均）游於瓛齋（朴珪壽）先生門下，頗曉宇內大勢，嘗與同志，憂嘆國事。辛巳年間，余以領選使入天津，古愚等諸人以遊覽東渡日本，約共扶國。余於壬午軍變隨兵東還，自是清國多干涉我國事，而余得清黨之目。古愚諸人憤清國之侵我自主之權，遂同日公使釀成甲申之變，遂得日黨之目。及事敗，舉國指以為逆。余在政府，不能不同聲誅討，然兩心相照，知其出於愛國，非有他圖也。”

經過了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以後，金允植被委以要職，成為了朝鮮政府的頭面人物。甲申政變結束后，金允植就被任命為協辦交涉通商事務（外衙門協辦），同日又除授兵曹判書兼江華留守，十二月擢為外衙門督辦，負責朝鮮的外交事務，推行親清政策，並處理甲申政變遺留問題，同時又主導設立了博文局、濟眾院、梨花學堂（今梨花女子大學）等近代公共機構，推動了朝鮮的近代化。此後三年間金允植一直擔任外務督辦之職，獨當一面，在中日英俄各國之間縱橫捭闔。袁世凱曾說：“竊查朝鮮外署督辦金允植，往來中國最久，深知朝鮮非中國無以自保，並曉暢各國情形，視洋人均不可恃，故敬服中朝，出於至誠。韓廷中能明大義者，允植而外，更無其人。”可見此時的金允植對支撐清朝在朝鮮勢力起著重要作用。

到了第二年，形勢發生了變化，閔妃集團在德國顧問穆麟德的挑唆下轉向親俄，並引發了兩次朝俄密約事件。而金允植則堅持親華事大的路線，與閔妃集團也漸行漸遠，特別是他曾經彈劾閔台鎬貪污，使閔氏外戚對其一直耿耿於懷；而他在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後代國王所撰的“罪己綸音”中，對閔妃集團的荒淫無道有所揭露，甚至在壬午兵變后的罪己綸音中提出高宗退位的主張（“如以寡昧，終不可共事，宜擇宗室之賢，眾議舉則予將退遂初服，遵冥行之戒，亦予之幸也”，這句話在頒布教書前被刪除），也使他與高宗和閔妃結下樑子。自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起，金允植的處境日益險惡，屢遭閔妃集團攻訐，雖有袁世凱力保也無濟於事。當時，袁世凱與大院君往來密切，同時有鑒於朝鮮高宗及閔妃背華投俄的行徑日益猖獗，所以袁世凱準備廢黜高宗，另立新王，由大院君攝政。他把這一計劃告訴了金允植，邀請他參與密謀，金允植雖有所猶豫，仍然同意袁世凱的計劃，一改敵視大院君的態度，將這一計劃告訴了被視為親華派的閔泳翊，約請共扶大院君攝政。但此事最終為閔妃所知（出於閔泳翊的告密），她對金允植也就深惡痛絕。閔氏外戚竭力構陷金允植，不久后的光緒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五月，閔妃集團借口外務督辦金允植給釜山前僉事金完洙非法貸用的日本人債券蓋印一事而將其罷免，金允植還被流放到了忠清道沔川。金允植被徹底排擠出政府，他的仕途一度陷入低谷。

金允植在出使中國時以日記形式寫了《陰晴史》，被發配沔川期間，重新提筆寫作，稱為《續陰晴史》，一直保持日記體的形式，直到他去世。金允植的這兩部著作是研究朝鮮近代史的重要史料。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日本利用東學黨起義進軍朝鮮，與前來鎮壓起義的清軍對峙，同時又在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襲擊了朝鮮王宮景福宮，解散了閔妃集團把持的政府，另立興宣大院君傀儡政權。新政府在成立當天下令將金允植赦免並授予他江華留守的官職，金允植終於結束了7年之久的流放生涯，再度進入政界。

這時候，在日本的干預下，以金弘集、金允植、魚允中為代表的穩健開化派勢力開始掌權，但他們已不再親華，開始走上親日道路。六月二十三日，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戰爭，朝鮮親日政權則配合日本，宣布廢除與清政府簽訂的一切條約並委託日軍驅逐駐朝清軍。六月二十五日，金弘集被任命為領議政，同時成立了“軍國機務處”，開始實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金允植加入了軍國機務處，並成為這個改革機構的活躍分子，積極推動甲午更張的各項措施。

七月四日，金允植再次擔任督辦交涉通商事務，此後在甲午更張期間一直掌管朝鮮的外交事務，是金弘集政權的對外代言人。七月十五日官制改革，金允植任外務大臣，后又改稱外部大臣。軍國機務處大多是親日官員，但金允植仍然對清朝抱有幻想，在平壤戰役期間與清軍密通，將日軍軍情捅給清軍：“倭兵前後水陸來者三萬餘，盡向平壤，又有奇兵萬人，由元山繞平壤之後，直出義州為合攻之計，聲言將渡鴨綠江，直趨瀋陽。”李鴻章得知后對此相當重視，稱：“金素正直，內響志堅，必不造誑。雖系倭人大言，而事關重大，不可不思。”儘管如此，迫於形勢，作為外務大臣的金允植仍不得不向日本屈服，在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分別與日本簽署了《暫定合同條款》及《日朝同盟條約》，不僅同意在甲午戰爭中站在日本陣營，協助日本作戰；還擴大了日本的經濟侵略權利，到了十月，金允植又積極協助日軍入朝鎮壓東學黨農民起義。隨著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徹底失敗，金允植也改變了親華了立場，開始轉向親日。

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八月二十日，日本浪人侵入景福宮，暗殺了親俄的閔妃，是為“乙未事變”。金允植以外部大臣的名義向各國使館發布照會，宣稱乙未事變純系朝鮮人所為，穿日本軍服的人都是朝鮮人裝扮的，為日本人掩蓋真相。隨後又將將閔妃廢為庶人的《王后廢位詔敕》通告給日、俄、美等國駐朝公使，宣稱“我大君主此舉，亶出於為宗社生民，斷以大義。”但除日本以外，其他國家公使均拒絕承認廢后詔。金允植由於這些親日舉動而遭到譴責。

建陽元年（1896年）2月11日，朝鮮高宗逃亡俄國公使館，史稱“俄館播遷”。高宗來到俄國公使館以後，宣布將包括金允植在內的所有內閣大臣革職。其中總理大臣金弘集等5人被認為是協助日本殺害閔妃的“逆賊五大臣”而加以逮捕，其中金弘集和鄭秉夏兩人被殺，其餘人亡命日本，甲午更張以來的親日政權至此完全垮台，親俄政府建立。金允植雖不在“逆賊五大臣”之列，但作為親日派亦遭到清算。俄館播遷當天，金允植自知大禍臨頭，穿著麻鞋前往俄國公使館，高宗不許他進入，其後又出城待罪。因此高宗暫時沒有追究他，金允植被迫避居京畿道廣州的農舍中。但是金允植作為乙未事變的牽連者之一，此後不斷遭到社會輿論的聲討，從這年5月開始，許烒、李宗烈、鄭惺愚等十多名朝臣和儒生上疏，要求將金允植等人明正典刑。到大韓帝國光武元年（1897年）12月20日，高宗皇帝終於下詔將金允植及撰寫廢后詔的李承五一併加以逮捕，終身流放濟州島。

金允植被放逐到濟州島以後不久，便在光武二年（1898年）發生了濟州島民反對天主教及官府的“房星七之亂”，光武五年（1901年）又爆發了“李在守之亂”，濟州局勢非常動蕩。大韓帝國政府基本控制了濟州民亂以後，便於光武五年（1901年）把金允植轉移到全羅南道的智島，繼續流放。其間不斷有大臣上疏請求將他處以死刑，包括當時的首相尹容善。金允植儘管飽受竄配之苦，而且也年近七旬，但精神非常好，堅持寫作，閱讀各種報紙，甚至在濟州納妾生子，人們認為這是他復出的徵兆。

光武八年（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韓國再度被日本控制。同年8月又出籠了親日組織——一進會。一進會自成立后，其領袖宋秉畯等人就一直呼籲赦免金允植，高宗起初拒絕，但由於曾頒布有赦免七十歲以上的流放者的命令，一進會便加以發揮，稱金允植已經年逾七十卻沒有得到赦免，指責政府失信。加上日本人的壓力，高宗不得不於光武十一年（1907年）6月下詔特赦金允植。金允植由於這個特赦令而結束了10年的流放生活，回到了漢城。此時金允植已經73歲了。

同年7月，高宗被日本逼退位，純宗李坧即位，金允植恢復了官位，被任命為制度局總裁，復出政界。金允植在漢城期間，與前開化黨人俞吉濬發起了“興士團”組織，又在隆熙二年（1908年）2月成立了“講舊會”，宣稱其目的是：“蓋為甲申、乙未以來，為國挺身出力，或死或亡、或流或逐之人，相與設會講舊，使後世子孫，永思不忘者” ，為此講舊會組織了金玉均、金弘集、魚允中等人的悼念活動，後來又加入了趙寧夏、閔台鎬、全琫准等 人，儘管這些人生前的立場有極大的不同甚至對立，但他們都是在朝鮮近代史上血雨腥風的鬥爭的犧牲品。當然，金允植建立的講舊會沒有祭奠閔泳煥、趙秉世等乙巳條約簽訂后的殉國者，這說明他當時不敢得罪日本人。他還擔任大東學會、畿湖學會、教育俱樂部等組織的會長或部長的職務，是愛國啟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隆熙二年（1908年）4月，金允植被任命為中樞院議長。其間他和日本的韓國統監府來往頻繁，與統監伊藤博文保持良好的關係。7月，金允植被派往日本，前去探問正在日本留學的皇太子李垠。此次日本之行，他對日本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並常與日本名流酬唱詩歌，這些都被他詳細記錄在《東槎日記》中。9月歸國，賜勛一等太極章。隆熙三年（1909年）10月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以後，金允植又被派往日本“謝罪”。其間他對日本首相桂太郎說：“此皆貴國之為民深遠之責，然愚民無知，先疑土地之見奪，他人之壓制，未見其效，先恐其害，必須多設良法，使民樂其樂而利其利，然後乃可帖然服從。”對伊藤博文以“施政改善”標榜的對韓政策提出委婉的批評。

隆熙四年（1910年）初，日韓合邦的呼聲甚囂塵上，身為親日派的金允植也對此表示反對，並上疏請誅主張日韓合併的一進會頭目宋秉畯、李容九等人。 8月22日，正值興親王李載冕的生日，金允植應邀赴雲峴宮為李載冕祝壽，坐下不久，宮中就催促他和李載冕入宮，金允植急忙回家換衣服，到昌德宮參加御前會議，主題是關於日韓合併的問題，金允植以政界元老代表出席。會上總理大臣李完用闡述日韓合併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金允植表示“不可”，李載冕表示“罔極（非常痛苦）”，但他倆都只是消極的反對，無濟於事，出席會議的其他幾個大臣都予以默認，於是純宗皇帝授權李完用與日本統監寺內正毅談判，在下午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金允植內心也備受煎熬。

此時的金允植已經是重病纏身了。儘管他有親日傾向，但他對於日本吞併朝鮮向來持反對態度。他原本的主張是依靠日本實現文明開化，但朝鮮已被日本吞併，金允植對此非常無奈，對於日本授予他中樞院副議長及子爵的爵位，他拒絕接受。而日本的朝鮮總督府深知金允植在朝鮮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信，因此千方百計籠絡他，甚至脅迫高宗和純宗勸說金允植接受日本的官爵與恩賜金。金允植最終接受了，成為日本華族，他在日記中寫道“大違初心，此何人斯，通宵不能成寐” ，表現出他內心的掙扎。大正五年（1916年，純宗九年），又被任命為經學院（日本殖民當局由成均館改造的儒學機構）大提學，但金允植以“亡國大夫”自居，稱病閉門不出。

到了大正八年（1919年，純宗十二年）三一運動期間，金允植目睹了波瀾壯闊的示威運動，不禁熱淚盈眶，高喊出“獨立萬歲”的口號。金允植參與獨立運動之舉，更多的是良心的救贖，他說：“以賣國受爵，至今唾罵，又於近日有《獨立不願書》之傳布者以余為儒林代表捺章之說，此又全無根據，而萬口傳播，登於國民布告書中，於是舊謗新丑，萃於一身，無證無據，百口難明，遂決計以獨立請願，陳情於總督府及東京內閣與諸報館，使之廣布，而明吾之心事者也”。金允植與前大韓帝國學部大臣李容稙聯名發表了《對日本長書》，要求日本放棄殖民政策，給予朝鮮獨立自主的地位，金允植在上書中說：“目今解決之策，非說諭之所可回，威力之所可服。惟在上順天時，下察民情，自日本先認朝鮮獨立，以示廓然大公之義於天下，遍告於前日有約各國，各國諒亦無不允准。夫如是則如日月之食而復更，光明之德，照映八表，孰敢不瞻仰而讚頌哉？”金允植的上書自然觸怒了日本當局，他們下令剝奪金允植的爵位，但鑒於金允植的名望，又在不久后恢復了他子爵的爵位。

金允植晚年傾心於中國康有為的世界大同思想，同時又進行宗教活動，在隆熙三年（1909年）1月參與成立了檀君教（次年改名大倧教），尊奉朝鮮民族傳說中的始祖——檀君為神，金允植還積極資助該教教主羅喆。三一運動以後，金允植遭到日本的迫害，此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最終於大正十一年（1922年，純宗十五年）1月20日留下了一句“永辭人間葯，長飲寶石泉”的遺言後去世，享年八十七歲。關於金允植逝世后的葬禮引發了很大爭議，以《東亞日報》為代表的朝鮮民族主義者決定為其實行“社會葬”，但朝鮮的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為金允植這位“封建大地主”進行社會葬，他們認為“社會葬其字意為反映民眾的精神，事實卻是冒瀆社會的神聖” ，最後“社會葬”在社會主義勢力的強烈反對下沒有實行。這次圍繞金允植葬禮的爭議也被視為朝鮮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首次交鋒，也是造成朝鮮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化的契機。不管身後如何爭議，金允植這位朝鮮近代史上的一代風雲人物就這樣退出了歷史舞台。

金允植是一個帶有濃厚儒家色彩的開化派思想家。自從光緒八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在天津見了李鴻章之後，金允植就站在中國洋務派追求自強的立場。他雖然亦屬開化派，但其觀點完全不同於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而只要引進西方文物的急進開化派。他批評這一些只欽慕歐美製度而輕視中華文化的激進開化論為“排華尊洋主義”。他認為“開化”並非指無條件地模仿外國（無論歐美還是中國，指其實際狀況和朝鮮不同的國家），而是適合於朝鮮現狀的“時務”。他說：

夫所謂時務者何也？即當時所當行之務也。猶病者之於葯，皆有當劑。雖有神異之力，不可人人服之也。……今之論者以仿效泰西之政治制度，謂之時務。不量己力，惟人是視，是猶不論氣稟病症，而服他人經驗之葯，以求其截然之效，蓋亦難矣。夫遇各有時，國各有務，破一人之私，擴工商之路，使人各食其力，盡其能，保其權，而國以富強，此泰西之時務也。立經陳紀，擇人任官，練兵治械，以御四裔之侮，此中國之時務也。……由此觀之，雖有善法，不可一朝通行於地球之上，明矣。

葯是人依氣稟和病症而配方的，所以無論其藥效多麼神異，也不是適合於每個人的。同樣地，“時務”是合乎時宜的當行之務。西洋的時務和中國的時務相異。金允植認為：合乎時代潮流之改革課題（即時務），並非無條件地將西方文物視為絕對的模範，而盲目地欽慕且仿效之。也就是說，時務是“因時制宜，度力以處之者也”。他嚴厲地批判金玉均為首的急進開化派的“時務”不過是模範歐美枝節而已。換言之，他們所追求的時務是不固其本（傳統文化）而先學他人之末的錯誤嘗試而已。依他看來，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即引進西方技術以力圖自強的辦法，只有在中國是可行的時務，但不是小國朝鮮之時務。他甚至說：“欲事事仿效天津，則已非吾國近日之急務。”由此可知，合乎當時朝鮮情況的時務不是李鴻章的洋務運動，而是現以內治國政作為基礎的自強論。所以他這樣論述道：“崇廉黜貪，勤恤斯民，謹守條約，無啟釁於友邦，此我國之時務也。若我國遞效中國之事，專力於兵械，則民窮財匱，必有土崩之患。”金允植對中國洋務運動是有選擇地吸收的。

身為傳統儒學者，金允植提倡“開化”或“自強”的根本理念，是依據儒學的政治原理，首先確立“信義”（信）。他歷來對“信”非常重視，引用孔子所言“去兵去食，民無信不立”，闡明“信者政令之本”。所以，他在光緒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向朝鮮高宗陳說基於信義的自強之道：

夫信者，守國之大寶。內不失信於吾民，外不失信於友邦，自強之道不外於是。今百度具弛，最可患者，無信也。政令朝變夕改，事為專尚文句，無一個實心實事，非徒民不信，各國舉有不信之心。夫賞善罰惡，信之大者也。今清白奉公、勤勞庇民者，每患失職淹滯，坐贓污之律者，超列顯官，此罰善而賞惡也。勸懲倒置，民何以信？願自明新歲元朝，痛革舊弊，豎立大信，如四時之有常、金石之不變，則國事將蒸蒸日上矣。

綜上所述，金允植的開化思想的核心就在於典型的儒家思想，即不論國內外，都要立政令之信。“開化”這一辭彙，包含“開物”（即物質上的開化、自然科學的技術發展）和“化民”（即教化人民）這兩個層次。金允植則重視“化民”過於“開物”。其“化民”思想，不是以歐美的啟蒙思想為其前提，而是源於傳統的儒家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倡導的“東道西器”理論。

金允植一生親身經歷了壬午兵變、甲申政變、東學黨起義、甲午更張、乙未事變、俄館播遷、日韓合併、三一運動等朝鮮近代史上重大事件，是朝鮮社會變遷的重要見證者。他在當時就是一個開化派官員，被人們稱為“真開化”。當時的處士黃玹評價金允植“習於外務，留心時局，然短於幹略”。同時他又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人，是一名儒學家。在朝鮮日據時期，他由於年高德劭及知識淵博而一直受到朝鮮上流社會和日本人的尊 重，他們評價金允植“當代碩儒，文望喧藉，性質方正，且生活舉止如寒士一般儉樸”。金允植是日本殖民當局重要的籠絡對象，而在朝鮮日據時期的朝鮮銀行券上的人物也以他的頭像為原型，足見日本人對他的尊敬。

到了現代，金允植成為了韓國史學界的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有韓國學者認為，金允植是一個處於特定歷史階段的封建文人，最終倒向日本，成為親日派，這樣的污名是金允植永遠無法洗清的。不過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金允植不僅是韓國現代化建設的先驅人物，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也充分表現出了朝鮮民族的不屈氣節。可以說，他對日本的侵略抱著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所謂的“親日”也是有原則和底線的，與李完用等人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因此韓國在2004年以後大張旗鼓地清算近代的親日反民族行為者時，曾接受日本爵位的金允植並沒有列入其中。

金允植亦是一名文學家，留下大量文學和史料價值很高的著作。包括《雲養集》、《壬甲零稿》、《天津談草》、《陰晴史》、《續陰晴史》等等。他的所有著作都用漢語文言文寫成。這些作品被“韓國學文獻研究所”收錄於《金允植全集》（上下二冊，亞細亞文化社1980年版）中。作為金允植的日記而寫就的《陰晴史》、《續陰晴史》則分別於1958年和1960年被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作為“韓國史料叢書”第六部和第十一部刊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