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爭

1921~1927年的現代文學，以“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為主潮。浪漫主義文學也有了較大程度的發展。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開始萌生。

象徵派詩人李金髮、穆木天、王獨清、馮乃超是20年代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風格迥異的一個詩人群體。穆木天、王獨清在關於新詩的通信中提出了著名的“純詩”觀念。

1923年~1924年鄧中夏、惲代英、沈澤民等倡導革命文學。“五卅”運動前後至1927年，茅盾、郭沫若、郁達夫、魯迅等開始與革命文學靠攏。

文。化.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的論爭。1919年，“問題與主義”之爭（李大釗與胡適）；1919年到1922年，“整理國故”之爭；1924年，《語絲》與《現代評論》之爭。

魯迅、茅盾同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魯迅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提倡，同時批評創造社作家的文藝思想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魯迅指出他們誇大文藝作用是"爬進唯心的城堡"；反對他們輕視生活和文學技巧；強調文藝特徵不可忽視；認為作家世界觀的轉換不可能突變。茅盾在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同時，主張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和他們的苦悶，也批評了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中的嚴重缺點。

由於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基本上是一批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以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認識還相當幼稚和膚淺，再加上國際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中左傾思潮的影響，於是引發了一場錯誤地將矛頭指向魯迅的革命文學論爭。

最先向魯迅發動攻擊的是馮乃超。他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稱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摟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李初梨則攻擊魯迅搞“趣味文學”，並責問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寫的是“第幾階級的文學”，對此，魯迅寫了《“醉眼”中的朦朧》一文進行反駁，這標誌著論爭的開始。論爭開展之後，《太陽》，《我們》以及其他刊物都紛紛加入創造社這一邊，集中攻擊魯迅是“時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對這些無端攻擊，魯迅都義正詞嚴地給予了反擊，並從1928年起，大量購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書籍並結合論爭認真攻讀，表現出實事求是、嚴於自我解剖並不斷追求真理與進步的崇高精神。對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魯迅有針對性地進行了答辯和論證，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批評者的錯誤。譬如，針對創造社太陽社只注重革命文學的宣傳作用，魯迅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但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針對倡導者們誇大革命文學的社會功能的說法，魯迅則說，他是不相信文藝有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他認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之說是唯心之談。還有關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轉變問題，魯迅也認為倡導者們看的過於簡單化，階級根性的轉變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為寫了《蝕》三部曲，描寫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大革命前後的幻滅、動搖、追求的過程，而遭到來自創造社、太陽社的批判，從而引發了無產階級文學能不能描寫小資產階級的問題。茅盾寫了《從牯嶺到東京》一方面肯定文學描寫勞苦大眾是對的，一方面也指出不應將小資產階級拋棄，他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鬥爭，他們的痛苦也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方向的。

發生在左翼作家與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之間。

從1928年到“左聯”成立前後，正當左翼文學運動蓬勃興起時，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陸續發表《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等十多篇文章，否定文學的階級性，兜售資產階級人性論，攻擊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批評界對此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魯迅以一系列犀利的雜文，剖析了梁實秋理論的資產階級性質。他指出世界上並沒有完全相同、永久不變的人性。他形象地指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 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魯迅認為，人性是人類社會文化、文學藝術活動的普遍存在，但是，在階級衝突激烈時代，人的階級性又異常明顯地表現出來。

梁實秋在《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等文章中，主張"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學 是沒有階級性的"；主張"天才"創造文學，認為文學與"大多數"不發生關係。目的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學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評革命文學倡導者"把文學當做階 級鬥爭的工具而否認其本身的價值"，指出"人生現象有許多方面都是超於階級的"，又帶有一定的合理性。魯迅、馮乃超等予以反批評。魯迅指出，梁實秋提出文學就是表現喜、怒、哀、樂、愛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是"矛盾而空虛的"。文學只有通過人，才能表現"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同時，魯迅也批評了把文學的階級性絕對化的傾向，指出文學與階級性的關係，是"都帶"，而非"只有"。

這些辯駁，既擊中了梁實秋論點的錯誤，也顯示出魯迅對馬克思主義人性與階級性的深刻理解。

“文藝自由”的論爭

論爭發生在胡秋原、蘇汶和左翼作家之間，爭論的焦點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

從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以自由人自詡的胡秋原，連續發表《阿狗文藝論》，《勿侵略文藝》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文藝“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叫嚷政治“勿侵略文藝”。反對“某一種文學把 持文壇”等等。正當“左聯”批評界開始同胡秋原論戰時，又有自稱為“第三種人”的蘇汶（杜衡）連續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等多篇文章，指責“左聯”霸佔文壇，“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文藝觀，實質上體現出某些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超階級文藝立場，它與“左 聯”所張揚的階級論觀點是相悖的。從1932年下半年開始，瞿秋白、魯迅、馮雪峰、周揚等紛紛撰文，全面展開了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瞿秋白尖銳地指出，“當無產階級公開地要求文藝的鬥爭工具的時候，誰要出來大叫‘勿侵略文藝’，誰就無意之中做了偽善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派的‘留聲機’。”魯迅認 為：“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自由人”、“第三種人”究其實質，是處於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縫隙地帶的“自由”文人作家，魯迅指出對他們要區別對待，“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蘇汶等反對政治"干涉"文學，態度偏激，文藝思想理論多有錯誤；但強調文學真實性的獨立地位，是正確和必要的。左翼作家於反批評中，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有所闡發，但提出"文藝永遠是政治的留聲機"，理論上片面、錯誤。歌特（張聞天）維護 了文學真實性標準的獨立價值，對真實性與黨性、政治傾向性作了較為辯證的分析。

通過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鬥爭，“左聯”的批評界對文學的階級性有了更深入的闡發，對團結“同路人”和暫時處於中間狀態的作家有了初步認識，這些都成為左翼批評界的重要成果和寶貴的歷史經驗。

“大眾語文論爭”

這場論爭是因為1934年5月汪懋祖、許夢因等發動“文言復興運動”引起的。6月，進步作家陳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傅東華、黎烈文、陳子展、趙元任、沈雁冰等集會，決定掀起反對文言、保衛白話的運動，展開大眾語文的討論。

論爭的焦點集中於文學語言問題。它上承"左聯"內部兩次"文藝大眾化"討論，參加人員涉及整個文化界，發表文章數百篇。論爭總結了"五四""文白之爭"以後 文學語言發展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歐化"與"半文半白"的傾向，糾正了一些"左聯"作家否定白話、提出語言有階級性等"左"的錯誤，探討了現代文學語言的 特點及其發展的方向。這是繼"文白之爭"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學語言論爭，對此後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