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芃生

王芃生（1893—1946），湖南省醴陵北鄉七里山人，1893年1月17日出生；少年就讀醴陵縣立高等小學、湖南瓷業學堂；早年為同盟會員，留學日本多年，對日本問題深有研究。后加入國民黨，曾任駐日大使館參事。1937年11月，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1938年轉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將主任；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大”上當選“候補中委”。

1919年巴黎和會開幕，北洋政府派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等五人為中國全權代表。會上陸等提出取消“二十一條”，歸還山東，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等要求，然而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給日本，激起全國憤怒。北洋政府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5月4日，北京學生舉行愛國示威遊行，反對巴黎和會決定，“五四”運動爆發。

1921年8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起召開華盛頓會議，分別向英、日、法、意、比、荷、葡和中國發出請帖，妄圖謀取遠東和太平洋的霸權。是時，王芃生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學習，在校期間任東京留日學生學術研究會外交研究部部長。王芃生等留日中國學生鑒於“巴黎和會”的慘痛教訓，認為這次“華盛頓會議”是翻案良機，於是由王芃生起草了《華盛頓會議之預測與中國應有之準備綱目》的長篇論著，送交中國代表團高等顧問汪大燮，得到汪的激賞：“汝輩均如此年輕耶？後生可畏，中國有望矣”。汪因年老多病，特向外交總長顏惠慶推薦王芃生代替前往赴會。

1921年11月12日，華盛頓會議開幕。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是中國問題，美英表面支持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要求，實質是為了打擊日本獨佔中國的野心。日本反對討論山東問題，堅持通過中日雙邊談判來解決。王芃生在會議期間做了大量資料工作。1922年2月4日，日本在美英的壓力和中國人民反日鬥爭的形勢下，同中國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恢復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日本撤出山東，歸還膠濟鐵路，但中國要以鐵路產值償還日本。

王芃生由美回國后，經王寵惠介紹任魯案調查善後委員會調查部副部長，行政處副主任，青島接收準備委員會委員，細目協定起草委員。旋任接收青島行政及公產兩委員會主任委員，協助督辦王正廷工作。1922年12月10日，中日在青島舉行了移交儀式，中國正式收回了已被德國侵佔14年、復被日本侵佔八年之久的青島。

青島收回后，王芃生任膠澳商埠辦公署政務處長，兼法規編審委員長，辦理魯案善後事宜。1923年督辦由熊炳琦接替王正廷。王芃生繼續協助熊炳琦王正廷督辦接收善後工作，自始至終參加中國收回被侵佔的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大片領土的有關事宜。

1924年，王芃生因力勸督辦熊炳琦抵制吳佩孚提出的由膠澳籌集巨款收買廣州海軍的計劃，引起吳佩孚大怒。於是兩人同時辭職而去。

1937年抗戰爆發后，蔣介石器重王芃生對日本的諳熟，命他組建“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要開展對日情報工作。抗戰8年中，他所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廣泛收集敵友情報，剖析國際形勢，對德軍進犯蘇聯、日本偷襲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準確的判斷，提供了可靠的情報。

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約三個星期(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也曾送呈一份從日軍大本營秘密獲得的“日軍準備發動東進和南進攻勢的戰鬥序列”情報資料，由此判斷出日軍即將對美國太平洋軍事基地和東南亞地區發動進攻的意圖。侍從室情報組看到這份情報后，立即用紅色封套原件加簽迅速密呈給蔣介石，蔣閱后立即批示：密告美國政府。但美國海軍當局並未對此引起充分重視，也未及時做出對策，以致後來使珍珠港海軍基地遭到了慘重損失。” （中國二戰時曾破譯珍珠港偷襲之密電？）

當然，王芃生也有失誤的時候，比如軍統頭子唐縱就在1939年10月3日的日記中說：王芃生判斷敵情，從未應驗，比如他曾在武漢戰役判斷日本不會在廣州登陸，結果日本奇襲廣州，1939年判斷日本會崩潰，同年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后又認為此為中國事變之結束。均未應驗，委座罵王芃生謂：”你的言論有時比沒有理智更沒有理智，比無常識更無常識“，唐縱認為“其言雖苛，但不為過” 。

他還在《大公報》、《中央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抗戰過程應有的基本認識》、《不降必勝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國抗戰對世界大戰的貢獻》等大量主張堅決抗戰、反對妥協投降、宣傳抗日必勝的文章。

抗戰勝利后，由於王芃生非蔣的嫡系而不被重用， 1946年7月17日病逝於南京，終年53歲。

國際問題研究所之建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了，中國人民堅持了八年的抗日戰爭也結束了。為了做好日本投降后戰後中國的工作，11月11日，國民黨政府在重慶召開複員整軍會議，開始戰後的整肅工作。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王芃生感到了對日情報工作已經臨近結束的階段，對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前途問題也表現出深深的憂慮。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出之後，王芃生便召集了謝南光、潘世憲等商談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將來”問題，經過大家的一陣沉默，最後，王芃生提出將國際問題研究所改隸中央研究院，以便將來把它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單位繼續存在下去。這個建議得到了在場人員的認可。

此後的幾天，王芃生便開始和傅斯年商談這個問題。但是，在王芃生與傅斯年的多次協商中，並沒有達成一致的共識，其結果不盡如人之意，傅斯年始終認為“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薩”，“不能接受”，以一個難以讓人信服的理由拒絕了國際問題研究所改隸之事。這樣，國際問題研究所改隸中央研究院的計劃便泡湯了。就在此時，國際問題研究所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了軍統局要兼并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說法。可見，解決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前途問題已經非常緊迫了。

此後，王芃生便召集了一批科級以上人員二十餘人在其家中座談，開始商討“日本投降后，我們對日情報研究機構將向何處去”的問題。王芃生首先說明了政局形勢，對併入軍統局問題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並以此徵求大家的意見。

座談會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但是國際問題研究所內部始終是想法不一，有人提出“解甲歸田”，有人說“自謀出路”，有人提出併入中央研究院的問題，也有人提出改隸外交部的建議，還有人提議改為私人的研究團體。座談會最後沒有討論出一個可行的辦法。後來，國際問題研究所採取了由軍委會改隸外交部的設想。但是改隸外交部后國際問題研究所機構要縮編、降低，王芃生也不能再繼續領導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工作。

對此，王芃生表示要以安置機構人員為首要任務。此後，在給國民黨侍從室解釋改隸的理由時，他這樣講到：日本已經投降，對日的敵情研究應改為平時的對日政治、經濟研究，所以國際問題研究所應該改隸外交部。對此，侍從室的批示是“與外交部洽談改隸事”。隨後，王芃生派謝南光去外交部商談併入問題。在改隸之事上，國際問題研究所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國研所保留原名，只是改由外交部領導，直屬於外交部部長的獨立研究機構。而外交部的方案是設立一個隸屬於該部情報司之下的研究室。從方案看，國際問題研究所是想藉此繼續保留其原有的地位，而外交部則意在壓低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地位。最後經謝南光與外交部次長甘乃光反覆協商，達成了併入外交部問題，但是隸屬地位問題沒能解決。9月初，因戰後複員及接受偽滿問題，謝南光奔赴南京，組織南京辦事處，同外交部的具體談判便一時被打斷。

隨後，王芃生派潘世憲與外交部對人員安置問題繼續談判。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初衷是要保留一個120人的規模，這樣在人員數額上明顯的超越了外交部的原來設立一個研究室的設想，外交部自然不同意。

後來，經過幾個輪迴的談判，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商定研究所的併入人數是60人左右，但是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地位問題沒有解決。對此，甘乃光認為，現先不作肯定，到那時看最高當局的意思，能爭取到與司級平行最好，不然就只能隸屬在情報司之下了。等到回南京以後再談。這樣，談判問題便被擱置起來。

國際問題研究所之終結

1946年初，謝南光被王芃生推薦到駐日代表團工作，邵毓麟和潘世憲也被派往駐韓代表。而在此時，王芃生也有放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工作的打算，他想去日本主持駐日軍事代表團工作，對出使日本頗有期望。為此，王芃生也向蔣介石表達了這一意願，蔣許願派王�生去日本處理對日問題。但是由於親美分子的鼓動，結果蔣介石任命親美分子侍從室高級參謀朱世明為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這樣王芃生去日失敗了。後來，王芃生表示返回外交界，也歷經挫折，先是應軍事代表團邀請赴華府工作未成，而後駐土耳其大使空缺，有人建議亦未能接替。這些政治上的失敗，使王芃生從此對政治失去了信心，開始專心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改造問題。1946年3月間，王芃生奉命先後出訪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處理日僑遣返事務，在此期間，王芃生也遍游國際問題研究所各站徵求改造意見。這樣，從以上情況粗看，國際問題研究所內部呈現出一片散夥的景象，整個研究所內部人心惶惶，國際問題研究所內部也瀰漫著解散的氣息。

王芃生的仙逝加速了國際問題研究所這段時期的驚慌。王芃生本有心臟病，在出訪視察期間，病情嚴重，到南京后發病，到上海時更加嚴重。此後稍加治療，飛往北平后，病情又加劇。1946年5月16日飛返南京赴命。17日接待賓朋，撰寫報告，晚10時病發去世，享年54歲。臨終索筆並書“國研所改組事”六字。一代哲人、一代愛國人士王芃生就這樣結束了生命。1946年5月18日，各大報紙爭相登載王�生先生去世的消息。南京各界也為王芃生舉行了莊嚴隆重的追悼會。經國際問題研究所同仁與賀耀祖的商量，追悼會成立了以賀耀祖為主任的治喪委員會。這樣，王芃生的治喪事宜便順利地進行了。王芃生的追悼會極為隆重，靈前擺滿了各部會各團體的花圈、輓聯和祭幛。國民政府也發布褒揚令，表彰了王芃生一生的業績。蔣介石親派姚琮為代表致祭，撰祭文並書“藎懷茂績”以挽。此外，郭沫若領導的第三廳，藝術界名家徐悲鴻、軍政大員程潛、覃振、楊傑、劉裴以及陳布雷和智囊團的張群、吳鼎昌，社會名流張季鸞、胡政之以及蘇聯顧問約爾克和波蘭大使高樂佩等也參加了追悼會。王芃生墓葬南京鐘山南麓靈谷寺側小白龍山，位於著名先賢廖仲愷墓左後。墓誌銘由張群撰文、吳稚暉篆額、許世英書丹。墓穴形似墨水瓶，墓標有如筆桿，象形王芃生一生文章報國的志向。

王芃生喪事結束后，蔣介石就下達指示，由唐縱負責處理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善後問題”。對此，國際問題研究所內部有其自己的打算。國際問題研究所曾商討走民辦道路：即由第一組副組長留日學法律的潘君約同原上海站徐君領導的小組組員余守中和潘彼得籌建“新亞通訊社”，以收聽日本用拉丁語廣播的新聞並加以評論，向上海各大報紙發稿。這得到了《大公報》贊助。但是後來余守中被捕以及電台遭到破壞，“新亞通訊社”開展工作遭受重大影響。此後這條道路便行不通了，這樣走民辦的道路也失敗了。在走民辦道路的同時，國際問題研究所把王芃生去世的消息告知外交部次長甘乃光，請求再改隸外交部。這個請求遭到外交部長王世傑的拒絕，改隸外交部一項已被否定了。後來唐縱主張將國際問題研究所劃歸軍令部第二廳鄭介民處，以便使軍統局輕而易舉的實現吞併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野心。

當然，國際問題研究所是不願走毀於軍統之路的。繼而國際問題研究所潘世憲提出了“結束、解散”的想法，經與原軍統局局長賀耀祖的一再協商，侍從室最後同意了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結束工作的請求。此後，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了一個以邵毓麟為首的臨時班子來處理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各項結束事宜，開始把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物資、檔案移交外交部及新成立的國防部，人員遣散也相繼進行。到1946年10月，全部移交遣散工作結束。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這段歷史便就此結束了。

王芃生一生著述較多，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出版《時局論叢》,收入文章32篇。著有《日本古史辯證》、《日本古史之偽造》、《土耳其論文集》、《匈奴史之新研究》、《小梅溪堂詩存》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