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史札記

《二十二史札記》，清代趙翼（1727年—1814年）著，三十六卷，補遺一卷，總計條目約六百餘條，內容以研究歷代正史為主，其中涉及當時尚未明確為正史的《舊唐書》及《舊五代史》，雖名為二十二史，但實涉及全部二十四史。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三大史學名著。

《二十二史札記》是乾嘉史學中獨樹一幟的著作，

全書以札記的形式熟練地運用歸納考據、比較研究和樸素辯證等多種史學方法對二十四部正史從宏觀角度進行分析研究。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趙翼超越孤立繁瑣的事實考證，不僅對正史中歷代治亂興衰的大事進行研究，而且對史學評論進行深入探討，即史法與史事並重，所得出的結論許多都富有思想深度和理論見解。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趙翼辭官致仕，閑居無事，讀書寫書自娛，用筆記形式把資料記錄，日積月累而成《二十二史札記》，編目按二十四史之先後分卷，每卷以類相從，並各立標題，共為609題，題目大多標新立異，一針見血，如《東漢諸帝多不永年》、《武后納諫知人》、《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文字之禍》的專題，又謂“《三國志》多回護”、“《宋史》事最詳”，於乾隆六十年出版。

《二十二史札記》的最大特點乃它採納排比和歸納等方法解讀歷史，於重大歷史問題上，以歸納法集合有關資料，作有系統的論述。如趙翼指“東漢諸帝多不永年”乃從東漢各皇帝的壽命年期中歸納出來；研究宋朝時便提出“宋制祿之厚”、“宋恩蔭之濫”、“宋恩賞之厚”及“宋冗官冗費”，指出宋朝對文人在進仕上的過份優待，導致宋朝在官員方面的支出形成沉重負擔；“明初文字之禍”部分則歸納出“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

梁啟超對趙翼的評價曾以這句表示：“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指出了《二十二史札記》的最大優點。

趙翼，錢大昕與王鳴盛同為清乾嘉時代以考史著稱之史家，趙翼代表作《二十二史札記》與錢氏之《廿二史考異》及王氏之《十七史商榷》，同為當時考史之經典著作；但錢、王之作，側重考訂個別事情或字句，而趙作則史法與史實並重，內容及組織方面亦較錢、王之作全面和系統。

趙翼(1727～1814)清代詩人、史學家。字雲崧，一字耘崧，號甌北，陽湖（今江蘇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予修《通監輯覽》。曾任鎮安、廣州知府，官至貴西兵備道。乾隆三十八年辭官家居，曾一度主講揚州安定書院，專心著述。

趙翼詩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合稱“乾隆三大家”。論詩也重“性靈”，主創新，與袁枚接近。存詩4800多首，以五言古詩最有特色。並在造句、對仗方面見出功力。造語淺近流暢，其詩的缺點，是有時議論過多，過於散文化，形象性較差。

趙翼的文學著作有詩集53卷及《甌北詩話》。史學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記》、《陔余叢考》四十三卷、《檐曝雜記》、《皇朝武功紀盛》四卷，等詩文集共八十五卷。

《二十二史札記。小引》言：

“閑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為日課，有所得輒劄別紙，積久遂多。”

由此可見，趙翼撰作《二十二史札記》是由“閑居無事，翻書度日”開始的，積久以後才彙集成編，可說是屬於讀書筆記性質。就方法而論，趙翼之《二十二史札記》採用以史證史之方法，以本書證本書，“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

至於內容，則為史法與史事並重，對於歷代“治亂興衰之故”，亦加以評論。全書完成於乾隆六十年，歷二十餘年之久。綜觀趙翼之“廿二史劄記”，條理清晰，內容充實有考有論，實非一般讀書筆記所能比擬。

《二十二史札記》三十六卷，補遺一卷，通計條目約六百，內容以研究歷代正史為主，其中唐書及五代史皆兼新舊而言，故雖書各廿二史，但實涉及自《史記》至《明史》共二十四部正史。

1、史法方面

《二十二史札記》以比較分析的方法，說明紀傳體史書之體例組織及各史書之成書經過，並分析評論其編纂與書法之優劣等。凡各史書關係相近者即合併評述，如《史記》與《漢書》、《南史》與南朝的《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北史》與北朝的《魏書》、《齊書》、《周書》、《隋書》等都是這樣評述，既便於比較說明，更可省去許多筆墨。在論述《史記》體例組織時，作《各史例目異同》一篇，在互相比較下，以見其因革利弊之關係。《史漢不同處》，則直接以二書記事相比較，以見其得失。

2、史事方面

《二十二史札記》主要用綜述考辨的方法，於重大歷史事件或世人對之有特殊興趣的問題，以歸納之法集合有關資料，作有系統的論述，或辨明其虛實真偽。此部份可說是全書的重點所在，亦是區別於錢、王二書的一大特點。如《九品中正》及《六朝清談之習》二篇，闡明了魏普六朝時期上層社會的特點及其與政權組成的關係。彙集零散之資料，以重現歷史上保持數百年的一項重要制度，並申明此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者，真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串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又例如《武后之忍》及《武后納諫知人》二篇，從正面與反面對武後分別予以評價。又例如（宋郊祀之費），（宋制祿之厚），（宋思蔭之濫），（宋恩賞之厚）及(宋冗官冗費）等篇，集中地說明了宋朝統治者對人民榨取之重和對統治階層內部待遇之寬，從而總結出“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足為法者也。”

1、“經世致用”思想

乾嘉時期是考據學的極盛階段。當時文人學者大多從事考證，整個學術界幾乎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近人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夫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故言清學必以此時為中堅”但在清代文化專制之下，當時學者們埋頭於古代文獻整理，從事繁瑣的考證，不敢涉及當世之務。與清初相比，雖有實學之風，卻無經世之旨，甚至完全脫離實際，為考據而考據。《札記》雖受這一時代思潮的影響，但作者卻能從歷史考證中抽身出來，著眼於“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從事歷史上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探討，並把清初學者倡導的“經世致用”思想貫穿於史事評論。

在《二十二史札記》“小引”中，趙翼自稱“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清初顧炎武提倡實學，“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自言“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趙翼謙言不敢比擬顧炎武《日知錄》，實際上正表明《二十二史札記》仿效《日知錄》，以經世致用為己任。《二十二史札記》刻成后，趙翼在《再題〈廿二史札記〉》中寫道：“一事無成兩鬢霜，聊憑閱史遣年光。敢從棋譜論新局，略仿醫經載古方。千載文章寧汝數，十年辛苦為誰忙。只應紙上空談在，留享他時醬瓿香。”在另一首《讀史》詩中，他也說，“歷歷興衰史冊陳，古方今病輒相陳。時當暇豫誰憂國，事到艱難已乏人。”顯然作者要通過史事來發表議論，企圖以“古方”來醫治“今病”，向古代史書中探求安邦治國的“良方”，傳之後人。同時提醒統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為鑒。

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趙翼抓住了歷史上有關治亂興衰的重大問題，臚列眾多史實，加以評論，分析產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訓。如兩漢的外戚、宦官、黨禁、經學，魏晉南北朝的禪代、世族、選舉、清談，唐代的女禍、宦官、藩鎮、雜稅，五代的武人、濫刑，宋代的弊政、議和，遼、金、元的制度和風習，明代刑獄、朋黨、吏治、“流賊”等重大問題，《二十二史札記》都作了分析和評論。談到東漢宦官，作者認為“先害民而及於國”，“由是流毒遍天下”，張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為逆矣”

在談到兩漢外戚之禍時，指出“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既受其禍，而外戚之禍亦莫如兩漢者”。對於唐代宦官專橫，趙翼認為其原因在於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監軍”而藩鎮跋扈，“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實行強幹弱枝，從而“消患於未萌”。對於宋代弊政，《二十二史札記》有多條加以論述，指責兩宋加恩官吏太濫，造成冗官冗費，並增加了農民負擔，進而指出，“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對明代礦使稅監橫徵暴斂，騷擾天下，不斷激起反抗之事，作者指出，“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趙翼這些評論，意在引起統治者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轍。所以，錢大昕稱之為“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

不僅如此，作者在評論史事時，還借古喻今，抨擊時弊。他在談到《新五代史》時說，“歐史紀、傳各贊，皆有深意”，歐陽修在評論史事之時，“警切時事”，諷喻宋代政事。《漢時以經義斷事》條在列舉若干事實后，借題發揮，稱“後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無庸援古證今，第條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經義盡為虛設耳”。《後魏刑殺太過》條在論及北魏族誅之慘時，指出，“一人有罪，害及無辜，秦、漢以來，以此法枉殺者不知其幾!”在《齊梁台使之害》條論及台使催征賦稅，“公私勞擾”時，指出:“後代欽差之弊，往往類此!”像這些都是面對現實有感而發的。鑒於清廷屢興文字獄，鎮壓異端，趙翼對歷史上以文字賈禍史事詳加揭露，如《秦檜文字之禍》條說，“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為功，惟恐人議己，遂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無不爭先告訐，於是流毒遍天下”。在列舉以上事實后，趙翼感嘆：“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這實際上是針對當時文化專制的黑暗統治而言的。類似這樣的專題如《明初文字之禍》、《明初文人多不仕》等均列舉了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事實。

當然，在清廷的高壓統治下，趙翼雖能突破考證的框框，發表史論，但他始終不敢明確指責清朝的弊政，對於一些敏感的社會問題也極力迴避。在《和議》條中，把明末抗清看作“書生誤國”，指責抗清志士為“不識大體”。對於清人所修《明史》也極力推崇而不敢指其瑕疵。而且，《二十二史札記》還有多處有意借古頌今，如《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條在談及元、明官田賦重害民時，極力吹捧清廷屢減官賦，“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於今者，何其幸也。”《明鄉官虐民之害》條在揭露鄉紳虐民暴行后，卻稱“由斯觀之，民之生於我朝者，何其幸也”。從作者不敢明確指斥當代，到美化清朝統治，可以看出他的經世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重民思想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從基本史實出發，進行綜合評論分析，揭露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兇橫、貪殘和腐朽，對民眾疾苦寄予廣泛的同情和關注，反映了作者的重民思想。

《二十二史札記》在《宋子孫屠戮之慘》、《齊明帝殺高武子孫》、《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武后之忍》、《五代諸帝多無後》、《胡藍之獄》等條，揭露了歷代統治者為了爭權奪利，大肆屠殺的行徑。《漢諸王荒亂》、《宋齊多荒主》、《海陵荒淫》、《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等條，列舉了統治者的荒淫腐朽。《武帝時刑罰之濫》、《後魏刑殺太過》、《五代濫刑》等條抨擊了封建帝王濫施酷刑、草菅人命。從趙翼評論史事的大量言論中，可以發現，他對古代政治幾乎沒有肯定，多半是揭露和指責。

《札記》還對民眾的遭遇表示關注和同情。對於漢武帝時刑罰之濫，“廷尉及中都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又十有餘萬”，作者發出“民之生於是時，何不幸哉”的感嘆。在《五代幕僚之禍》條，作者指出，“士之生於是時者，縶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對五代濫刑，也指出，“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對於歷代橫徵暴斂和鄉紳為害地方，趙翼也進行了揭露。在《五代鹽曲之禁》條指出當時“橫征無藝”，上至朝廷，下至州縣官吏“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況賦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斂，如趙在禮之拔丁錢，每戶一千，劉銖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在《南宋取民無藝》條，指出南宋大肆榨取，“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明萬曆礦稅之害》條亦指出，礦使稅監“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生變。迨(萬曆)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癰已遍天下矣”。他對民眾疾苦表示同情，《明末遼餉剿餉練餉》條指出三餉加派，“民窮財盡，困於催科”。

趙翼看到了民心與民力的作用，注意到民心向背與政治成敗的關係。在《王莽之敗》和《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后》等條指出，王莽政策“召怨於中國”，並“肆其毒癰，結怨中外”，從而導致了滅亡。在分析漢光武帝取得天下的原因時說，“是時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故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自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故易為力也。”又認為歷代亡國之君都是因為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條指出，“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騰、喪國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築燕京，次第汴京，工役甫畢，又興此大眾，以極無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豈有不自速其斃者”。在《明祖不嗜殺得天下》條指出，朱元璋正是因為不嗜殺人，民心歸附，從而戰勝群雄，成就帝業。他說，“是時群雄並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靈，獨明祖以救世安天下為心，故仁聲義聞，所至降附，省攻戰之力大半”。而明末礦使稅監，導致“民不聊生，隨地生變”，終至亡國。這種民心向背的成敗論，是值得肯定的。

但趙翼畢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眾疾苦，看到民心與民力的作用，以及“官逼民反”的事實，但對於農民反抗官府是極端仇視的。他把農民起義領袖看成是“賊”，黃巢、李自成都是“流賊”，進行謾罵和詆毀。在《流賊偽官號》條譏諷明末起義農民，認為“草竊姦宄，橫行一時，隅負自雄，設官建職，適以自速其斃也”。而《明鄉官虐民之害》條，既斥責欺壓百姓的“勢家”豪民，又痛罵反抗者為“奸民”，要求最高統治者“禁勢家之欺凌，又懲奸民之兇悍，則兩得其平，不至滋矣”。這反映了作者立場站在統治階級的一邊，為統治者出謀劃策，亦見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

3、時勢或事勢觀點

對於歷史事件和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和變化，趙翼《二十二史札記》試圖用“勢”來解釋。勢，包括時勢和事勢，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理解為“發展的趨勢”或“變化的規律”，具有樸素的辯證法的內容。在趙翼看來，“勢”隱含在事物內部，決定歷史事件的發展方向和變化形態。在《漢儒重災異》條中，趙翼認為，上古時代，生產水平低下，人的認識能力不足，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隨著社會進步，人事變動日益頻繁，天人關係日趨疏遠，事天不如事人，人在社會活動中的份量增加，這是發展規律。《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條闡述西漢諸侯王從專制一方到“惟得食租衣稅，貧者或乘牛車”的權力變化過程，指出“法制先疏闊而後漸嚴，亦事勢之必然也”。《公主不諱私夫》條針對西漢董偃事件后，公主貴戚多有違背禮法行為，認為這是“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同樣，漢初諸侯王行為放縱，是由於分封過早，專制一方，失於教養，“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從縱向發展過程來考察歷史事件，從而突破了就事論事的局限，而且對史事的評論往往具有客觀、辯證的效果。如《黨禁之起》條，分析東漢黨禁的起因和經過，並指出，“漢末黨禁，雖起於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並之告訐，然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條，通過縱向考察，認為初定製度時，承漢代察舉孝廉的鄉論遺風，重視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門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權操於士族之手，導致“計資定品”，形成“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究其原因，趙翼認為，“魏、晉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顧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為固然，而無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發展之中。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還注意到各時代風俗的殊異，並且力圖用“勢”來解釋。他認為“東漢尚名節”之風與其時選舉制度有關，“當時薦舉徵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風俗”。同樣，六朝清談玄學也是“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蓋關陝樸厚，本無此風，魏、周以來，初未漸染，陳人之遷於長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其他如《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五代藩帥劫財之習》、《元季風雅相尚》、《明言路風習先後不同》等條，都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從發展的角度進行評論，分析其淵源和產生的原因。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用時勢或事勢觀點對許多歷史事件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如對武則天，既論及其納諫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殘忍之處。同樣，對於宦官、王安石變法、金代考選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評價也基本上符合實際。當然，僅用“勢之必然”來解釋複雜多變的歷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準確的，而且它雖能解釋某些具體問題，但對於整體的歷史考察和歷史規律的把握是無能為力的。在這方面，趙翼陷入唯心主義之中。

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

主要是排比分散的材料，進行歸納和比較研究，從中抽象出歷史上關係治亂興衰的大事，分析其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從而反映出一個時期歷史的特點。對於歷代大事，趙翼通過自己的綜合分析，評論來總結經驗教訓，揭示得失的原因以及當時社會風氣的變遷。趙翼的歷史考證不同於那些為考證而考證的學者，他並未完全拋棄清初的經世致用的精神，在反思歷史事件的同時，力求給當代政治提供借鑒，來警切時事。

就史學發展而言，《二十二史札記》對歷代正史既有單獨的的評述，又有綜合的考察，全面地探討了二十四史，為古代史學史研究開闢了一條路向。其次，考據方法雖來自經學，而趙翼有意識地擺脫了經學的影響，甚至關於《史記》不言戰國以前之事，只講秦亡以後的之事，從個別字句和事件的訂正進展到史學上一個創造性的成就。

再者，《二十二史札記》最為人所樂道的貢獻是充份展示了史學上排比和歸納等方法之作用。趙翼平日讀史，有所得則於別紙；然後將同類史料排比歸納，寫成一條條的專題論述。取材雖基本上不出於正史範圍，但透過“參互校核”，不僅可以指出個別部份之錯謬處，而所得來之論斷，更啟發了後代學者開拓了不少歷史研究課題，而《二十二史札記》則可說是中國史學上以比較及歸納法治史之典範。

此外，趙翼通過排比各歷史資料，定出專題，揭示歷代風氣變遷及治亂興衰大事，組織嚴謹，寫法通俗，實為初學歷史者提供極大的方便，起著入門引導的作用。

趙翼之《二十二史札記》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堪稱傳統史學中運用比較研究的出色之作。近代學者對此多有評價。

清李慈銘：“不讀全史書，寢饋於此，凡歷代之制度大略，時政得失，風氣威衰……皆可曉然。”

梁啟超將《二十二史札記》作為國學入門書目之一，梁啟超在對乾嘉考據著作《二十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和《諸史考異》進行比較時突出強調了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的著述特點。一方面，他指出了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運用比較研究具有探尋盛衰治亂之原，探尋事物發展規律的作用。在其著作中對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多有論述，言辭中流露出對史學比較方法的充分肯定，並顯示出他極力向人們提倡進行比較研究的思想傾向。因為“此書深得‘比事’之訣，每一個題目之下，其資料皆從幾十篇傳中，零零碎碎覓出，如採花成蜜，學者能用其法以讀史，便可養成著述能力”。此類論述在梁氏著作中屢有見到。

梁啟超還說：“彼（趙翼）不喜專論一人之賢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時代之特別重要問題，羅列其資料而比論之，古人所謂‘屬辭比事’也。”“趙甌北翼之《二十二史札記》，其考據之部分，……採集論斷，屬辭比事，有足多者。”“‘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趙書蓋最善於比事也。此法自宋洪邁《容齋隨筆》漸解應用，至趙而其技益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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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浙江教育出版社

3、《中國古代典籍一百種簡介》 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

4、http://www.studa.net/lishi/080803/161303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