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曹雪芹在《紅樓夢》里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這兩個世界，分別叫它們作“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兩個世界，落實到《紅樓夢》這部書中便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種不同的象徵告訴我們這兩個世界的分別存在。譬如說，“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以及風月寶鑒的反面與正面。我們可以說，這兩個世界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最主要的線索。把握到這條線索，我們就等於抓住了作者在創作企圖方面的中心意義。當然，由於曹雪芹所創造的兩個世界是如此的鮮明，而它們的對比又是如此的強烈，從來的讀者也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在最近50年中《紅樓夢》研究基本上乃是一種史學的研究。而所謂紅學家也多數是史學家；或雖非史學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學的工作。史學家的興趣自然地集中在《紅樓夢》的現實世界上。他們根本不大理會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來的空中樓閣——《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們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這個空中樓閣。把它還原為現實世界的一磚一石。在“自傳說”的支配之下，這種還原的工作更進一步地從小說中的現實世界轉到了作者所生活過的真實世界。因此半個世紀以來的所謂“紅學”其實只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學問。用曹學來代替紅學。是要付出代價的。最大的代價之一，在我看來便是模糊了《紅樓夢》中兩個世界的界線。1961至1963年之間，大陸上的紅學家曾熱烈地尋找“京華何處大觀園”。這可以說是歷史還原工作的最高峰。這就給人一種明確的印象，曹雪芹的大觀園本在人間，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紅樓夢》里的理想世界被取消了，正像作者說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中，也並不是沒有人特別注意到《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早在1953或1954年，俞平伯就強調了大觀園的理想成分。以想象的境界而論，大觀園可以是空中樓閣。他並且根據第十八回賈元春“天上人間諸景備”的詩句，說明大觀園只是作者用筆墨渲染而幻出的一個蜃樓樂園。俞平伯的說法在紅學史上具有庫恩（Thomas S.Kuhn）所謂“典範”（paradigm）的意義。可惜他所處的環境使他不能對他這個革命性的新觀點加以充分的發揮。1972年宋淇發表了《論大觀園》這可以說是第一篇鄭重討論《紅樓夢》的理想世界的文字。他強調大觀園決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之中，而是作者為了遷就他的創造企圖虛構出來的空中樓閣。宋淇更進一步說：

大觀園是一個把女兒們和外面世界隔絕的一所園子，希望女兒們在裡面，過無憂無慮的逍遙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齷齪氣味。最好女兒們永遠保持她們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觀園在這一意義上說來，可以說是保護女兒們的堡壘，只存在於理想中，並沒有現實的依據。

這番話說得既平實又中肯，我願意把這一段話作為我討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起點。關於五十多年來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及其可能發生的革命性的變化我已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文中作了初步的檢討。所以詳細的論證和根據．這裡一概從略。

說大觀園是曹雪芹虛構的一個理想世界，會無可避免地引起讀者一個重要的疑問：如果大觀園是一個“未許凡人到此來”的“仙境”。那麼作者在全書總綱的第五回里所創造的“太虛幻境”在《紅樓夢》全書中究竟應該佔據一個什麼位置呢？我們當然可以說“太虛幻境”是夢中之夢、幻中之幻。但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應該說《紅樓夢》里一共有三個世界了嗎？庚辰本脂批有這樣一條：

大觀園系玉兄與十二釵之太虛玄境，豈可草率？

這裡“玄境”的“玄”字其實就是“幻”字，一定是抄者的筆誤，因為這一條里還有好幾字寫錯了。所以根據脂硯齋的看法，大觀園便是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這兩個世界本來是疊合的。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脂硯齋到底是誰。但他和作者有密切的關係，並且相當了解作者的創作意向，大概是不成什麼問題的。我們雖然不能過於相信脂批，可是在內證充分的情況下，脂批卻是最有力的旁證。讓我們現在看看《紅樓夢》本文裡面的直接證據。第五回寶玉隨秦可卿“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願意。’”這個所在其實就是後來的大觀園。怎樣證明呢？就風景而言第十七回寶玉隨賈政入大觀園，行至沁芳亭一帶，書中所描寫的恰恰就是“朱欄白石，綠樹清溪"這八個字的加詳和放大。就心情而言，我們應該記得第二十三回寶玉初住進大觀園時，作者寫道：‘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細心的讀者只要把前後的文字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太虛幻境和大觀園是一種什麼關係了。

如果說這條證據還嫌曲折了一點，那麼讓我再舉一條更直接、更顯豁的證據，以堅讀者之信。故事還是出在第十七回，寶玉和賈政一行人離了蘅蕪苑，來到了一座玉石牌坊之前。“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眾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賈政還特別補上一句：“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寶玉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石牌坊的呢？寶玉自己也許忘了。可是讀者一定還記得，第五回寶王夢遊太虛幻境“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坊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寶玉在記憶中追尋的豈不明明就是這個地方嗎？所以脂硯齋特別在此點醒讀者曰：仍歸於葫蘆一夢之太虛玄境。”賈政說：“這是要緊一處。”是的，《紅樓夢》中還有比太虛幻境更要緊的所在嗎？這個石牌坊，寶玉事後是補題了；題的是“天仙寶鏡”四字。也就是這座牌坊，後來劉姥姥又誤認作是“玉皇寶殿”，而大磕其頭。總而言之，“蓬萊仙境”也好；“天仙寶鏡”也好，“玉皇寶殿”也好，作者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點醒我們大觀園不在人間。而在天上：不是現實，而是理想。更準確地說，大觀園就是太虛幻境。

大觀園既是寶玉和一群女孩子的太虛幻境，所以在現實世界上，它的建造必須要用元春省親這樣一個鄭重的大題目。庚辰本第十六回有一段畸笏的眉批說：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事，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

作者安排的苦心尚不止此。第十七回開頭一段敘事便很值得玩味。園內工程告竣后，賈珍請賈政進去瞧瞧，有什麼要更改的地方，並說賈赦已先瞧過了。這好像是說，賈赦是第一個入園子的人。其實這段話是故意誤引讀者入歧途的。因為後文又說：“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憂戚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園中來戲耍。”緊接下去，便是寶玉避之不及，和賈政劈面相逢，終於被逼著一齊再進園子去題聯額。這段敘事的後半截至少暗涵著兩層深意：一、寶玉是最早進大觀園去賞玩景緻的人。賈赦、賈政等都是在園子完工後才進去勘察的，而寶玉早在這以前己去過不止一次了。二、大觀園既是寶玉和諸姐妹的烏托邦、乾淨土，則園中亭台樓閣之類，自然非要他們自己命名不可。大觀園這個“未許凡人到此來”的仙境是決不能容許外人來污染的。所以庚辰本十七回的總批說：

寶玉系諸艷之冠，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

同本又有一條批語說：

如此偶然方妙，若特特喚來題額，真不成文矣。

這些地方，脂評都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作者的原意。《紅樓夢》之絕少閑筆，我們有時也要通過脂評，才能體會得更深刻。

我們知道，寶玉當日並沒有題遍大觀園中所有的聯額。事實上園中建築物太多，命名之事也不是寶玉一個人能夠包辦得了的。那麼，還有誰題過聯額呢？這個謎直到第七十六回才解開。在這一回里黛玉和湘雲中秋夜賞月聯句。湘雲稱讚凸碧堂和凹晶館兩個名字用得新鮮。黛玉對湘雲說：

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因他擬了幾處，也有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擬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這沒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了，注了出處，寫了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進去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誰知舅舅倒喜歡起來，又說：“早知這樣，那日就該叫他姐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的一字不改，都用了。

這段話才把當日大觀園初題聯額的情節完全補出。可見園內各處的命名，除寶玉外，其餘也都出自諸姊妹，尤其是黛王之手。第七十六回和第十七回，相去60回之遙，且就曹雪芹已完成的原稿來說則已几几乎婪尾余香。而前後呼應，如常山之蛇。《紅樓夢》的創作作者時時有全局在胸；是非常明顯的。

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虛構世界。在書中主角賈寶玉的心中，它更可以說是唯一有意義的世界。對寶玉和他周圍的一群女孩子來說，大觀園外面的世界是等於不存在的，或即使偶然存在。也只有負面的意義。因為大觀園以外的世界只代表骯髒和墮落。甚至一般《紅樓夢》讀者的眼光也往往過分為大觀園這個突出的烏托邦所吸引，而不免忽略了大觀園以外的現實世界。但是曹雪芹自己卻同樣地非常重視這個骯髒和墮落的現實世界。他對現實世界的刻劃也一樣的費盡了心機的。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主角和讀者之間，是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的。“自傳說”之混曹雪芹和賈寶玉為一人，其最根本的困難便在於無法解決這個重要的觀點的問題。

曹雪芹雖然創造了一片理想中的凈土，但他深刻地意識到這片凈土其實並不能真正和骯髒的現實世界脫離關係。不但不能脫離關係，這兩個世界並且是永遠密切地糾纏在一起的。任何企圖把這兩個世界截然分開並對它們作個別的、孤立的了解，都無法把握到《紅樓夢》的內在完整性。為了具體地說明這一點，讓我們檢討一下大觀園的現實基礎。

第十六回對於大觀園的建造有很清楚的敘述。園子的基址是“從東邊一帶借著東府花園起，轉至北邊，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下面還有一段更詳細的報道：“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會芳園本是從北拐角牆下引來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謝欄桿等物，皆可挪就前來。”這些話里大有文章，可惜自來紅學家在“自傳說”支配之下，根本未作進一步的分析。上面我們已看到，大觀園的出現是《紅樓夢》中第一大事，作者和批者都一再鄭重其事地加以點明。那麼，作者在這裡細說大觀園的現實來歷，決不會是沒有用意的。如果“自傳說”可以解答問題，確切地考出大觀園是由曹家舊宅改建而成的，那當然再好沒有。而事實上此路確是不通，我們只好另闢途徑。

照上面的敘述，大觀園的現實基址主要是由兩處舊園於合成的：即寧府的會芳園和賈赦住的榮府舊園。庚辰本第十七回在“上面苔薛成斑，藤蘿掩映”句下有一條批語說：

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改，故如此寫方可。細極。

可見作者和批者，一暗一明，都特別提醒我們，這兩所舊園子裡面是藏著重要消息的。什麼消息呢？讓我們先從賈赦說起。賈赦這個人在《紅樓夢》里可算得是最骯髒的人物之一。《紅樓夢》里有一條無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寶玉長一輩的人，對他的不堪之處，描寫時多少都有相當的保留，這也可以說是“為尊者諱”吧！所以書中極力渲染的臟事情，大都集中在賈珍、賈璉、薛蟠等幾個寶玉的平輩身上。這些地方，也確露出“自傳”的痕迹。但是儘管如此，作者對賈赦還是不肯輕易放過。所以第四十六回特立專章聲討，詳寫他要強納鴛鴦為妾的醜事。作者曾借襲人之口寫出他的安家定論：“真真——這話理論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略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紅樓夢》中對賈璉的淫行最多特寫鏡頭，恐怕就是要曲達“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古諺吧。所以，賈赦住過的園子和接觸過的竹樹山石以及亭棚欄桿等物自然也都是天下極髒的東西了。

再說東府園子，那就更是齷齪不堪之至了。正如柳湘蓮的名言所說的，“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幹凈” 。這還是一般性的說法。我們得更深一層分析一下會芳園這個地方。在第十六回以前，大觀園尚未出現，《紅樓夢》里的許多重大事故都是在會芳園這個舞台上上演的。會芳園中的樓閣現尚可考的有天香樓、凝曦軒、登仙閣等處。天香樓自然是最有名的臟地方。因為原本第十三回回目就叫做“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其他兩處也一樣地不幹凈。凝曦軒是爺兒們吃酒取樂之處，鳳姐所謂“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的一個所在。這隻要看看後來第七十五回賈珍諸人在天香樓聚賭說髒話和玩孌童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至於登仙閣，則是秦可卿自縊和瑞珠觸柱后停靈的地方。會芳園還發生過一件穢事，便是第十一回“見熙鳳賈瑞起淫心”。鳳姐遇到賈瑞便恰恰是在這個園子裡面。

所以，總而言之，賈赦住的舊園和東府的會芳園都是現實世界上最骯髒的所在，而卻為後來大觀園這個最清凈的理想世界提供了建造原料和基址。這樣的安排難道會是偶然的嗎？甚至大觀園中最乾淨的東西——水，也是從會芳園裡流出來的。甲戌、庚辰兩本在這裡都有同一條脂評，說：

園中諸景最要緊是水，亦必寫明為妙。

可見作者處處要告訴我們，《紅樓夢》中乾淨的理想世界是建築在最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他讓我們不要忘記，最乾淨的其實也是在骯髒的裡面出來的。而且，如果全書完成了或完整地保全了下來。我們一定還會知道，最於凈的最後仍舊要回到最骯髒的地方去的。“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這兩句詩不但是妙玉的歸宿，同時也是整個大觀園的歸宿。妙玉不是大觀園中最有潔癖的人嗎？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創造了一個理想世界，在主觀企求上，他是想要這個世界長駐人間。而另一方面，他又無情地寫出了一個與此對比的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的一切力量則不斷地在摧殘這個理想的世界，直到它完全毀滅為止。《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不但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這種關係是動態的，即採取一種確定的方向的。當這種動態關係發展到它的盡頭，《紅樓夢》的悲劇意識也就升進到最高點了。

前面我們曾指出，《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是乾淨與骯髒的強烈對比。現在我們應該進一步探討一下，大觀園裡面的人物對這兩個世界的看法是否可以證實我們的觀察。在這個關聯上，我們要檢討“黛玉葬花”的意義。黛玉葬花發生在第二十三回；寶玉和諸釵剛剛在大觀園中開始他們的理想生活。所以作者對這個故事的安排，不用說，是涵有深意的。由於這個故事太重要了，我們不得不把最有關係的一段文字全引在這裡：

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的滿書滿地皆是。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躊躇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上掛著紗囊，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水裡。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幹凈。”

“黛玉葬花”早在清末便上過京劇的舞台。民國初年經過梅蘭芳和歐陽予倩這兩位名演員重新編演之後，這個故事在中國已幾乎是家喻戶曉了。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寶、黛兩人的愛情發展方面，尤其是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飛燕泣殘紅”那一段哀感動人的情節。而紅學家所注意的又往往在“葬花”一詞的出處。至於黛玉為什麼要葬花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認真地被提出來過。

我願意鄭重地指出，黛王葬花一節正是作者開宗明義地點明《紅樓夢》中兩個世界的分野。我說“開宗明義”，因為“葬花”是寶玉等入住以後，大觀園中發生的第一件事故。黛玉的意思很明顯，大觀園裡面是乾淨的但是出了園子就是髒的臭的了。把落花葬在園子里，讓它們日久隨土而化這才能永遠保持清潔。“花”在這裡自然就是園中女孩子們的象徵。怎見得？有詩為證。黛玉《葬花詞》說：

未若錦囊收艷骨，一堆凈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

所以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每個女孩子都分配一種花。而第四十二回鳳姐更明明告訴讀者：“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第七十八回晴雯死後成花神的故事也得在這個意義上去求了解。花既象徵園中的人物，那麼人物若想保持乾淨、純潔，唯一的途徑便是永駐理想之域而不到外面的現實世界去。我在前面曾說，對於寶玉和大觀園中的女孩子們來說，外面的世界是等於不存在的。但這話只是要指出，在主觀願望上，他們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恆，是精神生命的清澈；而不是說，他們在客觀認識上，對外在世界茫無所知。園中女孩子們，誠如作者所說，是“天真爛漫”的。可是他們並非幼稚胡塗。事實上，她們一方面把兩個世界區別得涇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識到現實世界對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正是通過形象化的方式把這兩層意思巧妙地表達了出來。

曹雪芹有時也用明確而尖銳的語言點出外面世界的險惡。第四十九回是大觀園的盛世的始點，許多重要的人物如薛寶琴、邢岫煙、李紋、李綺等都住進了園子。也就是在這一回，史湘雲警告寶琴道：“你除在老太太眼前，就在園子里，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會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咱們的。”接著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卻又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湘雲這番話真是說得直率，明眼讀者自會看出，她事實上對王夫人也頗有貶詞。所以除了大觀園這個烏托邦以外，便只有史太君跟前尚屬安全。其餘外面的人都是要害園子裡面的人的。為什麼史太君會是個例外呢？因為她是從前枕霞閣十二釵中的人物，在大觀園中人的眼裡，尚不失為“我輩中人”也。這種強烈的“咱們”“他們”的分別正是相應於兩個世界而起的。

但是大觀園中的“咱們”也不都是一律平等的，理想世界依然有它自已的秩序。“桃花源”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個烏托邦。照王安石說，它是“但有父子無君臣”。換言之，桃花源中雖無政治秩序，卻仍有倫理秩序。大觀園的秩序則可以說是以“情”為主，所以全書以情榜結尾。但由於“情榜”已不可見，今天要想完全了解作者心目中的秩序，可以說己無可能。大體上說作者決定“情榜”名次的標準是多重的；故除了“情”字外，我們還得考慮到其他標準如容貌、才學、品行、以至身份等等。這裡我只想提出一個比較被忽略了的重要線索，即群芳與寶玉的關係。庚辰本第四十六回有一條批語說：

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掛號，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這一條評語我覺得特別重要。“情案”之“情”即是“情榜”之“情”。這樣看來，書中諸人與寶玉之間關係的深淺、密疏，必然會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著他們在情榜上的地位。而了解大觀園世界的內在結構，也就必須個別地察看書中諸人如何在“石兄”處掛號了。

談到大觀園世界的內在結構，我們便不能不稍稍注意一下園中房屋的配置。這種配置，在我看來，也正是內在結構的一個清晰的反映。宋淇曾指出，大觀園中的庭園布置和室內裝設都是為了配合幾位主角的性格而創造出來的。這一點很正確，而且這也符合西方文學批評的原理。主角住處的布景往往是他的性格的表現，“一個人的房子即是他自己的一種伸延”。但是曹雪芹對於於布景的運用更有進於此者。他利用園中院落的大小、精粗，以及遠近來表現理想世界的秩序。這裡只舉幾個最緊要的例子作為初步的說明。我們記得，第十七回寶玉題大觀園聯額，作者主要只寫了四所院宇。這四所院宇依次為瀟湘館、稻香村、蘅蕪苑和怡紅院。這裡面的評論都是有寓意的。先說瀟湘館。眾人一見，都道：“好個所在。”而寶玉更認為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可。所以題作“有鳳來儀”。這已可以看出作者對瀟湘館的特致鄭重之意了。庚辰本在“好個所在”之下則批道：“此方可為顰兒之居。”這還不算。下文第二十三回寶玉和黛玉商量住處時，黛玉說：“我心裡想著瀟湘館好。”寶玉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這裡呢。我就住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後文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寶玉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正可與此同觀。這正是用距離和環境來表現寶、黛之間的特殊關係的最好例證。

再看稻香村。賈政問寶玉：“此處如何？”寶玉應聲說：“不及‘有鳳來儀’多矣。”接著便發了一大篇議論，說此處是人力強為，沒有“天然”意味。結果惹得賈政大為氣惱。不但如此，後文寶玉奉元春之命寫四首詩，而單單稻香村一首寫不出來，終由黛玉代筆才算交卷。這都表現寶玉對李紈的微詞。李紈在大觀園中是唯一嫁過人的女子，而我們當然都知道寶玉對已婚女子的評價。但李紈畢竟是寶玉的嫂嫂，並且人品又極好，因此這種微詞便只好如此曲曲折折地顯露出來。其中“天然”“人力”的分別尤堪玩味。李紈在正冊中居倒數第二位，僅在秦可卿之上，是不為無因的。

那麼蘅蕪苑又如何？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很。”豈非又是作者之微詞乎？可是妙在從賈政口中說出來，仍給寶玉留了地步。這就避開了俞平伯所謂“分高下”的問題。這裡有一條脂批，頗得作者之心：“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釵顰對峙，有甚難寫者。 ”更妙的是後來在第五十六回探春又補上一句：“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閑閑一語透露了蘅蕪苑和怡紅院並為大觀園中最大的兩所住處。木石雖近而金玉齊大，正是脂硯齋所謂“釵顰對峙”也。

最後說到恰紅院。這一段的描寫最為詳細，要分析起來，可說的話太多。現在姑舉三點：寶玉要題“紅香綠玉”兩全其妙，是章法之一。這在後來元春命寶玉賦詩一節中尚有照應。怡紅院中特設大鏡子，別處皆無，是章法之二，即所謂“風月寶鑒”也。園中的水“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是章法之三。而尤以最後一點最值得注意。脂評說：

於怡紅總一園之看（？），是書中大立意

這正證實我們上面所說的，作者是借著院字的布置來表示諸釵和寶玉之間的關係。因而間接地說明理想世界的內在結構。脂評所謂“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掛號”，便要在這些地方去認識。而園中之水流於怡紅院之後，仍從牆下出去，又正關合葬花時黛王所說的，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就是髒的臭的了。

我們一直強調，《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是乾淨和骯髒的強烈對照。上面無數例證都可以在概念上支持我們關於這個基本分別的看法。但是最後我還必須要解答一個具體的經驗性的問題：即大觀園中的生活是不是真的乾淨？如果大觀園跟外面的現實世界同樣的骯髒，那麼我們所強調的兩個世界的對照，依然難免捕風捉影之譏。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當然不能採用上面舉例證明的方式。因為不存在的東西——骯髒——是不會有證據的。我們可以這樣說，原則上曹雪芹在大觀園中是只寫情而不寫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穢渲染得特別淋漓盡致。便正是為了和園內凈化的情感生活作一個鮮明的對照。

我們知道。大觀園基本上是一個女孩子的世界。除了寶玉一個人之外，更無其他男人住在裡面。因此，只要我們能證明寶玉園中生活是乾淨的，《紅樓夢》的理想世界的純潔性也就有了起碼的保障。關於這一層，作者曾有意地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線索。第三十一回，寶玉要晴雯和他一起洗澡。晴雯笑說：“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床腿，連席子上都汪著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這番話初看起來好像頗有文章。其實，這只是作者的狡猾。故用險筆來引人入歧路的。原來寶玉進大觀園后，襲人因為得到王夫人賞識。所以特別自尊自重，和寶玉反而疏遠了。夜間同房照應寶玉的乃是晴雯，如果寶玉有什麼越軌行為，那麼晴雯的嫌疑可以說是最大。晴雯之終被放逐，也正坐此。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寶玉和晴雯一直乾乾淨淨的，所以晴雯臨死才有“擔了虛名”之說。作者為了證明二人的清白，特別找一個書中最淫蕩不堪的燈姑娘出來作見證。燈姑娘說：“我進來一會在窗外細聽，屋裡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談及的，誰知道兩個竟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正像解意居士所說的：

窗外潛聽，正所以表晴雯之貞潔也。不然，虛名二字，誰其信之？

其實燈姑娘的話豈止洗刷了寶玉和晴雯的罪名，而且也根本澄清了園內生活的真相。寶玉和最親密而又涉嫌最深的晴雯之間，尚且是“各不相擾”，則其他更不難推想了。

最後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需要交代，即七十三回傻大姐誤拾綉春囊的故事。這個故事表面上和我們所謂大觀園是清凈的烏托邦說最為矛盾，但細加分析，則正合乎我們的兩個世界的理論。這個綉春囊當然是第七十一回司棋和她表弟潘又安在園中偷情時失落的。可是在七十二回開始時作者明說二人被鴛鴦驚散，並未成雙。可見大觀園這個清凈世界雖已到了墮落的邊緣尚未完全幻滅。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七十四回查明有犯奸嫌疑的人是司棋之後，司棋只是低頭不語，卻毫無畏懼慚愧之意。那麼司棋的勇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就要歸結到我們在注中所分析的“清”與“淫”的分別上去了。司棋顯然是深深地愛戀著她的表弟的。根據作者“知情更淫”和“情既相逢必主淫”的說法，這種世俗所不諒的“姦情”未必一定是什麼罪惡。而目和外面世界的“臟唐臭漢”比起來，更談不上什麼骯髒。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作者是要把這件公案作為一個骯髒事件來處理，那麼我們必須說，這正是《紅樓夢》的悲劇中所必有的一個內在發展。我們在前面己指出《紅樓夢》的理想世界最後是要在現實世界的各種力量的不斷衝擊下歸於幻滅的。綉春囊之出現在大觀園正是外面力量入侵的結果。但外面力量之所以能夠打進園子，又顯然有內在的因素，即由理想世界中的“情”招惹出來的。理想世界的“情”誠然是乾淨的，但它也像大觀園中的水一樣的，而且無可避免地要流到外面世界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的悲劇性格是一開始就被決定了的。我們曾說，曹雪芹所創造的兩個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的關係。我們現在可以加上一句，這個動態的關係正是建築在“情既相逢必主淫”的基礎之上。

許多跡象顯示，曹雪芹從《紅樓夢》的七十一回到八十回之間，已在積極地布置大觀園理想世界的幻滅。最明顯的是第七十六回黛玉和湘雲中秋夜聯詩黛玉最後的警句竟是:

冷月葬花魂。

所以妙玉特地來打斷她們，並說：“只是方才我聽見這一首中，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凄楚，此亦關人之氣數，所以我出來止住。”我們知道，花本是園中女孩子的象徵，現在由黛王口中唱出“葬花魂”的輓歌，可見大觀園的氣數是真的要盡了。這樣看來，綉春囊之適在此際出現於《紅樓夢》的清凈世界之中，當非偶然。夏志清把這件事比之於伊甸園中蛇的出現，因為蛇一出現，亞當和夏娃就從天堂墮落到人間。宋淇引之，許為“一針見血之言”，這是不錯的。

《紅樓夢》今本120回不出一手，至少在目前的研究階段上已成定論。在公認為曹雪芹所寫的80回中，大觀園表面上依然是一個“花柳繁華之地”，因此我們無從知道作者究竟如何刻劃大觀園的破滅。略可推測者，作者大概運用強烈的對照來襯托結局之悲慘。所以第四十二回靖應鵾藏本脂批有“此後文字，不忍卒讀之說。據周汝昌的判斷，“後半部中所有人物的原來身份地位都發生‘大顛倒’的現象”。這一層，所有研究《紅樓夢》的人大致都可以首肯。這種顛倒恐怕並不限於人物，大觀園這個清凈的理想世界也不免要隨著而遭到一番顛倒，比如說從繁華到破落。而且人物的前後顛倒也不止於身份地位方面；從我們的兩個世界說來看，其中還必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涉及乾淨和骯髒的顛倒。

大觀園中的人物都愛乾淨，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越是有潔癖的人往往也就越招來骯髒。最顯著例子出在第四十回和四十一回。賈母帶著劉姥姥一群在探春屋裡參觀。賈母笑道；“咱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著，怕髒了屋子。”探春笑留眾人之後，賈母又笑著補上一句道：“我的這三丫頭卻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咱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這裡的“兩個玉兒”當然是指寶玉和黛玉。但作者忽然添寫此一段文字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為次一回“劉姥姥醉卧怡紅院”作伏筆。寶玉最嫌嫁了漢子的老女人骯髒，而作者就偏偏安排了劉姥姥之醉卧在他的床上，而且弄得滿屋子“酒屁臭氣”。這明明是有意用現實世界的醜惡和骯髒來點污理想世界的美好和清潔。同回劉姥姥在櫳翠庵吃茶，也同樣是為了襯出妙玉潔癖的特筆。所以八十回后的妙玉，結局最為不堪。她的冊子上說；

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

而“紅樓夢曲子”上又說她“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這是作者在八十回后寫妙玉淪落風塵，備歷骯髒之確證，斷無可疑。妙玉是《紅樓夢》的理想世界中第一個乾淨人物，而在理想世界破滅以後竟流入現實世界中最齷齪角落上去。僅此一端即可推想作者對兩個世界的處理是採用了多麼強烈對照的筆法！

總結地說，《紅樓夢》這部小說主要是描寫一個理想世界的興起、發展及其最後的幻滅。但這個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並且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著園外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在我看來，這是《紅樓夢》的悲劇的中心意義，也是曹雪芹所見到的人世間的最大的悲劇！

宋淇《論大觀園》，《明報月刊》8l期，1972年9月，頁4。

俞平伯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以下簡稱《輯評》），頁248。

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八十回紅樓夢校本》（以下簡稱《八十回校本》），北京，1958，冊一，頁47。

同上，頁163。按：甲戌本在太虛幻境中有一條批語說：“已為省親別墅畫下圖式矣。”

（俞平伯，《輯評》，頁120）可見脂硯齋已點明太虛幻境便是後來的大觀園了。尚有他證

詳后。

同上，頁232。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170。

同上，頁48。

俞平伯，《輯評》，頁270。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178。這四個字後來元春改題作“省親別墅”。又按人民文學

出版社1973年本，“境”字改為“鏡”（頁204），未知何據。“境”字固亦可通，但此處“寶鏡”實關合“風月寶鑒”。故仍當以“鏡”字為正。

《八十回校本》，冊二，頁440。

此文已寫就，重翻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中“記嘉慶本子評語”一節，發現大觀園即大虛幻境之說早已為嘉慶本評者道破。原評者在玉石牌坊一段下批曰：“可見太虛幻境牌坊，即大觀園省親別墅。”俞先生接著下一轉語曰：“其實倒過來說更有意義，大觀園即太虛幻境。”（《紅樓夢研究專刊》，第四輯，頁56）俞先生最後一句話和我的說法一字不差。足見客觀的研究結論，真能不謀而合。《隨筆》我曾看過不止一次，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俞先生自己心得的幾節，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本文既已寫就，改動不便，特補記於此，以志讀書粗心之過。

俞平伯，《輯評》，頁243。關於這個問題，宋淇先生已先我而發，他還引了其他幾條脂評，可以參看。《論大觀園》，頁4-5。

《八十回校本》，頁161－162。

俞平伯，《輯評》，頁256。按“冠”字原作“貫”。有正本則作“冠”，於義較長。詳細的討論見宋淇《論賈寶玉為諸艷之冠》，《明報月刊》，第54期（1970年6月），頁7－12；第55期（1970年7月），頁22－26；第56期（1970年8月），頁53－57。

俞平伯，《輯評》，頁257。

《八十回校本》，冊二，頁560。按：脂批亦早見到此點，庚辰本第十八回“後來亦曾補擬”旬下有注云：“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啟（后）之苗裔。至後文凹晶溪館，黛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聲空谷，八方皆應。”（見俞平伯，《輯評》，頁283－284）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157。

同上，冊一，頁158。

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里曾引了拆會芳園那一段話（頁156），但他的目的是在尋找大觀園究在北京何處。俞平伯的《讀紅樓夢隨筆》有一節討論“大觀園地點問題”也注意到寧府花園併入了大觀園這一事實。俞先生的論點主要在說明地點問題無法考證，只能認作是“荒唐言”。可惜他沒有進一層追問：為什麼作者寫這樣的“荒唐言”？（轉載於新亞書院《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一輯，頁112）

俞平伯，《輯評》，頁 258。此外尚有兩條脂批與此有關的可以參看，見頁247－248，茲不多引。

我並沒有完全否定“自傳說”。不過反對以“自傳”代替小說罷了。請看我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

《八十回校本》，冊二，頁491。關於賈赦之齷齪不堪，野鶴《讀紅樓札記》中已有嚴厲的指摘。見一粟編，《紅樓夢卷》，北京，1963年，第一冊，頁277－288。而俞平伯《讀

紅樓夢隨筆》更有專文討論。見《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二輯，頁133－134。

同上，冊二，頁741。

同上，冊一，頁116。

同上，冊二，頁847-850。按天香樓的再出現，在今本《紅樓夢》中確是一個沒有交待的矛盾。俞平伯已指出了這一點。見《讀紅樓夢隨筆》，《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一輯，頁112。但是由於靖本的發現，我們現在知道“天香樓”本作“西帆樓”，後來作者接受了批者的意見改為“天香樓”的。所以我猜想是作者忘了在七十五回作相應的修正，才留下這個漏洞的。見周汝昌《〈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文物》1973年第2期，頁 23。

同上，冊一，頁128 及136。

同上，頁114－115。

俞平伯，《輯評》，頁250。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51。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233-234。

《梅蘭芳舞台生活40年》，第二集，香港戲劇出版社重印本，頁89－101。

如王國維指出“葬花”兩字始見於納蘭性德的《飲水集》，見《紅樓夢評論》，《紅樓夢卷》，第一冊，頁263。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283。

同上，冊二，頁444。

不但園中女孩子是花神，而且寶玉自己也是花神。我願意在這裡稍稍講一下我對於寶玉為“諸艷之冠”的看法。第七十八國寶玉對小丫頭說：“不但花有一個神，一樣花一位神之外還有總花神。”（《八十回校本》，冊二，頁890）這話亦大有深意。我們知道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除了晴雯不抽籤外，還有寶玉也沒有抽。晴委不抽，是因為她跟黛玉一樣是芙蓉，所以無簽可抽。這一點俞平伯的分壽恰紅群芳開夜宴’圖說》（見《紅樓夢研究》，上海，1952，頁241－243）已交待清楚了。但寶玉何以不抽籤，則俞先生沒有說明。俞先生也許以為寶玉是男人，所以不能抽，其實不然。照七十八回來看，寶玉應是“總花神”，所以才不能抽，因為簽上決不可能有一種“總花”啊！寶玉是總花神，這就是所謂“諸艷之冠”也。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寶釵的簽上不明明寫著艷冠群芳么？（《八十回校本》，冊二，頁698）要知道寶釵雖然艷冠群“芳”，但畢竟只是司牡丹花的花神。唯有寶玉主不單管任何一樣的花，才有資格做總花神。倒過來說，正因為寶玉不是女人，他才不能單管任何一樣花，而只有做總花神。情榜60名女子，而以寶玉為首可以說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絲毫不必奇怪。我們應該記得寶玉小時候的舊號本是“絳洞花王”啊！（見《八十回校本》，冊一，頁385）而且“艷冠群芳”與“諸艷之冠”也大有不同，因為“艷”在這裡是比“芳”高一級的概念。所以我深信根據七十八回總花神之說，可以徹底地解決寶玉為“諸艷之冠”及在情榜上總領諸女子這兩個問題。胡適說情榜大似《水講傳》的石碣，（見《胡適文存》第四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71年，頁405）是有道理的，曹雪芹也許受了《水滸》的暗示，而把寶玉安排了一種近乎托塔天王晁蓋的地位。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233。

同上，冊二，頁525。

看俞平伯的《輯評》，頁492。

第四十五回李紈等邀鳳姐入詩社。風姐笑道：“我不入社花幾個錢，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八十回校本》，冊二，頁477）這也是湘雲的“咱們”兩字的具體說明。

見宋淇，《論大觀園》頁6－7。

俞平伯，《輯評》，頁517。

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分析。所謂“情”至少可分兩類：一是愛情之情，一是骨肉之情。金陵正十二釵之名次今仍清楚可考。林、薛以後即數元春、探春，而迎春、惜春反在妙玉之後。凡此皆可由正文中得其確解。因為寶玉平時認為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情理而已（見《八十回校本》，頁204）。此亦可移用之於姐妹之間。但元春、探春和寶玉之間，除了天倫關係之外，尚有自然發生的友情，故名次遠高於迎春、惜春也。這裡不過略示一端而已，詳論且俟將來。又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中有一個怪見解，認為元春之下是史太君，並非探春。（見《紅樓夢卷》，第一冊，頁69）他的話很不可信。

見《論大觀園》，頁3。

見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A Harvest Book，1956.pp.210-2l1.

《八十回校本》，冊一，164-165。

俞平伯，《輯評》，頁261。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232。

同上，頁697。參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頁233及238頁引金玉緣本評語。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166-167。

同上，頁183，按即“杏簾在望”。

同上，頁 168。

《紅樓夢研究》，頁235－237。

俞平伯，《輯評》，頁267。

《八十回校本》，冊二，頁613。

並見同上，冊一，頁170－172。

俞平伯，《輯評》，頁274。按：“看”字我初疑當作“水”字。后與宋淇先生討論，他說“看”字可能系“首”字訛成。宋先生的說法就字形說，比我的更近理。（後來我忽然悟到“水”字的草書與“看”字極近似，因此我還是傾向於“水”字。）此條宜與注論總花神一條合看。

宋淇先生認為前80回中，除賈蘭這個孩子外，其餘男人都不能入大觀園。另有幾個例外如賈芸之類，宋先生也有很合理的解說。（見《論大觀園》，頁5－6）在原則上大觀園確有這樣一條不成文法，但在實踐中，《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又是糾纏在一起的，不可能全無交涉。宋先生說前80回中賈政、賈璉都沒進過大觀園。這一點尚與書中事實有出入。第十七回試才題對額可以不算，因為這時大觀園尚沒有人居住。但第七十五回賈母在凸碧山莊的敞廳上中秋賞月，所有榮、寧二府的男人則確都進了大觀園。（《八十回校本》，冊二，頁851－855）所以我們不必一定說，八十回以前除了寶玉之外，沒有男人進過園子。不過作者儘可能地不寫男人入園而已。宋先生的說法基本上是符合作者原意的。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327。

同上，冊二，頁881。

同上，頁880。

《石頭臆說》，見《紅樓夢卷》，第一冊，頁196。

這裡有必要討論一下曹雪芹對“情”與“淫”之分際的看法。我們一再強調，《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方面是經渭分明的，而另一方面又是互相交涉的。情與淫的關係也正是如此。曹雪芹並非禁慾論者，因此他從不把欲無條件地看作罪惡。他也不是二元論者，所以又不把情和欲截然分開。在第五回中，他開宗明義地說明“好色即淫，知情更淫”，而反對“好色不淫”，“情而不淫“之類的矯飾論調。大體說來他認為情可以，甚至必然包括淫；由情而淫則雖淫亦情。故情又可叫做“意淫”。但另一方面，淫決不能包括情；這種狹義的“淫”他又稱之為“皮膚濫淫”。（均見《八十回校本》冊一，頁57）寶玉之所以為平兒惋惜，正因“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已”（同上，冊二，頁471）換言之，即有淫而無情。他對香菱的同情也基於相同的理由。（同上，頁693）試想連賈璉鏈都認為薛蟠玷辱了香菱，（同上，冊一，頁153）何況寶玉？

曹雪芹既持“知情更淫”之見，則他所謂“情”決不能與西方所謂純情（Platonic love）等量齊觀。此所以秦可卿的冊子上有“情既相逢必主淫“之語也。（同上，頁52）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恍然何以警幻要秘授寶玉以雲雨之事，以及寶玉又何以要與襲人重演一番了。那就是說，曹雪芹有意要告訴我們，寶玉其實是一個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者，他的欲永遠是為情服務的，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有正本在“便秘授以雲雨之事”句下評曰：“這是情之末了一著，不得不說破。’（俞平伯《輯評》，頁128）此評不知是否出自脂硯齋之手，但無論如何可說頗得作者之心。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也不必一定要說，寶玉和他屋裡的女孩子更別無兒女之事。甲戌本第五回“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之所致也”句上有眉批曰：“絳芸軒中諸事情景，由此而生。”（俞平伯，《輯評》，頁127）可見脂硯齋也不諱言這個。寶玉因情生淫，究與一般現實世界上之“皮膚濫淫”大有區別。寶玉夢遊太虛幻境必由秦可卿引入者，即在借“秦”與“情”之諧音。（按：情讀為秦是南方音，紅學家已多指出，茲不贅。）自來紅學家頗有疑寶玉與秦氏有染者實因不深解作者“情”“淫”之別而致。蓋作者喜用險筆，讀者稍不經意，即為所惑，高明如俞平伯先生亦有不免。（見《論秦可卿之死卜文，《紅樓夢研究》，頁178－182》在舊紅學家中，唯野鶴獨持異議。《讀紅樓札記》在此處評曰：“人亦有言警幻仙子即可卿，故後來視疾如萬箭攢心。野鶴曰：“此卻是全書關鍵，不可隨意穿鑿，存而不論為是。”《紅樓夢卷》，冊一，頁288）其見解甚為通明。

總之，曹雪芹寫寶玉情淫具備，清濁兼資，正是為了配合他所創造的兩個世界。因為只有這樣的寶玉才可以構成這兩個世界之間的接筍。而寶玉與襲人偷演警幻所訓之事出現在第六回，在作者而言，也必有深意。依我個人的推測，這正是要表明此後寶玉在大觀園中和那些清凈的女孩們“各不相擾”，乃由於不為，而非不能。倘若沒有第六回的點破，則讀者恐怕反而要疑惑到別處去了。“清靜無為”，斯老氏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若“清時有味是無能”。則豈非如李宮裁之燈謎“親音未有世家傳——雖善無征”乎？

有正本第七十四回總批已證明了這一點。批云：“司棋一事在七十一回敘明，暗用山石伏線，七十三回用綉春囊在山石一逗便住。”（俞平伯《輯評》，頁576）

《八十回校本》，冊二，頁804。

同上，頁839。

同上，頁804－805。

同上，頁710。

《八十回校本》，冊二，頁866。“花魂”亦有作“詩魂”者蓋由輾轉抄改致誤。見新亞書院中文系《紅樓夢》研究小組，《紅樓夢詩輯校》，《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二輯，頁68。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紅樓夢》第三冊，頁987，仍誤“花”為“詩”殊為可怪。編者似乎並未參考《八十回校本》或《乾隆抄本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稿》。關於此一問題的討論，請看宋淇，《冷月葬花魂》，《明報月刊》第四卷，第四期（1969年4月號），頁9－16。

見宋淇，《論大觀園》，頁9。按：外面世界之侵入大觀園亦有用暗筆寫者。第七十三回“金星玻璃（按即芳宮）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牆上跳下來了。’眾人聽說忙問在那裡，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見《八十回校本》，頁817）夤夜越牆入園，當然非奸即盜。這也是作者暗中布置大觀園毀滅的一種手段。

見周汝昌，《〈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文物》，1973年，第二期，頁22。又此條已收入陳慶浩，《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香港，1972，頁421。

周汝昌，前引文，頁25。

庚辰本第二十六回脂批在寫謀湘館“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句下有云：“與後文‘落葉蕭蕭，寒煙漠漠’一對，可傷可嘆。”（俞平伯，《輯評》，頁432）這八個字是八十回后描寫大觀園的極少數的佚文之一，已可見作者運用強烈手法之一斑。又按：如果作者寫綉春囊事件是為了表示大觀園這塊凈土也終不能永保，那麼，八十回以後或者還有更露骨的描寫，也未可知。鴛鴦在撞破了司棋和潘又安的“姦情”之後，“從此晚間便不太往園中來。因思園中尚有這樣奇事，何況別處。”（見《八十回校本》，冊二，頁804）這也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要點出：這園子本是天下最乾淨的地方，但也終不免要變髒的。

《八十回校本》，冊一，頁427－428。

《八十回校本》，冊二，頁441－442。關於寶玉對嫁了漢子的老女人的看法，見第五十九回，同上，頁650。

同上，頁437-439。按庚辰本第四十一回總批云：“此回櫳翠品茶，怡紅遇劫，蓋妙玉雖以清凈無為自守，而怪潔之癖未免有過，老嫗只污得一杯，見而勿用。豈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無以復加而不自知。故老嫗眠其床，卧其席，酒屁熏其屋，卻被襲人遮過，則仍用其床、其席、其屋，亦作者特為轉眠不知身後事寫來作戒，紈絝公子可不慎哉。”（俞平伯，《輯評》，頁501）此評尚未十分中肯，因妙玉之遭污事在八十回后，此不過特寫其“過潔世同嫌”，以為後文強烈對照之張本耳。

同上，分見冊一，頁51及55。

近日周汝昌根據靖本一條錯亂難讀的評語，想為妙玉翻案。他認為“骯髒”不是“腌臢”，乃“婞直”之貌，意為不屈不阿。“骯髒”縱在以前文學作品中有此解，但在《紅樓夢》妙玉一曲中恐不能別生他說，而只得解“腌臢”之同義語也。此讀全曲與冊子上的五言詩可定。靖本批語有“勸懲”兩字，故周君以為非對妙玉而言，因妙玉處境已極堪惋惜，何得更“懲”其“惡”。其實這條批語前半段明說“妙玉偏僻處，此所謂‘過潔世同嫌’也”。故下文言“懲”即指她這種過於好潔的毛病而言。換句話說即妙玉如此愛乾淨，嫌別人臟，結果就偏得到“骯髒”的懲罰。周君此處實在太嫌執著，而且也過於迷信脂批了。其實注所引庚辰本四十一回總批一段即可為“勸懲”兩字之最好註解，不知周君何以未加考慮。高鶚補寫妙玉結局，大體自不誤，不過對照遠不夠鮮明耳。今周君反責高鶚“精神世界的低下”，殊難令人心服。（見周汝昌，前引文，頁21－22及頁30注③）又“骯髒”一詞最早似見於後漢趙壹的《刺世疾邪賦》，原文作“抗臟倚門邊”。見《後漢書》卷八十下《又苑傳》。周君亦未能溯其源。

【原載】 《香港大學學報》第二期，一九七四年六月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現居美國。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述與中國情懷》、《中國懷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控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