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綬

王綬，字佩卿，1897年4月1日生於山西省沁縣烏蘇村。祖輩均為讀書人，曾祖為清代南京名官，祖父為清代舉人。父親王之鑒雖為清末秀才，鄉村私塾教師，但家境已趨衰落，以變賣家產為生。王綬童年隨父下地耕耘，深知糧食來之不易。

1897年4月1日 出生於山西省沁縣烏蘇村。

1916年 畢業於太原省立第一中學。

1919年 畢業於山西大學校預科。

1924年 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專業。

1924—1932年 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助教、講師。

1932—1933年 在美國康乃爾大學作物育種學系學習，獲農學碩士學位。

1933—1940年 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農藝系主任，農藝研究部主任。

1941—1942年 任西北農學院教授。

1942—1945年 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兼西北農業推廣繁殖站主任，西北農學院教授、教務長。

1946—1949年4月 任農林部農業推廣委員會糧食生產組主任，農林部糧食生產委員會專門委員會聯席會議主席，兼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

1950—1957年 任農業部糧食生產司司長，糧食生產總局副局長，一級農業總技師。

1957—1958年 任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所長，中國農學會副理事長，《農業學報》主編。

1958—1972年 任山西農學院院長，一級教授。

1972年2月1日 逝世于山西省太谷縣。

從1904年開始，他隨父讀私塾，後轉入縣高小學習。1912年秋，赴太原省立第一中學求學，1916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山西大學預科。此時，軍閥連年混戰，國家和人民遭受深重災難。他深感欲求國家與民族之獨立和富強，非先發展教育和科學不可。乃下決心走“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之路。1919年，他由山西省用貸金辦法保送到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學習。他勤奮學習，刻苦鑽研，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深得師友敬重。畢業后留校任助教，后升為講師。

王綬在金陵大學一面授課，一面深入農村調查農民保存與繁育優良品種的方法，並採集大豆單株，開始系統育種。1932年，王綬由金陵大學派送到美國康乃爾大學作物育種學系深造。次年，他以“大麥遺傳之研究”的畢業論文獲農學碩士學位，並被選為美國農藝學會會員。

王綬於1933年回國，先後任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農學系主任、農藝研究部主任，直到1940年。他在主持系務期間，認真負責，以身作則，井然有序，勤儉節約，使各項工作協調進行，為該系的建設作出了貢獻。他為全院講授的作物育種、生物統計，田間技術等課程，深受學生歡迎；他主持的大豆、大麥育種研究課題，培育出了幾個新品種在生產上示範推廣。那時，多數教授從事稻麥棉三大作物的研究，對於“小作物”則無暇顧及，惟有他看中了大豆和大麥，並為這兩個作物的遺傳育種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特別是在大豆方面，由於他的帶頭與引路，培養造就了一些接班人，使得這一原產我國的重要作物，無論是生產還是科研都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較短時間內，取得了蓬勃的進展。

七七事變后，王綬送家眷回山西老家避難，自己隨校西遷。在成都，他一面授課，一面收集新材料，繼續進行大豆、大麥育種和栽培的試驗研究。

1941年初，家鄉淪陷，家中老少六口離鄉南逃西安，準備入川。王綬獲悉后，啟程北上，會家眷於陵西武功西北農學院。承金陵大學在陝校友之熱情勸留，王綬遂留在西北農學院任農藝系教授，兼農場技正。1942年又兼教務長職務，並出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和農林部西北農業推廣繁殖站主任，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這一期間，他一直居住在西北農學院庫房院內兩間矮小的土坯房內，經常奔波於學校和繁殖站兩站，除完成教學和推廣繁殖站工作任務外，仍繼續編寫教材和教科書，主持大豆、大麥、馬鈴薯的育種栽培課題，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研究工作，並取得新的進展。同時對辦學方針、教學管理和課程設計等提出許多合理化建議，促進了教學質量的提高。

1946年，他返回南京任農林部農業推廣委員會糧食生產組主任、農林部糧食生產委員會專門委員會聯席主席，兼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1949年初，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達官要人紛紛撤退，許多人勸他離開南京，他都予以拒絕，堅持留在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王綬被調往北京，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農業部糧食生產司司長，授予一級農業總技師。赴任前，許多師生勸他還是留在金陵大學任教為好，他感慨萬分地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想給國家做點好事，找不到門路，如今解放了，時代不同了，我要為祖國的建設事業出一把力，把糧食生產搞上去。”在此期間，他參加制定農業發展規劃和糧食生產計劃，經常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總結地方發展農業和提高糧食產量的經驗，並加以推廣，為發展我國糧食生產作出了貢獻，1957年光榮地出席了全國首屆農業勞動模範代表大會。在工作中，他認真負責，對一些不良傾向敢於提出批評。他反對誇誇其談，尤其在學術問題上從不隨波逐流，即使是頂頭上司也敢據理力爭。這種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深受大多數科學家的讚許。

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成立，王綬轉任該所所長。這時他還被選為中國農學會副理事長，主編《農業學報》。不久，山西省在以前的太谷銘賢學院的基礎上成立農學院，考慮到王綬是山西人，熟悉山西情況，又是農學界元老，遂於1958年任命他為山西農學院院長，一級教授，他在主持校務工作中，對辦學方針，師資建設、專業設置、教學作風、招生工作等重大問題都要一一過問，妥善安排。他親自講授作物育種栽培和生物統計課程。在教學中，他總是在查閱大量科研資料，結合本省農業實際的基礎上編寫教材。他從本省本校的實際情況出發，建立了生物統計、大豆、遺傳、生理、土壤等研究室，並親自主持大豆遺傳育種和生物統計的研究工作。在這段時間，王綬把自己豐富的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經驗貢獻於學校的建設，使學校秩序穩定，教學相長，質量提高，聲譽日上，出現了辦學以來的最好水平。與此同時，他還以極大熱情積極參政、議政。先後擔任過第二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王綬於195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多年來，在團結各界人士，貫徹黨的統戰政策，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做了許多有益工作。

1972年2月1日他因心臟病複發，醫治無效，在山西農學院逝世，終年76歲。“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高教廳於1978年11月22日在太原雙塔寺革命公墓為王綬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儀式，以悼念他追求進步的一生。

摒棄殖民文化，培育幾代人才

王綬畢生致力於農科大學的教育，為國家培育了幾代農業科技人才。早在20世紀初，王綬就看到中國農科大學的教材帶有濃厚的半殖民地色彩，脫離中國農業的實際情況。於是，他發奮編寫適合中國國情和農業生產特點的教材，先後講授作物育種、生物統計、田間試驗技術、大麥、大豆各論等課程，共編寫十來本教材。在編寫過程中，他強調聯繫中國的實際，特別注意總結中國農民種植作物，培育優良品種的經驗，並吸收國內外最新科研成就，內容充實，深入淺出，學以致用。部分教材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部分由國立西北農學院農藝學會印刷，部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的被編入《大學叢書》，曾多次增訂再版，哺育了我國幾代農業科技人才。

在教學管理過程中，王綬始終把培養社會主義農業科技人才作為辦學的宗旨，堅持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教育面向國民經濟建設的方針。一方面要加強政治理論學習，提高政治修養；另一方面要掌握世界先進的農業科學理論和生產技術，增強技術修養。這樣才能培養出能文能武，而又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才。他指出，對青年學生應進行以“勤、儉、謙、誠”四字為主線的教育。勤是勤勤懇懇，“業精於勤”，“勤能補拙，”這是做好一切事業的根本；儉是用較少的人力、物力，做更多的事情，同時儉可養廉；謙是謙虛謹慎，不謙虛而驕傲自滿的人，不會有所成就；誠是一心一意為人民事業貢獻出所有力量。勤、儉、謙、誠四字是科學工作者走向又紅又專的必由之路，也是關口，只有過這四關，才能做到又紅又專。他經常教育青年學生在業務上要處理好理論基礎和專業知識的關係，對此不能倚輕倚重，專業知識和基礎理論，就象拖車掛在牽引機上，一刻也不能脫鉤。對於培養青年學生應從何處做起的問題，他認為，在農業科學技術的汪洋大海中，線頭應系在“從實際出發”這塊浮標上，要善於從青年學生的實際基礎出發，組織教學和科研活動，否則就經不起風雨，耐不得乾旱，最後要落空或收不到預期效果。

王綬認為，教學質量關係著學校的存亡興衰。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在於建立一支高質量的教師隊伍，充分發揮老教師承前啟後的樞紐作用，同時加強青年教師的培養。他指出，培養青年教師的當務之急是做到“三定一穩”，即固定專業，定人指導，規定學習時間和穩定隊伍。他告誡青年教師，在講課時，首先要觀點明確；其次是內容要豐富；再次是要有獨到見解。他提倡教學要貫徹“少而精”的原則，其關鍵在於精鍊教材和正確處理好“三基”關係，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之間的關係。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認真鑽研教材、提煉教材和組織教材，根據“三基”要求和當今科學技術的發展情況，去粗取精，千錘百鍊，該詳則詳，該略則略。並在教學中做到突出重點，講清概念，同時在課堂上下還要注意發揮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把鑰匙交給學生。他辦學既不好高騖遠，又不近功急利，而是強調依照計劃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王綬的這些辦學指導思想為農科大學的建設和農業科技人員的培養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王綬素以勤奮、嚴謹、求實、誨人不倦著稱。他在授課前都要作好充分準備，上課從不遲到，講授時表達清楚，講究實例，注意提高學生的消化吸收能力。在枯燥難懂的生物統計和田間技術課上，他注意盡量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強調“要做統計的主人，不做統計的奴隸。”他嚴於律己，也嚴格要求學生。他規定學生不得無故曠課和遲到早退，上課認真聽講做筆記，按時交課外作業。對於助教的聽課、查閱文獻和備課，他都有詳細安排和具體要求；經常把自己積累的資料、講稿等交給青年教師參考。他告誡青年人搞科研必須親自動手，踏實苦幹，沒有捷徑可走。他常說：“一個人一輩子能否做出點成績，關鍵在於持之以恆。”強調工作要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指名利）。他對青年人，是嚴師也是益友，既傳授知識，又曉以做人的道理。在成都，一位助手因患慢性病有被解僱的危險，他硬是頂住校方的壓力繼續給下了聘書，使其留了下來。在西安，一位助手被槍打傷，他立即派人去醫院協助護理，使其短期得以痊癒。他的助手和學生，在走向工作崗位后，大多能勤勤懇懇，認真負責，腳踏實地，做出成績，不少已成為知名學者，這是與王綬當年的言傳身教分不開的。

大豆、大麥育種和生物統計學科的主要奠基人

王綬長期從事大豆、大麥等作物育種栽培和生物統計與田間技術的研究，是我國這兩大作物和學科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早在1923年，王綬就開始大豆的遺傳育種研究工作。他曾多次在河南、山東、河北、山西等地採集大豆單株，進行系統育種試驗，培育出“金大332”大豆新品種，比標準品種顯著增產，一度在長江兩岸推廣種植。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開展雜交育種，獲得一些產量和含油量均高的雜交品系，散發在四川溫江等地試種。與此同時，他較早進行了大豆品種區域適應性以及不同地區品種的花期、株形、株高、籽粒大小與產量相關性等研究，取得了一些基礎性科學資料。1941年，他執教西北農學院后，繼續通過系選培育出“西農506”大豆新品種和“西農509”黑豆新品種，在關中地區小面積推廣。1948年，他在小豆遺傳實驗中發現一個花斑隱性基因，受到學術界的注意，後來被國際大豆基因命名委員會定名為Riri。晚年，他在山西首次開展了大豆品種資源研究和利用。他收集全省大豆農家品種830份和國內外大豆品種300餘個，進行觀察、比較、試驗，從中選育出“太谷早”大豆新品種，其含油量高達24．5%，為當時全國大豆品種含油量之冠。他目睹山西水土流失嚴重，根據氣候、土壤特點和人民生活需要，主張並開展了以大豆為主的小雜糧作物研究。在1960年至1963年經濟困難時期，他建議政府和農民要見縫插針多種大豆，指出大豆營養價值很高，特別是大豆芽含有一定量的煙酸，可以防止浮腫病，應利用房前屋后，田埂地邊等空地種植大豆，在高粱、玉米行間混種大豆，棉花缺苗斷壠地方補種大豆，適當多播麥茬豆。這個時期，他還主持了“黃淮流域大豆新品種選育”研究課題，該組培育的“晉豆1號”、“晉豆2號”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在開展大豆育種的同時，王綬還進行了大麥遺傳育種研究。早期培育的抗凍，抗銹大麥品種，曾在美國紐約地區推廣種植，被定名為“王氏大麥”（Wangs Barley）。之後又培育出具有豐產、抗病、稈強的“金大99”（裸大麥）、“西農3102”等大麥新品種在生產上應用。

王綬對生物統計學和田間試驗技術深有造詣。早在1923年就開始應用現代田間技術進行作物栽培與育種研究。他最早將方差分析、隨機區組設計等方法介紹到國內來。在我國，他最早撰寫出版了《中國作物育種學》和《實用生物統計法》這兩本有實用價值的專著，對早期這兩個學科在我國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實用生物統計法》一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被列為大學叢書，1949年後又行再版。之後，他又撰寫出版了《田間試驗之理論與實施》、《大豆栽培與良種選育》等著作。此外，他還發表了《作物產量之研究》、《大麥遺傳之研究》、《大麥雜交之研究》、《大豆栽培之研究》、《大豆第一代雜交優勢之研究》、《大豆植株形狀與產量的相互關係》、《大豆試驗田間技術之研究》等在當時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他在晚年撰寫的《生物統計學》專著本已定稿，可惜由於“文化大革命”，稿件遺失，未能出版。

王綬從20年代中期從事農業教育和科研事業以來，50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堅韌不拔、實實在在，從不誇張；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隨聲附和，嘩眾取寵。王綬為人忠厚耿直，艱苦樸素，平易近人，可敬可親。他的一生是熱愛祖國、追求進步的一生，他的嚴謹治學精神和實事求是作風，他的獻身祖國農業科教事業的優秀品德，永遠值得後人學習。

(作者：王河魁 馬建平)

1 王綬．農民自行育種的方法．農林新報，1927（109）．

2 王緩．中華作物改良史．農林新報，1927（120）．

3 王綬．農人自己保守純種的方法．農林叢刊，1928（43）．

4 王綬．作物產量之研究．中國農學會報，1928（64、65）．

5 王綬．改良大豆的方法．農民，1928（11）．

6 王綬．農民保守純種的方法．農民，1930（22）．

7 王綬．大麥遺傳之研究．美國康乃爾大學論文集，1933．

8 王綬．大豆田間試驗技術之研究．農林，1933（4）．

9 王綬．推廣混合選擇法為現在農業推廣員重要任務．農業周報，1933（29）．

10 王綬．大豆與中國之關係及金陵大學改良大豆之成績．農林新報，1934（3）．

11 王綬．行之長短重複次數之多寡標準行之排列於南京環境之下對於大豆試驗結果之影響．中華農學會報，1934．

12 王綬．李傳珪．大麥雜交之研究．農村新報，1934（347）．

13 王綬．用選擇法改良大豆．農林新報，1934（11）．

14 王綬．測驗顯著性之理論及幾個方法．金大農專季刊，1936．

15 王綬．幾種試驗方法的比較．世界知識，1940．

16 王綬．馬育華．大豆栽培之研究．中華農學會報，1943（175）．

17 王綬．時措宜．大豆第一代雜交優勢之研究．中華農學會報，1947（148）．

18 王綬．大豆的植株形狀與產量的相互關係．山西省作物學會論文選集，1963．

19 王綬．大豆育種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20 王綬．中國作物育種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21 王綬．實用生物統計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22 王綬．田間試驗之理論與實施．國立西北農學院農藝學會，1944．

23 王綬．生物統計學．國立西北農學院農藝學會，1948．

24 王綬．大豆栽培與良種選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

25 王綬．呂世霖．大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