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庭

公元1851年（清咸豐元年）太平天國起義，震撼全國，影響所至，1856年（咸豐六年），雲南爆發了杜文秀起義。回族人民在杜文秀帶領下，從蒙化起兵，攻克大理，威震滇境。清政府急調軍隊和團練入滇鎮壓。李耀庭率領鄉勇，參加迤東一帶戰鬥，他作戰勇猛，任過游擊、都司、后以戰功，獲得即補縣正台的功祿，改捐郎中，封孝義大夫。其祖、父皆得蔭贈。

李耀庭在軍中結識了廣西桂林人岑毓英。1856年，岑毓英率鄉勇入雲南迤西作戰，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攻破大理，斬殺杜文秀。明？年，歷時十七八載的一場回民起義全被剿平。岑毓英由此發跡，官至雲貴總督。李耀庭嘗與換貼為金蘭弟兄，成為通家之好。

當戰事移至迤西，迤東平靜之後，李耀庭即棄軍從商，以有限錢財，做起馬幫生意，把雲南的茶葉、煙土運去敘府，把四川的食鹽、雜貨運回雲南。稍後，李耀庭與人合夥，在敘府開設“榮茂公商號”，大約經營了10多年，終以時局不清、業務不景氣、虧累不堪。在1880年（清光緒六年），收去生意來到重慶，進入了“天順祥票號”。

天順祥是雲南鉅賈王興齋創辦的。王興齋名熾，字昌國，雲南廣西州十八寨人，與李耀庭同庚。弟兄四人，父及三兄均早故，家計窘迫，母紡織以維生。興齋棄學作賈，小本經營，家境稍可過。杜文秀起義，波及十八寨，王興齋乃招集鄉勇，擊退圍攻十八寨的義兵，解作州城危急，奏保武職，委辦廣西四屬安撫事宜，辭不受。

1865年（同治四年），迤東稍清，適值川亂，王興齋有志遠方，率子弟赴川投效，抵敘府，蜀事已平，決心在川貿易。到了重慶，見地處水陸交通要道，商業繁盛，條件優越，宜於設庄。遂擇所帶之人老成諳練者隨同作貿，余則資遣反滇。

其初不過有資數百金，難敷周轉。適值滇省富戶逃難來渝的不少，素仰興齋之名，或藉助資金、或托寄銀兩回家，籌款獲千金，正式設立起“天順祥商號”，並於敘府設立分庄，在昆明以天順祥招牌附設於公盛行內。自此，王興齋往來川滇之間，由滇運鴉片入川，由川辦廣布、湖布、川雜等回滇，絡繹不絕。1868年（同治七年），雲南省城為杜文秀義軍所圍，王興齋收歇滇庄，貨物運昭通、敘府估賣。時與榮茂公交往，因識李耀庭。

李耀庭老成練達，王興齋一見，大為器重，彼時即有心約其進號。李耀庭時為榮茂公夥友，不便脫身。到1880年（光緒六年），榮茂公收庄，李耀庭乃要求入天順祥。王興齋得其敘府分庄函報：“榮茂公已收庄，耀庭託人推薦入號，但榮茂公生意有虧折，欠本記（指天順祥）銀2500金，欠外款5000餘金，必須籌還欠款后才能脫身。”

王興齋當即複信說：“欠本記之款不必追討，言明由伊緩后歸還。至欠外之款由本記負責代認，不出五年還清。如債主允許，囑耀庭速來渝面商。”

李耀庭看到此信十分感動，對敘府分庄負責人說：“我與興齋不過一面之交，承如此器重，如此慷慨好義，此情此義，未知何日能報也。”一月後，李耀庭將榮茂公事務結束清楚，欠天順祥2570兩，以後歸還；欠外款5000餘兩，由天順祥出字據，負責代還。

李耀庭來到重慶，王興齋同他作數日交談，十分投契，意其精明練達，實在天順祥老夥友孔孝綱、席茂之之上。因此，王對他說：“在前席茂之、孔孝綱、俞獻建等無銀入伙，余每人分與人力鴻利10股。今兄進號，亦無銀入伙，仍照分兄人力鴻利10股。余佔10股，另2股為公股，共合52股。將前賬截至已卯年（1879年）止。兄自庚辰年（1880年）進號，股份自庚辰年起算。每三年算大賬一次，長則照分，虧折則照抬。挨三年算賬后，所分鴻利，除支用外，餘存若干，即轉作銀本。如存銀1000兩，下賬加分銀本鴻利1股；存銀1萬兩，加分銀本鴻利10股。1萬之外，縱存有三五萬，均不能作銀本分鴻，只能照算息銀，不能與余之銀本比例。惟所存鴻利，不得隨便動用，使數賬后，每人之根底亦厚，號內之資本亦固。如存銀用虧，下賬即無銀本分鴻。”

李耀庭聽到，感佩無已，即照此入伙共事。后在1886年（光緒十二年），1889年（光緒十五年）兩次結賬，李耀庭即以所分鴻利還清了天順祥為榮茂公償債的墊款。

李耀庭入天順祥時，天順祥已經營了大約15年，具有相當的規模。當年王興齋初到重慶，迎面見大魚陳列市場案桌上，喜為吉慶有餘之兆，發祥或即在此地，因取號名為“天順祥”，重慶、敘府、昆明皆設庄。

某次，唐鄂生中丞，名炯，督辦川省外務，急需銀10萬兩，商之重慶各票號，俱感數大難籌，尤恐難得歸墊，無敢應者。王興齋聞訊，請時在重慶任鹽務委員的同鄉張海槎面告唐炯，願為籌款。唐聞之大駭，說：“各西幫票號均不敢承認，伊乃一生意字型大小，曷敢任之。爾去領他來，吾見一面，方能決定。”

翌日，王興齋隨張見唐，唐優禮相待，再三詢以有無把握？王興齋毅然表示：“如蒙不棄，不出10天，即將銀10萬兩如數兌交。”

唐甚喜，每100兩給匯費3兩。王興齋回去，絕不張揚，本號不足之數，託詞辦貨需款，密向西幫票號、商幫和同鄉富有者商借。王興齋平素信用昭著，有求必應，八天內即湊齊10萬銀兩，請張海槎回報，當晚8時送到。王興齋精心設計，做好紙燈籠100個，每個寫上天順祥字型大小。雇挑夫100名，每人挑銀1000兩，掛燈籠一個，浩浩蕩蕩100挑，由王興齋率領解交。所過之處，觀者如堵，一時轟動山城，天順祥聲譽益隆。

那時，天順祥發展了三方面業務：一是匯兌。起初，王興齋應川東道庫急需，為解款3萬金，川東道姚某大奇之，即勸其開設匯號。浙江幫票號乾盛亨的重慶管事孟某，亦力主其添設匯號。代唐炯墊款10萬兩后，王興齋即派管事席茂之帶領司事二人持唐領款文憑赴京領兌，並在北京、上海設庄貿易，兼辦匯兌。二是做鹽岸。為唐墊款后，唐常向王興齋詢問鹽務商情，王總以蘇民困為善政陳言，得唐首肯。遂分得幾處鹽岸經營，日以發達。三是解協餉款。滇省綠營官兵俸餉，有閏之年，需銀70萬兩有奇，無閏之年需銀64萬數千兩。杜文秀起義，倉卒有事，籌餉維艱，每月所短，應由外省協撥。

約在1877年（光緒三年），岑毓英疏奏：“現在部臣指撥各省協滇軍餉，如浙江、廣東、江西，距滇較遠，籌撥起解，往返經年，緩難濟急，請飭改作京餉。另由川楚等省應解京餉，改撥濟滇，兩無窒礙。”由此，所有成都協餉、瀘州協餉、江蘇協餉，由京發滇協餉，概由天順祥領匯。

從此，天順祥已由字型大小發展成為票號。不但在重慶、敘府、上海、北京有庄，漢口、江西也已設庄。昆明當年設庄，曾受捐輸逼迫和西幫的打擊，王興齋發誓天順祥永不在滇設庄。這時，乃另起同慶豐牌名，設於昆明，與天順祥雖異其名而實為一家。

李耀庭進了天順祥，即被派往漢口、上海，了解風土人情，調查生意情形。不久，王興齋丁母憂，回滇奔喪；滇號管事旋又病故，王遂坐鎮在滇，以滇號為總號，渝號為分號，委李耀庭任渝號管事，坐鎮重慶，分理下屬各埠事務。凡外埠之管事、司事，總號派出后，均須先到重慶與李耀庭相晤，再分派某埠，外埠司事幫期屆滿，滇號無人可派，即由渝號派往接事。滇號與各埠匯兌，無論收交，均報渝號過賬。外埠各號與滇號收交，亦分別報渝號過賬。一般匯兌，買賣業務以號信通報，抽調接濟等秘事以密信商約，緊急要事專快信報聞。凡此諸事均由李耀庭負責。總號雖設昆明，渝號實為天順祥的業務中心，李耀庭成了天順祥的實際經營者。

李耀庭主持天順祥渝號，添辦滇邊各鹽岸，接洽官商各界，重慶的號局日威，李耀庭的名譽日振。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岑春煊調四川總督，岑春煊及岑毓英之子，與李耀庭次子李湛陽有金蘭之交。岑春煊到重慶，徑去天順祥拜會李耀庭，稱以世伯。李耀庭身價益重，人稱為在野“相爺”。李耀庭善於擇人，經其延攬入號的多達百餘人，與王興齋在昆延攬的相捋。后在重慶商界名聞一時的楊廷五等，即出於天順祥之門。天順祥營業蒸蒸日上，存放匯兌相當發達，藩庫、鹽糧分署、書院等等的公款，商行店鋪的營運資金，都存入天順祥。凡協餉、丁銀、丁賦，均歸其專辦。上京趕考、進京公幹的盤費，都由天順祥匯去。富家捐官，如汪雲松捐吉林五常知府，魏羽丞捐巴東縣正堂，捐銀都由天順祥承兌。卸任官吏解銀回家，吞沒其無人收領的款項，亦所常有。特別在中法諒山之役，籌墊餉銀；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收存出逃王公存款，賤買出逃者的財物，均獲厚利。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天順祥贈銀以助，更得清庭歡心，增加了政治資本。

在同光之間，天順祥威極一時。當時全國共有18省，它已分佈於15省。總號在昆明，指導業務的中心在重慶。北京、上海、漢口、廣州、九江、西安、濟南、敘府、成都、開封、長沙、南寧、貴陽、瀘州、福州、太原等地均有分號。還在香港有號，海防有代理處。業務機構幾遍全國，延至海外。在重慶還設有乾元錢號，辦理銀子的進出；開辦利生金廠，改鑄各色銀錠，劃一成色。天順祥成為了南幫票號的佼佼者，堪與三晉票幫相匹敵。到光緒末葉，隨著歐風東漸，經濟形勢急劇變化，錢莊、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相繼出現，票號式微。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王興齋逝世，其子繼之，力不能逮。王、李二家漸生裂痕，天順祥格局大變，業務大衰，各處多有虧空，廣州分庄虧折數百萬，尤傷元氣。1911年（宣統三年），王李二家派人到各分號結賬，結一處收一處，煊赫一世的天順祥基本結束。

李耀庭經營天順祥的時候，近代工業已開始發展，洋務派由“求強”，發展為“求富”，從興辦軍事工業發展到興辦民用工業。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也開始發展，從19世紀70年代起到甲午戰爭（1894年）前，全國已創辦了約100多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繅絲、紡織、軋花、麵粉、火柴、造紙、造船等近代工廠相繼出現。李耀庭經營天順祥，積聚了大量財富；他自己經營的祥發公鹽號，也積攢了不少資金。面對新的形勢，他便由商到工，發展實業，捲入新的浪潮。

1899、1900年間（光緒二十五、六年），李耀庭在蓬溪設立順昌公司，試開石油，開挖油井，經營幾年，頗有成效，還派人去日本考察學習採油技術。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李耀庭投資，由其次子李湛陽出面，與他人合股在重慶創辦燭川電燈公司，以“抵制洋油，開通風氣”。他家還投資自來水公司，發展公用事業。

1909年（宣統元年），他以三子李龢陽出面，認股銀2萬兩，趙資生認股1萬兩，加上申借官帑1萬，頂下重慶商人王靜海開設的永清祥絲廠，改名為潼川錦和絲廠，設總號於重慶，由李龢陽經理。

隨後，李湛陽與周善培等奏准開辦川江輪船公司，以維護川江航權，重慶紳商籌資，李家共投資3萬兩。1913年（民國2年）李湛陽被選為總理。

在這個時期，李耀庭還開設了信記錢莊，發展新式金融事業。李耀庭來重慶，在30年間，已成為屈指可數的百萬富商。1892年（光緒十八年），他倡組雲貴公所，與早已成立的八省公所並列，出任會首，以聯絡團結雲貴同鄉及其在渝商人，維護其業務經營和正當權益。1904年（光緒三十年），按照清政府《商會簡明章程》的規定，重慶與天津、煙台、上海、漢口、廣州、廈門同稱重要商埠，設立商務總會，李耀庭被公推為首屆總理，于振興商務，發展實業，多所儘力。還熱心社會公益事業，賑災、救荒、修橋、興學等等，都捐以巨款，為人所稱道。雲南總督林紹牟為之奏請旌揚，禮部准予建坊立祠，在原籍昭通修建了李氏宗祠，在重慶的別墅“禮園”中立有“孝義台”。

晚清末年，資產階級革命浪潮興起，啟蒙思想廣泛傳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活動於海內外，聲勢浩大。革命風氣影響到李耀庭。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宋育仁到重慶創辦《渝報》，鼓吹新思想，李耀庭捐款支持。重慶商務總會成立，李耀庭主持會務辦起《重慶商會公報》，鼓吹髮展實業，抵制洋貨，傾向改良主義。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重慶商會貼出楹聯：“古人忠憤，異代略同，借熱情規劃商情，要與前人分一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望大家保全時局，莫教美利讓諸邦。”表達了商界的態度。

李耀庭兩個兒子參與辛亥革命，都得到了他的支持。李耀庭所出，長者為女，次子李湛陽，號覲楓。李耀庭為他捐了侯補道，在兩廣總督岑春煊手下任三品銜勸業道，被派往日本學警政，回國後任廣東巡警道道台（全省警察與司法的最高首腦）。四川保路風潮發生，端方率鄂軍入川，適李湛陽回家省親，端方畀以新巡防軍統領，由他擴募新兵，同盟會革命黨人楊滄白等多與李湛陽熟稔，常向他講述革命形勢，趁其招募新兵，介紹一批青年同盟會員滲入巡防軍，充任中下級軍官，控制了這支隊伍，不鳴一槍一彈，重慶即得到反正。人們推李湛陽為都督，他堅辭不受。及至夏之時部入城，革命黨集會於朝天觀，與會者二三千人。重慶知府鈕傳善不至，鈕同李湛陽是兒女親家，革命黨人向楚、朱之洪偕同李湛陽前去督飭鈕傳善到場，連同巴縣知縣，盡都跪地剪辮投降。蜀軍政府成立，李湛陽被任為財政部長。

三子李龢陽，號裴知，留學日本，得識孫中山先生，參加同盟會，支持重慶反正。1915年（民國四年），孫中山反對袁世凱推行帝制，上海發動“肇和號巡洋艦”起義，需籌集經費。陳其美商諸楊滄白，楊滄白去向李龢陽借款，李龢陽慷慨捐助3萬銀元。孫中山得知，手書橫幅“高瞻遠矚”相勉勵。在反袁鬥爭中、李龢陽在上海，還掩護了梁啟超，特為租一所房屋借他隱藏，並出資找英國巡捕房派兩名巡捕站崗保護；上海北洋軍要押“蜀通”、“蜀亨”兩輪去運兵，主持川江輪船公司的李龢陽得到楊滄白告知后，不顧經濟損失，立即到船廠叫工人連夜秘密卸下船舵，報稱船舵已壞，不為袁世凱運兵去四川打護國軍。

李耀庭晚年將經濟事務交由三子李龢陽管理，自己退居二線，在城西鵝項頸修建別墅，建成以蘇式園林為主的庭院。初以藏有康熙的《宜春貼》命名“宜園”，后以李耀庭素常標榜“生而好禮”定名為“禮園”。地勢絕佳，俯瞰兩江，風景優美，園林之勝，甲於重慶。李耀庭息影園林，以娛暮年。

清末民初，雲貴總督林紹牟、四川護院王人文、四川鹽茶道趙藩、四川議長蒲伯英和趙熙、向楚、宋育仁、王闓運、鄭孝胥、蔡鍔等軍政大員，文人學士，都是園中的座上客。民國年間，熊克武駐重慶，佇足於此。抗日戰爭中，園為蔣介石所佔用。今則改造成為鵝嶺公園，成了山城人民的文化活動園地。

先前，李耀庭在雲貴公所舉辦70壽宴，已是喧動山城。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全城“丐頭”都送壽禮。最負盛名的是燕喜園包辦壽筵，餐具均在景德鎮定製，每桌三個穿特製服裝的招待，每晚川戲、漢戲、名角會演。足足鬧騰了一個月，豪奢糜費，一時無兩。

1912年（民國元年），李耀庭以76高壽病逝於太平門李樓，入葬禮園鵝公包上，其葬儀更勝於70壽儀。送葬行列從太平門出發，前頭已抵達鵝頂，後面還有很多要未起步。自太平門至鵝嶺不下一二十里送葬行列之長，人數多之，儀仗之盛，可以想見。棺材用64抬，沿途香案路祭，鑼鼓喧天，鞭炮不絕。所發孝布專從沙市選來，送葬者坐轎與否一律發轎錢。送到禮園，一律盛筵招待，這樣的大出喪，為重慶所罕見。

李耀庭父子與辛亥革命

作者/程仲澄女士（李龢陽先生髮妻）

今年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我的心情特別快慰，儘管辛亥革命過去整整70年了，但當時許多事情恍如昨日，記憶猶新。辛亥革命為古老的中國開始了歷史的新紀元，多少仁人志士群英薈萃，為了中國有個繁榮富強的明天而前仆後繼，為國捐軀，今天想起來多麼值得後人欽佩。我經歷了幾個朝代，今年93歲，幸福地生活在20世紀80年代，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見到祖國蒸蒸日上，又聽到祖國的統一有望，這一切都可以告慰於先烈們了。這真是欣逢盛世，晚年得福，我欣然提筆，抒發心懷：辛亥70年，革命創業難，際茲慶祝日，先烈應心安。

提起辛亥革命，我的家庭有四個人和它有關。我的公公李耀庭，他是清末重慶總商會的首任會長。二哥李湛陽，蜀軍政府成立以後擔任政府的財政部部長。娘家的親哥哥程元直，辛亥革命成功后，先後擔任過成都和重慶的法院院長。另外，就是我的先夫李龢陽，號裴知，大力支持過孫中山先生以及蜀軍政府的成立。

李耀庭生於1836年，原籍是雲南省昭通府恩安縣人。他的先輩是和彝族雜居的漢族農民。幼時家境很窮，是個讀書不多而靈活聰明的勞動漢子。十多歲為生活所迫，離家從軍，因作戰勇猛，立下戰功，曾獲“即補縣正堂”功祿，封孝義大夫。其後棄軍從商，為雲南“天順祥”票號老闆所器重，被派往重慶經營“天順祥”票號業務，生意很為得手，連年均獲厚利，分支機構遍及漢口、上海、江西、北京、廣州、成都、昆明。李耀庭攢積錢財，除在“天順祥”有股本外，還給二哥湛陽用錢捐了一個“候補道”，後來，湛陽同兩廣總督岑春煊結拜“蘭交”，加之李耀庭和岑父岑毓英早為世交，因此，更加蜚聲商界。在雲南和重慶，提起“天順祥”，和李耀庭的名字就分不開了。李耀庭對辛亥革命是擁護和支持的，曾作過一定的貢獻。

李湛陽極受乃父寵愛。他在岑春煊手下任勸業道台，以後又派往日本學習警政，回國后改任兩廣巡警道台，受委重任。李湛陽奉父耀庭遷居重慶后，常與上層官府來往，迎新送舊於重慶當時東大路的“十里長亭”——遺愛祠。端方率鄂軍過重慶，委舊相識李湛陽為巡防軍統領，由報擴募新兵，充實隊伍。同盟會革命黨人楊庶堪和李湛陽很熟，經常向李詳細分析清朝地方官吏情況，為了爭取和瓦解駐守重慶的武裝力量，便電邀他在渝招訓新軍兼統督署親兵，趁李湛陽招募新軍之機，介紹了一批青年同盟會黨人滲入巡防軍。當時，巡防軍主力駐紮重慶，更有機會控制這支隊伍，作為起義的基本武裝力量，為推翻清朝統治作好準備。果然，當辛亥革命期間重慶宣布獨立時，李湛陽立即暗示新軍倒向革命，輸誠效命。蜀軍政府成立以後，他被推選擔任蜀軍政府的財政部部長。

先夫李龢陽（即裴知），排行第三。於前清光緒年間和胡壽生一起東渡日本求學，得識孫中山先生。在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當時孫中山先生髮給裴知黨證一件。我還記得那張黨證是一張比較厚硬的紙摺疊而成，參加者蓋有本人指紋，封面寫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4句話16個字。封底印的有類似說明的幾項條文，其中有“持此證可享本黨總章規定的一切權利；持此證到本黨各高級機關無須介紹”等等。

我們家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做票號（天順祥）的，以後由票號而工業，到地方實業。曾先後投資經營過錦和絲廠（辛亥革命后改名錦綸絲廠）、川江輪船公司、自來水公司、燭川電燈公司，以及信記錢莊等企業。裴知竭力支持孫中山先生幹革命。從日本回到上海后，他曾一次捐輸3萬銀元支助孫中山先生作“肇和”起義費用，並遍及雇請了一名勇士，協助當時擔任革命陣營的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爆破清朝的“肇和”軍艦。為了此事，孫中山先生當時親書“高瞻遠矚”四字橫幅贈送裴知，以茲獎勵。我們全家感到無比光榮，留作家寶傳之後世。

蜀軍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在重慶地區的勝利。當時，李耀庭和楊庶堪（楊滄白）、張培爵（張列五）、朱之洪（朱叔凝）、熊克武、但悉辛常有聯繫來往。1911年11月22日，也就是蜀軍政府成立那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個個精神煥發，人人眉開眼笑，附近街道人山人海，全城老百姓歡呼“反正了！”“獨立了！”“民國萬歲！”盛況空前，共慶推翻滿清宣布獨立的輝煌勝利。當天，楊庶堪、張培爵等通電，宣布重慶獨立，建立了四川第一個省級革命政權“重慶蜀軍政府”，宣布廢險宣統年號，從此結束了清王朝在重慶的封建專制統治。喜訊傳來，正當我生下第一個男孩，全家更是高興，為祝賀辛亥革命成功，雙家給孩子取了個名字叫“光復”。七十年過去了，當年的歡樂景象，使我終身難忘。

蜀軍政府成立后，大家一致公推楊庶堪先生為重慶蜀軍政府都督，他謙辭讓賢，不負政府執行名義。後來大家才公推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付都督。楊庶堪在詩中曾有“余亦從張公，渝州揭漢族。”充分表達他對革命的高尚情操。本來當時大家推選李湛陽和李裴知兩兄弟為財政部正副部長，而裴知堅辭不就。曾建議將財政部副部長一職由大排行第五的一個堂兄李臨陽擔任。但裴知對楊滄白先生凡為軍政費用有所籌借的事，他都積極支持。

李裴知（李龢陽）一生克勤簡樸，不願做官，著重實務，為人民做好事。現在的鵝嶺公園是我家公公李耀庭的別墅，原名“禮園”，園內“繩橋”，就是他指導石工所建。裴知喜歡結交社會著名文士，重慶的陶闓士、文伯魯、賴以庄等和他都很相好。他還自己掏錢，親自監工、設計，支持陶闓士在米花街（現八一路）修一座院子。文伯魯在雞街口（現五四路市中區飲食服務公司對面）修的“壽霜藥房”裡面的大院，也是李裴知設計、點工，親自監造，親自貼錢修的。他還親自修建人和灣碼頭，“人和碼頭”四個字就是我的大兒子李天溟寫的。我家共有12個孩子，裴知常教育孩子不坐轎、不騎馬，穿草鞋步行，吃粗米淡飯，著粗布衣衫。他把家中所有紫檀木、大理石桌椅送人，而做一些木桌椅。要孩子們學木工、泥石工，學一門手藝，成為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

民國元年，公公李耀庭去世。民國9年，二哥李湛陽去世。李裴知便把“禮園”管理權交給解放前作過兩路口“區長”的何佑臣，把“信記錢莊”上海分號，全部托給宜賓人邵季高負責。裴知於民國19年去世。

李裴知的前妻楊氏患肺病死後，我23歲與他結婚。我是成都名門程海門的女兒。祖父程祖潤曾著有《妙香軒詩集》。由於封建禮教的約束，女子不能外出讀書和參加社會活動。儘管我沒有進過學堂，我哥哥弟弟在家中教我讀書。我的哥哥程元直，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弟弟程仲瑾，也曾在北京大學讀書。還有我的姐姐程伯真，她的思想進步，是秋瑾的好朋友，他們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平時，我抱著一本《康熙字典》學識字、念書，故能寫點舊詩詞。以後隨先夫裴知去過上海、武漢等地，在上海我曾聽過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的講演。在那個時候，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只知道有皇帝，而孫中山先生他們提出了革清朝的命，建立共和國，要平均地權，真是了不起的人啊！平時，我常聽到裴知給我講有關辛亥革命的事情，凡是裴知支持孫中山先生幹革命的事，我就積極支持。今天，他們都去世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勝利完成，假若他們今天還健在的話，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是十分高興的。

（選自《李耀庭父子與辛亥革命》，刊登於1981年10月11日《重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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