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偉良

盧偉良(1910～1988年)，廣東梅縣大坪鎮大坪村人，是梅縣早期的中共黨員，國民革命軍東征時即參加革命，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前是梅縣東山中學學生。之後，當過煤礦工人。又先後任共青團梅縣委員會書記、東江團特委常委、中共廣東省委交通員、大埔紅色交通站站長等職。民國21年(1932)去中央蘇區加入紅軍，任紅軍總部二局參謀、國家保衛局總隊部參謀長。長征期間，任紅三軍團保衛局偵查員、紅軍總司令部一局參謀。紅軍到達陝北后，先後任延安至上海交通員、延安抗大一大隊教導員、分黨委書記。他較長時間從事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多次冒著生命危險護送中央領導人和經費、物資到中央蘇區或延安。他曾護送葉劍英從香港到閩西，后又陸續護送鄧小平、任弼時、陳雲、聶榮臻、張愛萍等人到蘇區，多次奉命從延安到上海找宋慶齡、潘漢年等，把支援蘇區的經費、藥物帶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變后，隨葉劍英到西安擔任聯絡工作。旋調新四軍，任東南交通站站長。

民國28年(1939)4月，他被抽調回廣東，參與領導東江地區的抗日鬥爭，先後任東江縱隊大隊長、大隊政訓員、主力大隊政委、支隊長、江南指揮部指揮員和東進指揮部指揮員等職。抗戰勝利后，隨東縱北撤，轉戰於黃河以北戰場。在東縱時，不論政治工作、指揮工作、黨的工作、群眾工作，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務。解放戰爭時期，任山東渤海軍區參謀處長，后參加中央黨校學習。之後，隨部隊南下轉到地方工作，1949年9月任梅縣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10月任興梅地區政務委員會主任，1950年1月任廣東省興梅專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興梅地委常委。他生活艱苦樸素，作風平易近人，善於團結群眾，有事同大家商量，不搞特殊化。在興梅地區工作期間，積極領導全區人民進行剿匪、經濟建設、民主改革等各項工作，使興梅地區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1953年調任華南國防公路修建總指揮部幹部副部長兼處長。1954年1月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任內，剛正不阿，秉公執法，敢講真話，敢于堅持真理。1957年“反右鬥爭”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間，深受迫害，被下放農場勞動。他雖身處逆境，依然堅持原則，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悔。1979年4月，“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恢複名譽，重新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他更加熱愛本職，抱病工作，為加強地方建設和廣東省民主與法制建設，恢復和發展檢察事業作出貢獻。1983年離休后，仍積極協助政府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動員華僑和港澳同胞投資家鄉建設。1988年5月25日在廣州逝世，終年78歲。

少懷壯志 投身革命

盧偉良，1910年8月出生於梅縣大坪鎮大坪村草塘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懂事的他從讀小學時開始，每逢假日都會到石灰山上挖石灰賣幫補家用。1925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東山中學，得到印尼姑母資助的他有幸讀了半年初中預科班。期間正是東征軍第二次來梅，受到進步革命思潮影響的盧偉良加入了共青團並秘密參加了革命。1925年冬，聽說黃埔軍校潮州分校來梅招生，他前往報考未果又返回梅縣鬧革命。輟學后的盧偉良一邊在梅縣丙村挑煤炭，一邊積極向大坪黨組織靠攏，經常給黨員帶路，送信、送文件，他在192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更是積極參與組建大坪農會，開展減租減息運動。

1929年春，共青團東江特委派人到梅縣召開會議，盧偉良被選為共青團梅縣縣委書記、共青團東江特委常委。在這期間，梅縣梅南、畲江一帶武裝鬥爭非常艱苦。南昌起義向粵東南下，朱德領導下的紅軍，在大埔三河壩失利，退至梅縣梅南、長沙一帶，短槍隊也因敵眾我寡難以維持，古柏和東江特委陳啟昌（梅縣畲江人）只能藏在柴草間。後來古柏（後任紅軍36軍軍長）由盧偉良送上江西井岡山。1929年10月31日，朱德率領紅四軍攻打梅城撤離時，盧偉良被派當嚮導引紅四軍由梅縣大坪經梅西，上平遠石正進入贛南的尋烏、安遠。其時，朱德勸盧偉良回去，盧偉良說：“不，我不走，我要參加紅軍！”朱德軍長、朱雲卿參謀長等一再勸說：“地方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你是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呀！”盧偉良只好服從安排回梅縣。

不畏風霜 南征北戰

1929年冬，為了適應擴大蘇區工作的需要，按照黨中央決定，在蘇聯莫斯科學習和白區工作的同志，紛紛到中央蘇區去。為了保證這些同志安全經過白區，當時設在福建永定縣虎崗的閩西特委決定建立大埔青溪秘密交通站，特委書記鄧髮指定盧偉良擔任站長。

1930年秋，組織上派盧偉良護送留居在香港的葉劍英去中央蘇區。其時，廣州起義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正懸賞十萬元通緝葉劍英。在白色恐怖下，盧偉良時刻保持高度警惕。由香港乘船到汕頭時，他與葉劍英裝作互不相識，避開了特務的耳目；經由崎嶇難走的山路前往饒埔蘇區（即紅軍十一軍四十八團駐地）的那天，考慮大家多日來連夜趕路太疲勞，盧偉良與葉劍英商量在較安全地帶讓大家睡一覺。擔負著保衛任務的盧偉良卻不敢睡，臨天光他叫醒大家又繼續趕路了。

從1929年冬到1932年春，盧偉良馬不停蹄地往來於閩西、粵東、香港、上海之間，多次機警地安全護送中共領導幹部和數百名同志以及大批秘密文件、物資到中央蘇區。他先後輸送轉移到中央蘇區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穎超、鄧小平、劉伯承、董必武、林伯渠、聶榮臻、蔡暢、張聞天、任弼時、葉劍英、楊尚昆、張愛萍、謝覺哉、胡耀邦、瞿秋白、蔡樹藩、李維漢、阮嘯仙、陸定一、李克農、蘇聯顧問李德以及隨行人員200多人。

1932年5月，盧偉良離開大埔青溪交通站，由葉劍英安排在紅軍總部二局任參謀，在朱德總司令和葉劍英參謀長領導下進行偵察工作和反間諜鬥爭，接著參加了朱德指揮的3次戰役：即南雄水口戰役、樂安戰役、1933年2月的第四次反“圍剿”戰鬥。1934年春，盧偉良被調到瑞金紅軍大學參謀班學習，畢業后擔任國家保衛局總隊部一局參謀長。1934年10月，盧偉良跟隨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遵義后，他所在部隊被編入第三軍團，在李克農負責的紅三軍團保衛局任偵察員。紅軍長征後期，他任紅軍總司令部一局參謀，積極做好保衛工作，歷盡艱辛，終於勝利到達延安。

盧偉良到延安后，擔任從延安到上海的交通員，多次奉命赴上海找到宋慶齡、潘漢年等同志，把支援邊區的經費和藥物帶回延安。1935年底盧偉良還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擔任抗大一大隊教導員、分黨委書記。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周恩來、葉劍英與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會談推動了全面抗戰的開始。當時，盧偉良跟隨葉劍英、李克農等到張學良的東北軍部隊擔任聯絡工作。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盧偉良又調任新四軍東南局交通站站長，負責護送重要機密文件、抗戰物資、華僑愛國青年到新四軍。

1939年春，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廣東東江地區抗日武裝的鬥爭力量，將盧偉良調回廣東，在曾生司令員領導下的東江游擊隊任大隊長、大隊政訓員、主力大隊政委、支隊長、江南指揮部指導員和東進指揮部指揮員等職。1946年6月東縱奉命北撤到山東煙台，他隨部隊前往，1947年任山東渤海軍區參謀處長，1948年到華北軍政大學學習，解放戰爭時期曾轉戰淮河以北戰場。

剛正不阿 關心桑梓

1949年，盧偉良任廣東興梅地區專署專員、地委常委；1952年任華南國防公路修建總指揮部幹部部副部長兼處長；1954年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1957年被打成極右分子；1961年摘右派帽，任白雲山農場副場長；1964年任廣東省政協委員。“文革”期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堅信國家是愛護他的，他也深深愛著國家。1979年盧偉良重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時不改剛正不阿、依法辦事的作風，被譽為“活包公”。

1983年，盧偉良離休后，積極協助當時的梅縣市、縣做好統一戰線的工作，為團結港、澳、台胞和海外僑胞，不顧年高體弱，經常受邀回梅參加活動。他還花大量時間，撰寫回憶周恩來、葉劍英、朱德、鄧發、肖向榮、鄒韜奮、羅明等人的文章以及他自己參加革命的回憶錄，這些都成為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寶貴資料，成為教育青少年一代的珍貴材料。

盧偉良非常關心家鄉建設，重視家鄉的教育，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首先在廣州邀集熱心教育人士，牽頭髮起複辦嘉應大學，傾注了大量心血。親自擔任嘉應大學董事會名譽董事時，復辦后的嘉大教育經費較困難，他毅然從微薄的離休金中，每年捐贈1個月的工資230元給嘉大教育基金會，而此時他家中尚有一位90多歲的老岳母要贍養，要請人服侍。他知道嘉應大學圖書館藏書少，便把自己的藏書捐贈出來，還發動梅州市各中學廣州地區校友會的成員捐贈圖書。他在擔任東山中學廣州地區校友會會長期間，發動國內外校友支持母校的教學和建設。他對歷來受乾旱嚴重困擾的大坪鎮用水問題非常關心，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經他的多方奔走，政府撥款架設了一口大機井，避開石灰岩層，直接把地下150多米深的溶洞水引上來給村民飲用，解決了大坪圩鎮及周邊村民生產生活用水要到10多公里開外的梅西上官塘取水的難題。

1988年4月，盧偉良病重住進醫院時，曾對前來護理他的梅縣畲江歸僑陳漢輝（奮）說：“漢輝，你是個多才多藝的發明家，帶頭建了畲江大橋，又籌建韜奮學校，可惜我病成這個樣子，爬起來都相當困難，否則我真想幫你們跑跑腿。我的祖屋在大坪鎮，已經破爛到不能住人了。還有禾坪和一口塘，給你去搞發明，促文化，干你的多維教育，總之給公益利用。如果只修不用，也等於荒廢。”盧偉良在臨終時，要求把骨灰送回故鄉去，在骨灰上種上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