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鐸

隨後，起義部隊正式編入解放軍序列，成為“一野”主力之一，在保衛延安、解放關中、進軍大西北的革命戰爭中屢建戰功。1955年初，景鐸同志轉入地方，在陝西省交通廳工作，直到1977年7月逝世在辦公桌上，歷經磨難，矢志不渝，為陝西公路交通事業的發展，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做出了重要貢獻。

正是在這樣一個“山重水複疑無路”，而又“柳暗花明新轉折”的歷史大背景下，年幼的景鐸開始受到革命的熏陶。父親胡彥麟由於曾經理三原“發隆泰”商號，常年奔波於三原、西安、富平等地，閱歷豐富，見多識廣，因而對列強入侵、軍閥混戰及民間疾苦感受深切。他豪爽曠達，愛憎分明，急公好義，仗義執言，具有樸素而強烈的愛國思想，所以常常把所見所聞講給鄉親們聽，針砭時弊痛快淋漓。同時彥麟對子女教育嚴而有方，注重擺事實、講道理，循循善誘，從不惡語相加，更不動輒體罰。他對兒子最嚴厲的責備是“國賊”這一具有政治意義的詞語，其意思大概是要求孩子從小養成自尊自強、愛國報國的品德，而不做奴顏婢膝、賣國求榮的奴才。及至景鐸弟兄們長大成人帶軍從政以後，其父仍教導他們：“耕稼以治生，節儉以養廉，讀書以正己，嚴格以治家，統帥蒞政為國家盡勞，非自為致富。”其時，景鐸家雖已是聞名一方的富裕家庭，但“其父母親操作子女粗衣惡食，與平民無異”。章炳麟（太炎）先生曾與其父稍有交往，他對胡彥麟在那“社會混亂、人世衰薄、世風日下的情況下”，對孩子“嚴正督導”大為讚賞。景鐸就是在這樣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父親教養下成長起來的。

胡景鐸，乳名昌娃，字更生，1914年10月6日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莊裡鎮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

富平縣位於關中平原北部，北接喬山支脈，南連渭河平原，物華天寶，資源豐富，據縣誌記載，富平“邑有山川，阜財物興，富稱沃壤，利甲關中”。西晉時就因取“富庶太平”之意而得名。

富平縣建置至今已有2450餘年歷史。夏商時屬“天下九州”之一的雍州，西周時（約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70年）屬京畿之地。東周時，秦厲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始在頻山之南、頻水之北建立縣治，定名頻陽縣。西漢初年，另置懷德縣，與頻陽縣並列今富平境內。其後境內先後設立土門、美原等縣治。公元1264年（元世祖至元元年），罷美原入富平，至此富平地區再無兩縣並存的局面，明清沿制，以至於今。

富平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不少王朝視富平為風水寶地，縣境內有文化遺址12處，帝王陵墓10多個，其中唐陵就有5處之多。古往今來，富平人傑地靈，逸才輩出。“文有楊爵，武有王翦，孝子梁悅，忠臣張忱，太子太保孫丕揚，魏徵一夢斬龍王”的佳話至今在民間廣為流傳。及至近現代，更有焦子靜、王守身、楊袞等仁人志士以“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英雄氣概，毅然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投身於民主革命的鬥爭洪流。而胡家弟兄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更是發揮了重要作用。

胡景鐸祖籍富平陵懷堡，位於縣城西北20公里處，因系唐懿宗李勒簡陵之所在地而得名。其父胡彥麟早年喪父，家境也每況愈下。迫使他不得不“少小離家”14歲時就到200多裡外的戶縣一家商店當學徒。數年之後，由於他藏曆好學，處事恭謹，頗得東家賞識，因而被東家調到三原“發隆泰”商號做幫帳，即協助理財。不幾年，就升任商號經理，薪俸逐年提高，家計也逐步好轉，成為聞名一方的首富。辛亥反正後，他從三原回家務農，是種棉務果樹的高手。此前因他婚後常年奔波在外，家中只有母親和妻子，於是便全家舉遷岳父的村子侯家堡。1898年又從偏僻的侯家保遷居莊裡鎮。莊裡鎮唐時為名將李光弼采田莊戶聚居的地方，明代時稱莊裡鎮，嘉靖年間修築城牆，清同治年間重修城廓。由於該鎮地處石川河灌區，農業發達，園林茂盛，從清代起，糧、棉、蔬菜、水果等農副產品交易就很活躍，是縣內的通衢要道。景鐸的童年就是在這裡度過的。

胡景鐸童年時，正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將要結束，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開始，中國社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長期的封建帝制。但革命成果被中外反動勢力扶植的大獨裁者袁世凱竊取，建立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所謂中華民國徒有虛名。 1916年6月，倒行逆施的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一片唾罵和聲討中死去后，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緊接著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相繼爆發。

縱觀當時的神州大地，正如孫中山所說：“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也重新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借西方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之機步步緊逼，企圖獨霸中國，中國人民的災難更加深重，中國社會的政治更加黑暗。與此同時，孫中山先進領導的二次革命、護法運動、護國運動等也相繼失敗。當此民族危難之時，發生在俄國的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國。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姿態開始登上政治舞台，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景鐸姊妹九個：景翼、景瑗、景銓、景宏、景通、景鐸及其姐明媛，妹俊卿、俊芳。在弟兄當中，景鐸最小，排行為六，人稱“胡老六”。長兄景翼，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將領，傑出的民主主義革命戰士。二哥景瑗，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1927年八一起義前後和賀龍同志有深厚的交情。“西安事變”后紅二方面軍南下渭北，進駐富平時，他大力支持，還將家中百石糧食捐給紅軍。賀龍稱讚說：“胡二哥仗義疏財！”三哥景銓，1926年前作過國民黨旅長，此後離開正規軍，回家后楊虎城曾委任他為富平、銅川、耀縣三縣民團總指揮，解放後任縣政協委員。四哥景宏，也曾是一位軍官。五哥景通，曾任陝北保安指揮官、國民黨二十二軍副軍長，1949年和董其武將軍在包頭起義，曾任全國政協委員、陝西省政協副主席。

景鐸受大哥的影響最大。大哥胡景翼是一位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叱吒風雲的革命英雄，是一位修文經武、才德兼備的愛國將領。可謂文韜武略，一代英才。他曾任陝西靖國軍總指揮、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河南省軍務督辦兼省長。他在青年時代就參加同盟會，在反清鬥爭中舉兵起義，脫穎而出。辛亥革命失敗后，留學東洋，面受孫中山先生重託，回陝西發動了逐陸（建章）討袁（世凱）的護國運動，又和于右任先生領導了倒陳（樹藩）伐段（祺瑞）的護法戰爭。1924年10月，他同馮玉祥、孫岳兩位將軍合作，發動了震撼全國的“北京政變”，推倒了曹錕、吳佩孚的軍閥統治，並請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政。但因段祺瑞竊取了北京政權，他又率師南下，逐鹿中原，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在蘇聯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勵精圖治，興利除弊，終於形成了“八方風雨會中州”的大好局面，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高潮的到來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可惜天不假年，孫中山先生逝世還不到一個月，這位以身許國、矢志革命、身經百戰、叱吒風雲的將軍，1925年4月10日，因病於河南開封溘然長逝，年僅34歲。其逝世引起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關注和哀悼。“蓋世勛名，不為王翦；彌天風雨，又哭中山”（于右任挽）。日本友人佐佐木先生為中國失去了這樣一位卓越人才和愛國將領而深為惋惜：“中華喪大將，民國失長城。”一位蘇聯顧問說：“這位將軍的去世，對於中國北方的民主革命運動，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胡景翼將軍赤誠愛國，胸懷大志，獻身革命，功勞卓著，他整軍經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將士歸心。他思想開明，追求進步，熱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謙恭禮讓，平易近人。將軍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的高尚品格會永放光芒，他的光輝業績會永垂青史。”年幼的景鐸十分敬佩大哥，9歲時就曾隨父在大哥的部隊生活，耳濡目染，很受教育。加之大哥英年早逝時他年方11歲，正風華年少，因此他幼小的心靈中，就立下了“投身戎伍”，“張靖國軍之大義，實行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之革命三民主義，以期驅外寇以求獨立，除國賊以求獨立，除國賊而要民主”的宏大志向。

數十年後，著名愛國將領續范亭將軍盛讚胡景鐸：“革命先烈井勿幕可謂有繼，胡公景翼可謂有弟……”

1921年，胡景鐸初入立誠學校上學。立誠學校是其大哥胡景翼將軍按照“闡發最新的學說，陶冶理想的人格，創造健全的社會”為宗旨創辦的一所學校。“立誠”這個校名也是胡景翼在1922年夏天命名的，源於儒家經典著作《大學》：“立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強，國強而後天下平。”以“立誠”二字作校名，其含義是十分深刻的。在胡景翼將軍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立誠學校成了宣傳民主思想的陣地，培養革命人才的搖籃。大革命時期，學校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是渭北黨團活動的重要基地之一。景鐸在這裡開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的熏陶。

1923年，胡景鐸隨父在長兄胡景翼部隊生活，並和侄兒希仲（胡景翼的兒子）一起由大哥的秘書王禹門先生（前清舉人）教習國文。在軍隊生活里，他耳聞目睹了大哥的一言一行，特別是刻苦練兵的英風，十分仰慕當一名軍人。1924年，胡景鐸隨其父回到家鄉，繼續在立誠學校上學。到1925年2月，景鐸已是四年級學生。這時，由三原師範畢業的共青團員嚴木三在黨的指導下應聘於立誠任教兼教學部主任。他一方面教書，引導青年閱讀進步書刊，暢談讀書心得，一方面在學生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大講北洋軍閥倒行逆施、賣國求榮的種種罪行，聲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槍殺中國人民的五卅慘案，同學們聽得義憤填膺，憤怒得緊握拳頭，高呼口號，對日本侵華暴行表示強烈的憤恨。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嚴木三受黨的指示，在立誠學校召開了追悼會，作了感人肺腑的演說。他介紹了孫中山的功績，指出中華民族危亡、人民生靈塗炭的嚴酷現實，號召學生為拯救人民，走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道路。4月10日，胡景翼將軍逝世。學校召開追悼會，嚴木三依照胡景翼強烈的民族觀念，大講民族解放的道理。這兩次會極大地激發了學生們的革命熱情，許多同學紛紛要求加入渭北青年社。受進步思想影響，景鐸和一些積極要求進步、嚮往民主的青年經常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聽時事報告。是年夏在嚴木三的發動和組織下，以立誠學校一批進步學生為主體，建立了革命的學生組織——渭北青年社立誠分社（即立誠青年社）。

當1926年大革命如火如荼、潮漫全國的時候，立誠學校相繼成立了團小組和黨小組，也相繼湧現了習仲勛、邵武軒、白振江、師繼周等一大批激進青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革命活動。在立誠學校任教的共產黨員嚴木三（時任黨小組長）一面在校內積極發展黨團員，一面帶領學生走村串戶，進行宣傳講演，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鼓動農民起來開展抗糧、抗捐和反霸鬥爭，年輕的景鐸也積極參加到鬥爭的行列中，擔任通訊和糾察，在“打倒列強，剷除軍閥”的口號聲中和習仲勛等一起接受革命的洗禮。6月，在五嶽廟鬥爭惡霸地主張積德的活動中，景鐸同習仲勛、白振江等同學一起參加了鬥爭大會和遊行示威，並衝進張積德的家，砸了張家門上“名重梓里”的金字匾和傢具，此事被他父親得知后，就讓三哥去叫他，當時他不願意回去，後來回到家裡，被痛打了一頓，但他一聲不吭。10月，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結業的共產黨員喬國楨、韓崇正等受中共西安地委的指示來到富平，開展革命活動，發展黨的組織，建立學生自治會。1927年春，立誠黨小組唐玉懷等人支持索村同盟會會員徐自鴻，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偽縣長劉麟閣的麥捐棉款的鬥爭。6月，又發動了交農運動，農民萬人，包圍了富平縣城，偽縣長麟閣不得不答應農民減租減公糧的要求。當時富平的農民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成為陝西農運發展較快、作用較大的縣份之一。景鐸經常和習仲勛、白振江、唐玉懷、宋傑生等同學一起活動，宣講馬列主義，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們經常到農民中去開展革命活動，組織農民協會抗糧、抗捐、打擊土豪劣紳，開會、講演、演劇，一些紀念日、紅五月活動等他都積極參加。他和同學們搞了這樣的活動將近兩年，這為他以後投身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胡景鐸後來在回顧這段少年生活時這樣說：“雖然也有些盲從、衝動，但確實在這一段中接觸了新鮮事物，也仰慕馬列的觀念，以效法英雄的思想方法去效法馬、恩、列、斯之為人。從而也有些革命的印象”。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雨腥風遍神州。當時立誠學校校長郗敬齋要求學生“勿談國事”，走“讀書救國”的道路，不準學生出校集會、辦刊，甚至監視進步學生的活動。但是，學生並未在逆境中停止鬥爭，黨團組織的刊物《嚮導周報》、《中國青年》仍在學生中秘密傳閱，進步青年不斷向黨組織靠攏。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景鐸等積極參加了“驅逐郗敬齋”的鬥爭。1927年秋，李大釗在北京被絞的消息傳至學校，激起了學生們的極大憤慨。共產黨員宋光濤組織全體同學在十三間樓上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抒發對先驅者的悼念之情，李大釗面對絞刑架慷慨赴死的凜然氣節，深深地感動了全體同學，師生們放聲痛哭，受到很大教育。在當時白色恐怖的形勢下，胡景鐸的這些活動引起了父親的不安。父親胡彥麟因長子胡景翼領兵革命中年亡故，其他幾個兒子也都從軍在外，他不願讓這個最小的兒子再捲入革命浪潮。1928年秋，父親因為他“不安分”讀書，就把他和侄兒希鍾送往蘇州，在美國教會創辦的東吳大學附中讀書。

當時，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對景鐸產生很大激勵。1931年，日本侵略者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在日本侵略軍的突然襲擊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東北軍不戰而退，軍政大員四散內逃，全國人民對此無不義憤填膺，掀起了空前規模的反日浪潮。青年學生在鬥爭中起了先鋒作用。各地學生紛紛集會遊行，發表通電，進行抗日宣傳，組織抗日義勇軍，並赴南京請願，甚至“鵠立於雨雪之中過夜，一任風雨饑寒之肆虐者一晝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體一心，至死不去……”。東吳大學和東大附中數百名愛國學生也結隊赴南京示威請願，景鐸和同學們參加了請願活動，高呼抗日口號，憤怒聲討蔣介石喪權辱國屠殺愛國學生的罪行，同時，也親身經歷了國民黨軍警對請願學生的野蠻鎮壓。

1932年初，胡景鐸從蘇州回到家鄉富平。在此之前，中共陝西省委派黃子文、陳冠英在三原、富平地區開展救亡活動，組織了災民自救軍、鐵血團、犧牲團、義勇軍、敢死隊等抗日武裝，還在三原北郊的武字區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景鐸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運動的感召下，決心投筆從戎，抗日救國。景鐸與中共地下黨員黃子祥、黃子文、馬德祿等同志聯絡，並聯繫老同學雷兆龍、許秀歧等在富平北區搞武裝，從他三哥景銓（時任富、銅、耀三縣民團總指揮）那裡搞了一些槍支，組織了一支十幾個人的武裝，不久富平民團總指揮仇佛田逮捕了景鐸及一些青年，收繳了義勇軍的全部槍支，並將景鐸捆綁起來，押解西安，交楊虎城處置。楊虎城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因念及景鐸是胡景翼的小弟，就送他到西安高中上學，但不准他參加革命活動。然而就如胡景銓所說：“他想幹什麼事情就幹什麼事情，誰都改變不了。”這種直爽而又倔強，敢做敢為，認準一條路就義無返顧的剛烈性格，使他具備了不畏強權的氣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4月下旬，在西安這個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的地方，他和同學們一起參加了西安學生在民樂園毆打戴季陶的事件，進行了反對蔣系勢力入陝的罷課活動。

從九一八起，景鐸通過到南京請願、在家鄉組織武裝、參加一系列活動等，越發堅定了抗日救國的決心，更以大哥胡景翼將軍為榜樣，決心投筆從戎，走愛國革命的道路。他經常對朋友說：“好男兒愛國愛民，志在四方；大丈夫不受人憐，要把熱血灑在疆場”。

1933年初，日軍在山海關製造事端，企圖侵佔華北地區，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當時，駐守在古北口的國民黨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征將軍率部頑強抵抗，重挫日軍，威震四方。此前，景鐸便率領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學生投奔關麟征部隊，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

1933年，胡景鐸在國民黨第二十五師特務連當兵，后升任班長、副連長，在部隊受到了鍛煉，並時刻準備在抗日戰場一顯身手。但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命令二十五師撤離抗日防地，並在二十五師清查共產黨組織，這種倒行逆施的作為，使景鐸大失所望，也感到極為憤慨，覺得這兒不是他的久留之處，便離開了該師，回到家鄉，當時，他五哥胡景通在榆林任國民黨八十六師騎兵團團長，他想從他五哥那裡拉出一支隊伍上前線打日本，但胡景通說他年齡太小，不能帶兵，就送他到榆林中學（時稱省立第六中學）學習。次年9月他重返西安，找到中共陝西地下黨負責人，要求到陝北找習仲勛參加革命。地下黨組織不贊成他去陝北，認為他去國民黨部隊里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鼓勵他利用大哥胡景翼舊日的關係，再到國民黨軍隊中去，為革命和抗日掌握武裝。景鐸接受了這個意見，在地下黨組織的批示下前往綏德，參加了高桂滋的國民黨第十七軍八十四師。由於高桂滋是胡景翼的老部下，曾得到胡景翼的扶助和保護，和胡家交誼很深，所以對胡景鐸非常器重。1935年8月，高派他到洛陽軍官學校（第四期）去受訓。同時派去的還有李振華、張亞雄、史華等人，他和李振華編在第二大隊第六隊。他倆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抗日救國、追求進步的共同志向使他們的關係逐漸密切，成為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李振華當時在日記中寫道：“軍校學員三千眾，知遇畏友數更生”。在後來的許多年裡，李振華一直是景鐸的得力助手。

在軍校里，景鐸經常鼓勵好友們練好本領，做番報效祖國的事業。從西北去的學員都喜歡親近景鐸，他們經常在一起怒斥日本侵華的暴行，指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景鐸對一些教官打罵學員的行為很反感。一次，在操場訓練時，一位執行官訓斥他說：“胡景鐸，你不要擺少爺架子”。他義正辭嚴，反唇相譏：“我是當兵的，不是少爺，是老爺出身”！

1936年7月，景鐸從洛陽軍官學校受訓畢業后回到高部任學兵連連長。為了培養一支抗日軍事骨幹，他將經過部隊鍛煉思想進步和有文化的士兵以及從榆林、關中招收的一批中學重重編入剛成立的學兵連，積極進行整訓。

高桂滋在陝北與紅軍作戰中屢受挫折，深感“剿共”沒有前途。1935年12月，經過談判，高桂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停止了對陝甘寧邊區和紅軍的進攻，因而在八十四師部隊中“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呼聲高漲起來。

1936年末，西安事變爆發，楊虎城向高桂滋發報，高複電擁護西安事變的八大主張。西安事變的第二天早晨，高桂滋就向部隊官兵公開講“誰救國我們就跟著誰走”！這對部隊影響很大，尤其是學兵連這一批富有愛國之心的青年官兵更是群情振奮，積極擁護張學良、楊虎城的八大主張，仇蔣反蔣情緒越來越高。胡景鐸趁此時機向學兵們大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揭露蔣介石對日妥協的罪行，宣傳愛國思想。他們在學兵連大門前，寫了“還我河山”四個大字，還在操場豎起“我們要做中興的少康，不做亡國的甘地”等大幅標語牌，表現了抗日救國的強烈願望。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迹爆發后，日軍衝破長城防線，瘋狂地直撲晉、綏、察、冀。此時高桂滋升任十七軍軍長，東渡黃河上了抗日前線。景鐸率學兵連也奉命東進，開到了抗日最前方。他們在山西平型關、忻口等地與八路軍互相配合，並肩作戰。在八路軍堅決抗戰、英勇殺敵的精神鼓舞下，他們自覺地以八路軍為榜樣，堅守陣地，與日寇殊死戰鬥，沉重地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在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線，景鐸目睹了日寇的侵華暴行和國民黨嫡系部隊狼狽潰逃的景況，同時也目睹了八路軍浴血抗戰的感人場景和火燒陽明堡日軍飛機場、平型關大捷等輝煌戰果，增強了他對抗戰勝利的信心和對共產黨八路軍的了解，特別是八路軍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風和軍民魚水情深的關係，對景鐸教育很大。在離石同八路軍搞聯防時，景鐸還請八路軍宣傳隊來部隊教唱革命歌曲，講抗日救國和統一戰線的道理，進一步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覺悟和抗戰信心，增強了戰鬥力。

1938年3月，學兵連改編為十七軍第五○○團第三營，胡景鐸任營長。為了補充兵員，三營赴關中接兵。部隊路過延安時受到延安黨、政、軍各界人士的熱情接待。景鐸應邀參加了在延安舉行的“三·八”節紀念活動，聆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使他深受鼓舞。在延安，景鐸給部隊買了許多革命書籍，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八路軍的政治工作》、《二萬五千里長征》等。中共中央所在地官兵親密融洽的生動情景和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教育，許多人都要求留在延安學習。但因承擔著接兵的任務，只留下張自新和邊紫坤進抗大學習。

他們於3月下旬來到了景鐸的故鄉——富平莊裡鎮。景鐸見到了他的許多同學和朋友。他得知與他熟識的地下黨員師源、劉茂坤等在莊裡鎮組織的抗日義勇軍學兵營 正在進行訓練。這支由富平地下黨領導的隊伍原計劃北上邊區，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參加抗日戰爭，但因當時日軍佔領風陵渡，炮擊潼關，關中形勢十分緊張而暫時原地待命。師源在和景鐸交談中，了解到他抗日救國的決心和嚮往革命，嚮往共產黨的願望后，經請示富平地下黨組織同意，將抗日義勇軍學兵營40多名勇士編入胡景鐸的五○○團第三營，作為部隊發展的骨幹。景鐸明白這支抗日義勇軍學兵營建有黨小組，便告訴部屬說：“這是咱的人。”黨的組織為這支部隊增強了凝聚力和戰鬥力。

1938年6月，胡景鐸在西安南郊完成接兵任務后，就親率部隊東渡黃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線。部隊在晉南安澤縣唐城鎮進行整訓時，胡景鐸就接受了共產黨員劉茂坤關於在部隊學習八路軍開展政治工作的建議，即：營部設立小型俱樂部，組織官兵閱讀革命書籍和進步刊物；提倡官兵平等，反對打罵士兵；實行經濟民主，定期公布賬目；成立宣傳隊，演唱救亡歌曲和進步節目。這些制度貫徹后，部隊面貌煥然一新，三營和八連建立了圖書室，行軍打仗就用騾子把書馱著，喜歡讀革命書籍的人越來越多。部隊成立宣傳隊后，景鐸親自指導操練了《放下你的鞭子》、《游擊隊》等一些救亡戲劇，不令向駐地群眾演出，而且和八路軍搞聯歡，請八路軍星火劇團同台演出，因而提高了部隊的政治思想覺悟，密切了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另外，景鐸還接受了劉茂坤關於成立游擊隊的建議，游擊隊由50多人組成，劉茂坤任隊長，負責偵察敵情、擾敵、破壞敵人的鐵路、公路交通等任務，在配合三營的多次戰鬥中游擊隊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在山西抗日前線，景鐸率領的三營，在與日軍的多次較量中，士氣高昂，英勇頑強。他們常常以少勝多，屢挫強敵，使日本侵略者吃了不少敗仗和苦頭。1939年2月，號稱日軍精銳的海洛明聯隊，兵力數倍於三營，又有炮兵協同，在進攻三營霍石陣地時，都被三營擊退。這年秋季，日軍第九次大舉進攻中條山，妄圖消滅抗日力量。3000多名敵人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三營陣地聞喜縣坡嶺陣地氣勢洶洶地撲來。敵人幾次進攻被擊退後，便野蠻地向三營施放毒氣，隨後沖入三營陣地，雙方展開激烈的肉搏戰，直戰到天黑，敵人傷亡慘重，只好撤退。在坡嶺陣地上，橫七豎八地堆滿了敵人的屍體，三營也付出了較大的代價。八連的一個排幾乎全打光了，排長張文林和劉勛義、王國良、李耀東三個班長壯烈犧牲。每個烈士的身邊都躺著幾具被刺死的日軍屍體。

景鐸率領的三營，之所以始終保持著較強的戰鬥力，也是和景鐸愛兵愛民的作風分不開的。在行軍作戰中，他不僅經常強調幹部要帶頭，而且自己總是身先士卒。一次，部隊行至垣曲西北方向約30里的地方，遇到大雨，他讓部隊就地避雨，不準打擾老百姓。士兵們擠在附近一座小廟裡，他和副營長姚紹文只有一件雨衣，他倆查哨之扣，不地背靠背、頂著雨衣坐了一夜。第二天吃飯，因柴濕，士兵的飯還未做好，他的飯送來了，他就讓給有病的士兵先吃。行軍的時候，他騎的一匹大紅馬，經常讓掉隊的士兵騎著。因為他和士兵關係融洽，所以士兵們也親切地稱他“老六”。

由於三營始終有黨的活動，並且按照黨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訓練部隊，同時又有八路軍的密切配合，因而士氣旺盛，作戰英勇頑強，在中條山抗日的國民黨第十七軍、第三十八軍（皆為西北軍）中聲威大振。人們稱三營是“胡營愣娃”，敵人也多次集中兵力向三營反撲，妄圖吃掉三營，然而這支“愣娃”部隊不但未被吃掉，反而愈加強大，在中條山、靈石、垣曲一帶堅持抗戰長達四年，使侵略者不能越雷池一步。

1914年 誕生

10月6日 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莊裡鎮一個富裕的農家，乳名昌娃，字更生。父親胡彥麟，母親侯娟。有五兄一姐二妹：景翼、景瑗、景銓、景宏、明媛（女）、景通、景鐸、俊卿（女）、俊芳（女）。長兄胡景翼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將領、傑出的民主主義革命家。

1921年 7歲

春 入莊裡鎮立誠學校讀書。立誠學校為時任陝西靖國軍總指揮胡景翼於1920年創建。

1923年 9歲

隨父在大哥胡景翼任軍長的國民二軍生活，胡部秘書王禹門（前清舉人）教習國文。

1924年 10歲

第二次直奉大戰開始。隨父回到家鄉繼續在立誠學校讀書。

1925年 11歲

在立誠學校上四年級。4月10日 長史胡景翼於河南開封逝世。

1926年 12歲

5月中國共產黨在富平最早的組織—立誠黨小組成立。

6月 與白振江、習仲勛等同學參加了黨組織發動和領導的莊裡鎮鬥爭惡霸地主張積德的大會和遊行。這一時期經常參加紀念活動，下鄉發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開展抗糧、抗捐鬥爭。

1927年 13歲

4月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秋 入西安第一職業中學農乙班讀書。

1928年 14歲

秋 與侄兒胡希仲（胡景翼長子）去江蘇蘇州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初中班讀書。

1931年 17歲

九一八事迹爆發后，與胡希仲隨東吳大學和附屬中學數百名學生到南京示威、請願，要求國民政府抗日。此後不久回到家鄉。

冬至次年初 與中共三原縣地下黨員黃子文、黃子祥、馬德祿等取得聯繫，在富平西北組織了一支10多人的抗日義勇軍，未幾即被富平民團收了槍，將其逮捕押解西安交楊虎城處置。

1932年 18歲

2月 被楊虎城送到西安東廳門省立高中預備班學習。學習期間參加了西安學生的罷課鬥爭和抗日救亡運動。

秋 離開學校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到北京，投奔到在古北口抗戰的關麟征任師長的二十五師，在特務連當兵，3個月後升任班長，繼之任教育副官。

1933年 19歲

4月 因不滿國民黨在部隊清查共產黨組織，離開關師回到陝西。

秋 以打算搞一些武裝參加抗日鬥爭的想法，到駐榆林的五兄胡景通部隊，遭到拒絕，被胡景通送到榆林中學（省立第六中學）學習，與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柳青（本名劉蘊華）為同班同學。

1934年 20歲

9月 離開榆林回到家鄉。

年底 前往蘇州看望胡希仲（此間胡希仲曾被國民黨捕押過）。

1935年 21歲

4月 返回西安找到中共陝西省委負責人，要求到習仲勛處參加革命。

7月 根據安排去見高桂滋，進入駐綏德任第十七軍八十四師師長的高桂滋部當兵。

8月 受高桂滋選派與李振華、張亞雄、史華等到洛陽軍官學校訓練班第四期第二大隊第六隊受訓。

9月 父親胡彥麟逝世。

1936年 22歲

7月 洛陽受訓畢業回到陝西，在西安遇見共產黨員劉秉麟，劉鼓勵其在高部進行活動，搞一些軍隊。后高桂滋令其在西安招收一批學生兵帶回八十四師。

10月 在陝北綏德西山寺任八十四師學兵連連長。

12月 西安事變爆發后，積極擁護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大主張，向學兵連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在營區書寫“還我河山”、“我們要做中興的少康，不做亡國的甘地”等大幅標語。

1937年 23歲

7月 日本侵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率學兵連隨部隊開赴察哈爾抗日前線，在獨石口抗擊日軍，首戰告捷。

8月至9月 配合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役。

10月 參加忻口戰役。

10月 參加在山西離石縣休整，同八路軍搞聯防，在所在部隊學習八路軍思想作風，教唱革命歌曲。

年底 學兵連擴充為野戰補充營，任營長。

1938年 24歲

3月 任敗編后的五百團第三營營長。受高桂滋派遣赴關中招收新兵，經過延安時，受到陝甘寧邊區黨政軍各界人士的熱情接待。應邀參加了延安紀念三八婦女節活動，聆聽了毛澤東主席的講話。在延安為部隊購買了一批革命書籍。從所帶部隊中選留張自新、邊紫坤進入延安抗大學習。

3月下旬 接兵途經富平縣莊裡鎮，獲知中共富平縣地下黨員師源、劉茂坤在當地組織了一支抗日義勇軍學兵營，經協商並徵得中共富平縣工委書記邵武軒同意，將這支武裝編入第三營，劉茂坤亦進入該營工作。又在西安南郊補充了一批新兵后隨第三營開赴山西抗日前線。

6月 三營在山西晉南安澤縣唐城鎮進行整訓時，接受共產黨員劉茂坤的建議，在部隊實行了八路軍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措施，如建立俱樂部、提倡官兵平等、實行經濟民主、成立宣傳隊等，並組建了以劉茂坤為隊長的游擊隊，機動靈活地進行了一些偵察和襲擾日軍的活動。

10月至次年3月 率三營在山西靈石、霍州、石膏山一帶抗戰。在一次抗擊日軍號稱精銳的海洛明聯隊戰鬥中，三營浴血奮戰，擊退日軍多次瘋狂進攻。

1939年 25歲

6月 三營隨高部開到晉南，在垣曲、中條山一帶堅持抗戰。

6月22日 在唐王山馬家崾險進行反擊戰。

8月 強攻劉古庄

秋 激戰坡坡嶺。三營大都是關中子弟，以英勇善戰聞名遐邇，人稱“胡營愣娃”。

1940年 26歲

4月 進行敵後游擊戰，破壞鐵路，襲擊敵堡。

5月至10月 開展五月攻勢，全線出擊，進行反掃蕩，兵出東鎮，激戰侯村原。

8月 高桂滋將胡希仲率領的抗戰部隊2000餘人編入第三營；帶職（中校副團長）去成都中央軍校高教班第三期受訓；李振華代理三營營長；后第三營改編為輜重營。

1941年 27歲

繼續在成都中央軍校受訓。

1942年 28歲

3月 調任十七軍軍務處上校處長。

8月 部隊退出中條山後在河南澠池縣休整，三營改編為十七軍軍屬華潼師管區補充團，任團長，遂後到陝西渭南板橋華潼師管區接兵。

1943年 29歲

8月 與張穎玲女士結婚。

9月9日 赴西安向省長熊斌控告華潼師管區司令挾嫌報復、撤銷李振華副團長職務並將其逮捕的無理進徑，使華潼師管區司令被撤職，李振華恢復原職。

10月 接胡宗南調令到陝西王曲將校班受訓，任組長、副中隊長。

冬 調任十七軍八十四師二五二團團長。后在甘肅省固原縣黑城鎮駐防，曾到固原面見軍長高桂滋，勸其與共產黨合作，尋求一條光明之路，並寫長信與高桂滋，均未被採納，遂決意與高分道揚鑣。

1944年 30歲

3月 離開高部回到富平，與胡希仲商議下一步行動計劃：一方面整頓立誠學校，培養一批人才，一方面在莊裡、西安等地活動，召集舊部，重建一支部隊，北上榆林，等待時機。整頓立誠學校時，聘請朱茂青等優秀教師到立誠學校任教。期間認真閱讀了《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等書籍。

秋 任陝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官。

11月 奉陝北保安指揮部命令，在富平、蒲城一帶招收新兵。

1945年 31歲

3月15日 偕夫人張穎玲女士，率領新招收的500多名蒲富子弟和召集的舊部官兵共約千人，從莊裡鎮出發，經甘肅、寧夏等地，長途跋涉40餘天，於5月初到達橫山縣波羅保正式就任陝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官。

8月15日 日寇無條件投降。

10月 通過中共綏德地委給習仲勛轉交密信，請求派人來聯繫支持起義。

1946年 32歲

年初 在波羅堡與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來的師源秘密會面，表示不吃國民黨的飯了，要跟共產黨走，堅決起義，把部隊拉到解放區。

4月 第二次與師源會面，師源傳達了習仲勛的指示。

4月 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接收胡景鐸為中共正式黨員，並報請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批准，黨齡從1946年7月1日計算。同時，西北局還決定並指示綏德軍分區抽調40餘名軍事幹部，經過短期培訓后，秘密派進胡部，協助搞好起義的準備工作。

6月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窯洞聽取西北局書記習仲勛關於陝甘寧邊區備戰情況，特別是北線戰役情況的彙報后指示：“要集中兵力組織北線戰役，發動橫山起義”。

6月 加緊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對營以上軍官的政治態度作全面的分析；舉辦訓練班；掌握部隊和榆林方面的動態；廣泛搜集情報等。

9月上旬 在波羅堡會見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來的范明，范明遞交了習仲勛在白綾子上寫的親筆信，轉達了黨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和西北局的決定。第二天與范明仔細商定了舉行起義的有關實施辦法。

9月中旬 在所部舉辦的干訓班作“精神講話”，為起義作思想準備，引起榆林特務機關的注意。

9月下旬 陝北保安指揮部電召去榆林總部，被借故羈留於榆林。

10月2日 設法離開榆林，於次日凌晨回到波羅堡。

10月5日 習仲勛召集王世泰、張仲良、徐立清等開會，研究北線戰役的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決定成立聯防軍北線戰役的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決定成立聯防軍北線指揮部，王世泰為總指揮，張賢約為副指揮，張仲良為政委，徐立清為政治部主任。決定10月13日發動橫山起義。

10月12日 晚，扣押反動軍官；召開軍官會議，發布起義命令。

10月13日 上午7時許，集合波羅堡全體官兵，宣布起義。發表《反對蔣胡賣國內戰消滅異已為和平建國而奮鬥》的通電。駐石灣、高鎮的部隊亦於13日先後起義。

10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發來賀電，並任命胡景鐸為新組建的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師長。

10月16日 國民黨二十二軍獨立騎兵團團長王永清率所部2000餘人起義。

10月21日 派部隊攻打響水，迫使臨近的五龍山、韓家岔、橫山城等地駐軍相繼起義，北線戰役結束。至此國民黨新編十一旅和第二十二軍部分官兵共5000餘人脫離內戰戰場走上革命道路。

11月4日 榆橫各界3000餘人在武鎮廣場舉行慶祝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成立典禮，宣誓就任師長職並發表騎六師成立通電。

11月27日 任新成立的榆橫行政區（轄橫山、鎮川兩縣）政務委員會主任。

11月29日 在武鎮前川廣場舉行的南下延安動員大會上，宣布毛澤東主席的命令。30日，騎兵團二團首先出發南下。12月4日，第二梯隊從武鎮出發南下，6日到達綏德出席綏德各界歡迎大會並致答謝詞。

同日 電賀朱總司令60壽辰。

12月17日 率部到達延安，受到延安黨政軍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

12月18日 在延安各界舉行的歡迎晚會上作騎六師起義經過及目的的報告。

12月21日 晚7時半，在新華廣播電台向全國發表演講，痛斥蔣介石內戰獨裁、殘害人民的種種罪行。號召三秦子弟和全國一切正義力量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胡宗南，為實現和平、民主、獨立而鬥爭。

12月24日 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騎六師起義的意義。

1947年 33歲

1月1日 騎六師在延安舉行“打回關中去，解放大西北”誓師大會。

1月初 應毛澤東主席邀請與夫人張穎玲帶兒子胡希捷到毛澤東家做客。

1月10日 參加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徐老（特立）70壽辰慶祝會，並致賀詞。

1月29日 與騎六師一批新黨員參加西北局為其舉行的入黨宣誓儀式，並領讀誓詞。

春節前夕 西北局給騎六師將士頒發橫山起義紀念章。

2月3日黃龍游擊隊5個隊編入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

2月8日 率騎六師赴甘泉縣清泉溝進行整訓。

2月23日 向全師作教育動員報告。

3月5日 向全師指戰員作參戰動員報告。

3月7日 率騎六師從清泉溝出發，18日移駐店子原進行整軍備戰。

3月22日 在軍人大會上作抵達隴東的任務與方針的報告。

5月21日 奉命率騎六師赴張洪原店頭一帶配合友軍攻打旬邑，22日解放旬邑。

6月3日 率部參加太堡村殲滅戰。

6月7日 任南線指揮部副司令員，王世泰任司令員，張德生任政委，負責統一領導關中地區野戰部隊的軍事行動。

6月24日 南線指揮部決定，走出邊區向新區發展，並率二梯隊到張洪原向彬縣世家店方向發展。

7月 接習仲勛電報，即起程赴前總。在延家川參加總結荔北戰役義合會議。

11月 參加攻打榆林戰役。

1948年 34歲

6月至年底 在延安陝甘寧邊區聯防司令部高幹組學習。

經過學習和研究，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寫出了近萬言的《關於對戰術及戰役指揮的意見書》，彭德懷看后讚賞說：“看來胡景鐸不只是個搞武的人”。

1949年 35歲

3月30日 受組織派遣到榆林做統戰工作，策動駐榆林的國民黨第二十二軍官兵投奔邊區和起義。

5月5日 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陝北軍區第二副司令員。遵照西北局指示，攜帶習仲勛給第二十二軍軍長左世允的信，到榆林與左商談部隊起義問題。給二十二軍官兵講話，宣傳講解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消除了誤會與疑慮，推動了起義工作的進展。

6月1日 榆林和平解放。

1950年 36歲

3月 在甘肅臨洮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四軍副軍長、軍黨委委員。

8月 在西安列席西北軍政委員會擴大會議。

1951年 37歲

年初 在長安王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步兵學校任訓練部副部長。

8月 母親侯娟逝世。

1952年 38歲

9月 步校遷至天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天水步兵學校訓練部副部長、幹部訓練隊隊長。

1953年 39歲

4月 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天水步兵學校首屆黨代會。

夏 帶天水步校學習參觀團赴漢口高級步兵學校考察。

10月至次年2月 隨西北軍慰問團赴朝鮮慰問。

1955年 41歲

年初 周恩來總理與胡景鐸談話，徵求其對轉業地方工作的意見，表示服從組織決定。隨即轉到陝西省交通廳工作，任副廳長、黨組成員，主管全省交通運輸工作。

1955年 積極倡議和籌辦陝西省交通學校及有關科研機構，成為陝西公路交通職工教育和科研事業的創始人之一。

1956年 42歲

3月 經過試點，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產調度指揮系統，並在全省運輸業加以推廣。

7月 進入中央高級黨校帶職學習。

1958年 44歲

2月 從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結束回到陝西省交通廳工作。

1961年 47歲

參與領導省交通系統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和“工業七十條”等工作條例，取得初步成效。

1962年 48歲

主持在省交通學校舉辦的全省交通運輸企業領導幹部、工人培訓班，擔任班主任並親自講課。培訓班有效地提高了企業管理水平和職工素質。

1963年 49歲

在洋縣參加了為期三個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5年 51歲

9月 主持在鳳縣召開的全省交通工作現場會。會議總結了“依靠社隊，發動群眾，自力更生，民辦公助”修建地方公路的經驗。

1966年 52歲

10月2日 首次被造反派揪斗，后被關“牛棚“，遭受種種迫害，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停止黨內外一切職務，交群眾批鬥。

1969年 55歲

7月 到涇陽縣陝西省革命委員會“五·七”幹校學習、勞動。

1972年 58歲

8月 中央有關領導指示陝西省委，讓胡景鐸出來工作。

10月 經陝西省委批准，主持在商洛召開全省交通運輸系統企業管理現場經驗交流會。

秋 任陝西省交通廳顧問。

1973年 59歲

年初 主持籌建1.3萬平方米的西安汽車站。

1974年 60歲

10月19日 陝西省委審干領導小組對胡景鐸作出沒有問題的結論。

11月14日 給女泰然自若胡嶺梅寫信，圍繞感人肺腑入黨問題寫到他的家庭、個人經歷等，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磊落坦蕩的襟懷。

1977年 63歲

4月22日至7月4日 在陝西省委黨校學習。

7月6日 上午，病逝於辦公室。

7月19日 在西安新城劇場舉行胡景鐸追悼會。王震、彭紹輝、徐立清、張達志、閻揆耀、王世泰、楊拯民等30多位黨政軍領導人送了花圈。副省長惠世恭致悼詞。胡景鐸骨灰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陵園內。